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剧概述(苏教版选修《中外戏剧名作选读》)

中国古典戏剧概述

元代的戏剧叫元杂剧。元杂剧不仅是一种成熟的高级戏剧形态，还因其最富于时代特色，最具有艺术独创性，而被视为一代文学的主流。元杂剧最初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元灭南宋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元代的剧坛，群星璀灿、名作如云。

元杂剧得以呈一代之盛，艺术发展和社会现实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契机。从艺术的自身发展来看，戏剧经过漫长的孕育和迟缓的流程，已经有了很厚实的积累，在内部结构和外在表现上都达到了成熟。恰恰此时的传统诗文，在经历了唐宋鼎盛与辉煌之后，走向衰微。在有才华的艺术家眼里，剧坛艺苑是一块等待他们去耕耘的新土地。从社会现实方面来看，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制度，不仅断绝了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可能，而且把他们贬到低下的地位：只比乞丐高一等，居于普通百姓及娼妓之下。这些修养颇高的文化人，被沉入社会底层。在疏远经史，冷淡诗文的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有到勾栏瓦舍去打发光阴、去寻求生路。于是，新兴的元杂剧意外地获得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创作者。他们有一个以“书会”为名的行业性组织，加入书会的剧作家，称为“书会先生”。这些落魄文人在团体内，又合作又竞争，共同创造着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从前的偏于抒发主观心绪意趣的诗词不同，元杂剧以广泛反映社会为已任。显然，这是由于作家们长期生活于闾巷村坊，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和感受的缘故。

元杂剧的剧本体制，绝大多数是由“四折一楔”构成。四折，是四个情节的段落，像做文章讲究起承传合一样。楔子的篇幅短小，通常放在第一折之前，这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序幕”。元杂剧在艺术上是以歌唱为主、结合说白表演的形式。每一折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支曲子联成一个套曲。全套只押一个韵，由扮演男主角的正末或扮演女主角的正旦演唱。这种“一人主唱”可以极大地发挥歌唱艺术的特长，酣畅淋漓地塑造主要人物形象。念白部分受参军戏传统的影响，常常插科打诨，富于幽默趣味。将音乐结构与戏剧结构统一起来，达到体制上的规整，这表明元杂剧的艺术成熟和完善。

梨园领袖关汉卿

不满于黑暗社会的压抑与摧残，关汉卿长期“混迹”在勾栏妓院。在戏剧天地纵横驰骋，发挥着自己的心智和才能。他自称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并形容自己是有如“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和热烈乐观的战斗精神。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著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旦本”戏占12个。他那贴切现实、充满血肉之感的笔触，诉说着社会民众的困苦与无奈；又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污辱的女性身上。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窦娥冤》。

《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民间故事，关汉卿结合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体认，精心构制了这个大悲剧。窦娥因家贫被卖给蔡家做童养媳，丈夫早死，婆媳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闯入这个家庭，胁迫窦娥婆媳嫁给他们父子为妻，遭到窦娥严辞拒绝。张驴儿欲毒死蔡婆，结果反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便嫁祸给窦娥。昏聩的桃杌太守严刑逼供，将窦娥屈打成招，并被处死。违法的人并未得到制裁，守法的人却被“法纪”送了性命。戏剧的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当窦娥幻想破灭，她愤怒地呼喊出：“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窦娥的责天问地，也是关汉卿的呼喊，代表着不屈从于现实命运的浩然正气。元杂剧多充溢着一种郁闷、愤懑的情绪，这是在异族统治下的元代作家目睹种种黑暗现象后的自然流露。但关汉卿在《窦娥冤》中表达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否定与诅咒般的诘难，具有无可辨驳的深刻性。

《西厢记》实现有情人的爱之梦

王实甫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不可考。但他为我们留下一部不朽的杰作《西厢记》。《西厢记》的故事出自唐代元稹（779－831）的小说《莺莺传》。小说叙述书生张生游学蒲州，与寄居普救寺的崔相国之女莺莺相恋，后入京赴试，将她遗弃。王实甫改写了这个始乱终弃的悲剧，让张生与莺莺相互爱慕，为争取爱情自由，在婢女红娘的热情帮助下，共同向崔老夫人进行斗争，最后相偕出走。剧中对青年男女幽会、私奔行为的大胆描绘，以及剧终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祝福，都明确宣告了自主婚姻的合法性，尽管它仍属于才子佳人式的一见钟情。在封建正统观念看来，一见钟情的本身，也是十足的叛逆。颇具说服力的团圆结局，成为中国戏曲的常用模式。它体现了中国人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精神气质，对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有着重要意义。

戏剧性与抒情性的完美结合，使《西厢记》成为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被视是古代剧诗的一个范本。在诗情画意的氛围中，矛盾起伏跌宕。张生的热烈执著、莺莺的含蓄蕴藉，红娘的锋利俏皮，都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作者怀着民主思想刻划的红娘，以自已的聪明机智、泼辣爽朗，不但为莺莺张生穿针引线，传书递简，而且在私情败露的紧要关头，不畏家法挺身而出，维护着他们的爱情。所以红娘这个晶莹亮丽的形象，在后世成了热心撮合男女恋爱婚姻者的共名。

它们在刻写亡国之痛

白朴（1226──1306以后）《梧桐雨》和马致远（约1250-1321以后）《汉宫秋》是两部著名的悲剧。它们分别以唐代安史之乱、汉代与匈奴的民族矛盾为背景，描写了唐明皇、杨贵妃和汉元帝、王昭君不幸的爱情故事。作品用凄婉的绝唱烘托了在民族纷争中的社会景象。即使帝妃之情，也无不灌注着沉痛的政治感受和浓郁的故宫禾黍之悲。无论是作家，还是观众，从不把它们当作严格的史剧看待，因为它们是借助历史故事的铺陈，刻写自己的亡国之痛。以深沉的目光和怅然的心情回顾前朝，曲折地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和对未来的希望──这是元代作家为中国史剧创作定下的基本格调。

纪群祥（生卒年不详）因一部《赵氏孤儿》而传名古今中外。此剧取材于历史记载并加以虚构发展而成。春秋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诬陷赵盾，致使赵家300余口被诛杀。为保护赵氏根苗和晋国同龄的幼婴，草医程婴献出了亲生骨肉，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抛却身家性命，守门将军拔剑自刎……他们心存正义向死亡挺进，换得出赵氏孤儿的安全。20年后，程婴把事情真相告诉了赵氏孤儿，孤儿把复仇的利剑刺向了血债累累的屠岸贾。纪君祥描绘的一幅幅令人怵目惊心的场景，张扬着民族的百死不辞的复仇精神。剧中提出的“存赵孤”的口号，隐含着怀恋亡灭的前朝（赵宋）、不满元蒙统治的民族意识。

此剧早已流行海外，法国作家伏尔泰受它的启发而写了《中国孤儿》；德国诗人歌德也写过模拟其后半部情节的剧本《埃耳泊诺》。

四大传奇

南戏在元朝继续着经的发展和流行。它自觉不自觉地吸纳了杂剧的优长，对自身作出新的规范与提高。于是，这时的南戏出现了由粗变精的飞跃。其代表作就是元末盛行的“荆、刘、拜、杀”四大传奇。

《荆钗记》中的王十朋与历史人物王十朋生平不符。一说钱玉莲原是妓女，因遭他的遗弃而投江自尽。但舞台上的《荆钗记》，是一个写尽夫妻之间忠贞的爱情故事。王十朋是一位受到称许的人物。这个故事的曲折发展，肯定了一种不随升沉荣辱而转移的婚姻观念；同时，又是对上层社会流行的“富易交、贵易妻”的批判。戏剧以对爱情的坚贞和对富贵权位的傲视，赢得了平民观众的喜爱。

历史人物刘知远以破落户起家，从军卒升为将帅，最后当上皇帝。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生平事迹，自是民间文艺创作撷取的绝好题材。《白兔记》以刘知远鱼龙变化的故事作为全剧骨架，流露出封建时代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他们渴望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又苦于

上天无路，不免艳慕或幻想能通过某种机遇而出人头地。剧中赞扬李三娘不以贫贱论人，识刘知远于草莽之中，也是从这点出发。但是《白兔记》所产生强烈审美效果的，不是这些思想，而是李三娘所受的非人苦难，“日间挑水三千担，夜间推磨到天明”，几近家奴。这种苦难，控诉了那个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几人升迁，万众受虐的年月。质朴自然的艺术特色，却浓重地传递出由动乱酿成灾难的氛围。

《拜月亭记》是在一幅兵荒马乱的画面里，讲述一个颠沛流离的故事。男女主人公踏上逃避战火的风雨旅途，在患难相扶之中，他们萌发了爱情。离乱中的结合，既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门当户对，自然有悖于封建伦理，但作品肯定了它。充满干戈的人生遭际，是极其痛苦的，舞台上着意渲染的是关切他人的美好情操。温和的关系与严峻背景的对比，人物亮丽的情感色彩和非常巧合的情节的融合，是它的重要艺术特点。

《杀狗记》写富家子弟孙华结交市井无赖，反视胞弟为仇敌，使之沦为乞丐。孙妻屡劝不听，便杀狗伪装成死尸放在家门口。孙华见后十分惊惧，找酒肉朋友帮忙，均被托辞拒绝。只有弟弟不记前恨，将“尸首”背到城外掩埋，并向官府自首，说人是自己杀的，与兄弟无关。孙华顿然悔悟，兄弟和好，共受官府旌表。这是一出劝诫剧，通过一个生硬设计的事件，让那些违背封建行为规范的人改邪归正。观众能接受《杀狗记》并非由于这个主旨，而是在表现孙华的遭遇时，展示了市井无赖的无信、无聊、无行，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可憎的世态图画。

南戏绝唱《琵琶记》

在南宋民间文艺和早期南戏中，蔡伯喈是个“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坏人。高明改写了他，不再是个负心男子。他本无心功名，因严父催逼，才不得已进京赴考；高中以后，屈于皇帝和牛丞相的炎威，被迫入赘相府，不能归家。只因他辞试、辞婚、辞官的请求都被拒绝，终于酿成了父母饥饿而死，妻子赵五娘卖发葬公婆，沿途弹唱行乞，千里寻夫的悲剧。作品的最后，以一夫二妇守孝三年一门旌表作结。剧作家把功名利禄与家庭幸福对立起来，表明对皇帝的效忠义务原来是以剥夺人的赡养权利为前提的。戏剧的结构极富特色，依据男女主人公的两地处境，分成两条线索交错递进。一面是蔡伯喈一步步陷入功名富贵的罗网；一面是赵五娘独自支撑门户，苦苦挣扎。将统治者的飞扬跋扈、安富尊荣和农村灾年一派残破的生活情景同时写入戏中。鲜明的对比折射出社会的深刻矛盾。尤其是赵五娘这个人间苦难负荷者的形象，更具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

传奇—明代戏剧主潮

由于传奇这种戏剧样式一直延续至清代，故又被人习惯地称作明清传奇。明清传奇在形式上承继南戏体制，且更加完备。一个剧本，大都只有３０出左右，常分为上、下两部分；作家还特别注意结构的紧凑和科浑的穿插。传奇的音乐也是采取曲牌联套的形式，但比南戏有所发展，一折戏中不再限于一个宫调；曲牌的多少，也取决于剧情的需要；所有登场的角色都可以演唱。

明清传奇包括众多的地方声腔。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是昆山腔和弋阳腔。昆山腔经过嘉靖时期的魏良辅（生卒年不详）的改革，创立了委婉细腻、流利悠远的“水磨调”，讲究宇清、板正、腔纯。将弦索、萧管、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建立了规模完整的乐队伴奏。而一出《浣纱记》的演出，使昆山腔通过舞台的光大流布，成为全国性剧种。产生在江西的弋阳腔则主要流行于民间，由江湖戏班演出，每流传到一地，即结合当地的语言和民间音乐，衍变为地方化的声腔。弋阳腔不用管弦伴奏，仅以锣鼓为节奏，一唱众和，采用徒歌、帮腔的形式，通俗性、民间性和注重演出效果是它的特色。它与昆山腔典雅、清细的风格，形成中国戏曲内部的两种不同走向。明代戏曲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角色分工更加细密。比

如昆山腔就有12个角色，主角不限于正生、正旦，净、丑也不止是调笑了。

明后期的舞台，开始流行以演折子戏为主的风尚。所谓折子戏，是指从有头有尾的全本传奇剧目中摘选出来的出目。它只是全剧中相对独立的一些片断，但是在这些片断里，场面精彩，唱做俱佳。折子戏的脱颖而出，是戏剧表演艺术强劲发展的结果，又是时间与舞台淘洗的必然。观众在熟悉剧情之后，便可尽情地欣赏折子戏的表演技艺了。《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拜月亭记》中的“踏伞”、“拜月”，《玉簪记》中的“琴挑”、“追舟”等众多的折子戏，已成为观众爱看、耐看的精品。

嘉靖时期的三部传奇

嘉靖时期传奇创作最优秀的作品，是突破封建说教条框，直接将现实斗争和历史上重大政治题材搬演于舞台的三部大戏：《宝剑

记》、《鸣凤记》、《浣纱记》。李开先（1502—1568）进士出身，官居太常寺少卿，后被罢官。他藏书极多，对与正统文学大相异趣的戏曲小说有特殊爱好，家中蓄有戏班。《宝剑记》是他的代表作。此剧取材于小说《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一段故事，但有改动。剧中林冲和高俅的矛盾是由于林冲一再上本参奏高俅等权臣的结党营私，祸国殃民，招致高球的报复陷害，才被逼上梁山，而不像小说起因于高俅的儿子要霸占林冲的美貌妻子；这一情节仍被保留，但移到了林冲发配之后。这样，就给林冲的反叛朝廷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作为禁军枪棒教头的林冲，不过是一个中下级军官，政治上没有多大的抱负及作为。《宝剑记》提高了他的身份，反复渲染他忧国伤时的思想情怀，这是李开先以此来抒发胸中不平之气。戏剧搬演的是北宋故事，但折射出来的却是明代现实。

作者不详的《鸣凤记》写的是一场发生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剧成之时，这场政治斗争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结束。严嵩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把持朝政20多年，是明代有名的奸臣。《鸣凤记》就写一批志士仁人，明知处于“寡不敌众、忠不胜邪之时”，一个个拼死捐生，不屈不挠地与其父子及爪牙进行斗争的故事，以戏剧方式及时地表现现实政治斗争。《鸣凤记》是开风气之先的杰作。

梁辰鱼（1519-1591 ）的《浣纱记》取材于中国有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以西施和范蠡的爱情纠葛贯穿全剧。梁辰鱼写西施与范蠡的悲欢离合，跳出了才子佳人的俗套，使政治原则凌驾于儿女私情之上。这一对情人被塑造为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者。

汤显祖和他的梦幻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剧情是这样的：福建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到花园游玩，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梦醒后她为相思所苦，伤情而死。三年后，柳梦梅去临安应试，经过杜丽娘的墓地，拾得她的自画像，和杜丽娘的鬼魂相会，并掘墓开棺，使杜丽娘起死回生，二人结为夫妇。但杜宝不承认他们的结合，直至柳梦梅中了状元，由皇帝作主，事情才获得圆满解决。

女主人公杜丽娘不甘心做循规蹈距的闺阁典范，而大胆披露自己的内心欲望，“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要求过“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自由生活。满园春色，更催醒了爱情。现实中被压抑的情感，终于在睡梦中突破了牢笼，到广阔的天地去寻找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情感和生活。这种勇敢而自主地追求人性自由的女性，是此前戏剧乃至文学的妇女形象中从未出现过的。

这个戏剧的故事出乎生活常理，带有幻想性质。但就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精神而言，极其真实可信。杜丽娘的形象所蕴含的巨大的艺术力量，强烈地叩动着古代青年男女的心灵。一个娄江女子因读《牡丹亭》竟断肠而死；著名女伶商小伶为此剧伤心而亡；以致曹雪芹《红楼梦》中也有林黛玉听了《牡丹亭》曲文，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的描写。以人的感情为出发，提出情理冲突的命题——汤显祖用《牡丹亭》呼唤着一个人性解放的新时代。

晚明的佳作

万历年间（1573-1620）戏剧领域的创作是一个高潮，与汤显祖同时代的作家不少。一些当时颇孚名望的人，虽然把自己的作品存留下来，却未必出色；倒是当时并不著名的人写的剧本，在今天还有光彩。例如高濂的《玉簪记》和周朝俊的《红梅记》，就长期受到人们的喜爱。

《玉簪记》描绘了一位书生与一个女道士的勇敢结合。女贞观主之侄潘必正会试落第，便来女贞观姑母处小住，后遇小尼姑陈妙常。陈、潘经过茶叙、切磋琴艺，你弹我唱，偷阅诗文的融洽，互传心曲，终于私自结合。事情不久被观主发觉，遂逼侄赴试。登程之日，陈妙常追至江边，雇舟赶上，哭诉别情。后潘必正高中得官，迎娶陈妙常。剧本强调的是这对情人的恋爱心理。女尼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又害羞畏怯的矛盾心理，使这场恋爱充满了曲折与情趣。这部作品被后世列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

《红梅记》为中国戏曲史和无数观众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鬼魂形象。故事是这样的：不可一世的奸臣贾似道杀害了只是偶尔赞美了一下书生裴禹为美少年的侍妾李慧娘。此后，他又霸占了裴禹钟爱的姑娘，还把裴禹本人囚禁起来。李慧娘的鬼魂救出了落难的公子，致使裴禹和贾似道政治命运发生逆转，贾似道贬官被杀，裴禹高中，与意中人完婚。《红梅记》把爱情故事和反权奸斗争交织在一起，对李慧娘的描写也不占主线地位。但是，作品的读者和观众特别看重她——一个见少年英俊而出声赞美的“低溅”女子，竟然死后以不屈的灵魂救助受难的好人，勇敢地面斥权奸。李慧娘鬼魂与裴禹幽会，并以鬼魂的方式救裴禹脱险，不灭的仇恨与不熄的情感，化为强烈有力的戏剧行动，并让它真实地流传。这种描述是浪漫主义的虚构，但中国百姓认可这个虚构，并深深地喜爱化为鬼魂的李慧娘。

苏州作家李玉

明清易代之际，在昆曲发祥地的苏州，产生和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戏剧作家。在这个专业作家群体里，李玉（1591-1671）是最突出的一个。在明末他以作品《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闻名剧坛。入清后又作《千钟禄》、《清忠谱》。以作剧为谋生手段的李玉的社会地位不高，却常怀忧国忧民之思；文化修养不低，却深知剧场的实际需要。在他所著的40部作品里，题材广泛，但多取材于时事或近代史事。《清忠谱》、《万民安》（已佚）反映当时苏州两次大规模的市民运动。《一棒雪》是一部直接抨击明末奸臣严世蕃的作品。《千钟禄》表现的是明代最上层的一场争夺战，搬演了一则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帝化装成和尚逃亡的故事。剧中那些忠臣义士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来掩护这个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的皇帝。而这个天子处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之中，第一次目睹并感受着黎民苍生所承受的苦难。于是，愚忠观念，政治忧患，悲怨情怀在艺术上组合成一种苍茫雄浑的格调，而这也是李玉剧作的基本格调。

目连戏—中国宗教剧

目连戏是指以目连救母为题材的剧目总称。内容梗概是这样的：傅相一家三代，都是佛徒。傅相死后，他的妻子刘青提（又叫刘四娘）破戒杀牲，大开五荤。刘氏死后被打入阴曹地府，受尽苦刑的惩处。其子傅罗卜（即目连）前往西方求祈佛祖。佛祖赐“盂兰盆经”和锡杖，以救其母。目连游遍地狱，尽历艰险，寻母劝善，最后一家超升团圆。

作为宗教剧，目连戏是中国戏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但从古至今广大城乡民众成群结队，不舍昼夜地看目连戏并非出自宗教的虔诚，倒是为了戏剧的娱乐。宣教的目的逐步让位于审美的功能。剧中离合悲欢，喜怒哀乐，天地阴阳，雷电神鬼，三教九流，仕农工商，种种离奇古怪，应有尽有。在表演上，高跷，耍扇，逗笑，舞刀、弄枪，打铁叉、叠罗汉等绝活特技，处处显露出惊人之态与歌舞百戏之痕。在音乐上，除百余只传统曲牌之外，还有民歌、佛曲、梵音等等。正是它博大纷繁的戏剧形式，无所不包的表演手段，积累丰厚的音乐素材与观众水乳交融的演出排场，使目连戏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而艺人们则把目连戏称之为“戏娘”。

另外，远古的巫傩活动，也并未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消失。情况恰恰相反，很多地方通过巫傩仪式，对神话人物及其业续进行模拟说唱，使之向着戏剧方向发展，这就成为傩戏。由于傩戏是与仪式融为一体的，又被称为仪式剧。仪式剧的宗教色彩很浓，歌舞占据重要的成份。

可怜一曲《长生殿》

《长生殿》取材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从帝妃之间产生了一点真情的那一刻，杨玉环为卫护自己与李隆基稳定的关系，她妒忌、侦审、吵闹、百般邀宠；而作为天子的唐明皇则是“弛了朝纲，占了情场”。朝纲废弛，又引起了野心家安禄山的叛乱和军民的怨恨。在军士哗变的逼迫下，唐明皇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然而，马嵬之变不是戏剧的结束。此后，洪升把情感的实现寄托到理想的天国。男女主人公飞升仙境，在情悔与梦幻中，爱情最终得到升华与净化。《长生殿》不是简单的爱情剧，它是在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诉说众人皆知的李杨爱情故事。帝妃间“真心到底”的海誓山盟与天上人间的不尽思念，是洪升对至情理想的讴歌与悲剧性呼号；与此同时，在剧中展示的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长幅画卷里，又分明寄寓着洪升的民族兴亡感和对帝王“溺情误国”的政治批判。所以，《长生殿》对李杨形象的塑造，赞扬针砭兼而有之。洪升笔下的情，包容着善与否两个对立的方面，这是他和他的作品难以克服的矛盾。

《桃花扇》底系兴亡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戏从赠扇定情开始，侯李的爱情与当时复社反对阄党余孽阮大铖的斗争纠缠在一起。杨龙友的帮衬和阮大铖的妆奁促成了他们的结合。新娘比丈夫更看重名节，馈赠被退回，侯方域立即遭到忌恨。阮大铖诬告他勾结左良玉，侯只得逃奔史可法，于是夫妻二人分离。由此，侯、李各自不同的遭际，折射出南明政治的各个方面。侯方域这条线，关联到史可法、左良玉等军国重臣和迎立福王、史可法被排挤等重大事件。李香君这条线，则描写了弘光群丑的偷安宴游之景。后来，侯方域被捕入狱，李香君被迫做了宫中歌妓。直到清兵席卷江南，南明小朝廷覆灭。当这对夫妻不期而遇，已是国破家亡。一个道士撕破了这柄扇子，他们一起出家，也结束了爱情。

一把纤巧的扇子，在孔尚任手中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并雄辩地展示出它们的破灭的必然性。在民族沦落、社稷倾圮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给予身为妓女的李香君，把一个孱弱的灵魂赋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而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身上。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对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

花部勃兴生机在民间

清中叶以后，地方戏兴盛起来。地方戏是昆曲之外多种剧种的统称。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乾隆年间（1736-1795）被称为“花部”或“乱弹”的梆子、皮簧、弦索等新兴剧种。“花、雅”之分，沿袭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分乐舞为雅、俗两部的旧例。所谓雅，就是正的意思，当时奉昆曲为正声；所谓花，就是杂的意思，指地方戏的声腔花杂不纯，多为野调俗曲。

如果说，明清传奇是以文人剧作的繁茂为标识的话，那么花部乱弹则恰恰相反，它极少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扶植和帮助。作品直接取自民间，荡漾着泥土的芳香与生命的激情。花部创作可视为是对昆曲雅化倾向的逆反运动。它文辞欠讲究，甚至文理不通，缺少文学上的规范与格式。花部乱弹是在舞台演出与戏剧性上，张扬自己的优势。不论组织戏剧冲突，还是塑造舞台形象，它丝毫不比前代的杂剧、传奇逊色。可以说，花部的艺术性是在舞台上锤炼出来的，而不是案头上推敲出来的。由于剧作家的匮乏，清代地方戏创作始终未能出现像关汉卿、汤显祖那样的大师。中国戏曲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以剧本文学为中心向以舞台艺术为中心的转移。清地方戏作品主要靠梨园抄本流传或艺人口传心授，刊刻付印的极少。保存至今能看到早期面貌的剧本，只有乾隆年间刊刻的戏曲选本《缀白裘》。

在艺术形式上，花部戏当中的梆子、皮簧等剧种，为了达到通俗易懂，从根本上脱离了曲牌联套的结构。它们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的排偶唱词，代替传统的长短句。唱腔音乐则是以一对上下乐句为基础，突出节奏、节拍的作用；以唱腔板式（如慢板、愉板、流水板、散板等）的变化，表现戏剧情绪的变化。板腔体的出现，是中国戏曲结构形式的变化。它可以根据作品的内容，需要唱就唱，不需要唱就不唱。从此，一个戏不必都以唱为主了。不同的作品（或作品内的不同场次），也可以分别处理成唱功戏、做功戏、武打戏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戏曲唱念做打的综合性、整体性向更自由灵活的形态发展。

中国少数民族的戏曲剧种，在花部崛起的年月，也似春笋一般，纷纷破土而出了。如贵州侗族的侗戏，布依族的布依戏，云南白族的吹吹腔剧（白剧之前身），傣族的傣剧，以及分布在云南、广西两省的壮族的壮剧等。而15世纪便在西藏地区形成的藏剧，此刻已呈繁荣蓬勃之貌。它们各异的形态、风格，分明体现着自己民族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花部戏——犯上作乱精神和平淡生涯的讴歌

搬演历史故事，是花部戏的主要内容。19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暮色黄昏。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普遍蕴藏着的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反叛心理，强烈地体现在当时的戏剧中。水浒戏是元明时期就有了的，地方戏艺人本着一股对已处末世的封建统治的挑战精神，将一个个逝去的草泽英雄重新举到了台上。演的虽是宋朝旧事，却紧紧切合着清末时代的脉博。

《打渔杀家》借一个年迈的水浒英雄，在压抑、忍让之中不得不走向反抗的悲壮而苍凉的故事，浓烈地传摹了社会政治意向和时代气氛。父女在江边诀别的绵绵情意，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除了明显带有反抗色彩的水浒剧目以外，地方戏中还有大量的三国戏，隋唐戏，杨家将戏，呼家将戏。在三国戏里有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有超凡绝伦的军事谋略；在杨家将戏里有忠勇与奸佞的比照，有孤单孀妇与驰骋沙场的呼应……。尽管这些戏也多关及朝廷，但它们大半是从民间心理逻辑出发，表达着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揣想。

清地方戏还把戏剧的独角伸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之中，展示他们的平淡和不平淡的喜怒误用乐。《张古董借妻》是一个民间生活小戏：不务正业的张古董利欲熏心，竟想出了把老婆借给结拜兄弟以骗取钱财的主意。谁料这对假夫妻被强留在岳父家中过夜，而张古董却如热锅上的蚂蚁，被困于城门。他去告状，碰上了一个糊涂官，结果把妻子判给了结拜兄弟。

花部演出的喜剧和武戏是非常引人注意的。社会民众在生活中充满着艰辛劳苦，但在舞台上却创造着欢乐和热闹。劳作之“苦”与艺术之“乐”使他们获得心理平衡和情绪宣泄。在这些民间小戏里，没有沉重无比的冲突和严肃异常的人物，时时呈现出一种活泼之态和游戏精神。至于武戏，则在历史故事剧中得到突飞猛进般地发展。刀枪剑戟，十八般开艺，在舞台上尽情施展。自然，这成为花部戏对中国舞台表演艺术的重要贡献。

京剧——民间风情与宫廷趣味的交汇

1790年，为了给八十岁的乾隆皇帝做寿诞，一个浙江盐务大臣带着皖南艺人组成的戏班“三庆班”入京演出。至嘉庆、道光（1796-1850）时，出现了京都舞台“四大徽班”称盛的局面。以徽班为基础，拉开了京剧形成的大幕。

徽班是演出团体，进京后他们演出的剧目和演唱的声腔，必须克服审美地域性，去迎合与全国各地有着紧密关联的京都观众。这就迫使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善于融汇贯通。同期，又有一批湖北艺人相继来京，加入徽班。徽汉艺人的合作，加速着这种融合。于是，唱二簧调为主的徽班兼容湖北汉调、皮簧腔，自此以后皮簧戏为主的戏班，立足帝都。这其间，杰出的艺人余三胜（1802--1866）、张二奎（1814--1864）、程长庚（1811--1880），是徽汉合流、并汲取昆腔、京腔（高腔）、梆子等诸腔杂调，衍变为京剧（即京调皮簧戏）的代表人物。人们称其为“三鼎甲”，自是情理中事。

皮簧戏的艺术水平在高明艺人的推动下迅速提高，它激起了清廷皇室的狂热偏好。咸丰（1851-1861）末年戏班开始被传入宫内演戏，有一个叫“升平署”的机构管理着进宫演出

的事。昨日还在茶楼会馆表演，今朝便要为封建最高统治和京师百官献艺。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京剧实行着民间精神与宫廷趣味的融合，实行着南方风情与北方神韵的交汇。而融合交汇的结果，是把京剧引向了更统一、更规整的境地。统一规整到它足以贯通各个社会阶层，穿络不同的地域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