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史——罗杰斯 读书报告

作者：【美】E·M·罗杰斯

译者：殷晓蓉

出版项：上海译文出版社

字数：516，000

内容简介：作者罗杰斯，是新墨西哥大学传播学与新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在这部著作里，他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开始讲起，到20世纪60年代它作为美国大学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追溯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

读后心得：

史不可不读。

“任何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这是著者埃弗里特·M·罗杰斯在其作品《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的引言中所说，我认为对极了。在此之前，我曾经试着读过一些关于传播和传播理论的书籍，阅读过程中很想追本溯源，也正因此，读史成为必然。

在本书的出版序言中，读到一段很值得铭记的话：“凡著述，有经验性、实用性而无理论性、前瞻性，失之过浅；有理论性、前瞻性，而无经验性、实用性，失之过虚。理论性、前瞻性如树之根、树之干；经验性、实用性如树之枝、树之叶。两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可以说是将这两方面结合、交融得恰到好处，私下觉得用这个标准来警策自己的写作，也不失为一条中肯的教训。

对于像我这样初涉传播学殿堂的人来说，《传播学史》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罗杰斯通过传记式的编写，在人的基础上理解传播学史。以传播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线索，勾勒出一幅传播学的家族谱系图。整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史实性强，人物生平纪事详尽，作者文笔兼顾通俗与专业。我想这也是这部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专著读起来让人比较轻松的原因所在。

在这部著作中，罗杰斯循着传播学发展的现实轨道和思想脉络，追溯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到20世纪60年代，开创了一种将理论、历史和个人传记结合起来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详尽而又准确地论述了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通过几年的档案研究，以及对人类传播学先驱者的采访，罗杰斯充分证明了传播史在本质上即社会科学史。他在一些章节中对诸如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和香农的生活和贡献进行了深度细致的讨论，以此证明：传播研究如何富有意义地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

全书分三部分，共十二章。欧洲起源、三大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让我们随阅读的节奏，容以雪泥鸿爪，一一道来。

以人为线索――独特而全新的视角

罗杰斯的这本《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视角独特而全新，是以人为线索“通过传记式的编年史工作，在人的基础上来理解

传播学史的”。书中涉及众多人物、机构以及若干学科的知识背景，在书后“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列表中，66位对传播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赫然在列，至于散见于书中的其它学者，更是数不胜数。罗杰斯正是依据他们与传播学有关的学术思想而将如此之多的学者联系在一起，罗杰斯的以人为线索实际上即是以人的思想为线索。

对于其中一些极为重要的人物，罗杰斯不吝大量笔墨进行讨论。如欧洲三大师――C·达尔文、S·弗洛伊德、K·马克思；三个学派――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的领军人物和核心人物；四个先驱者――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勒温；以及集大成者施拉姆。作者不仅对他们的生平、主要思想和著作进行翔实的介绍，还对他们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背景给予了充分的说明和例证。

我倾向于赞同罗杰斯所说：“传播学1900年以后在美国的崛起，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理论的影响。”

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芝加哥学派的努力，被深植于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之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现代心理学有着强烈影响，对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也有重要的作用。它借助于批判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和拉斯韦尔直接地影响了传播领域，并且借助于霍夫兰间接影响了这个领域；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这里被结合起来，并被列入批判的传播学理论谱系之中。

从伟大的欧洲思想中来追溯传播学的起源，其意义在于从一个重要侧面表明：传播学史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的历史。

罗杰斯通过详尽论述三个学派――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开创性作用而得以完成讲述欧洲思想如何向美国知识迁移和过渡，传播学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孕育、逐渐分离和由种种冲突与矛盾所推动的理论发展过程。

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勒温等几个对传播学史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并未被罗杰斯所忽略。这四位杰出的行为科学研究者，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奠基意义不容抹煞，他们创造了一种传播学的学派。

这四人的研究趣味各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身上存在共通之处。他们均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主干学科，均因所研究的课题与传播学领域相关而无意中进入了传播研究阵地；他们都受到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在经验研究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之一，曾师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梅里亚姆，并在随后进行政治宣传研究时深受梅里亚姆的鼓励。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贡献集中在宣传分析和传播过程研究上。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具有非常强的经验性和可操作性；此外，他还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明确提出“五W”模式，即：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向谁传播和传播的效果如何。此文还从外部功能上

分析了传播活动的作用，指出传播的三大作用（或者功能），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社会遗产。

拉斯韦尔在研究宣传学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文献研究法。他对文献研究的贡献在于，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丰富了这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被后来的传播学者所广泛运用。

2、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拉扎斯菲尔德最早进行实例调查研究，著有《马里兰城里失业的人》一书。在此之后，他又以总统选举为课题，进行“伊里调查”，并于1984年出版调查的研究成果《人民的选择》。书中的结论显示，决定人们投票意向的，主要不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而是人际传播的影响力。在对人际传播的进一步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舆论领袖”和“二级传播”的概念，这是传播学史上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也是社会学视角对传播学做出的巨大贡献。除此之外，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所提出的关于传播的三功能说，对传播学功能研究的不断完善也功不可没。

世人对拉氏褒贬不一，然而即使是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拉氏的研究在传播学的地位。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是，拉扎斯菲尔德是个不断失去朋友的人，这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大师，被评价为“一个制造工具的人，只有在第二位的意义上他才是一个传播学学者。”但正是这位“工具制造者”，却与理论研究者默顿保持了数十年恒定的友谊，颇令人费解却欣慰，或许他们恰到好处地互补和契合吧。窃以为拉氏对传播学的一大贡献便是将默顿拉入了传播学研究的殿堂。

拉扎斯菲尔德在传播学的方法论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与他的同事将三角测量法、特例分析法、焦点小组座谈法等方法不断运用于行为科学的研究，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传统，那就是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各种具体方法结合起来。

3、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

霍夫兰毕生集中在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具体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霍夫兰在传播的效果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曾有幸得到军方大力支持，开展“陆军实验”，继而用心理学实验方式证明在态度改变方面，传播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这就是被后来的传播学学者所称为的“有限效果论”。

霍夫兰所开创的传播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于传播效果的测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强调实验中采用定量统计的同时，他也强调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深具洞察力。

4、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

勒温曾是一个物理学家，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心理学家。他是心理学中“场论”和“群体动力论”的最先提出者，并创立了群体动力研究中心。勒温的群体动力学对于美国传播学的建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层面和方法。作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传播控制者的领域，他对传播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关人”理论。

勒温理论思维发达，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经验主义方法论方面做

出贡献。他改变了冯特所开创的实验心理学的个体主义研究传统，在实验室试验的基础上发展出现场实验法。勒温的参与性研究和现场实验在传播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罗杰斯在阐述传播学四位先驱者对传播学的巨大意义的同时，并未忽视杜威、库利和帕克的传播研究对于传播学史的影响和意义。尽管这三位大师并未对传播学研究有直接的贡献，但他们对今天的传播学影响深远，曾为传播学大厦的缔造添砖加瓦。

威尔伯·施拉姆是在四大先驱者之后，传播学的继任者和综合者，他可能比其他人做得都多，可以称之为是“传播学的集大成者”。罗杰斯对他投以极大关注，将书中整整两章留给了他。在罗杰斯看来，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开始，及至20世纪60年代，传播学作为美国大学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其代表人物和主要标志就是施拉姆。

施拉姆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人的研究加以综合整理，形成一个新的学科。二战后，在传播学的一些先驱失去了对传播的研究兴趣各自回归本来学科时，施拉姆却留了下来，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继续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和阐述，致力于建立传播学这个新学科。

施拉姆第一次把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出来，并在使之系统化方面殚精竭虑。一些学者认为，他“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现实”。

他曾亲自建立了四个传播研究机构，1947年创办了伊利诺伊

大学的传播研究所，开设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1950年，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通过，施拉姆正式担任该校传播系主任。1956年，施拉姆又在斯坦福大学创办了一个传播学研究所。1973年，施拉姆出任夏威夷东西研究中心传播研究所所长。施拉姆在他一生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笔耕不辍，著述颇丰。

在此，我想到胡老师您给我们讲授传播学这门课程时对施拉姆所作的形象而风趣的比喻，施拉姆被喻为一个在十字路口立志“掘金”终身的人，任凭路口灯红灯绿，人来人往，他依然留守在自己的那片自留地。从这点想来，施拉姆亦算一个执着得可爱的人。

《传播学史》这本书与其它介绍思想史的著作相比，具有明显特色：罗杰斯在介绍这些重要人物的思想形成过程时，多次采用了一种家族谱系图的方式，例如，书中“从…老爸?布莱尔到施拉姆的关联层次”和“达尔文理论的思想先驱和承继者”。

罗杰斯通过家族谱系图这种方式，用简明的手段，“以某一两个重要的思想家为核心轴，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间围绕他们发生作用的各种学术思想贯穿起来，连为一体，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思想发展的渊源和未来趋向。”

（二）质疑“学术神话”――观点的创新

由贝雷尔森首创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理论在威尔伯·施拉姆的著作《传播学概论》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广，今天，我们这些初入传播学大殿的学生也被告知，传播学始于四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

据我所知，目前传播学界普遍认可这一提法，然而罗杰斯却在此挑战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对它提出质疑：“关于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是对传播学史的一种严重的简单化的做法，就如何理解传播学史中已发生的事情而言，它不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分类方法。”

这种创新的观点在这个“学术神话”弥漫的时代，让人耳目一新。

罗杰斯认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经身处传播学领域的那些传播者，他更愿意通过声称现存社会科学或者行为科学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实际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径，来赋予传播学以合法性。”施拉姆实质上是希图通过构建四大奠基人的神话，来使传播学获得“名门出身的血统”。

实际上，我认为罗杰斯是在以一种客观批判的态度和视角，通过对施拉姆所处时代美国的学术与社会环境的反思，重新建构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历史地位。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对传统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说法提出了如下质疑，“在开创传播学领域方面。。。。。。还有许多其他的创始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构成传播学来说，具有和这四个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响：威尔伯·施拉姆、罗伯特·帕克、西奥多·阿多诺、E·香农和罗伯特·K·默顿。进而言之，四个奠基人反过来又有…奠基人?，即影响了他们的传播思想的那些个人。例如，哈罗德·拉斯韦尔直接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而西奥多·阿多诺依据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由此，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也应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人吗？”他认为，传播学真正的奠基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威

尔伯·施拉姆，而拉斯韦尔等四人只能算是传播学的先驱。

当然，无论是奠基人还是先驱，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勒温这四人对于传播学的巨大贡献是勿庸置疑的。

罗杰斯认为，在施拉姆之前的所有曾经为传播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没有放弃各自与政治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主要关联”，因此只能称为“传播学的先驱”而非奠基人。真正的传播学者是在施拉姆之后才出现的，“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奠基人的话，那么他（施拉姆）就是这个奠基人”。

施拉姆对传播学发展的意义极为重大，他整合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累积起来的大众传播和说服研究的零散物”，从中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他眼界开阔，能够使传播学适合现存的美国大学的结构，从而使传播学作为一个新学科为许多美国大学所接受。

对于罗杰斯质疑“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观点，无论我们对此持怎样立场，赞同与否，也不管罗杰斯自身在做学问方面是否达到严谨完满，至少我认为他这种敢于怀疑一切，挑战权威的学术态度值得赞赏。

读完此书后，我认识到《传播学史》之于传播学界还有另一重要意义，它指出了一直以来，美国主流传播者研究的偏向与狭隘，并且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和研究的新课题。

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由拉扎斯菲尔德所开创的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被奉为圭帛，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侧重效果研究使传播

学研究有了某种连贯性上的优势，但这一研究方向“是以牺牲未被采纳的那些路线为代价的，其它的重要的研究问题未得到研究或者得到足够的重视”。

批判学派的学者们指出，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一般来说被忽略了。“由于对微观层次上的效果研究的特别强调，涉及传播背景的宏观层次上的问题便被忽略了”，而这种对于宏观背景的研究正好可以交由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去开拓。此外，由单向媒体（如电影、电视和广播等）研究转向双向互动的媒体（如电话、信件和网络等）研究也不失为一个传播学研究者发展开拓的新领域、新方向。

罗杰斯本人对于这部《传播学史》有少许遗憾，因为这本书注重的是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传播学如何在以美国为主的大学内作为一门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因此带来了它在时间跨度和论述范围方面的限制，但总体上，罗杰斯达到了它写作此书的目的：“我坚持讲述着这个一般领域的发展史话，它足够复杂的了。我将每一个专业的历史留给其他人去阐述。”他对传播学和传播学史的后来者提出了期望。

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罗杰斯所著的这本《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阅读时，我提醒自己要随时处于一种独立警醒的状态。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深以为然。读书是要增添智慧，而并非是被夺了智慧。我的这种想法不知是否科学，但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方法和智慧。

就个人而言，我很赞同这样一种观点：阅读这本书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它提供了多少新知识、新观点，而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学习和研究传播学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