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河北邢台市艾滋病真相调查

中国报道周刊

王克勤：河北邢台市艾滋病真相调查

2005年12月01日星期四于01:00:00 · 王克勤发表在: 社会透视

河南省上蔡县是中国最为著名的艾滋病高发区，那里的艾滋病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卖血。但在河北省邢台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这里众多的艾滋病人却有着别样的共同特点：到医院看病——医院动员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

卫生部公布：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７２. ６% ；河北省卫生厅公布：河北省艾滋病八成感染者祸于血。

邢台市“医院输血”与患者感染艾滋病毒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目前生存状况如何？有关方面对此有何解释？邢台“艾滋问题”将带来哪些社会隐患？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河北省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１０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８名。

“生不如死！”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化名）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害”了他们，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对记者说。

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都把矛头直指医院。目前已经被推上被告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有资料显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邢台市各县大小医院私自采血的现象十分普遍。

１９９８年，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曾经独自一人对邢台市大部分县的自采血情况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自采血液，伸向生命的魔爪》，于当年５月２０日发表于《河北日报》。文中称，遇到手术用血时，医院通常让患者

自己去找血，对于不熟悉情况的患者家属，需要在知情人的引导下，向“血头”求助买血，医院只负责化验血型，其他一概不管。

公开资料显示，１９９８年８月《献血法》实施以来，邢台市献血办在完不成有计划无偿献血任务的情况下，经市卫生局副局长贾东阳同意，市献血办有关负责人安排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通过“联络员”联系农民来市中心血站献血１６６８人，其中不到期献血的２３９人。

为什么医院甘愿冒着被查处的风险热衷于使用自采血？

“让患者省点钱少跑路”，这是他们挂在口头的理由。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调查得知，从血站拿血，一袋４００毫升的血液，得交给血站４６０元，医院只能在此基础上加３０元左右的化验费。如果是自采血，医院只支付给献血者１８０元左右，其余的费用由医院分割。有的医院给献血者支付的比这个更少。因此，每袋血医院会有３００元左右的收入。

自采血在邢台甚至河北混乱的程度如何？

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杨迁曾经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做过这样的讲话：“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甚至一些个人，把采供血机构作为盈利创收的第三产业，出现了‘建血站、采浆站热’，医院建、防疫站建、卫生院建、乡政府建、个人也建。我省共有血站２２个，其中３个没有经过批准，５个存在问题较多。采浆点１４个，只有１个经过批准。１０个采血点都是未经批准的，自采自供血液的医院血库有１３２个，也只有１个经过批准。”

种种事实表明，１９９５年前后在局部地区采供血造成艾滋病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旦这‘星星之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在调查中，记者感觉到，邢台市艾滋病问题存在着许多社会隐患。比如许多接受采访的公众对于身边的艾滋病情一无所知；许多艾滋患者及其家属在承受巨大的生理、心理及经济压力的同时，却几乎得不到到任何救助；有关方面对艾滋病的防疫措施很不到位；个别艾滋患者开始有“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

“好闺女，你过来，以后，娘无法给你梳头了！你爹给你梳不好，娘给你把头发剪了吧！”

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化名），曾经与其他女孩一样，有着一头美丽的长发。两年前，躺在自家病床上的妈妈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狠心”地剪掉了甜甜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从此，甜甜一直留着短发——如果不是她穿着一身肥大的裙衣，看上去更像个男孩。

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甜甜的妈妈希望自己的女儿漂亮，可她为什么要亲手剪掉女儿漂亮的秀发？

这是一个生命接近极限的时刻，一个弥留之际的母亲，对于自己留在人世间惟一亲骨肉最无奈的关爱！

甜甜的长发被剪掉不久之后，妈妈永远地走了，只留下甜甜和极度痛苦的爸爸！

甜甜的妈妈是在３４岁生日那天死去的，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如今，正在村小学三年级读书的甜甜，也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

甜甜的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这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山村。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记者第三次来到甜甜的家里，看望这个腼腆而可爱的小女孩以及她的爸爸张记录。

碎砖块垒起的院墙、七八块木板钉成的柴门，与两边邻居家整齐的院子、房子形成非常大的反差。院子中间有两间红砖平房，其中的一间里放着一个双人大床，占了屋子面积的三分之一。

甜甜的妈妈就是在这张床上死去的。如今，甜甜和爸爸也就住在这张床上。

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白纸条，上面用红笔写着“爱妻，生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卒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上午８时，享年３４岁，冤死！”（时间为农历——记者注）

甜甜的妈妈，一个农村妇女，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又是如何“冤死”的？一个年仅８岁的小女孩甜甜又怎么可能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呢？

甜甜妈妈的死亡之路

与她周围大多数小朋友一样，甜甜原本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２００５年９月初，张记录曾经给记者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和我亡妻在１９９５年结婚。婚后和其他人一样，男耕女织，虽不富裕，倒也相安。１９９７年，我女儿出生，这无疑给我们家增添了欢乐和动力，我在外打工，妻在家料理家务农活，憧憬着未来的好日子。这期间我妻子虽说反复有感冒、发烧、流鼻涕、体乏等症状出现，女儿也经常反复腮腺肿大、发烧，但这些都未能让我们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只以为是常见病而已。

直到２００３年秋忙时节，我妻子口中生疮，体困力乏，不思饮食，久治不愈。约在公历９月１５日半夜，我梦中被妻子叫醒，她说，确已感冒 身体不对，是不是到医院检查一下。

第二天清晨，我同妻子一道到市中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可疑。后经介绍赶至邢台市疾控中心，初诊为艾滋病，此后省疾控中心确诊了。

当邢台市疾控中心的化验结果告诉我们时，我和妻子都傻了，什么话都不会说了，相对沉默，我们都明白，将会发生什么。我的思绪虽然千头万绪，但我不得不克制自己，故作镇定去安慰妻子，告诉她医生说了，化验结果不一定准确，并携妻乘车赶回家中。

根据疾控中心医生的建议，第二天我携带女儿前往化验，结果祸不单行，女儿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张记录给记者出示了她们母女俩的两份《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正式做出了这样的确诊报告。）

回到家中，妻子急切地问我：孩子怎么样。我不敢告诉她实情，只说孩子没事。从妻子那郁闷的眼神里我看到她有了一丝安慰，而我的感情却再也无法克制。不敢面对妻子，自己躲到厕所里失声痛哭。

“从确诊到离开人世，也就４０天。”

张记录告诉记者，“在我妻子病重期间，她曾一度拒绝吃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她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此病是绝症。我也知道她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想为本不宽裕的家庭再添负担。但是为了不应失去的生命和没有希望的希望，我苦苦劝说我那苦命的妻子接受治疗，也托人在北京地坛医院询问疗法，但是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

在从邢台检查回来后的２０多天内，“我妻子还能在我的搀扶下上厕所，在院子里坐一会。只是耳朵的听力急剧下降，口腔症状日渐加重。”

然而，霜降的那一天，“她对我和前来探望他的内弟说，自己感觉身上一点体力都没有了。”

张记录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那天晚上，我牵着病床上憔悴的妻子的手说：“你与我说会话吧。”她望了我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对不起你，没给你生个儿子。有机会再成个家，生个或抱个男孩，为了以后有人照应你，好好照顾甜甜。

面对善良的妻子，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失声痛哭，告诉她不要顾及我，保佑孩子。如果甜甜日后有什么不测，你把我也叫走（因为孩子的事情她不知道，我又不忍把实情告诉她，增加她的思想负担），而孩子的未来又是未知数，我虽然侥幸避过此难，而这个世界上已没什么事值得我留恋的了。有的只是生不如死，无绝期的恨。

没想到这段话竟是我与妻子的生死话别，在剩下的日子里，她已经卧床不起，而且已听不到常人讲话了，喉咙也发不清音了，纵然有时看到她嘴里在呐呐地说，但是什么话我已听不清了。大约农历十月七、八、九这三天里，也就是她离开的最后三天里，我妻进食已相当困难，我熬制的草药送到她嘴边，她却难以喝下。

买的流食也只能靠我用汤匙从嘴边慢慢送下。而且呼吸困难，喉中有痰，我曾示意让她咳出，然而失败了。

农历十月初十这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日子，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清晨，我正为女儿做饭，忽然听到妻子微弱的呼叫声，我的心一下绷紧了，急忙赶到她身边，发现她已奄奄一息：从喉咙里断断续续传出似是“甜甜”声，我忙把孩子叫到她身边，告诉她，孩子在这，你放心，我不会让孩子受到任何委屈。面对慢慢合上眼睛的妻子，我哭着叫着，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要走，你不该走，我和孩子需要你。

然而，她，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善良的妻子和母亲，一个有着许多未了心愿的人，却带着对丈夫和孩子的眷恋，带着满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终年仅三十四岁。

我凄凉地守在妻子身旁，任泪水无休止地流。抬头望望窗外的天空，天苍苍地茫茫，天啊，我妻何罪之有！不该呀不该，我儿生来无辜，心底无罪。既生之何夭之，我又有何罪，却生不如死。我叩地，我犯了何种天条地规，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难道去医院生孩子错了吗？那可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啊！

甜甜的妈妈被艾滋病夺走了年轻的生命。那么，甜甜的妈妈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呢？

“妈妈是冤死的！”

“是医院杀了我的妻子与孩子！”

军人出身的张记录，从柜子里取出一把匕首，这是他当年参加对越战争时从前线带回来的纪念品。“如果不是答应了妻子临终的托付，不是考虑我死后孩子没人管，我早跟他们拼了！”

记者先后三次见到张记录，这个汉子每次都泪眼汪汪，激动时拳头捏得嘎嘎作响，感觉他快要爆炸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太冤枉了！”

“艾滋病传播主要有三个途径，性、血液、母婴，已经确诊我没有这个病，从小生长在这山沟的妻子没有可能接触到有这个病的人，妻子的作风与为人在村里是人人称道的。”

“那么，惟一的原因就是血液，她这一辈子就输过一次血，生孩子时输的！是医院把艾滋病毒输给了她，吃娘奶长大的甜甜也便被害了！”

对此，张记录提供给记者的材料上是这样写的：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８日上午，我妻子因分娩住进沙河市康泰医院２楼１６号病房，第一次交付药费１０００元，其间医院进行了常规化验，而后开始输液。

血常规化验得出我妻子因妊娠反应出现贫血，需要补充血液，于是医院在农历１８日为我妻输血８００毫升（供血者姓王，因时间太久，名字记不清）。我们交付现金９２０元。

９月２６日，农历８月２５日傍晚，我妻子出现分娩症状，因难产，需做剖腹产。我在手术书上签字后，于晚９点左右进手术室（手术医生有王顺英，主治医师小马——名字不详，护士长韩仙梅，供氧师——姓名不详，麻醉师——医院临时聘请，姓名不详）。

２３时３０分左右，护士长韩仙梅抱着我女儿找到我，告诉我女儿于２３时１５分出生，并一同到一楼接生室称重。

次日凌晨１点左右，我妻子从手术室推出，待常用药输完后，即输上血液４００毫升，交付现金４６０元（供血者为徐，名字记不清）。

七天恢复观察期后，即农历９月３日（公历１０月４日）出院，并补交医药费１０００元。其间我女儿曾一度高烧，后经治疗，方转正常。

在生下女儿后，我妻子经常身体欠佳，易发烧，随时间推移，逐渐饮食减少，身体虚弱，四肢无力、失眠。女儿身体也一直反复感冒发烧，腮腺肿大，经多方治疗，效果不佳。

２００３年９月，张记录的妻子与孩子被判了“死刑”！

为此，张记录写了四条理由陈述自己的意见：

那么病源从哪里来？本人认为，只有在康泰医院住院期间输血所致。

第一，住院期间，医院曾为家妻输血１２００毫升（分两次，前８００毫升，后４００毫升），且供血来源为私人输血（王顺英曾说过，咱有自己的输血队，都领有健康证的）。第二，我妻子身体自生下女儿后，一直欠佳，近期尤为严重，且症状和发病规律、年限符合ＨＩＶ。第三，医院在输血来源上属违法采血和输血，有此隐患，不得不疑。第四，我女儿身染此病，完全是由当时其母输血或哺乳所致，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综合上述理由，本人认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为伤害事故，完全是由康泰医院在采血、输血过程中不经检验、违规采血所造成，它使我的妻子和女儿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无情地剥夺了她们的生存权，使我原本和睦幸福的家，变得支离破碎，而我本人也面临着被感染的可能，每天生活在生与死的恐怖之中。

张记录曾经多次到这个医院讨说法。他告诉记者：“他们要我出示输血单，我说这些都在你们这里。后来我明白了，我们出院时连病历都没有。于是我一直向他们要病历，但到现在也没有要上。我们农民打官司怎么能打过他们呀！”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曾经两次专程前往位于沙河市显德旺镇的康泰医院求证，均被告知“领导不在”。后来记者曾经打电话给这个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医院血液管理非常正规，不存在任何问题。”

父女活着之痛

“千般苦难集于一家，千古奇冤降于一身，天地不公枉为天地！”这是张记录写在自己家惟一的一张全家合影照片背后的文字。

艾滋病不仅夺走了张记录妻子的生命，剥夺了小甜甜的生存权，而且也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健康。

与此同时，“艾滋病综合症”如同生化冲击波一样，在甜甜与她爸爸的周围全面爆发了：

“人们像躲瘟神一样的躲着我们。”张记录说。

自从甜甜及妈妈的病情确诊以后，“我们再怎么捂也捂不住了，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人们看我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埋葬了妻子后，这个曾经在老山前线荣立过集体二等功的工程兵，首先失去了在附近选矿厂的工作。“我再解释都没有用，他们也在怀疑我，谁也不愿意与我在一起工作。每月打工所挣的８００元钱，本来是家里最核心的收入来源，现在一分钱的来头都没有了。连孩子上学的学杂费都是卖了粮食才交上的。”

“一直想打官司，但是我现在连去邢台几块钱的车费都拿不出来！”

“想过出去打工，但是，我走了，甜甜谁来管？”

如今的张记录是既当爹来又当娘。“知道孩子生病，所以不能让她饿着呀！咱没什么好吃的，但要让孩子吃饱饭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带这个孩子。自从甜甜娘去世后，连她姥爷、舅舅一家都很少来往了，甭说别人！”

张记录每天除了操持家里那３亩薄田，便只能一门心思做甜甜的“保姆”。他说，“也不好到别人家里去串门，不好让人家难堪啊！”自从妻子离开人世之后，他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喝一口水。其他的，就更不用谈了。

“虽然不是咱自己造成的，但是与任何人接触，都感觉低人一等。”

“人人都怀疑我。”

“别人家都是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自己却搞得家破人亡的！”

“自己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生活却没有着落了。”

“真是生不如亡啊！”

“想到这些真不想活了！”

他给记者的来信中说：

尤其严重的是，妻子离开之后，我和孩子成了村里的新闻广角、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女儿在学校常常受到其他学生的奚落。每当孩子回家告诉我说，“爸，他们都说俺有艾滋病”的时候，我的心犹如刀割，与女儿抱头痛哭，然后违心地告诉她，甜，别听他们胡说，不要理他们，好好学习。

孩子是单纯的，我哄一阵子以后，她不再说什么，但我心里清楚，这都是这些孩子家中的父母议论我的反射而已，虽说他们表面上见到我不说什么，有的还安慰几句，然而从他们异样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他们对我是心存芥蒂的。

人啊，父老乡亲，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谁能理解我呢？

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为了女儿，夹着尾巴做人，实在忍不住了，回到家中，关上门，对着亡妻的照片哭诉一番，然后告诫自己要忍耐，擦干泪，不要说为什么。因为古人有云：寂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有时我真的想抽刀与康泰了断这份冤仇，然而想起孩子，我不能。女儿惟一的亲人，惟一不嫌弃他的只有她的父亲，她不能再失去我。

“没娘的孩子像棵草啊！”

张记录说：“最近电视上在演《大长今》，孩子爱看电视，看着看着就哭起来了，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我的心啊，说有多疼就有多疼！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抱着孩子一起哭。”

在讲述这些时，记者看到他的泪水已经浸透了整个衣袖。

张记录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孩子说：“甜，要记住，你娘是冤死的，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人。爹报不了这个仇，你一定要报！”

张记录说：“孩子她娘真是太善良了，就是在她人生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她还时时为别人着想，每次医生来输完液，她都不让医生把输液器带走，要当着她的面销毁，看着她这么做，让我心碎！”

张记录曾经在甜甜妈妈的坟头发下重誓：“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按你的嘱托，带好我们的孩子甜甜；二是豁出一切来，为你们母女讨回公道！”

张记录说，我相信国家的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道，只是我现在没有任何能力打这个官司，“他们有权有势！我一个贫困的庄稼汉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一方面在为这份冤屈痛心，另一方面在为孩子担心。

甜甜能活多久？能不能成人？以后能不能结婚？“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我是她爹，我就得尽父亲的责任。”

记者看到，他家一进门的正面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奖状，上面写着“张某某同学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荣获二年级第一名”

甜甜最大的理想是长大后上大学，做科学家。

张记录说：“虽然我不知道女儿的未来，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但我必须为女儿而活着！即便现在生不如死，也得坚定地活着！”

在河北邢台，艾滋儿童并非甜甜一人。

２００５年７月和１１月，记者先后三次深入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以及与沙河市相邻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等地调查。

记者进村入户，先后访问到了１０名艾滋儿童，亲眼见到持有河北省艾滋病监测中心《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儿童８名。他们与甜甜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雪雪（化名），女，８岁，一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２日，记者在沙河市柴关乡的一个小山村里见到了雪雪。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自家的屋子里写作业。雪雪看上去与所有的孩子没有两样，小姑娘的头上别了一个蝴蝶状发卡。相对来说，雪雪要比甜甜幸运得多：她有两个姐姐以及偏爱她的奶奶。然而，她的妈妈依然无法与艾滋病抗争，已经于２００２年农历６月１８日死亡。

雪雪１７岁的大姐与家里人一起告诉记者：雪雪的妈妈原本身体好好的，１９９７年农历５月１９日，她在自己家的炕上生雪雪，造成大出血，于是家人匆忙将她送到离她们最近的沙河市康泰医院抢救、输血。“不知道输了几袋血，从医院回来以后，好好的人，就经常发烧、贫血、还爱跑茅房。一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越治越治不好，曾经还以为是肺炎，后来人家医院确诊了，才知道是这个病，医院也不要这样的病人，回到家里，没多久便死了。”

一家人都去化验，大家都好好的，“就我小妹感染上了，她是娘输了血以后，吃娘的奶长大的。”

雪雪的父亲目前在附近的一家煤矿下窑挖煤，“一个月能赚个七、八百的。”他们说，“咽不下这口气，但又不敢打官司，一打官司，全传出去了，我们一家人以后怎么活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记者再次去看望雪雪时，她为记者背诵了她最喜欢的课文《小乌鸦和妈妈》，当她背诵到“森林里有个乌鸦妈妈……小乌鸦依偎在妈妈的怀中，他们温暖极了”时，她的泪水从眼框里刷刷的流下来，流进她的嘴里，滚向她的下颌，滴在她的衣服上，湿了好大一片。

山山（化名），男，９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父亲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沙河市柴关乡的一个村庄，山山与奶奶、爸爸以及姐姐一起住在这里。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山山与一伙小朋友们从院落外边的马路上玩耍归来，脸上还流着汗水。

山山的爸爸告诉记者：“他妈生他的时候，是１９９６年农历１０月，我们住在沙河市的康泰医院里，孩子还没有生，医院不断给我做工作，非叫输血。我当时反对，我说，需要输了就输，不需要了就别输。但是医生三番五次找我谈，要求输血。没办法，听人家医生的。输完血两个星期后生的山山。”

“从那里回来，再也没有上过医院。２００４年初，他妈经常恶心、呕吐，于是正月初八到邢台市人民医院检查出了这个病。回来后，在乡医院输了几天液，便去世了。”

之后，全家检查，结果是：山山和他爸爸为艾滋病毒携带者。比山山大三岁的姐姐一切正常，奶奶也一切正常。

丹丹（化名），女，８岁，一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父亲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在沙河市册井乡某村庄，记者见到了丹丹目前的一家人——爸爸、爷爷和她。丹丹的爸爸告诉记者，丹丹娘总共输过两次血：１９９７年正月，因为贫血，在沙河市康泰医院输过两小袋血；１９９８年农历１０月２５日，生丹丹时大出血，在康泰医院又输了两袋血。

丹丹的爸爸告诉记者：“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２００３年沙河市对在９０年代中期在当地医院输过血的人进行检查，丹丹的娘被查出来了，后来一查，不仅她娘有艾滋病，而且我与丹丹都有艾滋病。”

“在这之前，她娘经常难受，经常发烧，我们按一般的发烧治疗，一般一次输液就得一个星期。每年都得三四次。查出这个病后，发现还有结核，于是我们先按结核治，后来结核也没有治好，人就死了。”

丹丹的娘是２００４年农历６月３日去世的，依然与记者见到的其他艾滋病人一样，只能回到家里，死在家里。

丹丹的爸爸说：“好好的人输什么血啊！但是人家医生不断找我谈，说‘贫血这么厉害，你赶紧输血吧’。咱一个农民，什么也不懂，人家医生说输，咱就交血款呗。”

记者看到，丹丹家满院子堆的全是垃圾，丹丹的爷爷对记者说：“我在捡破烂，日子过得太紧张了，儿子身体有病，大苦吃不成，收入太少，我不捡破烂换钱，这娃娃就上不成学了。”

浩浩（化名），男，６岁。父母均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在沙河市白塔镇一村庄，记者见到浩浩时，他光着膀子，身上只穿一条深蓝色短裤，在自家门口的巷道里玩。

浩浩家总共有５口人：浩浩的父母、浩浩和两个姐姐。两个姐姐一个１３岁，一个１０岁。

浩浩的妈妈告诉记者：“１９９６年农历３月２１日，我在家流产了，于是被送到位于沙河市显德旺的显德旺煤矿医院治疗并输血，血输了一包，花了８００元。医院现叫的人，叫来人进行抽血，抽了人家的血，然后就输给我。”

“除了这次输血，我再也没有输过血。２００３年底，知道我输过血，乡卫生院抽我的血去检查，２００４年开春我便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

然后是一家５口人全部抽血检查，“最后的结果是，他爸与老小都感染上了，老小是１９９９年生的，是我在医院输完血后生的孩儿。”

她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夫妻俩都还能从事劳动，但重活不能做，吃饭与生活还都正常，就是容易感冒。面对这一切，我只能从乡卫生院领药，尽量控制呗。”

楠楠（化名），女，８岁，二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在邢台市柏乡县龙华镇的一个不小的村庄里，记者以走访亲戚的名义，在村里找到了楠楠家，这个８岁女孩，长长的头发，头顶扎着一个鲜艳的蝴蝶结，衣服上绣着一个正在奔跑的小梅花鹿。如果不是记者事先知道她是艾滋儿童，谁也想不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会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楠楠目前与爷爷、奶奶、爸爸一起生活着，６５岁的爷爷与３８岁的爸爸都出去打工了。拄着双拐的奶奶以及她爷爷的大哥告诉记者：“这孩子真苦，她娘是２００４年农历４月１１日死的，从北京回来只有８天时间，人便没了。楠楠的妈妈是云南人，是当年有人从云南领来的，她爸当时２８岁了还没有老婆，１９９６年要了她妈，第二年生了这闺女，生这孩子时大出血，于是便到医院去输

了血，２００２年时，身体不好，还输过一次血。没想到她得了这个病，这孩子也感染上了。”

楠楠的奶奶想站起来，几次没有成功，记者伸手扶起了她，她说，“一家老的老、病的病，这老天爷，让我们怎么活呀？”说着眼泪夺眶而出……

甜甜（化名），女，８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关于甜甜的情况在前文中已经讲了，这里不再赘述。

佳佳（化名），女，８岁，三年级。母亲因艾滋病死亡。

佳佳的家原来在距沙河市康泰医院只有三、四公里处的武安市邑城镇（属邯郸地区），她的爸爸告诉记者：

“我们全家原来是４口人，佳佳和她哥哥，以及我和妻子。１９９７年８月１日，妻在康泰医院生了佳佳，三天后，院长王顺英动员我说，‘你给她输个血，身体恢复会快一点。’她三番五次来动员，有好几次岳父岳母都在场，其实妻当时只有２８岁，身体非常好，但是想到医生总是为咱好呀，再者，不能让两个老人有想法。于是便输了血。

“一年后，妻便发烧不退，出现各种症状，我们从小诊所到大医院一级一级跑了整整一年，之后被确诊了。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６日死了。佳佳被确诊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所幸儿子和我都没有问题。”

壮壮（化名），８岁，三年级。母亲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壮壮随他的母亲及四个亲戚来到记者的办公室，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壮壮，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大大的眼睛，虎头虎脑的，还穿着一件绣着各种小动物的牛仔服，看上去是一个营养十分充足的小胖墩。

如果不是看到他与他妈妈的《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记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艾滋病与壮壮联系在一起。但是，铁的证据摆在眼前。

壮壮的妈妈告诉记者：“１９９４年我与壮壮的爸爸结婚并居住在沙河市辛庄村。原本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但是，今年（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辛庄村普查，我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４月１２日，我８岁的儿子也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好在丈夫没有感染艾滋病。壮壮妈妈对记者说：“近１０年来，我们家本本分分做人，从未有过任何不良行为，夫妻俩都从未出外打过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８岁的儿子，年龄这么小，怎么可能被感染艾滋病呢？经咨询邢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他们分析：我们母子被感染艾滋病毒只能是我输血，然后通过母婴方式传给儿子。现实中，我这生惟一一次输血，就是生孩子时在显德汪煤

矿医院住院输过血，当时动员我输血的医生也承认给我输的血是非法的自采血。”

除了亲眼见到持有《ＨＩＶ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的以上８位艾滋儿童外，记者还访问到两位艾滋儿童，他们分别是４岁的女孩婷婷（化名）和１１岁的男孩刚刚（化名）。

关于婷婷的访问。记者根据有关线索来到位于沙河市柴关乡的某村，找到了婷婷的大伯，他只是告诉记者，他弟弟已经死了，孩子和她娘都有病，已经离开这里了，说完便把记者拒之门外。

关于刚刚的访问。记者依然是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沙河市册井乡某村的刚刚家，记者在他家的院子里见到正在玩耍的刚刚，他的母亲对于记者的问题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然后对记者说“你走吧，我们的孩子以后还要生活在这里，还要娶媳妇成家呢。”

以上仅仅是记者连续三次在邢台访问到的艾滋儿童，长期为邢台的艾滋病患者奔走和提供救助的邢台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李黔冀对记者说：“在邢台，已经发现的艾滋儿童至少有２０多人，艾滋病毒携带者至少有２００多人。”

一方面是不少孩子感染了艾滋病毒。另一方面记者发现几乎走访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写着“死亡”：连续三次访问，记者累计访问到艾滋病及感染者总共３４人，其中已经死亡１４人，许多死者的坟墓上依然培着新土。为记者带路的人称记者对于邢台艾滋病的访问是“寻找死人”的工作。因为记者不断听到的回答是“她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死了倒是解脱了啊，活着的人，是生不如死啊！”许多受访者几乎都发出同样的感叹。

“生不如死！”

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心上扎着千把刀，身上刺着万根针是什么感觉，我就是什么感觉！”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人没有了，在家的人，也是活死人！”

记者访问过的许多家庭，都是整个家庭被艾滋病判了“死刑”，只是“死得早与迟的问题”。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艾滋儿童丹丹的爸爸，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是被医院给满门抄斩了呀！”

丹丹全家，除６１岁的爷爷没有感染艾滋病外，她的爸爸、妈妈以及自己，没有一个幸免此难，妈妈已经死了。丹丹的爸爸说：“不知道哪天是我与女儿的日子。我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啊，只是等天数，熬日子了。”

因此，丹丹的爸爸觉得活得太没有意思了。“我常常想，拼死算了，但是上有老父亲在这里呀，我怎么能就这样死呢？！”

艾滋病死者的冤屈

“他们死不瞑目呀！”

“许多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死者的亲人们说：“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怎么就会感染上艾滋病呢？”

“有的也知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就是到阴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这个病的！”

邢台市威县３９岁的农民王树强（化名）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的：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３日，王树强因肝病发作住进邢台市惟一的三甲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该院对王进行抽血化验，测定王血液中ＨＩＶ呈阴性反应。之后，医院分三次为他输了６３０毫升血。几天后，因治疗不明显，王转到收费更加低廉的邢台市第二医院。

入院后，这家医院即采血化验，查出他感染了艾滋病。

“查出结果后，邢台市第二医院便拒绝对他进行治疗，并强行让他出院回家。”王的家人说。

一个月后，王所在乡村便接到威县政府盖着公章的《通知》，要求“做好病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监控防治工作”。于是，村干部对王的妻子说，“他的血有毒，不让出去，要隔离起来。”村干部还传达精神说，“上面有规定，你如果传染给别人了，要负法律责任。”王的妻子说，“那我们被传染了，由谁来负法律责任？”

一方面，县政府要求对王树强及家人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到死也没有防疫站的人来，没有任何救治药品到来。”

从此，王树强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吃饭由家里人送，两个儿子也不敢到他的房间去。

同时，村里与周围没有人敢来他们家了。

不知道自己害了什么病的王树强，愣是要求再上医院。于是，家人又将他带到邢台市第二医院。“一个医生对我们说‘刚才院长命令，不许你们在这儿住，

不许给你们化验，也不许给你们开药，叫你们快走。你要是光肝炎这病，再厉害我也不能不让你住，关键是你还有艾滋病。’一听这话，俺孩子他爹当时就傻了。我们说，做做ＣＴ检查行不行？医生说：给钱也不给做！病没看成，反过来原本是走到医院去的人，出医院时连腿都抬不起来了！”王树强的妻子对记者说。

回家后，王树强在自家的隔离间里，不吃饭、不吃药、不输液。在床上躺了十几天便死了。死后，他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入棺材，第二天便埋了。

为了其他家人的安全，许多患者被极其“残酷”地与家人隔离起来。

邢台县山区某镇有一位老太太，２００３年４月被确诊为艾滋病，被从医院“赶出来”后回到家里，老伴与她一起从大房搬到后边一间小屋。原本五个孙子从小都由老太太带着，一直与老太太睡在一起。从那以后，几个孩子再也没有与奶奶在一起。另外，原来她一直在伺候着老伴与一家人，从那以后，老伴不仅不让她做任何事情，而且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让她动，“要吃馍馍，我给你掰”，“你要喝水，我给你倒”。她的儿子对记者说：“这是对老人的折磨与摧残，她只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

“其实，许多艾滋病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隔离、歧视、冷漠折磨与摧残死的。”

记者发现，其中也有部分人知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了，但这“等死”的日子非常不好熬啊！

此次记者调查到的患者，只要被确诊为艾滋病，无一例外地被拉回家里等死。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痛苦

“死者死得冤屈，活着的人活得更加冤屈！”

“窦娥有冤枉了还能说出来，我们这冤枉连说都没法说呀！！！”

第一个打艾滋官司的王为军，向记者讲了他家的一些遭遇：１９９９年５月，王为军的妻子死于艾滋病后，村里关于他家有艾滋病的事情已经传得人人知晓。他说：“出了这事以后，村里的乡亲像躲瘟疫一样躲我。我女儿当时两岁，刚学会走路，她在外面路上摔倒了，那些人在远处看着，连一个拉她的人都没有；她想吃糖，街上的小贩一看她过来了，远远地就把糖扔给她，钱都不敢要。”

那年，她妻子送葬时，按农村风俗，家里做了许多饭菜，没有一个人敢吃。“好好的整锅整锅的面条，我想送给人家喂猪，人家都坚决不要！”

艾滋病是绝症，人人知道。感染了艾滋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我们活着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沙河市白塔镇某村３２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李某，妻子去年被艾滋病夺走了生命，８岁的女儿与他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说“不敢想呀，一想就绝望，过一天算一天吧，孩子小啊！”

有一位５０多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说：“孩儿们也不能到我跟前来，周围更没有朋友来看我。我都变成孤家寡人，这样活着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艾滋病患者家人的痛苦和委屈

“最怕孩儿们发烧、感冒！看到他们痒，发烧，我心里就乱成一团，头脑里空空的。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

邢台县一个小山村里，公公、婆婆先后被艾滋病夺走生命之后，二儿媳妇最担心与老人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学的几个孩子。她的哭声，让记者感到窒息。

她说：“８年前孩子的奶奶就在医院输过血，这些年来，她经常痒，痒了，孙子们就帮她挠痒痒，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虽然孩子们都做了检查，没事。但是，“他爷爷不是也做过两几次检查，都没有事情吗？第三次却又查了出来，让我们相信谁呀？”

她说，孩子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心里的压力压到哪天才是个了结？至少得２０年吧！２０年呀，这是什么日子？

这对因患艾滋病已故的老夫妻的长子对记者说，“母亲死后，父亲又倒下，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得了什么病。父母亲要把自己隔离到小院的破屋子里。我们心疼呀！”

他告诉记者：“亲戚朋友上门来骂我们兄弟俩，我大伯骂我说，‘你没钱让老人住院，我掏钱！”我们何尝不想让父母住医院呀！亲戚们一片怨言，都在骂我们不孝。我们左右不是人！“

人们不断来问我们，老人得了什么病，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病，不然，我们以后没有办法在这里立足，就我们这样的农民到哪里去生活啊？

“人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艾滋病家属，他们总认为你的家人得了艾滋病，你一定就是艾滋病人。”艾滋儿童甜甜的父亲张记录告诉记者。

同样是艾滋儿童之父的王为军告诉记者：“我这讨说法的５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外面经常受到欺负和冷落，无数次地和人家发生争执、谩骂，甚至动手。”

他说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日，我去省里的一个部门，他们见到我连问都不问，‘呯’把门关上了，说世界艾滋病日刚结束你们就到处跑。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我不是艾滋病，我的孩子虽然是，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们说：‘你怎么不是？你妻子是，你女儿是，你肯定也是，你不是那是因为你没被查出来！’”

正如张记录所说，“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

邢台的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面对记者的到来，非常感动，他们说，没有人把我们当人，就你还来看望我们。

艾滋家庭的贫困

“楠楠，你最想吃什么？”

“大米饭。”

“你最想要什么玩具？”

“三轮的童车。”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上大学，考博士。”

“你长大以后最想干什么？”

“想当老师。”

“最想当怎么样的老师？”

“当我们村里的老师。”

这是记者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与柏乡县龙华乡艾滋儿童楠楠的对话。一个８岁的女孩最想吃的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果冻或者火腿什么的，而只是大米饭！

她的双腿残疾的奶奶告诉记者，“没办法呀，现在这社会干什么都得花钱，我和孙子两个病人，没钱怎么活呀！”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丹丹一家也是这样，丹丹与爸爸都得治病，６１岁的爷爷只好捡破烂来补贴家用。丹丹的爸爸虽然也是身患重症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但他每天却不敢有半点怠惰，一大早就得去附近的小煤矿为人家开矿车，“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每月也就赚６００元。”

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情况，那个煤矿还不知道，否则他会像册井乡张沟村的张记录一样，只能靠贫瘠的土地维生了。

记者访问的３４位艾滋病及感染者中，几乎清一色是普普通通的农户，其中大部分家庭就算在当地的农村来说，也是很贫困的。

本来，邢台市就是河北省经济水平比较差的地区，而这些农户又是这个地区很普通甚至贫困的农户。

“我们落得这样惨，都是医院害的！”在采访中，无论有点经济能力的，还是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告医院！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来！”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

记者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从而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手头的两份官方资料值得认真阅读。

这两份官方资料分别如下：

之一：血液传播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２００４年初，卫生部官方公布：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８４万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约８万例，整体上居全球第１４位、亚洲第２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一时间，卫生部统计显示：血液传播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母婴三种方式传播。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７２. ６% ；经性接触途径感染占８. ４% ；母婴传播感染为０. ３% ，还有１８. ７% 的传播途径不祥。

之二：河北省八成艾滋病感染者祸于血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日的《燕赵都市报》报道，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自１９８９年我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９９５年在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艾滋病局部流行以来，艾滋病在我省的流行经过了传入阶段、局部流行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目前，我省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在全国处中游靠前位置，为疫情较重省份。据悉，我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感染时间集中，主要是在１９９５年前后通过有偿采供血感染，占感染者总数的近８０% ，但从总体上看，我省艾滋病还处于低流行状态，只是局部艾滋病感染者高度集中的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潜伏期，其发病高峰正在到来。我省１９９５年前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已经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集中死亡现象。

那么邢台众多的艾滋病祸从何来呢？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则认为“都是输血害了命！”于是他们把矛头直指医院。

目前已经被推上法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蓄发五年，王为军愣是打赢了艾滋官司

３８岁的农民王为军，家住距沙河市康泰医院只有三、四公里远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邑城镇。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０日，为了生育女儿佳佳，王的妻子靳双英住进了康泰医院。８月１日，顺利产下８斤重的佳佳。

之后，医院的院长王顺英不断来找王，要求为她的妻子输血。“她说，‘你输个血，身体恢复会快一点。’她三番五次来动员，有好几次，我的岳父岳母都在场。其实，我妻子当时只有２８岁，身体非常好，但是想到医生总是为咱好呀，再者，不能让两个老人有想法。于是便输了血。”

８月４日上午，王为军交了血款。中午，医院为靳双英输血４００毫升。之后，便出院了。住院期间总共花了１２００元，血款占三分之一。

第二年春节后，靳双英开始出现口腔溃疡，并不断发烧。刚开始，王带着妻子到附近的小诊所、小医院看，结论是“局部感染”、“有炎症”、“缺乏维生素”等等，吃了不少药，总是不见好。

后来，又跑了乡医院、县医院，不断抽血化验，但都没有结果。

到冬天的时候，烧已经退不下去了，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第三年，也就是１９９９年春节后，靳双英住进了邯郸市最好的中心医院。不断抽血、化验，依然没有结果。一个月后，医院请来北京的专家会诊。一周后，靳双英所住病房的另外两个病人突然被转到其他病房。

不久，医生对王讲，“你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以后防疫部门会来找你。”之后，便让他们出院了。

回家后，眼看着妻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就是没有人来找。于是王便找到医院，医院让找防疫站，王又找到防疫站。

之后，防疫站来了许多人，此时，靳双英已经不能走路了。工作人员给王一张纸条，让王到北京地坛医院去取治疗艾滋病的药。

此时，王才知道妻子得了艾滋病。打电话给北京，对方称，病人不来没办法给你药。王打电话向防疫站求助，几天后，来了三个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当年５月１６日，靳双英死了。

埋葬了妻子后，王为军按防疫部门的要求，带着两个孩子去检测，王与儿子均没事，女儿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又被当头打了一棒”的王为军，左右想不通，于是他像疯了一样到处跑，他要问出个所以然来，“这病是怎么得的？”

当年６月开始，王为军便走上了上访之路。为此他发誓：“不为妻女讨回公道，决不理发”。

披着一头长发的王为军，从县里、市里到省里，再到北京，不断上访，“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走了多少遍”。

苦苦的上访有了一些结果：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底，沙河市卫生局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称“康泰医院确实存在违规采血，但是给当事人输的血没有问题。”。拿到这份报告后，王为军来到卫生部，医政司的官员说，从这个调查看，没有相关佐证能证明医院血液是健康的。

与此同时，南方周末等几家媒体也将王为军的遭遇进行了公开报道。

在王为军的苦苦上访下，卫生部防疫司曾经三次发文至河北，要求认真调查，“但都没有结果”。

２０００年春节后，王为军再次找到卫生部，一位官员告诉王为军，“真正要讨回公道，你要走司法渠道，就是卫生部做错了，你也可以告！”

这句话鼓励了王为军。于是，在媒体记者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帮助下，４月１６日，王为军一纸诉状将康泰医院告上法庭，并一次性提出索赔１５３８. ７７万元。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王为军拿到了民事判决书，判决书部分支持了王的诉讼请求。此后，经过上诉和几次重审后，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王为军终于拿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这份判决维持了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０３）邢民一初字第８号《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靳双英在被告处住院，接受治疗，其本身并无过错。被告违反有关献血和输血的规定给靳双英输血，事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被告不能证明其所输血为健康血液，又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靳双英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毒，即其不能就其医疗行为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之间无因果关系和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过失提供证据，并且被告违规采血的过错是明显存在的，参照有关司法解释，对于原告合理的治疗费用和相关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康泰医院赔偿王为军共计３６. ２万多元。

当天，王为军来到妻子的坟头，在亡妻坟前埋掉剪下的须发。

这位河北农民用五年时间打赢了这场官司。虽然对赔偿的金额仍有看法，但对于因输血感染艾滋的亡妻和８岁女儿，他多少有了一个交待。

然而，执行赔偿如今又难住了王为军：到目前为止，经过法院多次执行，王仅仅拿到了１１万多元的赔偿。

记者近日见到王为军时，他依然在找法院，在索赔的路上苦苦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