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考试题答案整理

一.简答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指“人”作为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应该拥有的五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仁，即二人。也就是如今所谓的换位思考。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信，乃人言，是说人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这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二．简答：

1.汉武帝的经济措施：

（1.）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灌溉；

（2.）设置田官，发展屯田制度；

（3）.统一货币，“铜本位”；

（4.）置均输，行平准；

（5）.盐铁专卖政策的实施;

（6）.增税（对于一般人要承担的税收）：1. 田租,

2 算赋即口赋

3 财产税

4 徭役,一般男子每年服徭役30天.如果不愿服役,可以以300钱代替,称为更赋.

3.东汉外戚与宦官政权：

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的原因。

1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即位时，大多年龄较小，由太后主持朝政。太后依靠父兄辅政，久而久之形成外戚（即皇帝的母党、妻党一族）专权。皇帝成年，结纳身边宦官争夺大权，又导致宦官专权。

2. 表现及危害。

外戚、宦官之间多次争斗，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谋私利，使东汉政治一片黑暗。桓帝以后，东汉朝政长期被宦官把持。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现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县官，现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内外重要官职多被他们把持，垄断了仕途。

3．党锢之祸。

宦官专权，“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一些正直的官员、士大夫和太学生形成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势力。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在朝廷或在地方，都遭到猛烈的攻击。如对宦官垄断仕途，任用贪赃枉法之辈，不学无术之徒，他们讥讽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正直大臣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宦官，使宦官气焰有所收敛；

后来他又杀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张成，名望增高，士人与其交游被誉为“登龙门”。

宦官诬告李膺等与太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政，并将他们定为“党人”，逮捕后判处终身禁锢，永不录用。几年后，宦官再次以结党之罪逮捕党人，并扩大禁锢范围，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李膺等一百多人惨死狱中，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4.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故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论述题：1.商君的治国观念

（1）编制户口，加强刑罚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2）鼓励发展农业，奖励生产（有利于秦国经济的发展）

（3）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制（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同时，触犯了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4）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确立地主阶级统治最为关键的一项，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土地私有制）

（5）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6) 整顿秦国社会风俗，强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并规定父子及成年兄弟不得同居一室，到成年还不分家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6）实行二十等爵制度

（8）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督，一家犯法，邻里如不告发，则十家连坐。

2.王莽失败的原因

法一：

一、历史的必然性，改革不顺应历史潮流，不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不符合人民利益，比如币制改革就是触犯了人民利益，变成了掠夺，类似于今天的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二、性格，王莽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

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法二:

一、动欲慕古，不切实际

王王莽时期契刀五百一枚

莽早年生活贫寒，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品格，年轻时，拜名儒陈参为师而习“礼经”，“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虔诚地信仰儒学，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儒家盲从者。在改制中，王莽食古不化，竭力复古，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王莽一向认为，“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是以做了大司马成为宰辅后，“议论决断，靡不据经”。新朝建立后，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把一切政令、设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一部《周礼》几乎是王莽新政的蓝本。王莽是一位儒家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儒们所描绘的理想境界羡慕不已。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在始建国元年，即公元9年，王莽下诏实行“王田制”。王田制的名称取法于《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莽诏书称：“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这就是王莽的“王田制”，其核心是变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企图以此来遏止土地兼并。在封建土地私有西海郡古城王莽明堂和辟雍

制已经出现六七百年的汉末，要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的一位叫区博的大臣就直接面谏他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因此不几年，就因为遭到豪强大地主们的反对而废止了。正如一位史家所说的，井田制“乃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王莽还根据《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制定出一套分封的办法：“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在体现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已确立二百多年后的时候，王莽全面恢复分封制，用世袭的办法代替选任制，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例退，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王莽代汉后，为了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又颁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可以看出，五均六管也是根据《周礼》等旧典损益而成的。这套五均六管法实质上是官营一部分工商业，将民营的盐、铁、酒等大宗商业收由官家来做。这明显是与富商大贾争利，当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而税山泽，又使

在虫蝗旱灾之中指望山泽求生的百姓，没有了活命之路。因此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一致反对。六管之令行，“天下愈愁，盗贼起”。纳言冯常上谏除六管法，“莽大怒，免常官”。五均六管法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又触犯了富人与穷人的利益，这就使得改制没有了社会基础，失败成了必然的结局。

在改制中

王莽认为“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因而他认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纠合一帮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根据《周礼》所载的奴隶制国家的典则，损益出一套新朝的礼乐制度。然而王莽对《周礼》的看法非常简单，以为只要新朝形式上具备了三代的条文命令，就可实现三代的兴盛局面，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王莽事事尊从儒家礼教，“动欲慕古，不度时宜”，而且拘泥于形式上的完善，因此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未能有所遏止，反而促其进一步发展，甚至当农民起义的烈火快要烧到都城所在的关中时，他还在根据《周礼》“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群臣来到长安南郊，设坛向天哭诉，责问老天既让他代汉而立，为什么不助他灭贼。王莽的哭泣未能感动天地，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砍下脑袋，传以示众。“以复古为解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但像王莽这样一味迷古信古，竭尽全力复古者少之又少，他的一言一行都要从历史典籍中找到根据，这就是泥古不化、发思古之幽情，而不是改革家所应有的态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莽正是复古主义的牺牲品。

二、性情躁扰，轻于改作

王莽“性躁扰，不能无为”，好逞威风，博求虚名，轻于改作，但又对改制中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致使许多措施半途而废，或者仅限于法令条文的颁布。在这方面，币制改革与地名变更尤为突出。从居摄二年到地皇元年十余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王莽改币的主要目的是用货币贬值的方法，聚敛财富。结果是币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实现一次对人民财富的大掠夺，社会经济就会出现一次大混乱，以致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如此频繁、混乱、荒唐的币制改革，在中国币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

王莽还频繁地更改官名、官制、地名及行政区划。新朝建立伊始，王莽就改汉时诸侯王号曰“公”，据《周礼》设置了许多新官，并将汉时的中央到地方官吏名称全数改变，如改郡太守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御史曰执法，公车司马曰王路四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至于地名，也是从中央改到地方，如改长安曰常安，长乐宫曰常乐宫，未央宫曰寿成宫，前殿曰王路堂。地方郡县名称改变更多，几乎是年年都有改作，以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其号令变改皆此类也”。这种改革除了增加记忆的麻烦以至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之外，则无任何益处。这也是

王莽失败的重要因素。在位期间，王莽还屡次挑起对东北、西北、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匈奴曾几度发兵，虽不曾出击，屯边吏卒数十万，持续时间许多年，“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扰攘天下，破坏边境和好局面，改革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王莽在位期间经常颁布一些改革措施，但往往只注重形式，对具体执行则不甚了了，更多的精力用在讨论修改条令的文辞优美与否、是否符合经典规范上。不断修改条令实际上是不停地扰动民众，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三、刚愎自用，所用非人

王莽代汉前，其声名已十分显赫，连皇帝、太后都对他恩宠有加，百姓、士大夫上书称赞王莽的更是络绎不绝。这样的声望使王莽在改制中过于自信，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以至于达到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的地步。王莽经常自以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对忠言直谏者，常不能正确处理。如大司马严尤上书，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结果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当有使者如实报告农民起义的缘由是法令苛酷、剥削沉重时，王莽根本不信，认为是造谣，立即罢免了使者的官职。他叫大司马司允费兴去做荆州牧，问他到任上如何治理，费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管，税山泽，妨夺民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郡，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税赋，几可以解释安集。”王莽听了大怒，又免去了他的荆州牧。去除苛政以苏民困，这本是解民倒悬之举，能干的官吏才可以做到的，王莽竟然因此而免其官。为政者不知用人才，难怪王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王莽后期所用之人大多是拍马奉承、刻薄寡恩的小人。

地皇三年

进入关中的流民有几十万人，王莽“乃置养膳官禀食之”，而办事的官吏乘机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饥死者十七八”。王莽听说城中饥馑，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话。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铸钱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贾出身，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满朝这种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权的倒台不是必然的吗?搞改革必须高度重视用人之道。事在人为，各项改革措施，最终都要通过人去贯彻实施才能收到效果，而效果好坏，又与用人是否得当直接相关。王莽的刚愎自用与用非其人造成改制的彻底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综上所述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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