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被译介的现代性”，如何与中国语境融合对接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学界呼吁的重点。尽管在这一呼吁中立场并不尽一致：有的更强调建构我们“自己”的女性主义的重要性（“自己”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指一种女性的目光，即女性的‘自己’”，“二是指一种中国特色的理论，即民族的‘自己’”，见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p217）；有的则主张可以策略性地倚重西方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既用且批”（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0）；还有的对“异域”/“本土”的提法本身提出质疑，认为其包含了一个“文化本质化”的命题，近百年来中国的话语实践与域外、与西方的密切交流已很难说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何谓中国、何谓西方的截然分别，甚至有些看似本土的东西其最初的肇始乃至最终的指向却恰恰是西方的；在文学理论乃至于文学写作均充斥了太多西方印痕的当下，某些批评家心之向往的那种可以与西方话语平起平坐的“本土理论”不但在事实层面上有点凌空蹈虚，在话语层面上也似乎值得商榷（王政《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中国女性主义》2004年春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64）。不过，无论理论上如何争议，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拒绝盲目照搬西方，而是应该紧密结合中国文学、文化、现实的特殊语境，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

当然，这一共识在目前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中并没有完满达成，即使是一些普遍叫好的研究成果有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嫌疑。像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公认的发生之作——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尽管即使到了今日，仍无愧于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学术经典，然而细细品读仍然不难察觉1980年代中后期“西方热”“方法论热”的影响。像语言的欧化问题，如“它使得女儿们的经验由夹杂着忧郁的欢娱，隐抑着狂喜的惊悸，进而成了一种自我分裂式的沉痛”、“在这样一种割裂的现实中，女性若要安定地在家庭中生存下去，必须忍耐或想像地消除割裂”；将中国文本当成西方理论的“实验场”问题，如从冰心诗歌“子——母怀——小舟——大海的意象”中找到西方精神分析批评所说的胚胎、子宫、前俄底浦斯情结；庐隐的小说符合格雷玛斯符号矩阵模式等，与女性学界后来不断呼吁的女性文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34、88、63-65、44）。即使晚近一些的研究成果，有的也出现了刻意追求激进、新锐的倾向。像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用后现代镜像理论分析《青春之歌》的“询唤与匿名”，将章永璘抛弃马缨花、黄香久们的过程解释为“习得‘象征之父’的律法，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过程”，把1980年代知识男性的主体生成以一个单一的拉康式主体生成来解释等，生硬晦涩与挪用照搬的西方化倾向也时有出现（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p90-100、148-150）。如何既彰显真正的理论意识与学术创新，又有效对接起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文本实际，一直是批评界（不仅仅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此情形下，我觉得孙桂荣的著作《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以下简称《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做了一番可喜的尝试。“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过程加剧了其分化、裂变，抑或被挪用、超出的可能性……女性话语的理论观照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独特的本土文学文化现象中，理论资源和话语方式甚至都需要做出某些内在的调整”（p3），前言中开宗明义的这些自我言说事实上也是该书立论的基点与依据。在论域设置上，它抛弃了以西方形形色色的不同女性主义理论派别为中心的文学解读方式，也与国内常见的以特定年代内文学现象为线索的批评读本不同，而是走了一条“从文本到理论”之路，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衍生、提炼、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文学与文化事实的女性话语理论体

系。该书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七种女性话语，即该书分七个章节从七个层面重点讲述的七种女性话语：“社会视阈中的性别选择”、“‘差异’诉求下的性别体认”、“‘性’革命的女性认同之路”、“多重主体策略的性别身份”、“消费时代的话语挪用”、“美学形式中的女性声音”、“走过青春期的性别表述”。这是一种基本能够涵盖从政治一体化年代到新时期文学，再从20世纪90年代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涵盖性非常强的性别话语划分，每一种女性话语均是由大量丰富鲜活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概括提炼而来，“本土”和“原创”是它始终遵循的基本价值底线。比如该书第五章“消费时代的话语挪用”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受到消费文化浸染的中国女性话语问题，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后女性主义”命题，但直言它“并不是对西方的诸种‘后女权（性）主义’观点做理论译介评说，也不是主要从学理意义上阐释它们对中国女性学界的影响力度，而是借用这一语词，借用西方新近出现的这种女性主义的转向，对中国消费社会的一种‘新’型女性观进行一番理论总结，并探究其在中国消费时代文学与文化中的文本表达”。（p216）这是根据作者博士论文修订、扩充而来的一章，该博士论文曾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它将西方化、精英化、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中出现的话语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概括为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并将其特点界定为“一是‘含混’和‘暧昧’，话语来源上既可以找到精英女性主义的部分影子，又可以清晰地发现消费文化对之挪用、改写和重新编码的蛛丝马迹；二是‘本土’性和‘原创’性，它绝非西方当下后学语境中的‘后女性主义’，而是中国现世精神与消费文化，以及传统性别伦理某种程度上‘合谋’的产物”。（p9）其他章节亦大抵如此，由具体的中国文学现象、文学文本总结概括其女性话语特色，而非以已有的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心找寻合适的文本案例。文本解读的精微深刻也是该著的一大特点，而这反过来亦加强了其本土化特征。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文本细读应该说是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者的“基本功”，然而在中国当下的学术语境中，不知从何时起，以文学研究与批评相号召认真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不读作品却理直气壮地在会议上发言、长篇大论地著书立说的现象并不鲜见。当代文坛弥漫起了一股浮泛的整体宏论之风，有些文学期刊也不喜欢切入点小的作家作品论。然而越是对“宏大”视域的过分追求，越容易因为缺乏立论的根基与鲜活的事实而走向自我的反面，有些女性文学研究成果的不及物倾向便与其对“主义”的热情压倒了对各类具体文本现象的关注有关。在这一方面，该著没有沦入当下某些宏大空泛的“文化研究”潮流的窠臼，其皇皇40多万字的篇幅基本来自细致体贴的文本分析。有些章节作者并不下什么宏大的结论，而只出具微妙细致的文本个案剖析，像第四章第二节“性别表述与民族国家认同”，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如果从理论上搬用国家、种族那一套，恐怕就会步入西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后尘，而得出与中国文学文化语境不甚契合的结论；所以该著并没做多少西方理论的评介论说，而是选取了新时期以来的四个代表性文本《人到中年》《水与火的缠绵》《长恨歌》《作女》，进行了约4万字的文本细读，勾勒出了民族国家话语的女性表述在各年代的变化节点，以个案解读的方式“扫描”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性别主体问题。对那些具有特定典型性别内涵的文学个案，该著还辟有专门章节进行独立的个案分析，如对于“女人味”话语在中国消费时代的生成问题，该著选取了《小姐你早》，对“向‘中心’挺进女性话语”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的表达方式问题选取了《作女》，对物质时代“性资本”的使用与收回问题选取了《情感一种》，对当代女性的阶层叙事问题选取了《化妆》，以这些典型文本中性别话语的典型细读强化了“中国女性主义”的本土特征。

当然，任何著述都并非完美无缺，《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因为一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酝酿、书写、整合、修订、出版的过程”太过漫长，也有部分章节存在一定缺憾。如第一章第四节从理论上对“向‘中心’挺进”女性话语的辩护之词更多沿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学界的诸种说法，没有进行必要的新拓展。第七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表述”将目光对准目前在市场上风头正健的以“80后”写作为主题的青春文学的性别倾向性，应该说是全书最“与

时俱进”的一个章节，其文本细读的功夫也比其他同类著述丰富详实。然而相对于该书出版的具体时间，我觉得该书仍然以张悦然、春树、郭敬明等的新世纪前中期文本为例进行分析，在文本选取和观点论述上还是没有充分体现出这股文学潮流的最新发展近况，更多的更能代表这一文学发展实绩的作家作品并没有被有效地纳入其中，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不过瑕不掩瑜，它至少在宏阔深广的论域设置、鞭辟入里的文本分析、朴实清新的文风建设等几个层面对新世纪文学研究有着不少的启示作用。因此，这部专著可以说既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新收获，也对困境与沉寂中的整个当代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