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旧城街道的规划及其保护

论北京旧城街道的规划及其保护(2010-06-16 01:13:25)转载▼标签：规划史中国古代城市文物保护文化分类：城市史和城市研究

徐苹芳

本文是2001年12月13日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的“历史、考古与社会”中发学术系列讲座上的讲稿，最近看到徐先生关于“曹操墓”独树一帜的意见，不禁想起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他对东华门附近元大都史迹的考据文章，从考古学家的角度道出一般规划史学者所未见的一些城市“演进”的规律，和其他高呼历史保护的学者立场近似，方法则不尽相同，在网上抓来这篇东西，以备诸君将来讨论——克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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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旧城是明清时期的都城，它的城市规划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的经典之作（图一）。众所周知，明清北京城的前身是闻名世界的东方大都会元大都城（汗八里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缩元大都北城垣至今德胜、安定门一线；永乐17年（1553年）命成祖定都北京，展筑南城垣，后元大都南城垣所在的今东西长安街一线，南移至今正阳、崇文、宣武门一线，这就是明清北京的内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加筑外城，形成了北京旧城中有内外城的格局。

北京内成中央为宫城（今故宫），外为皇城，包括以琼华岛、三海在内的西苑，以及宫城前的“左祖右社”（东为太庙，即今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为社稷坛，即今中山公园）和宫城后的景山（御苑）；还有许多内官监系统的府衙仓厂。故宫已被完整的保护下来，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北京旧城却因拆毁北京内外城垣，在北京旧城内拓宽改建道路，兴建高楼大厦，破坏了北京旧城的城市规划和风貌，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北京排斥在世界文化遗产之外。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年来对具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北京旧城的破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学术界没有机会充分的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陈述现在尚存的北京旧城城市规划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意义，及其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的价值，失去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

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的城市规划主要体现在城市主体建置史宫城、皇城、太庙、社稷坛、中央官署和皇家寺观，他们的位置十分明确，虽然有些筑物已被拆除，但仍可按实测的旧地图予以准确的复原。这些建置史代表一个城市的面貌和特质的。一个城市的街道布局犹如一个人的身体骨骼，它构架了这个城市的交通脉络，体现了这个城市的风格。北京旧城的街道布局，从城市发展的历史上可以看出，是分三个地区：一是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北城垣，包括故宫、皇城和三海，是元大都的旧街区；二是东西长安街以南至前三门，是明永乐新开辟出来的地区三是北京旧城的外城（南城），是明嘉靖以後新建区。北京旧城的这三个街区，分别是在三个不同时期形成的，各有特点。东西长安街以南至前三门地区，主要安排大明门（大清门）至承天门（天安门）千步廊两侧的中央官署；这个地区的西部宣武门内街道，因受金中都城东北角和金口河、元大都南城垣护城河的影响，无规划之馀地，只能因旧街地形修建这个地区的东部崇文门内街道，皆是在元大都城东南郊的河道沟渠上形成的，也无规划可言。外城南部东西设天坛和先农坛，其西部利用金中都东城旧街，东部除崇文门外以东花市大街北侧的上、中、下四条，仍摹仿内城旧胡同的形式外，其它亦皆因河道沟渠旧迹而改建街道。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代表北京旧城风貌的便是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大街胡同，横平竖直，规规整整，如果你乘飞机在北京上空鸟瞰北京城时，你将会被宏伟的北京街道胡同的布局所震憾，那种景象还可以在当时所摄的影片和航空照片上看到（图二），也可以从

北京城街道布局平面图上了解它的完整规划。

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这种规整的街道布局，究竟是明清时期的，还是在它以前的元大都时期的？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关於北京城历史的研究中，没有人注意，那时多集中在对官城皇城位置和形制的研究上。第一次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探索北京内城街道布局形成的，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已故教授赵正之先生，他认为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城的旧街，这在北京城市规划史研究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赵先生是在1957年正式提出这个论点的，他於1962年逝世，他关於元大都城市规划的论文一直到其逝世後十七年的1979年才发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主持元大都考古时，曾对元大都北半部街道遗迹作过考古勘测，证实了赵先生关於北京内城街道布局是元大都规划的街道的论点，这在北京城研究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果。

下面我想就北京旧城街道规划的历史，及其在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意义和在世界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价值，作些论述同时，也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城的保护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以前曾在不同场合讲过几次，各有重点，皆已发表，敬请参阅（见参考文献）。

北京旧城所见元大都街道规划遗迹

我所说的北京旧城是指明清以来的北京城，它的城市规划布局是很清楚的。我在1985年出版的《明清北京城圆》一书中已有很概括的说明。现在要讨论的是元大都的城市规划，特别是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划。

元大都城是1267年（元至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修建的。当时主持元大都城市规割的是刘秉忠，他舍弃了金中都宫城废墟，在金中都东北郊以大宁离宫琼华岛太液池为中心，东建宫城和御苑，西建隆福宫和兴圣宫，形成了“三宫鼎峙”的元大都城的宫苑区（图三）。刘秉忠设计的元大都城市规划是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说的王城之制的，即所谓“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图四）。

道种理想的都城规划设计原则起源很早，汉唐以来却从未真正被采用，刘秉忠是第一次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上采用了这种设计原则，也就是《周礼·考工记》的王城之制的原则。宫城放在全城中央偏南，市场置于宫城之北的积水潭上，太庙在宫城之左（东）、即今朝阳门内大街以北（图五）；社稷檀在宫城之右（西）、即令阜成门内大街以北（图六）。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街道布局时，一方面以纵横主干大道各九条（即“九经九纬”，包括城内四面的顺城街在内）构成全城的道路网络，同时，又汲取了宋代以来封闭式里坊制破坏后出现的开放式街巷制的道路形态，在“九经九纬”主干大道之间的居住区，规划等距离的东西向平行的街巷，也就是北京人所称的胡同。考古学的研究证明，我们令天所见的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也就是最富特色的北京胡同，都是七百三十四年以前建元大都城时所规划的街道。

元大都街道规划的基本模数是50步，这个数字是元大都两条胡同之间（胡同中心与胡同中心之间）的距雕。l步为5尺。元代量地尺的合0．316米，l步为1. 58米，50步为79米。50步的这个数字也是元大都大型建置（如坛庙、衙署）占地的基本模数，由于大型建置占地的长度都突破了一个胡同的距离（79米）那么，它的占地面积便要依其等级确定是占几个胡同距离的长度来计算。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图上，南

北大街两侧胡同布局是极其规整的。以东城为例，从朝阳门至东直门之间，即束四北大街至北新桥的大街两侧，有22条胡同，朝阳门内大街以北至东四头条胡同的距离稍大于其它一般胡同的距离（79米）同样，在东直门内大街以南至北新仓、瓦岔胡同、石雀胡同和土儿胡同之间的距离，也稍大于其它一般胡同的距离。这种现象也是被考古学家在元大都东城垣光熙门至北城垣之间胡同遗迹的布局所证实了的。这是我们要说明元大都城市街道规划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是在元大都城内规整的胡同上出现许多大建置占地突破了胡同间的距离，形成了在平行规整的东西向胡同上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占地空间，我们称之为街道图上“框子”，譬如南北中书省、御史台（图七）、枢密院（图八）、太史院（图九）、国子监、大都路总管府（图十）、社稷坛、太庙、孔庙，还有大天寿万宁寺、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大庆寿寺（双塔庆寿寺）、也里可温十字寺和城隍庙等寺观。这里有四种情况，一是元朝的建置一直延续下来，大建置的方位未变，如国子监、孔庙、城隍庙基本上保持著它初建的占地范围：第二种是建置的职能未变，其占地面积却在缩小，如大都路总管府为明清顺天府衙署所沿用，但占地面积显然缩小，只保留了中心部位；第三种情况是，元朝的建置在元亡後被废弃，如南北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社稷坛、太庙、大天寿万宁寺和也里可温十字寺等在街道分布图上仍清楚地保留著四框整齐的边缘，但框内大建置废毁後，沦为民居，出现了很多不规则的小胡同，如御史台、枢密院、太庙，特别是东直门内大街以南的新太仓，在元代便是仓库，明代废毁後自由发展，搭盖民星，形成了九道湾、褡裢坑、罗车坑、八宝坑等杂乱无章的小胡同，与元大都胡同的格局全然不同；第四种情况是，明清新开辟的大建置，如西四的历代帝王庙，南地子和南河沿之间的明代重华官（南内）即清初的摄政王多尔衮府（後改为普渡寺即玛哈噶喇庙）。这四种情况的大建置和街道胡同布局之间的变化，正反映著北京古代城市建设的动态历史。城市中建筑物因本身损坏和受外界（自然的或人为的）影响，是不可能永久保存的。北京市区现存的元代建筑只有西四妙应寺白塔（即元大圣寿万安寺塔），其它如孔庙、国子监和东岳庙的建筑也都是明清时期所重建，只在个别建筑细部上尚存有元代风格而已。

作为一个古代都城，其城市建设的核心无疑是宫城和皇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出於维护皇权的尊严和迷信，往往是把前朝的宫殿和具有象征政治权力的建筑，彻底摧毁。如元朝灭南宋後，便彻底破坏了临安（杭州）的宫殿，在故址上建佛寺以镇压南宋“龙脉”。元朝灭亡後，明朝对元大都的宫殿曾派官员全面调查，萧洵《故宫遗录》便是这次调查的报告，这是在朱元璋洪武年间的事情。朱元璋分封其诸子为王时，便特别规定燕王朱棣不得以元大内为王府，燕王只能以元隆福官改造为王府，当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而获取帝位建都北京时，则下令拆除元宫，重建宫城和皇城，把象徵皇权的皇极殿（清太和殿）压在元官城崇天门之上，把元朝的後官延春阁压在明朝御苑景山之下，全面改建了宫城和皇城。所以，今天北京旧城的宫城（故宫）、皇城、内城南部和外城都是明清时期改建或扩建的，只有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布局仍保留著元大都的遗迹，这便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旧城在十三世纪以後城市建设史的实况。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北京旧城的历史和它所遗留的历史文化足迹，这是当前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首先要明确的最重要的认识。

北京旧城城市规划在中国和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在世界文化史上，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社会诞生的标志。城市是指人类从氏族社会聚落发展到文明社会的一种新的群居形态，它和氏族社会聚落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布局的变

化和建筑技术的改进上。城市布局是建立在文明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统治行为上的，所以，中国古代城市的职能从一开始便紧密地与当时政治相结合，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是政治性城市的特质，它的建设与规划始终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主导的，不论是早期的宫庙一体的城市，或後期以官为主的封闭式里坊制和开放式街巷制的城市，皆是以政治性为第一位。历代帝王所居之都城规划在表现“唯我独尊”、“皇权至上”的政治性上尤为突出。北京旧城是1267年以後元、明、清三朝都城，它继承和总结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的经验，它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有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和特点，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在这座宝库中有很多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值得我们在制定现代城市规划中借鉴。我仅举元大都城市规划城门内街道“借景”的手法加以说明。元大都南面正门丽正门内，通过千步廊至皇城（拦马墙）灵星门，过金水桥直抵宫城南门崇天门，穿宫城前朝大明殿和後宫延春阁、宫城北门厚载门，经御苑、万宁桥（今地安门桥)、直抵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今鼓楼），这条中轴线两侧布置著对称的建筑物，景深宏远，最後止定在全城中心的高大建筑物上。从齐化门（朝阳门）大街上西望後宫延春阁侧影，从平则门（阜成门）大街上东望琼华岛广寒殿，从崇仁门（东直门）大街上西望大天寿万宁寺中心阁，从和义门（西直门）大街上东望元大都鼓楼。七百多年前元大都的设计者已知道为进城後的主干大街设置在远处的纪念性建筑物作景观，这种城市建设中的“借景”手法，可能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城市规划中很少见的。

北京东西向平行的胡同，是总结了宋代以来开放式街巷制街道规划的产物，它成为主干大道通往居住区的交通网络，快捷便利（图十一）；胡同路北建筑物为西南正向，一座座封闭式四合院向阳背风，院内绿化，安全幽静，互不干扰，很少有噪音，胡同和院落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图十二）。所以，明清以来并没有改变北京城的道路系统，充分说明北京的胡同是极具有生命力的，它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城市交通的需要。这似乎是一个奇迹，但也说明北京的胡同在我国城市规划史上是一个成功的杰作。

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的古代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古代城市中虽然有宫殿城堡、教堂、公共建筑等主要建置，但城市的性质却是以工商业和市场为主；围绕著主要建置的四周，陆续自由兴建市民住宅等建筑，它的街道也是自由发展出来的不规则形态，这便很自然地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街区。中国古代城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它从一开始便不是经济类型的城市，而是政治类型的城市。从公元三世纪开始，把城市的建设严格地控制在统治者手中，不但规划了城市的官苑区，也规划了居住在城中的臣民住区（里坊）；对地方城市也同样规划了地方行政长官的衙署（子城）和居民区。因此，可以断言，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有两个不同的城市规划类型，一个是欧洲（西方）的模式，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东方）模式。这两种城市规划模式的存在是不必疑惑的历史事实。所以，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是代表著世界城市规划史上两种不同规划模式的一种，北京旧城不但是亚洲（中国）城市模式典型的实例，也是尚保存於现代城市中继续使用大面积古代城市街道规划的孤例，它在世界文化遗产上的价值，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以与它相比。

抢救北京旧城街道格局和历史风貌

北京旧城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早有定

论。但是对它的保护却每况愈下。一般的破坏暂且不论，严重破坏大约有五次：一是拓宽开通东西长安街、拆除天安门前的千步廊和皇城墙、中华门（大明、大清门）和棋盘街，兴建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二是拆除北京旧城内外城城垣和城门·箭楼；三是开通平安大道和金鱼胡同东口至遂安伯胡同的大街；四是在北京旧城内柝除古旧建筑兴建贵宾楼、东方广场和政协礼堂等一批高层建筑；五是在二十五片历史街区外大规模进行危房改造，大面积破坏北京内城所遗留的元大都旧街道。我最近从《北京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在建国初期有大小胡同7000馀条，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据统计只剩下了3900条左右，近一、二年内随著北京旧城区改造速度加快，北京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如果以此为准，那么，北京旧城的3900条胡同将在六、七年之内全部消失。我没有办法核实《北京晚报》上的报导是否属实。但是，正在大片进行的危房改造，确是把北京旧城所保存的元大都的街道布局破坏殆尽。关决这个问题，我在2000年2月27日与中国工程院傅熹年院士联名致函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同志，请求北京全面保护北京旧城的元大都街道布局，汪副市长2月29日批示要让首规委认真研究这个重要的建议。但是，在确定北京市二十五片历史街区的论证会上，根本没有反映我与傅先生的意见。顺便说一句，历史街区的保护概念，完全是照搬欧洲古城保护的方式，是符合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的，但却完全不适合整体城市规划的中国古代城市的保护方式，致使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把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弃之不顾，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拣了芝麻，丢了西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亡羊补牢”的办法，遵照我国政府关於保护文物“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应该奋力抢救北京旧城区的元大都街道布局。能否达到有效的目的，关键在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市的市长。我想抄录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同志在中国市长协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讲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温家宝副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市长们说：“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发展基础上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许多城市拥有大量的、极其宝贵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来自天赋和历史积淀，一旦受到破坏，就不可能复得。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保护好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保护之间，不是相互割裂，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有机关联、相得益彰的。继承和保护城市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现代化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上，许多著名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都采取严格措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从而使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既显示了现代文明的崭新风貌，又保留了历史文化的奇光异彩，受到了世人的普遍称道。保护好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使之流传後世，永续利用，是城市领导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城市领导只看到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而对其丰富、珍贵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知之甚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只重开发，不重保护，以致破坏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事件屡屡发生。有些城市领导简单地把高层建筑理解为城市现代化，对保护自然风景和历史文化遗产不够重视，在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街区和建筑遭到破坏。还有些城市领导在城市建设中拆除真文物，兴建假古迹，大搞人造景观，花费很大，却搞得不伦不类。对于这些错误做法，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根据不同特点探取不同方法。对於‘文物保护单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对於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典型地段，

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於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还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对於自然遗产，要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保护、建设和管理好。作为一个市长，要加强文化修养，要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办事情、作决策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後代负责”。（2001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摘自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同志在中国市长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完》，《科技史文集》第2辑，页14—27，上海科技出版社，19 79年10月。

2．徐苹芳《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入《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年10月。

3．徐苹芳《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入《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页159—172，台北允农文化出版介司，1995年了月。

4．徐苹芳《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文物））200年1期，页64—73

5，徐苹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入《中国文物报》200年4月11日第一版至第二版。

附记：本文部分插图承中国建筑技术研完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和陈巴黎女士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