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艺术风格

苏轼诗词艺术风格

摘要：苏轼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面对生活的苦难和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始终表现出洒脱达观的旷逸情怀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并且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词歌赋，让千年之后重读苏轼诗词仍为之倾倒。本文结合苏轼的诗词旷达艺术风格的分析，探究其旷达情怀产生的原因，并且解读旷达情怀的内涵和对现世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诗词；旷达；研究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是我国北宋时代的文学大家，在文学艺术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的杰出作家。苏轼出身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在散文、诗词、绘画等方面成就卓越。其成就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另外一方面是父亲苏洵对他的深刻影响。苏洵是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有明显的影响。苏轼受到父亲的影响，因散文成就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进而又被列为“韩柳欧苏四大家”。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1]苏轼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做出杰出的贡献。诗，历史上仅有两人以姓氏命名，杜诗和苏诗；在词方面，苏轼拓宽了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史以“苏辛”并称；苏轼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另外，对于词的判断标准向来要求娟秀为美，苏轼却不遵守这正统理论和因袭的精神，在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和旷达精神，诗词歌赋中充分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思想内容，苏轼的诗词也以此达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诗词虽没有完全否认词的音乐功能，但是却有摆脱音乐性的趋势，他并不是不懂音律，也不是不能做为可歌的词，他的与人不同之处是为文学而作词，不完全是为歌唱而做词。这一转变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的开始。一扫旧习，而以清新雅正的词句、纵横奇异的气象，形成了他豪迈旷达的诗画词风。他的诗词突破词家传统藩篱，以诗入词，不受音律束缚，扩大了词的范围，不拘一格，风格多样使词从花间樽前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开创了豪迈词派。

一、苏轼诗词旷达的体现

（一）表现慷慨豪迈气度和阔大雄壮胸怀的旷达风格

慷慨豪迈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朗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通过这首词苏轼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给人以壮丽雄阔的感觉，表达了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豪迈心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在这首词里，作者幻想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从而转向现实，对人间生活寄予热爱。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浪漫旷达的精神，是苏诗苏词的主题基调，体现他文章事业上的自信，使其能以豪迈旷达的态度对待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诗人的比喻总是那么贴切而生动。所有这些，跟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苏诗苏词旷达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旷达是一种洒脱、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内涵是指解脱、超越，改变固有的观念，换个角度看问题，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发现事物的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苏轼描写大自然的词，取材广阔，意境深远。在对大自然的吟咏中，也表现出摆脱自我、融入自然的旷达境界。首先是放情山水，忘怀物我。苏轼因乌台诗案，谪贬黄州，住在临皋亭。后来又在不远处开垦一片荒地，种上庄稼树木，名之曰“东坡”。苏轼的词作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词风。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后，苏轼心有余悸。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亲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样重重压力下，尽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这并未成为他生活的基调，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4]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对于经历了一场严重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他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精神。他有时布衣

芒屩，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他要从大自然中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他在《西江月》中写归途所见：“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先说“照野”，突出地点明了月色之佳。用“弥弥”形容“浅浪”，就把春水涨满，溪流汩汩的景象表现出来了。广阔的天空还有淡淡的云层。“横空”，写出了天宇之广。野外是广袤的，天宇是寥廓的，溪水是清澈的，在明月朗照之下的人间仙境中，诗人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这首小词，反映苏轼在黄州的放旷生活，写景之中，处处有“我”，“我”之情怀，即在景中。写于同时期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5]读完上片，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位风神萧散的人物，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在这安恬幽美的夜晚，他醉复醒，醒复醉，恣意所适；时间于他，三更，四更，无所不可；深夜归来，敲门不应，坦然处之。

（二）刻意追求理想充沛激昂略带悲凉的豪放风格

苏轼在诗词创作中以精力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诗词中，写人状物均能表现出这种激昂却略带悲凉的感觉。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同弟弟苏辙一道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顺利通过举人考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居第二名，在复试中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而对自己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抢地，绝望消极。熙宁七年九月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是苏轼心情非常沮丧的时期，但正是生活的艰辛，使他写出了成功的佳作。

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8]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

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苏轼成为新党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的劫难。被贬黄州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苏轼一方面积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一方面认真反思性格上的弱点，他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艰苦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要努力创造出兴味盎然的生活。例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8]原是生活中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但其深层蕴含，却是词人的处世态度。词的上片写冒雨而行的心情，在铺天盖地的骤雨袭击下，诗人仍是那样的安闲自若：“一蓑烟雨任平生”，活脱出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仙人形象。词下片写雨后景物和感受，骤雨已过，云开天晴，春风料峭，夕阳斜照，而酒意早已飘散。“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出苏轼不畏人生坎坷，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怀。

二、苏轼诗词旷达艺术风格的原因

（一）对政治及生活的感悟与佛道禅意的结合。苏轼诗词所表现的宽阔胸襟与豁达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轼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和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终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他一生都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委曲求全，不迎合时俗，不跟风，不苟从。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朝，他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便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他心中“望美人”(《前赤壁赋》)垂顾的期望一直未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也时时撞击心扉。在面临官场的挫折与劫难后，苏轼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被贬黄州之后，基于对命运的反思，开始对佛教进行认真的研读。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认为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所谓静、达，就是身在黄州的苏轼对佛学的期许，那象征着佛教空静与达观的境界，就是既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又要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善于开解心结，转换心态，勇于面对挫折磨难。道家的真，也是苏轼评价一切的准则。苏轼的主体人格有一种独立于世的品质，一种超逸绝尘的性情，因而不苟于流俗。

（二）家庭熏陶及自身性格的影响。对于苏轼人生情怀的分析离不开其性格的早期形成的影响，苏洵对其二子的脾性甚是了解，这从他给二子的命名可知。他在《名二子说》中，阐明为子取名的缘由：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轼是车厢前端供扶手的横木，暴露于外。辙是车轮碾过的印迹，既无行车之功，也免翻车之祸。取轼以体现苏轼率直外向的性格，取辙表示苏辙的平和深沉。苏洵的这个判断在苏轼、苏辙身上得以应验。苏轼锋芒外露，个性真挚坦率，临事必以正，不能俯抑随俗。苏轼正直的性格与其家庭教育分不开，他的母亲非常注重苏轼的人格教育。在《宋史·苏轼传》中

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日：轼若为暗，母许之否乎?程氏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少年时代就向往像范滂一样，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决不逃避。其弟苏辙在为苏轼所写的墓志铭中也提及苏轼性格形成的一个原因，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庄子旷达超脱、任性逍遥的思想促成了苏轼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性格的形成。正是这种性格，支撑着苏轼在极度失意的仕途中却从未倒下，用道家的超脱与旷达的精神主宰他的词风。

（三）从政之后渐成的民本民生思想的影响。苏轼的民本思想，也就是平等观念在他的诗词中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体现。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也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父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

三、苏轼诗歌艺术风格为后世留下的影响

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样苏轼为中国文学也留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