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视野中的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2011年第10期（总第381期）

No.10，2011

General，No.

381 EDUCATIONAL RESEARCH

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视野中的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栗晓红

［摘要］从制度变迁的视角考量中外合作办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作用可以看到，中外合作办学在促成高等教育市场竞争和树立高等教育制度典范的双重意义上具有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潜力，但中外合作办学所体现出来的“移植式课程”、“半截子留学”、教学单一定位、对合作双方的高度依赖使其还不能完全发挥影响作用。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和合作双方对办学的定位。

［关键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外合作办学

［作者简介］栗晓红，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博士（上海200092）

近年来，随着国人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和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出口的政策激励，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构成了高等教育领域中继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后的第三种教育形式。有学者对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质量保障、法律建设、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关注，鲜有从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意义上进行分析。事实上，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外合作办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其所蕴含的制度变迁意蕴，本文尝试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透视中外合作办学，以期对其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中外合作办学与诱致性高等教育制度变迁

中外合作办学所置身的最大社会环境是转型社会和转型高等教育。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办学体制的改革打破了以前由政府垄断办学的局面，民办高校蓬勃兴起，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09年统计数据，当年我国有656所民办普通高校（其中独立学院322所），在校生数量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的20.3％。同时，国外办学力量踊跃进入，国内多所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在和国外机构合作办学，国别多元，合作模式多样。

办学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高等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公办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由“重点院校——一般院校——专科院校”组成的阶梯式体系，其中，声望和吸引力渐次而下，主要由政府计划掌控。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有自己的办学个性，高校间形成竞争市场或者分层次的竞争次级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它们在高等教育序列中的位置，这样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才有活力。现在一些办学质量较高的民办高校已经冲击了部分公办专科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其位置，但是由于其先天不足，仍然处于高等教育序列中的低层，难以和一般院校和重点院校竞争。相比民办高校，中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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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同济大学国家“985”项目“全球变化与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办学的起点要高一些，一方面，国外一些声望较高的大学进入国内，另一方面，国内很多重点公办高校纷纷参与，这就为中外合作办学冲击僵化的公办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办学体制改革也带动了投资的多元化，政府现在虽然仍然是主要的投资方，但是社会力量、国外办学力量都参与了进来。公办高校的学费制度则预示了高等教育理念的重要变化，高等教育不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成本分担制度是对政府与个人二者责任的一种划分机制。

除此之外，招生制度和管理制度也在不断探索和改革，但力度有限，效果也不够明显。自主招生在一些试点高校被引入，但整体上我国招生制度仍然采取一年一度的国家统一高考形式，难以摆脱“应试教育”的羁绊。分权改革也一直在进行，但分权主要发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集权式的管理仍然是调节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主要方式。另外，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因为方方面面的牵涉，改革起来举步维艰，无论是人事制度改革还是去行政化改革都在艰难探索之中。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仍然在探索中，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招生制度出路在哪里，如何和劳动力市场衔接，课程体系如何设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如何平衡等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正如中国社会还处在转型期一样，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也处于转型中。

中外合作办学本身就是转型的一个结果，也是其中一个环节。而我国希望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学习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观察其处理高校、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关系的方式。2002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质就是以让出我国教育服务市场换取优质教育资源和办学、教学以及学校管理的软件，最终是缩短差距，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实现跨越式发展。

制度学研究表明，要对一个成型的制度进行改革非常困难，制度变迁成本和收益很难计算，且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拦，只能采取渐进的、缓慢的改革。同时，有关研究也证明，在内部改革非常困难时，从外部进行改革，采取增量的改革也许是个办法，如法国在面临市场对越来越多的公共部门劳动力需求下，在原有高度同质性大学内进行革新非常困难，遂采取增建“新的、高度专业性的院校”的方式来曲线改革。［1］从该意义上说，引入中外合作办学就是一种增量上的改革方法。

二、中外合作办学对中国高等教育

制度变迁的影响路径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曾经提出制度变迁的两种路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林毅夫等中国学者用其来解释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众多现象。［2］从理论上来说，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也存在这样两条路径，中外合作办学引发的主要是后一种变迁路径。具体说来，中外合作办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一）市场竞争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影响

组织理论表明，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会随之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环境的变化越是威胁到组织的生存，组织的改变动力也就越大。①把此原理运用到高等教育领域，则意味着为公办高校营造一个竞争的环境，竞争越是激烈，越是危及到公办高校的生存，公办高校改变自我的动力也就越大，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也就越有可能发生。

多年来，公办高校是我国唯一具有合法性的高校类型，接受着国家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支持，由此也导致公办高校既缺乏内部改革的动力，也难以突破体制的束缚。民办高校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第一批异质力量，经过30多年发展后，对专科高校已经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在制度合法性和资源都受到极大局限的情况下，民办高校向高端发展困难重重，所以对本科高校比较难以造成竞争冲击，更遑论对中国重点院校的冲击。与民办高校不同，和国外教育资源结合的中外合作办学有冲击本科院校，甚至重点院校的潜力。

通过留学的途径接受国外高等教育是一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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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组织研究中的很多理论都是以此定理为核心的，如权变理论，新制度学派理论等。该原理可以很好地解释

中国国营企业的制度变迁。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私立（私营）企业等异质企业类型的进入，使得国营企业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和生存压力，从而迫使国营企业加快改革步伐，打破一统的企业制度而走向多元化。

本较高的方法，尤其在发达国家纷纷把留学教育作为经济收益的重要手段后更是如此。与之相比，如果在国内可以接受国外的高等教育，费用虽比国内高校高，但相比留学要少很多。所以，从生源质量上看，中外合作办学要远远好于大部分民办高校。从师资上来看，公办高校作为合作方的中外合作办学在教师聘任、晋升等方面和公办高校一样，甚至待遇会更好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高校将面临来自生源和师资上的竞争，而竞争将加快公办高校探索制度改革之路。

当然，这种竞争的形成尚需时间，就目前来看，中外合作办学在整个高等教育份额中所占比例尚小，尚未构成强大竞争力，但很多中外合作办学的生源质量都较高，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都是第一批次录取，得到教育部资格认定的中外合作办学计划内学生一般都纳入了与中方合作学校统一高考招生录取中。中外合作办学的竞争力主要受制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接受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有一定的积蓄，可以承担一笔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的中美科罗拉多项目为例，假设一名计划内学生选择四年全部在国内就读，单是学费就需要37万元人民币；如果期间还要赴美读书，在美平均每年费用大约还需30万元人民币。再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每年学费为6万元人民币，四年也需要24万元。这样的费用是国内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尚少，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二是教学定位的单一。现在中外合作办学大多停留于教学功能上，而且多半是采取把国外专业和课程引进的方法，因其专业和课程高度依赖于国外合作方且尚未扎根于本土环境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悬浮式”专业和课程，又常采用国内国外分阶段实施的“双校园”教学模式，后半阶段虽说是“出国交流”，但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留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半截子”留学。这样的组织可能在教学质量上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高校组织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的力量和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民办高校目前只是在专科阶段有相当竞争力，中外合作办学可能只会在普通本科高校层次产生竞争力，而无法和国内的研究性大学相抗衡。不过，值得欣喜的是，现在逐渐有少数的中外合作办学已经开始关注提升研究能力，如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和西交利物浦大学现在都非常重视科研活动，只是办学历史还比较短暂，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从理论上来说，中外合作办学是公办高等教育体系之外的一种具有很强竞争潜力的办学类型，有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格局，促使公办高校进行改革。但从目前阶段来看，中外合作办学的竞争力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只有克服上述局限，才能实现自己市场竞争意义上制度变迁的影响。

（二）制度示范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影响

当组织目标比较模糊，或外界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组织主要采取模仿本领域中的成功组织来展现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组织社会学制度学派的重要结论之一。［3］高校实现这一追求的捷径是模仿知名大学，尤其是在转型社会和高等教育转型期间，外界环境处于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这更加助长了众多高等教育机构对知名大学的模仿，而且越是处于等级低位的高校越倾向于模仿处于高位的大学。这也可以解释各种层次的高校为何在组织结构和任务上都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事实上，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就是对西方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模仿，最初是模仿德国，后又模仿美国、苏联等，其中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在国内教育系统形成中的示范意义已被广泛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外合作办学本身也蕴含有制度示范的意义。我国过去主要是采取外出考察的方式去学习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但由于时间、资金等多方面的局限常常流于走马观花，现在中外合作办学把国外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制度直接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这将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发达国家教育制度的机会。

制度示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独特制度的整体示范，二是作为制度要素的局部示范。独特的制度整体又包括两种可能性，一是把西方知名大学的制度引进来，二是中外合作办学本身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成功的制度类型。中外合作办学制度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合作”上，它是国外高校和国内高校在教育资源上的合作，就目前来看，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直接引进

国外课程，甚至引进教学方式，所谓“原汁原味的国外课程”；二是学生具有到国外与合作伙伴交流求学的机会，即把整个教学分为两个甚至多个阶段，国内学习和出国留学结合起来；三是颁发国外学位。这些特征也正是中外合作办学组织在阐明自己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力时所强调的，这些特征也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源市场。但是中外合作办学能否成为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制度类型取决于这些独特因素能否在实践的锻造中整合出一套成功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从而被社会承认。局部示范意味着中外合作办学中某一要素成为其他高校模仿的对象，该要素可以是教学方法、教材编排、教师聘任、人才培养方式等。

中外合作办学的制度示范还可以分为组织间示范和组织内示范两种，由此导致组织间模仿和组织内模仿。组织间模仿是指其他大学组织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模仿；组织内模仿是指中外合作办学所在中方大学其他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模仿。正如鲍威尔和蒂玛奇奥所说，国家和专业组织是影响现代社会制度形成的最为重要的两支力量，高等教育作为专业性非常强的组织领域，其专业规范正是在专业人群的教育和流动中广为传递和传播的。［4］中外合作办学通常会安排中外方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相互外派进行交流，而且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本身就是双方人员进行分工合作的结构。社会网络研究表明，每一个人加入新的群体，都会把自己原来所属的群体特征带进新群体，［5］外来教学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把自己国家的专业规范带到了新的合作机构和项目中，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专业规范传播到了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能否担当制度示范重任，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能否吸引国外知名大学参与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人们已日益意识到国外大学有优劣之分，而且随着对信息的充分掌握，人们也能够判断国外高校的序列位置，只有那些知名的大学才能激发人们的关注和模仿。但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作机制决定了合作双方存在“声望匹配”现象，也就是说，双方都会选择那些在高等教育市场上和自己声望匹配的高校合作办学，而中国高校在国际高等教育等级中整体偏低，使得国外知名大学在选择中国合作大学时会非常谨慎，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知名大学进入国内合作的非常少。另外，国外知名大学能否进入中国还取决于它们对合作办学这样一种办学方式的态度和判断。

第二，中外合作办学组织能否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品格的成功的大学制度。理想的大学制度意味着在宏观制度层面，大学要摆脱以前的政府计划集权式控制，有发展自主权；在中观组织制度层面，能够建立一套合理的大学内部管理制度。就目前来看，中外合作办学虽然在财政上能够摆脱对政府的依赖，依靠学生学费运转，在招生上可以脱离政府控制，自主选择学生，在人事上可以摆脱单位制，自主招聘教师和管理人员，在文凭上也可以摆脱对政府的依赖，但是，以下几个方面决定了中外合作办学量上可以蓬勃发展，质上却难以强大。一是无论是实际办学中资源上的依赖，还是人事上的直接派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对合作的公办高校都有很强的依附性，组织结构上有很强的模仿性和继承性；二是在专业和课程上对外方合作伙伴有太多依赖，缺乏自主专业建设；三是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教师队伍；四是缺乏科研力量；五是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所以目前的中外合作办学组织还比较弱小。

现阶段，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在于其局部制度要素的示范和组织内的模仿。比如，国外知名大学课程和教学上的示范。合作的专业往往是双方都有的专业，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专业比较平台，包括课程体系、授课方式、评估方式等。再如，教育理念上的示范。国内大学管理人员和教师通过和外方合作伙伴的接触、沟通、互访，对国外大学的办学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可以改变原有落后的教育理念。从这个意义上看，现在很多中外合作办学组织已经发挥了组织内局部示范作用，尽管受益的只是合作的国内高校，而且影响非常缓慢。

三、中外合作办学的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中外合作办学有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具有塑造中国高等教育竞争格局，冲击公办高等教育体系，并成为高校示范的潜力，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规模上仍然偏小，大部分获得教育部资

格认可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每年只能招收40～100名学生，经过复核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只有36所（还有一批还在复核中），且大部分每年只招收数百名学生；高声望国外大学进入较少，双方合作的经济动机比较强；大部分中外合作办学主要还是定位在教学职能上，科研上缺乏抱负；在专业上对国外合作大学有较强的依赖，缺乏生长的根基，一旦合作中断，专业也将面临停办的风险；组织结构和机制上对国内合作大学有很强的依赖和模仿，缺乏创新；教师队伍的建设还在探索中；客观上还受到中国中产阶级数量的限制，等等。总的来看，目前的中外合作办学还没有构成一种足以威胁公办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力量，也还缺乏成为高校进行模仿的示范力量，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一些中外合作办学其生源质量比较高，正在壮大起来，一些中外合作办学则对合作的中方高校具有内部要素示范和传播功能。

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这也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如果国家政策能够更加宽松，在具体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上给中外合作办学一个良好的自由发展空间，同时，又能严格监控合作专业和课程的质量，确保与优质教育资源的合作，中外合作办学有可能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一支重要力量。反之，中外合作办学则很难成长起来，可能又如中国民办教育一样，长时期处于高等教育等级体系中的低端。

另外，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也取决于合作双方的办学定位，如果只是定位于留学预科班或者教学单一职能发挥者，没有更大的教育抱负，尤其是科研上的抱负，中外合作办学也难以真正发展起来。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承担得起中外合作办学的费用，而学生尤其是高质量的学生是否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取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更准确地说是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声望体系中的位置。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F.凯塞尔，G.尼夫.法国的高等教育政策［A］.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8-149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论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371-418.

［3］［4］DiMaggio，Paul&Walter Powell.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

［5］Burt，Ronald.Structural Hole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92.2-30

A Study on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of School Runn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Li Xiaohong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al meanings of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of school runn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of school running can influence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by triggering the compet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rket and being the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However，"the transplanted course"，"half way studying aboard"，teaching function focus and mutual high reliant on both cooperative partners are impeding the effect of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of school running.The developmental prospect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of school running largely depends on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orientations of both of the cooperative sides.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of school running

Author：Li Xiaohong，lecturer and Ph.D.of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200092）

[责任编辑：许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