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蜀山剑侠传〉探秘》

读《〈蜀山剑侠传〉探秘》（上）

戈革

二十多年前,当中国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被禁闭已久的广大知识界开始如临渊履冰般地接触外界的“非社会主义”的空气。又过了一段时间，大陆一些地方性的出版社才开始试探性地重印一度被视为“荒诞反动”的武侠小说。同时我这个一切小说的业余爱好者也开始听到台湾叶洪先生的大名（以及梁羽生、金庸等人的大名）。但是说也可怜，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方面的阻隔，直到最近我才辗转买到了叶先生的《〈蜀山剑侠传〉探秘》（大陆“学林出版社”简字版）。年逾八旬才得读此书，思之也令人扼腕而叹也！

我不是研究小说或专研武侠小说的专家，只不过自幼至老一直很喜欢读这一类小说，最多只能算一个“旁门成道”之士，比不得“玄门正宗”也。然而正如《探秘》所指出的那样，还珠之书，不废“旁门”，而英谚有云，“猫儿也可瞅国王”，我正是本着此种精神，来试谈自己读了《探秘》一书的几点浅薄观感。

一，书名质义

孔子曰，“必也先正名乎”。敝意以为，此书似不宜标名“探秘”，而事实上是《蜀》书的一种“评介”。譬如一位女子，人们赞赏她的美貌，表彰她的德行，描绘她的装束，如此等等，都谈不到什么“探秘”，因为你所论列的内容都是一些明摆着的、外在的东西，根本无所谓“秘”。叶氏此书，主要是分门别类地（分为十篇，即十种情况）介绍了《蜀》书的内容，兼及其写作技巧等等。当然随时随地都对那些内容进行了评价。敝意以为，这也都是明摆着的东西。一切叙述，对于没见过《蜀》书人们来说，起的是一种“介绍”的作用，对于读过或很熟悉《蜀》书的人们来说，起的是一种“分析、评论”的作用。这一切都很好，“功不唐捐”，但是谈不到“探秘”。

所谓“秘”，指的应是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例如一位女子的“绯闻”内幕，或一本书在写作、出版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曲折复杂的挫折和支持等等。我曾指望看到的是关于《蜀》书之版本源流等等方面的传闻和轶事，买到以后才知道我的预感完全错了。虽然我在书中也读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情况，很佩服叶先生用力之勤和所见之博，但我毕竟不曾看到什么“秘事”！

二，引用典籍应辨真伪

叶先生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尤其是“道藏”中的许多著作。这些都是谫陋如我者所不曾有工夫和精力去探求过的，足见叶先生用功之勤。但是，作学问引用古书，首先应对所引之书有一些起码的认识，绝不能采用“拾到篮中便是菜”的办法。

我国古书的源流和真伪，是一个头绪纷繁的复杂问题。所谓“版本之学”，实在使我这样的外行人望而生畏！尤其是叶书中引用的很多的那些笔记小说之类，其真伪尤其值得主意。如果不管他是真是假，凡是古书就一概引以为据，那就必将大大降低自己作品的品格和可信性，贻别人以“信口开河”之讥。

必须承认，我完全不敢涉足于“版本之学”，但是我愿意说，至少我知道一点关于所谓张华《博物志》的可悲情况。我们有许多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先生们，把现在传世的《博物志》视为“晋人张华”的宝典。因为书中有几条

记载，经过许多曲折的（我认为是荒谬的）“解释”以后，被认为是一些“物理学的规律”，所以我们那些自以为高明的“科学史家”，便大肆宣传我们祖先的优越性，并且慷慨地称“晋人张华”为“伟大的物理学家”，等等。我一生学习理论物理学，虽然很没出息，但自信对“物理学”本身并不会比那些“科学史家”更加“不懂”。看了他们那些“解释”我心中只觉得十分“可笑”。于是我就起意去买一本《博物志》来看看。一看之下，才恍然大悟，觉得那些先生更加可笑而又可怜了。原来历代研究《博物志》的著名学者们，包括以博学多闻著称的宋人朱胜非、明人胡元瑞、清人纪晓岚和近人鲁迅，都不相信现在传世的《博物志》是“晋人张华”的原作。鲁迅之言曰：“《博物志》一书，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非复原本”，云云。然而，尽管有这许多大名人的指认，却还是得不到我们那些“科学史家”的一顾，所以我们的一些物理学教科书上，至今仍写着“晋代伟大物理学家张华”，研究懂得声学中的“共振原理”等等。在我看来，那实在是大大丢脸的“笑话”！

当然，叶先生此书，谈的并不是什么物理学，他也不曾把后人伪造的《博物志》中的记载（很笼统、很个别的记载）曲解成什么张华的“共振原理”之类。但是书中确实引用了“晋人张华的《博物志》”，而不知张华的原书早已失传，这毕竟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

《博物志》只是所引古书中的一例，其他各书的源流和真伪，也是很值得慎重对待的！

三，还应多查些书

作为武侠小说的专业研究者，叶先生掌握的这些方面的有关资料，肯定比我这种外行人所掌握的要多得多。但是，若想追溯《蜀》书中各种奇幻概念的始末源流，当然是掌握的材料越多越好和越深越好。

例如，关于修道之士用“掌心雷”降妖伏怪的传说，古代各种笔记小说中就有许多记载。按照我的理解，一般的“掌心雷”似是一种可以锻炼而成的“特异功能”，所发之“雷”相当于物理学中一种特定的“场”，而不是什么有具体形质的“实物”。换言之即一种强烈的“辐射”。相反地，《绿野仙踪》中的“雷火珠”和《蜀》书中形形色色的丸状神雷，则类似于一种比现实的“核弹”方便得多而又奇妙得多的“质弹”。这是一种凝聚的“实物”，但是绝不同于任何现实的核弹。因为核弹是用物质的方法发射的，而“神雷”则是以“精神的”（法术的）方法发射的。在这种意义上，多么高级的物理学也造不出道家的“神雷”来。《探秘》书中写道：“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蜀山》即开科幻小说之先河，大量引进现代核武器原理，制成各种……超级核弹，殆非‘原爆’始作俑者所能想像……”。我确实认为，这种说法无论如何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和概念混淆，若被那种没头脑的人们抓住，不知会由此引出多么奇特、多么可笑的荒唐推论来！

我认为，若欲合乎逻辑地追溯“掌心雷”和“神雷”等概念的来龙去脉，除了查索道家经典以外，还应多多注意历代各种杂记、传闻和小说，例如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之类的丛编，以及各种长篇小说和“鼓词”。在智力我想到作为《水浒》续书之一种的《荡寇志》，书中的主角陈希真（字道子），就能“祭雷”来助长自己的声势。该书虽出现较晚，但毕竟比《蜀》书要早得多。

“神雷”的概念是如此，“飞剑”的概念更是如此。这一概念在应在更早的年代就已基本上定形，还珠小说只是大大发展了此种想法而已。

四，关于“雷屑”

附带说说什么是“雷屑”。在关于“神雷”的讨论中，叶先生引用了《绿野仙踪》一书中“火龙道人”炼制“雷火珠”之法，其言曰：“使用雷屑研碎，加以符录法水，调和为丸……”于是叶先生论曰：“凡常人皆知，雷岂有‘屑’？真是胡说八（巴）道！”

我不知叶先生读的是何种版本的《绿野仙踪》。我在六十多年前见到的是一种木版线装本。这种版本的小说一般都印刷很坏，常有一些错字。后人据以排印铅字本，通常校订不精，往往承袭了底本的一些错字。我想，叶先生的疑问可能就是由此而起。

按“雷屑”当是“雷榍”之误，即古文物中的石斧，而“榍”即“楔”字的别体。在科学的现代化考古学出现以前，人们不知道有时在山野间看到的石斧或玉剑到底是何物，于是就附会地认为那是“雷公”用来“劈”东西的器具，并误称之为“雷榍”。那时人们相传，在天雷下击（即“落雷”）之处，才能找到这种“雷榍”。因为是“雷公”用的东西，当然就有一定的神奇性，因此那时人们相信“雷榍”可以“辟邪”，有时人们甚至以之入药。

关于“雷榍”的记载，似乎见于宋人沈存中（沈括）的《梦溪笔谈》。“文革”以前，我曾在一家文物商店中亲眼见到一件石斧，上面用双钩法隶书的“雷榍”二字。

可以相信，“火龙真人”用来制造“雷火珠”的正是此物，而绝不是雷的“碎屑”。因为假如是“碎屑”，就用不着“研碎”了。

五，论“蜀”书剑仙并非“出世”者

只要有“侠”的思想，就绝不可能是“出世主义者”，故所谓“入世武侠”和“出世武侠”之区分实在是一种并无真实内容的浅薄说法。诚然，例如峨嵋派各辈剑仙，大多躲在深山古洞中进行修炼，似乎不过问人世间之俗事，不是很“出世”吗？然而不然。按照还珠的观点（信念），任何人只靠闭关修炼，都不可能成“正果”，他们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世事，即所谓修积“外功”是也。正派仙侠是如此，邪教恶徒更是如此。他们有许多骄奢淫逸的需求，非从人间取得不可，故他们不可能真正“出世”。

“入世”、“出世”之分在乎人们的人生观，而不在乎人们的外在行动。假如有一个穷凶极恶之人，躲在别人找不到他的地方，每天都在“窥测时机，以求一逞”地企图实现他的与全人类为敌的反动政策，你能说他是“出世”之人吗？当然不能！还珠笔下的仙侠和恶徒在目的上也许可以是“出世”的（但也未必），但在行动上绝对不可能完全出世，在思想和信念上也不可能完全出世，故他们根本不是“出世者”。

真正不过问和不干预世事之人才能叫做“出世主义者”。这种人的基本态度大约不外两种。一是看不起一切凡夫俗子和他们的情感、行为及生死，认为所有一切都不值得自己关心；例如某高僧流了鼻涕都不肯自己擦一擦，说是“何必为俗人拭涕”――他连自己的肉体都认为不值一顾，所重视的端在精神的修养。另一种基点是悲观主义。此种人多半经历了或目睹了世事的沧桑巨变，倍受折磨，觉得世界上并无真正是非可言，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之类的说法只不过是人们的美好梦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觉

得自己对显示完全无能为力，因此只能采取“逃避”的办法，自动至少是部分地“退出历史舞台”，此所以有“逃禅”之说也！

“蜀”书诸仙侠显然都不属于这两种类型，故他们在本质上不是“出世”而是“入世”的，只有当他们“功行圆满”而“飞升紫府”以后，他们在行为上才算“出世”（如果他们永远不再回到凡间来的话），但是在精神上，在思想感情上（如果天仙也有思想感情的话），他们到底是“出世”“入世”，那就只有“天”晓得了。至于真正邪恶的反派人物，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或只能是“形神俱灭”，那时他们当然也就谈不到什么“出世”“入世”了。

六，“绿袍老祖”和恐怖主义

《探秘》一书把《蜀》书中的“绿袍老祖”说成“集恐怖之大成”。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蜀》书关于绿袍老祖的描写确实使人毛骨悚然。在“老祖”级的人物中，绿袍可谓最凶恶者。但是在所有的反派角色中，未必没有比他更凶恶的家伙。绿袍确实血淋淋地吃人，但是请想，哪一个恐怖统治者不是如此？

中国的著名作家老舍，当年曾用九个字来通俗地定义“革命”，那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他认为“我来干”三字才是事情的结穴；若无此三字，“革命”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云云。

恐怖主义的情况恐怕也不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逻辑，他们杀人放火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的目标和理想想必也是要夺取范围越来越大的统治权。在他们权力所及之处，他们才可以为所欲为，无往而不“有理”。历史上的恐怖统治者也并不罕见矣，有几个恐怖统治者不是一边淫乐一边杀人和整人？杀人的方法也很多，“整”人的方法则尤其多。《探秘》书中介绍了绿袍“整”人之一法，那就是把人固定在“法牌”上而使那法牌时张时弛。结果被整之人就痛苦得求死不能。这真是一切“整人法”的一种形象的例示，只有真正被“整”过的人才能知道那种滋味！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法牌伸缩法”显不是唯一的“整”人法，也不是最厉害的“整”人法。《蜀》书交待，妖邪“整”人还有一种“炼魂法”。他把你杀了，还要永远统治和虐待你的灵魂，那是多么残酷、毒辣而可怕啊！“法牌伸缩”到底还有一定的时限，而“炼魂之苦”时要“永受”，那真使被“整”者看不到一点点前途，陷于绝望的境中也。

《蜀》书中还有一种“人变禽兽”的整人之法。例如有一个“天门神君林瑞”，谁若被诱惑或被逼陷入他的门下，就必须变兽（禽）若干年。他把你变成禽兽，你还要全心全意地给他服务，一旦被发现不够“忠诚”，他自然有更残酷的办法进一步“整”你！

还珠小说中描述的邪教“整”人之法亦云多矣。然而，谚有云，“只有说不到的，没有作不到的”，如果你认为现实世界中不会折射出那些惨绝人寰的场景，则阁下真是太“天真”了！

七，佛、神和仙

天下寺庙中一进门处，都塑有两位“天王”的巨像。这在佛教的经典中是有明确的名字（梵文译音）。但是就我所知，似乎一切的“导游”人员，都不具备这一起码的必要常识。探秘总是向旅游者介绍说，这两位先生就是“哼哈二将”。甚至有一次我听到有群众问哪一位是“哼”将哪一位是“哈”将，那位愚蠢的导

游便“灵机”一动说，可以根据塑像的“口型”来判断。这真是荒天下是大唐，是对一切佛教徒的莫大侮辱。然而你若试图纠正他，他却会很傲慢地说：“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真是比当年“文革”中的我们还要“不可救药”，让探秘“见鬼去吧”！

我把此种愚蠢如同鄙陋的混帐事叫做“义和团作风”，因为清末那些被认为“爱国”的义和团曾把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例如“孙悟空”、“洪钧老祖”和“黄天霸”等等当做神圣来膜拜。

我并不全盘否定通俗小说和民间传说，但是我认为必须清醒地知道，那里的人和事都是虚构的，若把探秘完全当“真”，那便有些愚蠢得精神不正常了。

一般中国人的头脑，大部分的“历史知识”都来自小说和庸俗化了的宗教宣传。一提到“佛”，人们想到的便是《西游记》中的“如来佛”、“观音菩萨”（女性）和“十八（或五百罗汉”之类。记得书中佛祖的两大弟子伽叶和阿难（曾向唐僧师徒索取“好处费”）的名字便不可多得了。一提到“神”，人们想到的便是什么“玉皇大帝”、“雷公”、“雷母”、“托塔天王”、“哪吒太子”，以及“十殿阊君”、“判官”、“牛头”、“马面”等等等等。同样，一提到“仙”，也许我们的同胞所想到的首先是“月里嫦娥”、或“上八洞神仙”吕洞宾之类，农村中的女同胞们所想到则是由下等巫婆告诉他们的“胡仙”（狐狸精）、“长仙”（蛇精）、“白仙”（刺猬精）和“黄仙”（黄鼠狼精）。

我认为，还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远离了所有这些最庸俗的迷信杂会，而另外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群仙世界。他笔下的人物似乎和“如来佛”、“玉皇大帝”等等并无直接联系。这就使他远离了常常在我们华人身上流露出来的“义和团作风”，使他远离了那种令人作呕的低级趣味。

谚有云：“戏不够，神仙凑”。当剧情走上绝路，发展不下去时，就不得已而动用“神仙”，而“神仙”一露面，就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种办法本来不足为训，但是几乎一切虚构的小说似乎都不能完全避免――连《红楼梦》中都有僧道二圣和“警幻仙姑”，问题在于你动用的是“何方神圣”。还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肯借用那些已被“义和团派”用“俗”了的神仙，而是自己另行创造神仙。他创造了许多能医百病的神仙，包括几大僧尼和李静虚、公冶黄、神驼乙休等等。

这一特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的。台湾作家倪匡勇气可嘉。他承担了把《蜀》书增删改写成《紫青双剑录》的任务。结果有成功处也有露怯处。在第一页上，就把《蜀》所引李后主的一句词抄错了，这实在是“不该不该大不该”！写到最后，当“第三次峨嵋斗剑”无以善其后时，居然请来了“阿难尊者”（佛祖的第二大弟子），这就违反了还珠本来的基本精神，亦不得不谓之孟浪也。（关于《紫青双剑录》的成败，我他日或将另撰一文论之。）

八，“正法眼藏”与“神通”

我自幼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对于儒、道、佛三家都不曾受过基础训练，也没有自己下过真正的功夫，故至今仍只是一个一知半解的门外汉。特别是，我从来不肯也不敢与人谈“禅”。世间许多“玩深沉”之人，故弄玄虚，胡编几句纠缠烦恼之话（北京人谓之“绕脖子”），似通不通，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何意，便以为是“禅”，有时还真能唬住别人，被尊为谈禅的大家，并出版许多“著作”，真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也！

我以为那种鼓唇弄舌之徒实乃“禅之贼”也，我虽无大只是，却也不肯受他们之愚，故从来不读他们的“著作”。

人谓还珠精通佛、道各家之义，我也期期以为不可。我认为，还珠是聪明人，他绝不可能像旧时代某些愚昧的官僚那样信奉“吕祖”。他在自己的书中写了许多佛、道之事，我以为那只是借佛、道的招牌来装自己的门面，而不是正儿巴经地宣布扬佛、道。否则他将称谓不可救药的笨伯，他的书也不可能“掌握群众”。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还珠，而是尊重他，不忍向他脸上乱涂许多劣质的脂粉。

我不是宗教学家，但是我知道，任何真正的宗教都是重思维而轻语言，重精神而轻体制，重修炼而轻能为，重认识而轻学识。例如佛家，向来以“正法眼藏”为第一要义，而认为“神通”只是次要的和辅助性的；所谓“降魔”，往往是指克服心中错误的杂念，即降服所谓的“心魔”。

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还珠根本不是佛、道等教的真正信徒，他只是借用了各教的许多概念和传说来编制自己的故事。他所借用的主要是各教的“神通”而不是各教的基本主旨，而他编织的最精彩的地方也正是他借用并发展了那些“神通”的地方。凡是他试图谈论或阐释“禅理”的地方都显得很沉闷而可厌，幸亏这种地方屈指可数，此还珠之所以可爱也。

窃以为，所有小说、戏剧和电影上一切卖弄“哲理”的廉价表演，其实都是一些糟蹋哲理的无聊之举，其实质是相当可厌的。例如，所谓“无招胜有招”到底是何“哲理”，我只怕连作者写下这句话时也未必有很清楚的理解。

我很庆幸，《蜀》书中很少这种故弄玄虚的蠢相。作者并未妄图谈论什么“正法眼藏”，他笔下的几位顶尖僧尼，在克敌制胜时也几乎全靠“神通”。

九，还珠的禁欲论和金庸的婚姻观

任何真正有识之士，若肯把还珠和金庸作一系统、全面的比较，必能写出很有意义的著作来。老夫现在无此精力和本领，只能作一点零星的工作。

还珠笔下的男男女女，以道教中人为最多。连许多邪教，也宛似道教中的特定派别――他们的人员多系道装。不幸的是，佛、道二教，以及许多别的宗教，甚至连儒家在内，全都绝对地或严重地主张禁欲，故“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一语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而所谓之“淫”，往往被等同于一切的性生活。还珠既然写的主要是这种人物，他就不违反历史。因此他笔下的正派人物极少结婚的可能！佛教徒是绝对不允许结婚的。道教徒中虽有所谓“合籍双修”（俗称“伙居道士”），然而那毕竟是很少见的特例，一般是被认为不足为训的；而且他们到底如何“双修”，似乎也不清楚。从《蜀》书中司徒平和秦氏二女的关系来看，似乎戒绝性生活才是“双修”的正道，而不戒绝者则在“成道”途中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实在违背人性，使正常人为之扼腕！倒是一些邪教徒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不管那一套，不但不戒绝性生活，而且颇有以性生活为第一要义者（颇似现代“性解放”的主张）。在这方面，《蜀》书中有不少的描写，然而至少在表面上，作者的态度对此永远是反对和批判的。

一般地说，佛家更不必谈，道家的主张是“回归自然”，排斥物欲，反对“机心”，藐视科学技术，因此他们绝不允许追求享受。但是还珠却有时允许他笔下的少年男女们讲求一下“美食”。这事实上是违反道家精神的，然而还珠认为偶一为之，倒也无伤大雅。

他甚至允许他所喜欢的一些男女发生很强烈的爱情。他把此种情况归之于

“前生（或多生）缘分”，然而细究起来，这毕竟也是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遁词。而且他圣守了一条界限，书中最优秀的角色，例如李英琼，却从来不曾有过对男士动情的“劣迹”。

另一方面，在《蜀》书所托的时代（明末清初），中国人并没有明确的“一夫一妻”概念。按照当时的礼教，女子以“不妒”为美德，而“忌妒”则是“七出之条”（休妻的最重要条件）中的一条。作妻子的给丈夫选择合适的姬妾，被认是“贤惠”的表现。例如乾隆年间的苏州才子沈复（三白），就在记事著作《浮生六记》中记载他的爱妻陈芸（淑珍）看中了一个妓女憨园，想给沈复纳为妾，并且和憨园结义为姐妹。后来憨园被别人娶走，陈芸便大为懊丧，甚至最后她的病势都与此事很有关系。还珠知道此类习俗，所以他允许自己书中的男青年同时娶两个妻子，而且在《云海争奇记》中描述了一位乡绅（正派人）的夫人力劝丈夫纳妾的事实。

总之我们发现，还珠的写作态度是认真的。他在不违背所设时代之社会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了他笔下的各种角色以充分的自由。他没有把后世的伦理观念强加给自己的人物。他的这种态度得到了读者们的认可。但是我愿意说，根据我亲身的经验，还珠小说陆续问世时的中国社会，和现代的社会太不相同了。因此，还珠小说其实从来不曾引起过全社会的大轰动。《探秘》中所说“据知当时国内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几乎无人不‘迷’还珠楼主……”云云，恐怕有相当程度的传闻失实吧！

金庸小说首先流行于香港，后来逐渐形成气候，确实一度轰动了名公巨卿和贩夫走卒。在人生所有的方面，金庸都比还珠幸运许多倍，这也很引人浩叹！

当金庸小说雄视江湖时，还珠当年所处的中国社会已成过眼烟云。几亿中国人已经死于战乱，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旧日的一夫多妻制度也已成为历史陈迹，青年男女再也不肯容忍那种事情了。这就使金庸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两难问题”。他写的社会肯定都是封建社会，那社会是允许一夫多妻的，但是他不敢触及这一点，否则他的小说将受到正人君子的批判和青年男女的拒绝，而同时他又忍不住地在每一部小说中大量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同时，我设想，他本人也已经受不了那种一夫多妻的陈旧观念。因此就终于采用了一种不无荒谬的办法。他对自己书中的一切青年男女都进行了一种“思想改造”，对探秘进行了彻底的“现代化”，把现代的伦理观念（以及许多别的观念）强加到了封建时代的头脑之中。从本质上说来，这是一种错误的、反历史的做法，是完全不足为训的。很明显，明、清时代乃至更早时代的人物，绝不可能有许多香港人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行动。例如，因和父亲闹了点小意见就离家出走（黄蓉），在宋朝将被看成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然而，唉！现代的多数男女早已被各种“现实”改造得失去了最后一点儿“历史感”，人们对各种倒行逆施的荒诞现象早已司空见惯，青年男女早已成为形形色色的“追星族”，金庸的一点小小手法哪里方在他们的眼里？于是金庸小说就真地颠倒了“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包括外国大学中的一些华人教授以及我这种被斥为“封、资、修”余孽的老家伙在内的炎黄子孙。甚至连只会说外来语“一石二鸟”而不会说中国成语“一箭双雕”的古龙，也吸引了如许多的读者，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中秋节后一日）脱稿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