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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时期，是中国古代通过分科考试制度来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沿用一千三百多年，直至清末1905年才被废止。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要分析一种制度，首先要结合其时代背景。在科举制被使用之前，魏晋时期选拔人才采用的是九品中正制，由每州的中正官品第人物提供给朝廷作为官员任用的依据，但这一制度逐渐施行之后，地方上的豪强逐渐把持了品第人物的权力，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封死了寒族乃至庶族向上的通道，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由于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像古代印度一样强烈的宗教影响，不存在这种类似种姓制度一样阶层固化的土壤，所以长期的阶层固化必然导致一部分底层人民的不满，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壮大，魏晋时期的“王谢袁萧”，隋唐时期的“七宗五姓”，其势力已经影响到了皇权，魏晋直至唐初的政治，实质上已沦为门阀政治。隋文帝采用科举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于官员选拔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宣告了皇权独尊的时代的到来。

从此，布衣百姓也可以通过苦读金榜题名，出将入相，“朝为田舍郎，暮为天子郎”，“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科举提供了一个平民与贵族公平竞争的机会，有一个客观的衡量人才的标准，给寒门学子开了一道龙门，让他们看到向上的可能，解决了阶层流动的问题，他们也可以通过读书来出人头地，成为帝国的较高阶层。而且，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乡村士绅阶层的素质，在古代中国奉行皇权不下县的政策，士绅阶层成了县一级行政政府和广大百姓之

间的一道桥梁，很多平民出身的官员告老还乡，教化乡里，维持了最基层的统治。此外，科举制度还实现了官与吏分离，地方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官员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完全依靠皇权背书，客观上加强了封建皇权。

科举制度在其被使用的一千三百年里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批高素质的可靠人才，属于典型的“学而优则仕”，单纯从通过考试来选举人才这一个角度来说，科举制度就已经蕴含了超越时代的智慧和眼光。人类有史以来至今的社会发展中，没有一项比考试更合理更公平的选拔制度了。“有其才者,糜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公子孙”。不管家世出身高低,以才学为标准公平竞争。这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在没有建立现代化国家治理结构的时代，以人治为核心的政治，官员的素质就成了政治是否清明的关键因素。科举制的目的是选拔政治人才或从政人才来进行国家治理,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科举制的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仅以北宋为例，据《宋史·宰辅表》及有关列传统计,北宋92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83人,占总数的90%;在176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科举出身者达162,占总数的92%。历朝进士出身者在高官或清要官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连金朝亦然:“旧制,监察御史凡八员,汉人四员皆进士,而女直四员则文资右职参注。守贞曰:`监察乃清要之职,流品自异,俱宜一体纯用进士。”元代虽然是一个科举相对较为低落的朝代,但在恢复科举取士后,进士官至显宦者也约有一百五十一名,进士群体在元代晚期的政治舞台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明代，科举出身者在官僚政治中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到明中叶以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情况。通计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入者占十分之九以上。以其他途径入仕者,但终不得

与科第出身者相比。清代统治者尽管对满族人采取特别优待政策,不少满人未经科举便入仕升迁,但清代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占

45%,左都御史一职进士占51%,总督一职进士占31%,巡抚一职进士占40%。又有学者统计,清代御史虽分满汉官,但实际上以汉官为主,人数众多,仍以进士出身者占绝大多数(91%),余则为举人、贡生、监生等,非科举出身者不足百分之五。满官人数较少,然其中有进士举人等科考资格者,也占相当高的比例。足见科举对官僚政治影响之大。科举制为古代庞大的官僚结构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力量，由于科举入仕者长期受儒家“尊德性、道学问”教育的熏陶,一般而言比捐纳、保举或恩荫、胥吏之途入仕者更为廉洁正直,也较注重学问品行并重。

但是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有其局限性。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针对的儒家经典学说，主要考察考生的背诵能力，却没有考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遑论考察治国才能。而到明清时期，采取八股取士的办法，虽然也涌现出了一批治世能臣，但八股文对于实际生活毫无意义。在近代，科举制度还严重的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

确实,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和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从隋唐到明清一千三百多年间,官僚组织中的大部分政治精英都是从科举选拔出来。那些经历十年寒窗苦读、积极投身科举竞争的士人,确实抱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想法,或者是只为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但不可否认,也有许多人是在“修身、齐家”之后,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想有所作为,才背井离乡、不畏旅途艰险,跋山涉水去京城参加考试的。而且,许多进士出身者从政之后,也真正能管理好兵、刑、钱、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美国学者罗兹曼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

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当不再用考试选官办法后,更显出科举制的政治功用。1905年废科举后出现官员选任的制度真空,导致政府用人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民国初建,孙中山便说:“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为考试。”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特性,认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做到公平取才。为此,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弹劾五权相互制约主张建立考试院,使考试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架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科举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现代中国重建公务员制度反过来要向西方借鉴,正应验了古话所说的“礼失而求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