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史

19世纪最后10年，为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开启了新的时代。自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在这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俄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历史文化发展的新阶段，较之19世纪80年代社会的停滞与某种程度的文学停滞，表现出剧烈的变动和最尖锐的戏剧性。无论是变化的速度与深度，还是内部冲突的尖锐程度，俄国在这个时期都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

文学很快加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的讨论，因为从俄罗斯的传统来看，文学从未对社会激情袖手旁观过。它对社会的参与表现在各种作品的题目上，这些题目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如В.韦列萨耶夫给自己的中篇小说取名为《无路可走》、《转折关头》；А.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历史长篇小说叫做《旧世纪的晚霞》；М.阿尔志跋绥夫给自己的长篇小说题名为《在最终的边界上》。但是，意识到时代的危机，并不等于说这个时代一无所获。

恰恰相反，大部分语言大师觉得自己的时代是一个成就空前的时期，文学对国家生活的作用这时迅速扩大。因此，人们不仅开始热切地关注创作本身，而且对作家们的世界观与社会立场，对他们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联系，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在作家中间产生了一种愿望，即热切地要找世界观与审美观上志同道合的文艺家、哲学家、从事相

邻艺术的专家通力合作。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文学团体和小组在这一历史时期发挥了更突出的作用。世纪之交新的文学流派也像通常那样，是从作家创作小组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每个小组周围都聚集了一些艺术观相近的年轻作家。

与19世纪相比，作家在数量上明显增多了，而在质量上，即以文学家所受教育和生活经历而论，更主要的是从审美立场与创作技巧的多样性方面看，作家情况变得极为复杂。19世纪的文学体现出高度统一的世界观；作家文学天赋的高低清晰可辨，因为不论是在哪个阶段，都很容易找出堪称一代作家楷模的那些大师(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等等)。我这边就主要来介绍下果戈里的文学创作。

果戈理（НиколайГоголъ,1809～1852），19世纪上半叶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村一个地主家庭，1852年3月4日卒于莫斯科。是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果戈理同普希金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是当时俄国文坛的盟主。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杰出作家都受到果戈理创作的影响。

果戈理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大索罗庆采村，祖

先是来源于乌克兰的小贵族，具有波兰血统。他的父亲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亚诺夫斯基（ВасилийАфанасьевич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曾在邮电部门供职，做过八品文官，后辞去公职，在乡下当地主，同时开始尝试写作，并成为一名诗人和民间喜剧作家。他的父亲经常在朋友家的家庭舞台上上演自己写的喜剧，还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一切给早年间的果戈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对戏剧乃至文学的爱好。

他的母亲名叫玛丽娅·伊凡诺芙娜·果戈理·亚诺夫斯卡娅（МарияИвановна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ая）（娘家姓氏为：科夏洛夫斯卡娅，俄文：Косяровская），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这对后来果戈理的东正教狂热埋下了一定的基础。

果戈理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他于1821～1828年在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就读期间已经博览群书，并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曾扮演过冯维辛的讽刺喜剧《纨绔少年》中的主角以及其他角色，而且演得很成功（他后来写的也是讽刺喜剧）。他在这所中学受到了十二月党人中的一些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歌的影响（这促使他在创作初期想当一名诗人），他还受到了法国启蒙作家著作的深刻影响。这一切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在农村的生活是他创作的重大素材，农村生活促成他写成了《狄康卡近乡夜话》、《马车》、《死魂灵》等与农村有关的佳作。

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前往彼得堡，想在司法界谋得一官半职，他身上还带着写成了的田园诗《汉斯·丘赫尔加坚》（长诗）的手稿，这是他的处女作。1829～1831年先后在圣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亲身体验到小职员的贫苦生活。在此期间还到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1835年春季，他出版了喜剧剧本《三等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婚事》，并开始迷恋喜剧创作。《婚事》是他早期喜剧的代表作，宣扬了婚恋自由。同年，他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彼得堡故事》（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Повести）和《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中有《涅瓦大街》、《鼻子》、《肖像》、《外套》、《狂人日记》、《马车》、《罗马》构成。《密尔格拉得》里面有《旧式地主》、《塔拉斯·布尔巴》、《两个伊凡吵架故事》等优秀的中短篇小说。相较以前，这些小说在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思想上更趋成熟，风格上有重大发展（讽刺的力度增强，不幽默的也更严肃），思想容量上也更为深刻。短篇小说《罗马》是他所有小说中诗意最浓的一部。而他本人也被称为及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盟主”、“诗人的魁首”。这一年，他根据普希金启发出来的素材，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死魂灵》，并从圣彼得堡大学离职，专事创作。

果戈理（1809～1852)使俄罗斯文学的批判成分显著增强，果戈理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围绕着故事而展开的．但是他故事的编排与发展却是荒诞不经的。在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中，作者安排一些荒诞不经的结局与过程，让读者这祥不可思议的故事情节中，去感受作

者的对俄国社会与俄国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果戈理往往是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找寻主人公，他们大都是俄国制度下的小官僚，然后，对这个小官僚进行夸张的人生塑造，从而达到作者讽刺俄国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的作用。他如实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琐无聊（《米尔戈罗德》，1835）、“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和大城市的社会矛盾（“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1836）和《死魂灵》第一部（1842)将锋芒指向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以辛辣的讽刺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动性。果戈理“从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诗意，用对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心灵”（别林斯基），为俄罗斯文学指明了航向。

40年代，农奴制危机愈益严重，俄国的发展方向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问题。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地主阶级，主张返回彼得改革以前“淳朴的”宗法制社会。西欧派大多是自由主义贵族，希望俄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以别林斯基（1811～1848)和赫尔岑(1812～1870)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则站在广大农民一边，要求用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度，向往社会主义。俄罗斯文学别林斯基根据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与总结，建立了他的现实主义美学和评论，认为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是方向。他极力反对“纯艺术”论，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内容和形式应该有机地结合。他对典型性作过透彻的阐释，将典型化视为创作中的首要课题。1839至1848年他先后主持《祖国纪事》(1839～1884)和《现代人》（1847～1866)评论栏，大大加强了这两家杂志的战斗力。《给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表达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

由于果戈理的示范和别林斯基的指引，40年代俄罗斯文学同生活的联系比30年代更加广泛深入，批判现实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并具有更明确的社会性和目的性。其主力果戈理派或“自然派”聚集了一大批反专制农奴制的作家，从赫尔岑（《谁之罪？》，1841；《偷东西的喜鹊》,1848）、屠格涅夫（1818～1883;《猎人笔记》，1847～1852）到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乡村》，1846；《苦命人安东》，1847）。

黑暗丑恶的社会现状让果戈理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浦苦，但他没有绝望，他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并孜孜不倦地寻找通向“光明未来”的途径。果戈理主张的是改变和完善现实，是某种意义上的改革：从国家体制到人的灵魂，从教会到文学，从农业到戏剧——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改变和完善。然而，这终归只是革新、改革，而不是革命。因为革命是深刻的质的变革，它是社会、科学等自然发展的根本转变。比如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或者是尖锐的政治激变和社会巨变，是社会基础的动摇和崩溃。果戈理把革命的实质视为毁灭，正因如此而不能接受革命。他寻找的道路不是革命，不是破坏，而是改造，是建设。他反对激烈、骤然地改变国家秩序，而寻找着革命的“恐怖和灾祸”以外的“出路、办法和途径”。他所追求的不是国家机构总体的破除，而是它的修补和完善，不是抛弃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宗法社会制度和习俗，而是让它复兴和焕发新的生命力；不是疯狂毁灭社会制度，而是有理性地进行改造。

尽管果戈理对社会程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还是认为国家体系是不能毁坏的。人们经常把呆戈理的作品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完全

否定和对国家制度的深刻批判。然而他自己却说，在作品中嘲笑和批判的不是国家的根本体制和政权机关，而是其“畸形的现象、不正常的发展、错误的栓释、愚蠢的应用”。信仰上帝的果戈理认为，现行的社会制度是上帝安排好的，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庸俗和丑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普遍道德堕落。果戈理把改造现实社会的目标首先放在权力阶级和国家机关官员的良心上，寄希望于理想君主和省长们的贤明和仁爱上，认为他们应当成为下属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