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

道家学派与汉语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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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馥隆

摘要：道家思想在中国文艺美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产生了飘逸自然、言不尽意的美学和修辞学追求。而各种修辞实践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道浑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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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辞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汉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修辞是一种语言活动，但却并没有将修辞仅仅局限在语言活动的这一范畴之中，而是将其上升到了文化思想的范畴之中。“修辞”一词，最早可以见于《易经》中的“君子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乾卦·文言》）在“修辞立其诚”中，“辞”是客体的语言，“成”是主体的人，通过修“辞”这一活动来达到力“诚”这一目的，体现了中国人“人言合一”的认识观。而这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谋而合。

而“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最早是由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提出，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庄子·山木》）可以说，汉语修辞的基本命题都与道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庄子有“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言论，而被认为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老子》一书中也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说法，如果单从这两句话来看，道家似乎反对对言语的修辞。但是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庄子》一书在修辞上，达到了很高的高度，远胜于同时期其他诸子的文章。甚至有“其书虽瑰玮而连作无伤也, 其辞虽参差而椒诡可观”的评价，《庄子》诸篇无论是从气势还是行文上都可以称得上恣意汪洋，而这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值得我们深思。

二、道家思想与修辞实践

（一）暗示思想与修辞

道家自然是认为道是无法运用语言直接表达出来，但是通过暗示引导，是可以通过读者自己“悟”出来的。而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中国人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诸如中国画中的留白与写意。在文学创作中，中国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

也正是因为如此，汉语修辞中，重视“炼字”的作用，同样的话，使用不同的文字会产生微妙的意义差距，直接的意义的差距往往会产生极大的拓展义也就是言外之意的偏差，从而表达着极为不同的意思。正是因为暗示结果会因为不同

的细节发生不同的改变，所以汉语修辞中，一词一句的运用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是语言文字大师的标准。

而且中国文人还会运用夸张、排比等修辞方法营造出一个极具感召力的行文气氛，令读者身临其境，帮助其领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游离于言语之外的意思与思想。而这一形式的运用与发展也让中国人在行文中有了新的追求，也就是近代王国维所说的“意境”。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美学追求。

中国人重视“意境”所以也重视组成意境的“意象”。在汉语修辞中，意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基本的修辞符号，表达着一种文化情感。通过这种情感，引起听读者的心理画面和“文化”回忆。

因为“意象”的可感性，决定了意象具有具体性和可视性的特点，以让每个读者都会轻易地回忆起这一画面以及在这种画面中所具有的独特心情。

（二）平衡思想与修辞

因暗示而产生的对于细节的追求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了汉语修辞中对于形式美的追求，因为汉语中一个音节往往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在追求细微字词使用的完美时，文人也会注意文字的对称工整，又因汉语中有着独特的音调，所以在追求视觉平衡的同时中国的文人还在追求着听觉的平衡。中国文学发展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追求格律形式的独特文体，随着骈文、韵文等形式的文体的兴起。汉语修辞发展出了许多体现着追求平衡这一目的的修辞方法，如对偶、对称、重复、顶针等。在重视“义”的同时，还注重“形”的美观工整。达到“文质彬彬”的追求。

“文”与“质”的辩证统一，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也是汉语修辞“人言合一”的认识观中的另一种体现。“文”是修饰，“质”是本质，“文质彬彬”这一概念虽然是儒家学者最先提出，但是也深深地体现在道家思想之中。庄子说：“言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也就是说，意依附于言，但是言依旧有表达不了的意，甚至会出现重视“言”会损伤意的表达。因此如何达到平衡的状态，也是中国文人学者一直探索研究的方向。

所以，汉民族的文人也会在句式结构、篇章结构、表现风格等大方面着眼，保证文章整体上的和谐统一。细节与整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言与义之间的辩证统一，这既是文章本身的追求，也是深受道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的文化和人生追求，是达到文章整体平衡和谐的基本保证和修辞成功的检验标准。

（三）自然思想与修辞

道家学派是注重自然的学派，其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人的追去与最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在“不以人胜天”思想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寄情于山水，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山水田园”诗派。在修辞上，道家思想也对人们的审美追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庄子曾说过：“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也就是说，修饰的目的是在于重返朴素的样子，在这一点上，与禅家的主张颇为一致。这个我们暂且不述。这一思想体现在修辞上就是修辞学一个极为重要的准则或者是要求，那就是修辞学在追求美的同时应该做到自然朴素，没有雕琢的痕迹。

在汉语修辞中，诸如双关、反语、借代等方法虽然拥有极好的表达效果，但是其作用的条件却极为苛刻，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得自然而不露痕迹。

清代学者王国维也极为主张这种自然质朴的修辞追求，而极力反对矫饰。他认为，用陌生的意象代替口语化的表达是词穷技竭的表现。

三、《庄子》中的修辞体现

道家学派不仅影响着汉民族的修辞思想，在修辞手段上，也对汉语修辞有着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庄子》作为先秦时期最为“瑰丽”的一本书，在语言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上极富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庄子》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修辞方法是比喻、比拟和夸张。

在《逍遥游》中：“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其后有将大鹏比作舟。在《秋水》中又将自己比作在泥潭中的大龟，不一而足。庄子比喻手法的运用，灵活多样，丰富奇特，使得其深奥的道理通俗易懂，思想深刻。庄子的文章由于其独特的比喻方式而生动形象，妙趣横生，开阔了读者的视野。揭示了其人生哲理，表现了庄子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探索。

而比拟，是把非人事物当做人，如《逍遥游》中：“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又如“斥鶕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蜩，学鸠和斥鶕都是动物，庄子通过比拟的手法，赋予它们人性，使得它们有思想，能说话。

夸张，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事物作夸大或缩小的描述，目的是让对方对于写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引起人们丰富的想象，突出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如在《逍遥游》一篇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中大量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夸张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启发读者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批判力。展现了作者的心境，寄托了庄子的人生追求。

我国在文学创作中，受道家影响，常常有“纵任无方”的美学追求，在修辞上的表现便是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或者是严沧浪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一传统将继续在汉语修辞中发挥着其独一无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