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倒台为标志，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近五年过去，这场危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从金融、经济问题蔓延到政治、社会领域，“急症”转成“顽症”，使西方陷入全方位困境。

一、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经济发展“失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金融和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几个结构性“陷阱”使然：一是金融陷阱。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积聚了空前风险。以英国为例，工业在英经济中的比例仅约21%，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产值则超过70%。产业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增长的能力。无度扩张的金融产品集聚大量“泡沫”，最终破裂。二是债务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养成超前消费、借债度日的习惯，导致债务负担积重难返。据统计，发达国家债务占GDP平均比例截至2012年已达110%，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措施，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不满上升，危及政府执政地位，使西方各国政府骑虎难下。三是福利陷阱。长期以来，西方把福利制度作为安抚中下层百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号称“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财政不堪重负。在福利制度最发达的英国，一些中下层民众拿的救济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还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在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但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都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来西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政治体制“失灵”。一是西式选举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成长和发展，不是能力导向，而是做秀导向，谁能提出漂亮、响亮的口号，博得选民好感，谁就能上台执政。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往往缺乏实际执政经验，“胜选”而不“胜任”，能说而不能干，政客多而政治家少。其二，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西方国家上演“党锢之祸”。政党私利凌驾国家利益，给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损害。众所周知的美国两党“债务上限”之争，一度险些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美国网络时政杂志《调色板》的主编韦斯伯格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西方人士的忧虑：两党再这样闹下去，美将“选择自我毁灭”，短期代价是经济持续衰退，长期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并拖累整个西方的命运。其三，“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表现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危机治理寸步难行。例如英国政府计划修建高速铁路，既改善基础设施、又提振经济。但由于少数铁路沿线居民极力阻挠，导致项目一拖再拖，最后推到要2017年动工、2032年建成，成为一项“可望不可即”工程。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最近就“民主制度的未来”召开研讨会，结论是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实质和内容，阻碍了国家治理。

（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首先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西方主流社会近年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其次是社会流动性退化。主要是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今天英国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资产是10%最贫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纪70年代，1%最富有美

国人掌握全美国民收入8%，到2007年，这1%已经掌握了全美24%的财富，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惊呼“美国梦已不再”。他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第三是社会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占领运动”就是最佳例证，西方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占领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此外，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还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在社会问题淤积难解的背景下，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未来在西方可能层出不穷。

（四）思想道德“失范”。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议会“报销门”事件。不少议员利用职务之便用公款为个人开销埋单，大到住房按揭，小到厕纸。涉案议员之多、职位之高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史上实为罕见。二是大企业商业道德失准。最突出的就是所谓“利率门”事件。英第二大商业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多家国际商业银行被查出人为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谋取暴利。这种操控行为长期得到监管方默许，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三是社会精英道德问题多发。去年曝出的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40多年对300多人实施性侵犯案，可谓一颗“重磅炸弹”，对一向以“新闻道德卫士”自居的BBC和标榜“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造成沉重打击。上述这些丑闻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受到深刻侵蚀，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权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其后果，就是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商业权力、话语权力等社会主流力量的信任。

二、如何看待困境中的西方资本主义

应从“两点论”出发，辩证科学地观察西方资本主义。

一方面，危机和困境确实对西方造成较大打击。据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鲁格估算，仅在2007年底金融危机小规模出现、到2009年初危机全面展开的时间内，美经济损失即高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财富总量的1/4。英国则在讨论是否将经历“失去的十年”。总的看，由于危机导致的问题和困境很难迅速、彻底解决，西方可能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处于“亚健康”状态，其对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还会持续显现。

另一方面，西方仍具备较强实力，生产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从核心生产力、核心硬实力、核心软实力等角度看，尽管受到严重冲击，但西方的整体优势仍然比较明显。美欧日三方的GDP仍占全球经济总产出的60%以上。西方仍主导现代科学前沿，在军事安全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并总体把持着国际规则和话语权。“西方衰落”恐怕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然，面对危机，西方国家也在进行反思，并抓紧调整和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推进制度改革。如欧洲把货币联盟进一步推向财政联盟，试图通过建立统一财政纪律化解债务危机的根源，同时向建立政治联盟迈出重要一步。美欧均着力改造金融业，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欧洲通过法律对银行高管的奖金实行“封顶”。英国为整顿丑闻缠身的新闻业，破天荒地设立新闻监管机构，结束了其长期自诩的“新闻自由”历史。二是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台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在人工智能、医疗科技、信息通信、3D打印、清洁能源等领域加大投入。美、加等国在页岩气开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美欧准备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振经济发展。三是从战略上调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关注重点逐渐转向国内。特别是由于实力受损，西方被迫重算“经济账”，把投入进一

步向经济和民生领域转移。未来10年，美军事开支将削减8000亿美元，英五年内军事投入将减少8%，欧洲其他国家防务投入也一再下降。

三、西方资本主义困境的启示

启示之一：看到我们的道路优势，坚持道路自信。不论是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科学性，得到包括越来越多西方有识之士在内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去年以来，西方理论界围绕中国道路展开了一场争鸣。两名美国著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戈鲁和哈佛大学的罗宾逊出版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争议。该书认为，不采取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最终将走向治理失败，因此中国道路不可持续，最终会被证明是一次“短命”的发展实践。西方其他学者对这种观点表达了强烈质疑。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拉赫曼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在30多年间使全球数亿人脱贫、实现了长达一两代人的高速增长，对中国道路如此草率地“判决”已不可能再说服西方民众。如果继续这样罔顾事实，西方将陷入一场自欺欺人的思想危机。最近，又有两位美国学者出版的《21世纪的优秀治理：走一条东西融合的中间道路》一书也受到广泛关注，该书明确提出，未来的国家和国际治理应当兼收东西方文明成果。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都日益看好，我们对自己的道路更应坚定自信。

启示之二：看到我们的理论优势，坚持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坚持并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形之下，西方执政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陷入理论迷茫，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建设，每个政党上台后另搞一套，解决经济社会问题顾东望西，左右摇摆。英国《卫报》作了一个统计，称英国联合政府上台3年来先后进行了35次“U—turn”（政策大调头）。这说明西方国家执政党缺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

战略思考，也谈不上把执政经验有意识地总结为理论方针、进行理论建设。西方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好、少折腾，必须坚持一套行之有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否则就要走弯路。而立足中国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建设和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启示之三：看到我国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困境，再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战略自信。我们坚持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被事实一再证明能够最大限度适应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特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并有效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时代的复杂挑战。英国人经常感叹中国效率。他们常用北京首都机场建T3航站楼和伦敦希思罗机场建T5航站楼作比较，一个用了4年，一个用了整整20年。用英国《独立报》的话来说：“和中国速度相比，英国体制实在是太过僵硬”。连像《泰晤士报》这样老牌的西方主流大报，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社论中，也罕见地呼吁西方领导人学习中国的治理效率，克服西方制度弊端。

科学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深入研究并准确地把握好这个问题，对服务我国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对内对外两方面工作做好，努力占领新的发展高地，赢得主动，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