立春电影的观后感

立春电影的观后感

立春是一部由顾长卫执导，蒋雯丽，张瑶，李光洁，焦刚主演的剧情片。下面就随一起去阅读立春电影的观后感，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立春电影的观后感一

看完顾长卫的新片《立春》感到有话要说。当然因为看的是删节版而对影片的一些细节还有所疑惑，不得已从后人的补证中去把有些明显断层的情节联系起来，还得知《立春》剧组由刚开始的“不准宣传”到被允许“低调宣传”，从中看出广电总局其实是颇具喜感的。由此想起《孔雀》上映时被广电总局误以为主旋律影片而大加宣传。

这部电影的编剧是李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著名电影编剧。导演顾长卫也因为之前《孔雀》的大获成功而再次引人注目。

一、主题分析

影片讲述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一个小城里一个热爱歌剧的师范学校声乐教师王彩玲的故事。以王彩玲为中心，围绕她发生的一些事以及和她发生联系的一些人，比如炼钢厂周瑜、黄四宝，王彩玲的邻居小张老师，师范学校的舞蹈老师胡金泉，酒吧的伙计，假装癌症的参赛者高贝贝等。从中至少可以理出这几个主题：小人物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生存的挣扎，对待艺术的奉献精神，对待爱情的态度，对艺

术本身的描写，男女情爱的纠葛，人生的选择等。其实这里面的几个主题是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并不能截然地分裂地看的。其中，小人物的命运可以说是主轴，而对待艺术和爱情的态度则可以看作是对主人公王彩玲主要刻画的中心点。从人物设置看，这几个人物的塑造对王彩玲这个形象的描写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围绕周瑜、黄四宝和王彩玲的故事重点从对待爱情和艺术的态度来塑造王彩玲的形象。周瑜要向王彩玲学习唱歌，王彩玲很不以为意。周瑜于是叫上爱画画的黄四宝帮忙劝说，结果王彩玲反倒因为黄四宝的漫不经心和他身上所透露出的艺术气质而改观，这个片段中周瑜滑稽的朗诵普希金的诗歌和黄四宝散漫的态度的对比中看出镜头背后的立场。从赠书《渴望生活》到王彩玲到黄四宝的人体模特，王彩玲很快的把对艺术的膜拜和对爱情的崇拜合二为一，很快由知己的感觉上升到爱情的奉献，这个设置可以看出王彩玲尽管从始至终都在追求艺术，但这个主题其实在多种旁逸的力量的拉扯之下。首先是爱情，她愿意为了黄四宝放弃去北京的机会，在火车上的一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男人和女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男人把艺术和爱情截然分开，甚至说“我是一个俗人”，从“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看出男人话语里面的潜台词。而女人把爱情和艺术等同起来，爱情和艺术一起占据着她心中的“菲勒斯”的空位，她需要的只是借助这二者的重合而获得心理人生的“高潮”。而相

比之下，甚至爱情更比艺术重要，因为爱情代表了男性，懂艺术的男性无疑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其次，混杂在“艺术追求”的话语表述之中的是与艺术相联系的“巴黎歌剧院”，“中国歌剧团”等符号，王彩玲把对艺术的热爱直接置换成对待远方那不切实际的想象甚至是幻想，她在酒吧里面对服务生的那一段自我陶醉的想象，我们可以把她理解的艺术想象成“掌声和鲜花”，而换算成王彩玲自己的逻辑，那就是不甘平庸，不甘流于世俗的人生。艺术更多的混杂了强烈的功利色彩，来源于对艺术本身的仰视使得她渴望去占据和艺术同样的地位而获得世俗的仰视。这样看来艺术追求这样一个“显主题”就不再是单纯的主题，而是混杂着颠覆、野心的“政治”意图。而爱情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暧昧的界限更是被涂抹得看不清楚了。

二、对男性的选择和人生的选择

与影片中三个男人的关系也是片中颇可玩味的一点。黄四宝是王彩玲的知己兼爱人，王彩玲把身体献给了他，而酒醒过后的黄四宝则跑到学校来大吵大闹，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讲述，王彩玲对黄四宝的爱在黄四宝眼中成了“不洁”之物，黄四宝口中的“我恨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很脏”无疑使得这种性别话语的错位感凸现出来。我们不妨说，艺术使得女人获得了想象，而艺术则割了黄四宝这个男性，于是性别就被颠倒了，黄四宝只有出走，成为漂浮的空洞之物。周瑜和

黄四宝表面上称兄道弟，实际上各揣异梦。周瑜这个人物的设置首先是作为一个“伪”艺术爱好者去反衬黄四宝和王彩玲的艺术的知己，正是这样一种“伪”艺术爱好者的形象代表着王彩玲可能的另一种人生选择。那就是周瑜口中的“我们年纪也不小了，条件又都不怎么样，就一起老老实实过日子吧”。周瑜这句台词蕴含着两重含义，一是建议王彩玲选择一种世俗人生，因为在王彩玲的逻辑里，脱俗和艺术是可以置换的概念，艺术是拯救的神圣之光，也是被偷换的能指。王彩玲的“艺术”里本身就隐含着世俗的成分，王彩玲其实有可能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选择这样一种将就的人生。但周瑜太不会说话了，王彩玲虽然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但这句话从周瑜嘴里说出来是让她接受不了的，因为她还是必须保持和周瑜所代表的世俗选择的等级关系，而不能像周瑜所形容的那样“老老实实过日子”。

胡金泉所代表的主题则对王彩玲这个线索发展下去的主题有所扩展。他代表的与其说是艺术与世俗的对立，不如说是异类试图化归到人群的艰难到最后的主动边缘化。胡金泉的悲剧就是艺术和异类的错位的悲剧，也是自我认知的悲剧。王彩玲所代表的艺术与世俗的对立，王彩玲还有几分精神贵族的自豪感，胡金泉虽然芭蕾跳得很好，然而却强烈的无法接受自我的身份，艺术只是他借以逃生和规避世俗的某种不充分的借口。他只有在极具象征性的行为中自我放逐，

自我边缘化而获得某种平静。王彩玲不可能帮助他，因为王彩玲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她说“我跟你不同，我只是不甘心平凡，我哪天坚持不住了随便找个人就嫁了。而你不同，你只能认命。”在这种“坚持”中，王彩玲清楚地知道，这场战役她一是未必会输，因为有对艺术的理想，二是她还可以有妥协和折中的办法；而胡金泉不同，他是注定的输家，只能心甘情愿的领受。胡金泉的身上实际上被赋予了双重错位的意味。一是性别认同，二是身份认同，甚至由此带来的对艺术也没有认同感。所以他只能是主动选择边缘化去获得安宁。

三、王彩玲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丑

对于王彩玲“丑”的涂抹可以有多重意蕴。首先我们可以理解“丑”就像是德里达笔

下的“删除号”，“丑”是使王彩玲通向此在的必由途径。正是在这种解构的笔法之下，王彩玲才能被置于死地而后生，她的追求艺术的行为才会更具有被救赎的意味，她渴望被救赎的理由似乎才更充分。“丑”本身具有的解构的性质会使被王彩玲这一形象的审美天然地具有双向性，即既会去思考王彩玲对艺术的殉道般的精神，也会在这种美好的声音和不美好的画面的“拼贴”之感中去质问这一画面的生成机制。按照周瑜和黄四宝开头在王彩玲出场时的一段对白所说，声音那么美，长得却难看，“很牛逼的样子”，影片中不

断强化的这一点使得对王彩玲的审美不可能是单向度的。

其次我要考察王彩玲“丑”的技术构成。从王彩玲在影片中“丑”的构成因素来看，她的“丑”主要是“脸上的疙瘩和黑斑”，“爆牙”和蒋雯丽在表演中所赋予人物略带可笑的高傲的姿态。有意思的是“丑”在影片中不仅被作为影片主题表达的一个维度，也被用在情节构成上成为王彩玲成为“剩女”的一种解释。俗话说“有剩男无剩女”，说的就是女的再丑都会有人娶，而影片中王彩玲说的“我快被淹死”，“我的名声不太好”则似乎没有足够的材料支持，或者说没有获得足够的表现。与胡金泉所处的舆论压力不同，王彩玲并不存在和世俗的激烈的关系，她最大的可供别人嘲笑的不过就是黄四宝，以及拒绝了周瑜的追求，甘愿做一个年老色衰的独居女子。王彩玲没有致命的把柄可供世俗诟病，因此也就不足以形成像胡金泉那一段故事那样一种激烈的叙述。因此我认为“丑”使王彩玲成为“剩女”与其说是逻辑上的必然不如说是叙述上的“策略”，在影片后期对王彩玲“丑”的描写是对无力表现王彩玲和世俗紧张关系的空缺的补填。回到王彩玲“丑”的构成因素上则可以看到，“脸上的疙瘩和黑斑”是具有明显标签化的“丑化”策略，这与“爆牙”和动作表演上的处理相比是明显具有“浮面化”的特征，即这种“丑”是可以祛除的，影片中也多次表现王彩玲采纳了别人的很多土法去祛除她脸上的“丑”。对这种“丑”的两

分，以及对标签化的“丑”的祛除，象征着王彩玲对自身的逐渐认识的过程，更有宿命般不可摆脱的深层象征意味。王彩玲对自身“丑”的发现是她在艺术与世俗的斗法中不断“溃败”的过程。

四、解构之途

解构那些温情脉脉的叙事常规，在影片后段产生了漫画化的效果。王彩玲半夜胃疼，

到邻居小张老师家借胃药，小张老师美好善良的形象，我一度以为小张老师是被作为影片中唯一的亮色来塑造的。可是，当小张老师的行为逻辑被王彩玲洞穿，影片剩下的就只有灰暗的喟叹了。当衣冠楚楚的黄四宝回来之后，他完全颠覆了之前热血的文艺青年的形象，转而变成了一个投机的市井地痞的形象。这回解构的是王彩玲的爱情，当王彩玲吃着烤翅走过马路看到似曾相识的男人时，开着四面玻璃窗都被砸碎的汽车的黄四宝只有逃之夭夭。

高贝贝这个影片中的女骗子一出现就让王彩玲有所怀疑。但是她口中的病症还是让王彩玲动了恻隐之心，甚至把几乎所有的钱给了他们“母女”作打通各种关系之用。结果是高贝贝如愿获奖，王彩玲则有如未竟的心愿在别人身上代为实现的满足感。然后这一切很快被打破，高贝贝不忍再欺骗她，供出事情的原委，原来“母女”，“癌症”都是骗人的，她也不是来向王彩玲学唱歌的，她需要的只是王彩玲所谓的

在北京的关系。可是，王彩玲也是“骗子”，她在北京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一切都只是她对别人的谎言，也是给自己编织的梦。这样一种“欺骗”的循环道出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性的死结。高贝贝的泪水被解构了，王彩玲的梦想也被解构了。

立春电影的观后感二

今天在选修课上看了老师推荐的一部电影，它就是由顾长卫导演的一部剧情片《立春》。选修老师是学声乐的，很喜欢歌剧，这部剧里面意大利歌剧也是贯穿始终的，按理说，这种阳春白雪以往是不适合我这种下里巴人欣赏的，可是现实总是让人始料未及的，你听我慢慢往下说。最后一节选修课上，老师并没有过多言说别的什么，只见他手执话筒说出了两个字：情怀。情怀，他说了很多关于情怀的东西，大概也和大学专业有关，总之说完之后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开始放映电影，直到下课看完。对于我自己看电影的过程，我觉得是充满敬畏而同情式的，或者说是：神圣的。我偶尔外化之后注意到自己这部电影的状态：全程皱眉，坐得笔直，时而颤栗，还胃疼。我自己解释一下我观影时个性的生理现象，和我相识的都知道，我看书会一直皱眉，这是一种极度进入状态和紧跟情节的一种表现，但看电影全程一直皱眉，这是第一次。笔直同样，至于胃疼，是因为我没有吃饭——我现在还胃疼，不过已经顾不上吃饭了，我迫不及待的写下这部影片，让自己的文字跳跃，亦与你共享。

影片结束，教室开灯，我独自走完了从公交楼到宿舍的一段并不漫长也不弯曲的路，趿着凉鞋穿着短裤，我感觉到我在走路，但思想已经飞起来了，都是因为这部影片，这部影片——《立春》，《立春》讲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小县城里音乐教师王彩玲等艺术青年在梦想与现实矛盾中痛苦挣扎的过程。影片一开始镜头就长长的停留在骑着自行车的很多人拥挤的画面上，这个让我忽然想起王小帅导演的一部剧《十七岁的单车》，开头亦是这样：拥挤的自行车潮——八十年代中国特有的景象，我知道，大概是关于平凡人的事情。王彩玲，一个有着臃肿的身材，向外突出的并不整齐的牙齿，还有脸上的褐斑、痘痘。就是这么一个“丑女人”，却有着唱歌剧的梦想并且也很有这方面的天赋，唱的真是好。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开始她说，她长的不好看，就是喜欢唱歌，如果不唱歌，她就是一个废物。她还要，唱到巴黎歌剧院去。她想去北京，想去中央音乐学院，却无奈而返，我还记得最感动我的一个画面就是，当她唱完还是被拒绝之后，悲伤地唱起了歌剧，那绝对不仅仅是用声音在唱，那甚至是在用灵魂、用生命在唱。最后镜头停在了一个画面：她跪倒在拒绝人无情而走的楼梯口，眼含泪水，唱着：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上帝。(意大利语)从这一刻，我才真正的走进这部电影。下面说这部电影给我最深的两个画面，一个是有同性倾向的男舞蹈老师因为一直受世俗的歧视，在要求王彩

玲同他假结婚而遭到拒绝之后，终于不堪世俗的压力，把一个女学生拉到男厕所之后进入了监狱。进监狱之前，只见他从厕所里慢慢走出，优雅的整理了头发，打开音乐，投入的、忘我地跳了一段芭蕾舞。那真是淋漓尽致的表达、宣泄！一个同情恋者在被世俗排斥之后，没有勇气抵抗，从而选择与世俗决裂，在走向监狱之前，他竟然忘情地跳了一段芭蕾舞！那不再单纯的是一个舞蹈，而是生命的律动，绝望的哀嚎！对世俗偏见的绝佳讽刺!把他和王彩玲放到一起，我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热爱，都是用生命在爱！第一个画面，也是让我流泪的画面——当王彩玲去监狱里看他的时候，他说：瞧，这监狱的布鞋和芭蕾舞鞋一样，还能立脚呢。于是便又微笑着开始转圈，属于舞者的姿势。王彩玲哭着，他笑着。王彩玲走了，他哭了。在这特意提一下，胡金泉每次都哭都是女性似的抽泣，绝望的表情，那是同性恋者长期被歧视，被不尊重的结果。就像他初见王彩玲说的:我是这个县城里的一个迷案，我这样，活着竟也不死去。说明他心里极度自卑自轻，甚至自贱，这都是世俗造成的。我看见，监狱里面一个剃着光头的犯人，在微笑着跳芭蕾舞，那是多么的伟大！又同样地讽刺！一个社会竟然容忍不了一个同性恋者，以至于让这种灵魂发光的人，选择同世俗决裂，选修老师这时候说：他进了监狱，牺牲了身体上的自由，却换回了心理上的解脱。或许是的，但我还是不免心中悲伤。关于男同性恋芭

蕾舞者胡金泉还有一画面，就是被王彩玲拒绝假结婚后，他在屋里淡淡的说了一句:下雪了。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推着自行车，迎着大雪抽泣。在我看来，这是双关和象征并用。胡金泉在鹅毛大雪里慢慢哭着走着，者与其说是遭到王彩玲的拒绝伤心，更不如说因为他本不为世俗所容纳，终于碰到理解并尊重他的王彩玲，以为是尘世间的救命稻草，可以从此保护自己不再被一味的中伤唾骂，结果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被狠狠地拽断了，胡金泉崩溃了。他站在屋里和王彩玲轻轻地说:外面下大雪了。更像是在说，他的人生要下大雪了。他在大雪里哭泣，更是说他妥协了!他投降了!他没有勇气坚持下去了!这是一个生命之花，在凋谢了，我心其哀。第二个画面，是一个唱歌很好的小女孩癌症晚期，最多活两年，她说：能上舞台上一次，人生就圆满了。一个是身穿狱服的芭蕾舞舞者，一个是因为癌症化疗光头的唱歌女孩，用世俗的眼光看，他们太可怜了！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唱歌或者跳舞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一个平凡人，而是一个舞者精灵！一个歌唱少女！这比起世俗上许多有钱有权、有财有势的人临死前还闪动着畏惧、不安、狡黠、贪婪和永不知足的目光，不是更令人尊敬和向往吗？我深深地被感动了。理性分析，大概有生不逢时类似的原因。其实世界上很多艺术家、文学家、以及其他天才，都是不为当下所容的。大家熟知的有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当时的理论都不被认可，直到后来才

发现它的价值。就我而言，我很喜欢一位中国作家，他叫王小波，还有一位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王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我想是有原因的。他们都是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名声大震。或许现在，还处于“尚未被世俗、当权者、话语主流圈完全认可的阶段”，但是我理由相信将来有一天一定会的。理由我不知道是什么，却知道物质世界总存在这样一个理由，就像王彩玲和芭蕾舞者一样，一个选择必然对应一个理由，尤其这选择是向所有人宣战的，而且我相信，越深的选择、越与世俗格格不入的选择，理由必然会越充足，即便来的晚一些，即便会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我想，也是值得的。

其实看一部影片，很有共鸣，往往是因为在影片里面某个瞬间找到了自己。我找到的我，或许还不立体，我只是知道我和这种人是一边的，我也是有着文学梦的一个势单力薄的小女孩。然而，在这部剧里，我找到的更是我的舅舅。我妈妈的弟弟，我的二舅。他和影片里农村里爱画画的黄四宝一样，他从小爱画画。我的舅舅，从我小时候的记忆里，舅舅每次到我家里，都会翻开我的书包，如饥似渴的看一本书——美术书，然后一般我学完的都会给他，我和姐姐的美术书都给了舅舅，他就画里面的人、物，形似神似。我当时不懂得，当时舅舅也就该我这么大吧！二十多岁，甚至不到，他是有画画的天赋的，从未学过，他小学毕业，自己喜欢画

画、雕刻之类的。我还记得，姥姥家当时摆满整个屋子的木雕、石雕、多年后我知道，那些就是米开朗基罗或者圣母玛利亚。还有家里已经放不小的人体画、物体的画，裸体画，很多。后来听亲戚们对我说，当时他十七岁，北京的专家要让他去进京进修，可是当时因为家里贫困，所以丧失了机会，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啊！至今，每当舅舅说起那时候被老师肯定从而饱含希望的眼神和因为苦难而不得不和命运女神擦肩的绝望的目光，我就心痛，那是我的舅舅！当时是考试的，应该类似中央美院的水平，同考场是人都问舅舅学了多长时间，跟哪个名师学的，当时舅舅就憨憨厚厚的说实话，自己从小爱好，刚打工回来听说有老师让他考试，他才又拿起笔一个月。结果比科班出身、学了好几年的人都考得好，结果还是错过了。遗憾！舅舅在姥爷去世的那一年，因为觉得这一生没有什么希望了，被世俗压得实在妥协了，生计还在发愁，还画他们干什么！于是半赌气半理性地把所有的画都送人的了，大概有上万作了，这是今年寒假他和我说的，我当时真的心如刀绞。那和一个作家烧毁自己的作品没有两样，那是自己的孩子啊！那是在亲手毁灭自己的心血，我想不到当初舅舅是怎么熬过去的。舅舅，我的舅舅，当时我说，二舅，继续画吧，拿起来，不要放下。我知道，你爱它如命啊！舅舅只是现在窗前，若有所思。这是我的舅舅，现在舅舅独身一人，在做一般的工作维持生活，那双本来属

于画笔的手也早已粗糙不已，我只愿意他不要颤抖，不要伤害我手执画笔的舅舅的手啊！舅舅和妈妈，都跟随了姥姥无比天真，无比善良，妈妈也爱画画，更爱文字，多愁善良，他们在世俗里可以说是“废物”，不懂得保护自己，二舅就常被人欺负，妈妈也是，很天真，但愚蠢，只有放在他们热爱的地方，他们就是明星！他们和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这些从来无关，他们满怀赤子之心！还有表哥，一个花花公子哥，不孝顺也不懂事，但却热爱花鸟艺术，想想我们家，这些“穷酸而又情趣”的人是不少的，那就是艺术，那就是追求。我突然想起张爱玲生活上也是“不能自理的人”，就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往往这类人，是世俗眼里的蠢货，却是纯洁善良的天才！是生活上的矮子，却是思想上的巨人！我爱他们，并愿意成为他们。尽管我知道，这并不能“成为”，这只能是“天然”。

从《立春》说到舅舅，其实都是一样的。

于我而言，那就是生命的意义。

生命在于什么？

世俗眼里的美满？

还是尊崇本真。

牺牲自由的安定？

还是暴风雨里炙热的舞蹈。

是庸碌妥协苟活一世？

还是追求最真实的快乐，哪怕一天。

我的答案我已经找到了，

我的路标已经亮了，

我此刻正在追随，

并且永不止步......

立春电影的观后感三

表面上看，从《孔雀》到《立春》，顾长卫在电影中延续了对于城市小人物纠葛于理想与现实之命运悲剧的一贯关注，影像中透露出一种浓郁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神圣终将陷落于世俗的叙事走向，给人以带着刺痛的无奈伤感。但事实上，这部以“身在严寒意向春”的民间节气为主要隐喻，或者如罗马影展评委所言“塑造了一个生活在封闭、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却仍不允许自己被环境吞没之女性形象”的影片真正所展现的却是一种具有病态特征的人物群像——那些所谓的“不甘平庸”的社会转型时期的“艺术青年”不过是一些在困守和逃离中分不清自我，或者说自以为为了实现自我而痛苦抗争的臆想症患者。而他们“执著追求之理想”最终幻灭或想象性延续，才是最具庸常性和卑微性的魅力所在。这或许也是顾长卫将《立春》称之为残酷现实主义作品的原因之一。

作为《孔雀》立意层面上的续集，《立春》继承了顾长卫、或者说编剧李樯关于现实与梦想、外省与都会、个人与

社会、身体与文化等多重范畴的历史想象。某种程度上，包头的王彩铃就是安阳那个渴望在封闭小镇中放飞自我的姐姐，他们同样叙说着一种远走他乡、逃避现实的痴人呓语，不同的是前者由于映透着60、70年代生人某些共通的集体记忆、看上去更为现实，而后者则因为在那一片灰暗、拥窄的小镇街道上出现的鲜艳纯白降落伞而有了一种梦幻的、表现性的、超脱于现实的象征色彩。然而，如果说姐姐后来“不可避免地被生活庸俗化”的命运是源自于文革之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后遗症以及那个因为身体障碍引发的家门不幸，从而被赋予了一种压抑、悲凉的意味的话，那么这个处在改革开放前十年——被顾长卫成为中国时代变革之“立春”时期的王彩铃则无疑将这种飞蛾扑火的非常激情上升到了一个悲壮的高度。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影片所表现的身体呈现和身体意识。

身体与文化的二元对立一直是顾长卫影片中的主要关系。在《孔雀》中，姐姐的身体是一个独特的、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独特所指，为了换回象征着理想的降落伞，她可以舍弃其所包含的文化含义——被禁止的裸露和可能遭遇的失贞。她的这种意识又直接来源于那个存在障碍的“享有特殊关注”的“哥哥”——其肥胖的身躯总是在与特定文化氛围的冲突和和解中提示着“姐姐”逃离现实的冲动。而在无论是经济气氛或者行为思维都处于一个开放前期的《立春》中，

身体的概念仍然未能超越传统的紧张对立，事实上反而作为一种可视性的情节元素先在地决定了主角们的奇异个性和人生轨迹。对蒋雯丽扮演的王彩铃形象臃肿、龅牙、黑斑的刻意丑化，以及对于胡金泉同性取向而体现出的身姿动作的设计，直接投射着两人在“逃避现实”和“困守理想”间虚无游离的悲剧性命运。王彩铃对于“艺术梦想”的坚守，和她一次次头破血流的失利不得不说是一种潜在的、经过规划的命定，她让人想起了当前背景下的“大龄超女”，一次次在评委含蓄抑或直接的拒绝和羞辱中证明自己对于“虚幻理想”的追寻，明知不可能却仍旧但愿长醉不愿醒。而只能在“比泰国人跳得还好”的异样“赞美”中痛苦压抑的胡金泉拔去“哽在文化咽喉中之鱼刺”的陷落倒是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壮士断臂的勇气。

其实，即使是形象姣好但还是没能唱出来的，或者相貌平平但依然通过努力走上舞台的也大有人在，但影片有意的“为了是她更难更悲点”的人为丑化显然是出于一种“残酷化”的倾向。这种通过身体塑造残酷化影像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影片整体结构的略显松散和叙事立意的左右为难。《立春》以王彩铃为主要人物引出一个具有共性的“文艺青年”悲情群像的段落式呈现实际上是依靠她和不同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来结构，但为了整体性、多点性地对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困守与逃离”进行注解，它又相对独立地表现了其

它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而这种属于艺术片范畴的重复表现因为技巧层面的不足未能起到开拓意义空间、或者交叉补充以增强移情效果的作用，出现了焦点不明确、展开不充分和情绪断裂等问题，如王彩玲与黄四宝戏目中“醉酒之夜”的一闪而过使后来的“自杀未遂”缺乏充分的情绪铺垫；对于其家庭背景的略去不表使得“过年立春”的寓意表达显得有些虚化；没让胡金泉在收尾时出场进而破坏了封闭式结构的匀称原则等等。

略去影片中出现的断裂点不谈，《立春》以时间顺序延展人物命运、同时又分段式推进群像描摹的叙事结构之本意是为了淡化诗意成份以增强影片现实感的效果。但由于隐掉了对于人物痴迷于高雅艺术的前史、隐去了人物的家庭关系和生活经历，这个在由平板房建筑群和自行车十字街头构成的素描城市中传出的“为爱情为艺术”和“乘着歌声的翅膀”的不朽咏叹调与《孔雀》中的白色降落伞实际上如出一辙，而王彩铃从渴望远走京都、短暂触碰爱情到“坚持”自我理想、最终回归平淡的命运演变也是“姐姐”在时空变迁中的再次演绎。只不过，这一次导演用与之串联在一起的另类人群进一步丰富了这种虚无人生的多重可能。矢志不渝报考中央美院却屡败屡战到最后不得不沦落为婚介机构骗子的绘画青年；致力于芭蕾舞的艺术追求却永远只能孤芳自赏且因而性别取向而饱受指责，只能通过禁闭自我隐遁于世的悲情

舞者；剃着光头，为了能够出名而不惜编造绝症谎言、聘请侏儒母亲的梦想骗子；乃至笃信爱情婚姻却被席卷一空的时尚女教师……所有这些镶嵌于王彩铃生命不同篇章中的人物都可以理解为那些执著于虚幻想象、依靠美妙谎言来彰显自我的迷失人群的不同侧面或不同表现。而所谓的“搞艺术”最后只能腐变为“被艺术搞”。

顾长卫一再声称这是关于普通人理想幻灭的现实故事，他也总是强调地道的理想主义者就意味着牺牲，告诉我们王彩铃没有完全溃败于那个成为歌唱艺术家的具体梦想，没有向其他人一样随便找个人出嫁生子，而是找了领养了一个和自己有着某种肉体相似性的小女孩，治好了她的兔唇，教他唱动人的歌谣，带她去北京，把梦想和精神传下去。但果真如此吗？所谓的普通人真的能够在“灰暗的云层间看见蓝天”吗？其实，和所有人一样，王彩铃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谓理想的不可实现。她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不被接受是因为自己很丑，承认除了她那还过得去的嗓音自己一无所有。只是，她在行为上始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而宁愿在一种孤独寂寞、无奈无助的状态中幻想自己的与众不同。如果说逃避现实是一种病，那么困守于虚幻的“理想”则是一种终身难愈的残疾。在这个意义上，未对现实彻底妥协的她不过是在延续自己的臆想症。我不禁联想，倘若“梦想”真的传下去，那个被领养的女孩是否会成为另一个王彩铃，成为另一个在

困守和逃离中挣扎的“文艺青年”。而这样的摸一摸画笔就想成为梵高的“理想”究竟多多少意义？

作为一种残酷写实主义的艺术想象，顾长卫的表达应该是诚恳和严肃的。但或许是过于执著于他们那个年代人对于自由理想的集体创伤，其为理想年代立言的愿望往往存在一种将个人意义上的想象和旁观转化为社会、历史层面之同情与介入的倾向。一个充满了勃勃生机、预示着黄金时代来临的社会事情确实会在一夜之间激起人们春心荡漾、寻找理想的渴求。但每个时代给予人们的想象却不尽相同，相对于四五十年代的革命、六七时年代的学习，八十年代更多的应该是奔向小康的淘金，而以“艺术”作为载体表现的只能是编导个人超写实的生命记忆。本质上，王彩铃是一个将“带着被欲望磨损的容颜，处在一种粗蛮的勃勃生机当中”的平民形象与顾长卫时代文艺知识分子特殊审美追求相结合的矛盾体。她有着处在标准之下的外形和处在均衡之上的声音；她可以为了实现自己走出乡镇、步上舞台的疯狂幻想编造谎言、置买户口，也会因为通过非常手段走出去的自我印像高贝贝的成功而热泪盈眶；她会为了摆脱不被理解的困境在醉酒之夜进行意识模糊的“单方交合”，也会为了保持所谓的“清高”以“不要滥杏一筐”的措词拒绝实际上更为诚实的周瑜，和实际上更具先锋色彩的胡金泉；她也会一次次在明知唱功不出众、不可能被录取的情况下奔向中央歌剧院，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