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一、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中国哲学表现一种思维方式，西方哲学表现另一种思维方式，彼此很有区别。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析，西方分析思维比较流行，比较占势力。从古希腊一直到近代，尤其近代西方哲学，分析方法很流行。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就出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辩证法不太受重视了，把事物看成孤立的、静止的。可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一直到近代，比较占势力的是辩证思维。可以说西方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为主;中国以辩证思维为主。从老子、孔子开始，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有辩证思维，到宋朝张载，辩证思维尤其丰富，后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辩证思维也很丰富。在西方，也有丰富深刻的辨证思维，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赫拉克利特，他是西方辩证法的开端，不过，中国的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思维有区别。老子和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可是他们所讲的也不一样。中国哲学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特别注重统一、注重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这说明中西都有

辩证思维，可是其重点不一样，直到现在亦是如此。

二、中西本体论的异同。西方本体论学派很多，意见彼此也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讲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本体与现象是两个方面，本体是现象的本体，现象是本体的表现。西方尤其是唯心论者有这么两句话：“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这就是说，本体是实在的、是真实的，可是它自己不能够表现出来；现象是表现出来了，可是它不是真实的，只是本体的表现。这种思想在西方新黑格尔主义那里特别强调。中国自古以来，许多大哲学家都是不讲本体与现象对立的。认为本体与现象是统一的，又有区别，又有统一。中国哲学认为，本体是实在的，现象也是实在的，并没有虚实的区别，是一种本末、源流的区别。一方面是本，一方面是末；本就是本来就有，末就是后来才发生的、后来才衍生出来的；源流，源就是起源，流就是后来才产生的。中国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本体是根本、是实在的，现象虽然不是根本，可也是实在的，这是中国本体论的一个特点。

三、天人关系与主客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汉朝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董仲舒，他认为天人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宋朝张载也讲“天人合一”，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来。张载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是说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包含爱护自然界，维护生态和谐的意义。这些年来许多西方思想家也强调人与自然有不可分的关系，这就与中国哲学所谓“天人合一”的思

想相近了。

西方传统思想强调克服自然，战胜自然。自然科学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从培根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可以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受到了自然的惩罚。恩格斯也讲过这个问题，西方在许多问题上受到自然的惩

罚，所以恩格斯特别强调精神与自然界的统一。

中国古代也讲主客关系。主体、客体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古代没有，可是有相类似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讲“己”与“物”的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客体。如果认为中国古代完全不讲主客关系，那不符合事实。《中庸》讲不但要成己还要成物，不但要完成自己，而且要帮助外物达到完成状态；同时还讲“合

内外之道”，内就是主体，外就是客体。

但是西方特别强调主客关系还是比较突出的。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既要

讲主体性，也要讲客观性，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

四、中西人生理想的异同。中国比较重视人伦，西方比较重视个人、自由，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点。

中国哲学讲五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每一伦有个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儒家非常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人伦关系里边，应该遵守人伦的原则。人伦关系内容比较复杂，君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夫妇、父子也都有不平等的情况。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

一个缺点，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西方比较强调个人自由，哲学上讲原子主义，一个原子就是一个原子，不互相依靠。每一个人也像原子那

样不互相依靠。强调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

中国虽然讲人伦，但是另一方面也讲个人的人格尊严，这是儒家、道家的一个特点。一方面讲臣要为君服务，另一方面也讲臣民有人格尊严，这是儒家的一个特点。孟子讲得更明确，他说生命是很重要的，可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格尊严，它比生命更可宝贵。道家更是强调这一点，讲个性自由。孟子提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内在价值，是绝对不能剥夺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道德觉悟。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天赋价值论”，而缺少天赋人权的观念。中国天赋价值是从道德方面讲的，西方的天赋人权是从法律方面讲的。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有哲学上的反映。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文化、经济、历史等诸多范畴的概括的综合的认识与反映并通过得出的内在规律以期指导这些范畴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中西方文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在哲学以及影响哲学的诸多因素并哲学反作用的这诸多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综合表现在哲学方面是有很显著的差异性的。本文比较的初始阶段的西方哲学界定为早期的西腊哲学

哲学的产生受地理条件及宗教的影响是很大的，西腊的农业文明产生于西腊半岛上的山丘之间的谷地，同时与周边文明的战争与贸易对西腊哲学的产生也有重大影响。在西腊文明诞生以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文明以及东岸的巴比伦文明已经辉煌的存在了好多个世纪。埃及文明是敬畏死神的，埃及的神学以关怀死亡为主，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要进入阴间，并根据在阳间的表现要遭受到审判。克里特文明受埃及文明的影

响很深，克里特文明对西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文明又有很大影响，而后来的西腊文明显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迈锡尼文明。而东方巴比伦的宗教神学更关心的是现世的繁荣而不是来世的幸福，巴比伦文明传入西腊的途径显然通过小亚细亚的陆路更便捷，方式不外乎贸易与战争。我们站在西腊半岛向西看，当时只有意大利南端的伊特鲁立亚人稍稍初显了文明的曙光，而北部的凯而特人、日尔曼人都还是蒙昧的阶段。

中国的文明倘若说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算起，应该可以上溯到商朝，此时的中国农业文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商朝所领属的的地域来看,发展农业文明也是必然的。由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西腊直至古中国都是农业文明来看，先人们总结出农业文明是诞生古老文明的必要条件，而游牧部族就不具备这个条件。

在中国哲学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应该从孔子对周礼的阐述开始，而在这之前亚洲大陆上的中国文明显得是那么的孤单，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可能与当时亦很发达的印度文明会有交流，但是地理上的无奈让中国的文明缺乏与周边文明交流的条件，而中国自上古以来神学及原始宗教方面缺乏有组织的系统性、权威性，这样宗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当然要除了后汉以来佛教的影响。

从这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哲学显得比较单薄且缺乏多元性，从而造成中国文明独特性也是必然的。如果有人提出东晋时期的诸多外族以及之后的诸多外族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但大家都知道那多是外族主动的接受中华文明，对中国文明在哲学上的贡献除了我们本身演绎的佛家禅宗外几乎没有。

孔子肇始中国哲学的时候，西腊哲学的鼻祖泰勒斯几乎是在同一时代发端了西腊哲学。虽然同样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西腊文明以及西腊哲学由于可以引用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这样相较于中国文明以及中国哲学的产生，就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西腊哲学受原始宗教和神学的影响很深，当时的西腊文明反映在宗教和神学上除了有奥林匹斯山上的那些喜欢争斗的诸神，还有由色雷斯的神演化而来的狄奥尼索斯或者说是巴库斯。虽然对巴库斯的崇拜受到崇拜宙斯这一派的正统派的歧视，但是由此诞生的奥尔弗斯教派对西腊整个文明包括哲学的影响也是不可不提及的。而反观当时中国的文明以及哲学由于宗教神学相对薄弱，因而中国的哲学更趋向于内敛的个人体验，在政治上表现于推行王道。

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组成的，而孔子对哲学的阐述却是从所谓的周礼开始，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西腊哲学从开端便注重从事务的本身引申对对自然、对人类的思考，而中国的哲学则强调从人本身或人的主观本身去看待一切。虽然同时代的老子提出了道这个亦包含有规律的概念，但就象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老子的道是功能于实体混而未分的整体，这样的道显然与泰勒斯所说的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泰勒斯之后的米利都学派在哲学上的基础观点无不是由物质为基础来引申的。象阿那克西曼德说认为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元质，这种元质是无限的，这在某一方面又类似于老子的道。而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一切基质是气，这个气更强调的是它的物理属性，而我们中国哲学反映的那个气，形而上的成分更要多些。

可以说从一开始西腊哲学就更注重由事务的本身引申对世界及人类的探索，虽然在此之后的基督教的神学哲学让这种探索走了好几个世纪的弯路，但是由于基督教本身亦受西腊文明的影响，在它的教义中有些先验的东西就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性与科学性。

而中国的哲学由于从发端开始就强调宗法观念，更多的是从人的内在修为本身去理解阐述对世界以及对人类的探索，主流哲学思想儒家在最初的创始时目的就是治国安邦，带有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即使最初没有但是但要实行时就会不断的添加政治色彩，然后变成了实践派，变成了中庸。

虽然西腊文明从柏拉图以后在某些意念上与中国哲学有一定程度的趋同，但从整体上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由于此二种哲学在目的与功用性上的不同，造成所谓的差异性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哲学的目的是所谓的自我修为以及在功用上表现为维护王道，推行教化；而西腊哲学更注重对事务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