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林毅夫的《论经济学方法》有感

阅读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有感

近期阅读了林毅夫的《论经济学方法》，给我一种耳目一新却又平易近人的感觉，真是受益匪浅。纵览全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体系完整，全面系统。改革开放以来，教条式苏联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涌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流派。百家争鸣固然有利于学术繁荣，但同时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和交流上的困难。虽然都冠以经济学之名，但是由于各流派在经济学研究目标、内容、标准、方式乃至研究中使用的语言上的不同认识，引起了他们在理论、经验、政策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众说纷纭，而且这种分歧已经到了互不理解和互不交流的境况，成为当前经济学前进道路上难以逾越的主要障碍。这种状况无疑根源于人们对经济学划界问题的不同回答，不同学派给出不同的经济学划界标准，亦即不同学派对经济学有不同的界定。与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林毅夫也专注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林毅夫将这一问题置于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必须日积月累，“用力日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要达到豁然贯通就必须去了解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否则，很难有豁然贯通的一天

二、主线清晰，简明扼要。《论经济学方法》内容准确、脉落清楚，侧重于基本事实、基本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的介绍与阐述，注重叙述与评论相结合，以阐述为主，兼有必要的评论。写作最重要的是简单明了，而不是事无巨细包罗无遗，读者的时间是稀缺资源，简明性正体现了经济学本身的原则。该书的简明性在于突出重点，紧紧抓住经济学方法的基本思想和发展脉络予以客观介绍与阐述，做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三、具有学术价值。该书对经济学方法的由来、发展和演变过程做了客观、全面的介绍、分析和评价。该书不仅包含了著作者个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注意合理吸收了有关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该书不仅理论性、知识性强，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经济学方法》这本书由“与林毅夫对话—论经济学方法”，“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发展”、“学问之道”和“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等五篇文章组成。彼此因各有侧重而保持独立，也因同样关注方法论而联系。

尽管我们在书中会时常看到作者时而谈东方哲学、时而谈“有限理性”，时而谈行为科学，时而谈宏观局势，但在这些表象之后，作者不变的主题是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人以及如何学经济学人那样思考，用作者在书中的原话来说，首先，要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其次，观察一个现象时，要有能力很快掌握住和这个现象相关的决策者是谁，以及决策者所面对的各种约束条件、各种选择的特性；第三，要有能力建构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最好是简洁的数学模型；第四是要用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的能力；最后，还必须要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即带着批判去面对理论，审视现象，观察世界。

林毅夫认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四种能力和一种态度：这四种能力，首先是知道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经济学本体，作为经济学划界标准的同义语，到底是什么呢? 在林毅夫看来，“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质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是划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标准。

为了明确理性的内涵，林毅夫借用了许多哲学范畴为其注释，包括禅宗的、道家的和儒学的范畴。然而由于后者比前者更加晦涩难懂，所以这种解释非但没有明确理性的内涵，相反使其更加扑朔迷离。那么，理性到底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它是一个假说，还是一个假设？区分假说和假设是非常必要且意义深远的。假说与假设具有不同性质，假说属于认识，亦即关于现实是如何的。假设属于方法，亦即关于研究从何处入手或如何展开研究的。尽管方法与认识是相关的，但不能将方法等同于认识。如果假说有真、假、对、错之分的话，假设仅仅涉及恰当性问题。在实践活动中，假设是关于某种行动方案的假定，诸如就到北京去这样一个行动而言，如果步行去将如何?如果坐汽车去将如何?如果坐火车去将如何?如果坐飞机去将如何?假设确定后才可以对可能的行为过程进行分析，以使得行动主体做到心中有数。

在阐述了经济学的本体是什么后，林毅夫又谈到了经济学家必须具备的四种能力。第一，行为主体。经济学能力的第一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经济现象迅速辨识其行为主体，即回答“谁做决策？”这一问题。第二，约束条件。经济学能力的第二项训练是对任一有待解释的主体行为，迅速辨识出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及各类方案的机会成本，即回答“成本几何？”这一问题。第三，理论模型。经济学能力的第三项训练是就已经辨识的行为主体及约束条件建构一套逻辑关系，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目标——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可以有多重目标。不仅一石二鸟，而且一石多鸟。因此，如贝克尔反复指出的，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在每一特定场合，指出人们行为的最主要的目标——回答“哪些变量进入效用函数？”以及“这些变量怎样集结为效用函数？”这类问题。又例如，对行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约束条件——长远的和眼下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难之处在于，人类的每一行为，通常受到多层次的条件的约束——包括深层心理学家探究的“无意识世界”的约束，以致我们往往难以判断一项行为究竟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故而，林毅夫接受了西蒙教授的“有界理性”假设——在给定的认知约束与信息约束下，对给定的目标和情境，建构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模型（参阅38 页以后对盛柳刚同学提问的回答）。关于理性选择模型的更困难之处在于，当他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对我而言重要到不能忽略的程度时，我的行为是否理性就要依赖于我对他人理性选择的回应是否理性，如此推演，我认为重要的一切他人的行为都应当被视为我的理性行为的约束条件。这导致博弈论框架内的经济行为分析，其特例，就是一般均衡分析，其当代拓展，就是主观博弈分析。第四，数据检验。这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极端重视的能力，也是林毅夫所论经济学能力的第四项训练，其哲学基础是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方法——一方面，对遍历陈述的否证在于发现反例；另一方面，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端赖于它是否能够推演出否证自身的检验条件。

林毅夫深深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经济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构建合适的经济理论来解释，而中国经济发展至今留存的许多问题正是为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作出开创性理论贡献的大好机会。在书中，作者曾不无乐观地预测，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个世纪，我们将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于此，作者寄希望于此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国众多青年学子看到这个时代到来的曙光并为之努力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