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研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实物研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实物研究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历史研究以实物和文献作文基本依托而存在、发展。实物研究能充分调动师生走出课本、走进现实，以文献为依据、以实物为依托去发现、论述、完善历史,真实、全面、确切地再现历史表象。因此实物研究使得历史研究得到了完善与拓展。尤其是考古出土的遗物、遗迹，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研究的某些领域提供了新的材料，这对纠正前人研究错误、丰富前人研究成果、弥补前人研究不足、发现历史、教育现今等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因此考古是实物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即以考古为例。

一、实物研究可以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考古出土的实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实物研究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对于原史时期来说，虽然有文献记载可以借鉴，但记载内容多有存疑之处，需要大量考古学工作的结合与验证，考古学在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考古学在史前史研究中的作用却是文献历史学所不能比拟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史前史的研究则完全依靠考古。

第二、证明文献真伪，补充文献缺失，纠正文献不足。在古史研究中尤其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可以帮助解决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甲骨文使史学家对《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有了重新认识；发现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牙器、兽骨等遗物和墓葬、建筑遗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商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的能与文献相对照，有的则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不足。发掘出土的石雕人虎联合体，“这确实是中国艺术

史的新资料，为史学界启示了一组极富刺激性的新问题”。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的缺环，并将中华文明大大推前。湖北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湖南马王堆汉简。这些古简的出土，如《五行》、《太一生水》等，弥补了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很多空白，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一些重要的子书，如《老子》，可以拿来和今本相对照，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前，考古学界一直认为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距今7000年的水稻是中国最早的水稻。20世纪90年代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年到10000年的水稻遗址，考古将水稻发现从距今7000年提前到1万年。2002年湖南2万余枚秦简的发现，内涵丰富，极大地丰富和改变关于秦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它的发现不亚于甲骨文对于商史建立的意义。而对出土铭文的研究还可以判明遗迹和遗物的年代、制作者、所有主、所在地、用途和制造目的等。由于铭文存在于遗迹和遗物上，其可靠程度大大超过文献的记载，不仅可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有时还可纠正其错误。

第三、引发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变革，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传统史学研究都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传入后，新史学工作者都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企图从实物研究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在近代学术史上，几乎每一次新发现都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如20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等，都开拓了学术新领域。从此，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多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对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初期，水底的考古调查在世界各地进行，最有名的是在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文化遗址的“圣池”中寻找牺牲人和祭品，在突尼斯马赫迪耶港的海上探寻满载古希腊美术品的罗马沉船。但由于潜水条件的限制，调查时不能做精细的操作和记录。1943年发明了潜水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改进了各方面的设备和条件，这才使真正的水底考古学得以成立。从60年代起,先是法国人在马赛附近海底发掘沉船,接着美国考古队在土耳其附近海底发掘希腊罗马时代和青铜时代晚期的沉船,不仅获得船中许多古物,而且还为研究古代造船术、航海术、海上交通和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水底考古学的对象从沉没物、沉船扩大到淹没于湖底、海中的都市和港市等的遗址，而勘察、发掘及摄影记录等的手段和方法也大为改善，使水底考古学以显著的速度不断取得成果。而这些历史研究在不久之前只能局限于文

献研究。

由此不能看出，实物研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将实物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才能真正进行历史研究，才能还历史以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