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困人口的特征及解决途径2

我国贫困人口的特征及解决途径

摘要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贫困却依然存在，全球75%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农村贫困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更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界定了农村贫困人口，然后总结了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状况等方面的现状特征，最后对贫困地域、教育、政策三个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分别从这三方面进行思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贫困人口；特征原因；对策

一、引言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球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基本脱贫，达到温饱生活的水平线，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功绩。同时，我们还应对目前贫困人口问题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贫困人口问题，为消除贫困扫除人口障碍。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计划农业向市场农业的转型过程中，关注“三农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强调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有了快速发展，收入也大大提高。到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但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体制及自身的制约，导致农村贫困现象仍然严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受到制约。目前农村尚有少数农户仍难以摆脱贫困的束缚，生活依然十分拮据。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还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820万，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还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切实解快农村贫困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其致贫因素，并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二、农村贫困问题的界定

我们一般认为贫困就是物质生活资料无法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存需要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贫困的定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精神贫困也被包括在内，

本文着重探讨农村贫困问题，旨在分析农村物质资料匮乏、农民生活困难产生的原因。所以，本文中的贫困特指物质贫困。朗特里和布思在1901年撰文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的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在这个经典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把农村贫困定义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的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农村居民和家庭的生活状况”。相对于一般的贫困而言，农村贫困问题更突出，也更难以解决。根据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价格指数，2007年农村贫困人口标准由上年的693元年调整为785元，低收入人口标准由上年的958元调整为1067元。与此同时，一方面，我国贫困线标准从2008年年底前的人均年收入785元，大幅提升至目前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另一方面，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为人均1.25美元／天。与我国平均贫困标准相比，农村贫困线低了将近35%，与世界水平相比则相差更大。

绝对贫困又叫生存贫困．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和家庭依靠其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的个人或家庭就称之为贫困人口或贫困户。按国际标准，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为绝对贫困；不同的国家因国情不同其标准略有差异，如我国的标准为每天收入低于0.7美元的人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指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那种社会生活状况，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通常是把人口的一定比例确定生活在相对的贫困之中。比如，有些国家把低于平均收入40％的人口归于相对贫困组别；世界银行的看法是收入只要（或少于）平均收入的1/3的社会成员便可以视为相对贫困。关于农村贫困的衡量，我国多采用绝对指标，比如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为785元。采用绝对指标虽然不尽合理，但如果把物价因素考虑进去，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特征

（一）贫困人口规模大

农村贫困线是测量贫困人口规模的重要指标，在我国，农村贫困线是由各地区农村贫困线加权得到的平均值，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率的逐步提高，贫困线标准也在不断变化，逐年提高。根据2007年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标准测算，2007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479万人，比上年减少了669万人，下降31.2%，，比重为2.03%，与上年相比下降30.2%。总体看来，从2000年至今，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大量减少，我国在减小农村贫困人口规模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

表1-1 2000年---2007年贫困标准、人口规模和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据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1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比上年减少909万人，下降25.3%，下降幅度比2009年高15.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为2.8%，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

（二）贫困人口分布

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已经从过去的集中在国定贫困县的区域集中向更低层次的村级社区集中；贫困村不仅广泛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在东部粮食主产区也同样存在。20世纪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大部分发生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沿海和中部地区，贫困人口向西部和山区集中，同时西部和山区的贫困深度也比其他地方更严重。但是目前贫困人口主要表现为向村级集中，包括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贫困村庄。具体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

1、山区仍然是出现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200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中，山区占53.9%，比上年下降3.3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中，山区占53.5%，比上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

图一2007年贫困人口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西部地区仍然是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地

分地区看来，西部地区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地，2007年末，东部、

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贫困人口分别为54万、372万、989万、64万人，三

分之二的贫困人口分布于西部地区；同时，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贫

困发生率分别为0.2%、1.3%、3.5%、1.1%，西部地区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751万，较上年减少621万，下降26.2%。贫困人口

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65.1%，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为6.1%，较上年下降2.2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为813万，较上年减少239万，下降22.7%。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30.2%，较上年上升0.9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为2.5%，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24万，较上年减少49万，下降28.3%。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4.7%，较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为0.4%，较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三）农户经济贫困状况

1、收入状况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首先，种植业是贫困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占其收入的一半。贫困和低收入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少，传统的种植业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其次，贫困农户工资性收入比重低。再次，贫困农户转移性收入比重继续提高。

2、生活消费

主要体现在贫困及低收入农户满足衣食住等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结构明显，贫困农户自给性消费比重高，服务性支出比重低；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部分食品消费量有所减少。

三、中国贫困问题产生原因分析

（一）从地区角度分析

1、恶劣的自然环境客观上导致了农村贫困的发生

一般来说，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甚至无法脱贫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然条件非常恶劣。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灾害多发，农业产量难以稳定，而且这种环境往往也几乎失去了吸引投资，改变命运的机会。2007年，安徽、四川、河南、湖南、云南、重庆等地受灾较为严重。洪涝、干旱、台风、地震、泥石流、雪灾、低温冷冻等灾害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其中以洪涝灾害和旱灾尤为严重。四川、重庆2006年曾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2007年又发生严重春旱，入汛后旱涝急转，连续多次严重暴雨洪涝灾害。2008年四川又发生了地震，其中以汶川最为严重。2010年中国西南五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和重庆遭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这场旱灾已经严重影响了春耕春播，云南部分旱区绝收后不得不面临口粮危机。极端环境条件下导致的农村贫困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也使该地区的脱贫工作面临重重考验。

2、农业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通讯设施等的供给水平低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

贫困农户所处环境的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仍相对落后。贫困农户远离公共服务机构，获取公共服务相对较难。2007年，全国农户中有46.3%的户其所在村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在20公里以内；贫困和低收入农户中分别仅有36.9%和34.2%的户其所在村距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在20公里以内。公路作为与外界实现便捷交通的重要工具，对解除贫困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享受中心县城的公共信息及服务，还是吸引外界投资，完善的道路交通系统都是必不可少的。从上表可以看出，贫困农户与全国相比，基础设施都落后了三到五个百分点，这不仅影响了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严重限制了当地的脱贫发展机会，是造成当地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

3、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贫困地区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小农意识，思想保守，观念落后。

在传统习惯的影响下，很多地方的农民仍然坚持一门一户独善其身的生产、生活格局，人与人的结合仍主要以情感为纽带，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合作相对较少，竞争成分不高，贫困地区通婚圈狭小，人们利用血缘和亲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延伸半径小，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此外，这种圈子阻隔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社会的有效结合，弱化甚至化解了外界社会先进的文化浪潮对贫困农村冲击的势头，因而更加强了贫困地区社会贫困性和贫困落后的现实状态。

（二）从教育角度分析

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影响农业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人又是生产力发展中最能动、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尤其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高低。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成正比例关系。农民文化程度高，比较容易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对农机操作熟练程度高，相应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就高；文化程度高的农民的商品意识强，择业门路广，容易为非农产业吸纳，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也就多，因而收入也越多。

而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素质普遍偏低，一是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的比重很大。据统计，我国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适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较高，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所占的比重低，具有农业生产专业技术的人员比重更是低下，并且分布不合理。尤其是近几年来贫困地区留不住人才的现象日益加剧，稍有点文化的年轻人上不了大学就告别农村涌向城市打工，使得农村的人力、智力严重流失；二是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科技对农业的转化和贡献率低，许多农业科技成果未能得到有效的应用和推广。如我国每年约有2，000项农业科技成果获奖，但只有600～800项被推广应用。

教育投入有限，教育制度的不尽合理，都导致了农村地区教育成效不明显，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仍普遍偏低，这不仅表现在文盲、半文盲的比重占的比重较大，更表现在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等方面。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20世纪八十年代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43%，中学文化程度可提高108%，大学文化程度可提高300%，教育和收入及劳动生产率有正相关效应。劳动者素质如此重要，我国贫困农户平均受教育年限７年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知识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低素质劳动力既难以接受先进的现代农业科技，也难以适应非农产业的要求。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由于既不懂某些行业的技术要求，也无法快速学习和应用新技术，新的经营管理理念接受不了。这就导致自身素质无法满足城市的需要，只能从事最辛苦且报酬很低的工作，生活质量差，家庭收入无望增加，摆脱贫困遥遥无期。可见，教育问题不解决，不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整体素质，一个地区脱贫将会很难。

（三）从政策角度分析

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贫困极易发生。所有保障制度中，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缺乏和不完善经常成为贫困产生的诱因。中国的二元经济体制决定了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不可能对城市、农村一视同仁。这就造成国家在城乡居民的医疗投资、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如果集中分析贫困众多农民无钱看病、吃药的原因，不难发现其贫困之根源就在于生病，这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在贫困地区屡见不鲜。例如，据民政部门统计，2001年，国家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为27.2亿元，而用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仅为7.3亿元。在医疗方面，农民基本没有什么医疗保险，即使有，报销比例也非常低，一半在10%以下，农民普遍收入低，所以一旦生病，极易致贫和返贫。

2、地域政策差异导致农村贫困。以东西部经济发展为例，东部经济高速发展，

西部经济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东部，贫困人口和贫困程度也尤为严重。我国在经济政策方面，从改革开放到西部大开发以前，一直都是向东部及沿海地区倾斜。不仅给东部及沿海地区提供引进外资、进出口配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还在金融信贷政策上，向东部及沿海地区倾斜，不仅限制了西部地区的本地融资，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地资金外流，进一步影响了西部的脱贫和发展。另外，国家更注重东部地区的基建投资，把很多基建投资分配到了东部地区。最后，我国一直以来的“剪刀差”现象导致了东西部经济差距愈来愈大，西部以生产原材料、农产品为主，在现行价格体系下，原材料、农产品价格较低，而东部地区生产的产成品价格较高。西部地区越是想脱贫，就需要输出更多的原料和产品，用获得的收入购买生活所需品，这种循环持续的次数越多，经济差距就越大，当地农民就更容易陷入贫困。

3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不足。长期以来，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缺乏，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压制，农民的增收难度很大。农产品价格低迷，影响增收。自1996年出现粮棉等少数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降之后，到1999年包括粮棉在内的所有农产品几乎都出现了销售困难，价格普遍走低，农民收入明显减少；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增收成本越来越大。农民负担过重，严重影响了农民增收。尽管中央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加重农民负担，但是近年来农民负担仍然居高不下，大大超过了中央硬性政策规定和广大农民的承受能力，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在农民的支出中除了上缴各种名目繁多的税费外，还有为了生产而不得不购买的农用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化肥、薄膜、农药等。生产成本的增加，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增收；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不足。虽然近年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和减负力度，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公共产品的投入尤其是农村公共投入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近年来，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公众上的投入占GDP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国家对农业投入的增速远低于国家从农业部门取得的财政收入。

四、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一）地区性对策

1、促进贫困地区生态建设，实现经济环境同步增长。

自然灾害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可见，脱贫的第一步是要改善贫困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比如向退耕户无偿提供粮食，每亩退耕地补助粮食标准，长江上游地区为150千克，

黄河上中游地区为100千克。粮食补助的年限，先按经济林补助5年、生态林补助8年计算，定退耕还草补助按2年计算。到期后可根据农民实际收入情况，需要补多少年再继续补多少年。此外还有，实行个体承包，按照“谁造林（草）、谁管护、谁受益”的原则，将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使退耕还林还草真正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相关的改善生态政策很多已初见成效，但覆盖面还不够广，要改变我国农村贫困的现状，国家需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建设投入资金和人力，使已遭破坏的地区生态早日恢复，贫困农村早日恢复发展潜力和早日脱贫致富。

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

地方政府应当考察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指导农民转向种植一些经济价值高的经济作物，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村地区适合种植花卉、蔬菜，养殖水产品等，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充分发挥人口优势，提高地方农业经济效益。此外，还应该注重由提高产量向提高质量转变。通过高品质树立良好形象，进一步拓展市场，增加销量。最后，应注意拓宽加工环节，农产品剪刀差的问题短时间内还无法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地方政府动用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毕竟农业利润最大环节就在加工过程，通常国外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是3:1，甚至是4:1，而我国仅为0.8:1，低于国际水平。所以，要增加农民收入，就需要开展农产品加工，提高附加值，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农产品加工水平低，但同时也可见其发展潜力巨大，只要政府给予正确的引导，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就可以尽早带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3、加大人力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除了最大限度的资金投入扶贫外，具有专业素质的人力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为了有针对性的通过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和各种不同的短期培训增强农民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需要对农民进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实用教育，那么懂农业、懂技术并且了解农村的师资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家需要专门培养这种扶贫专门人才，对贫困农村农民施以有效、针对性的教育和指导。

（二）加强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

1、国家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重视教育。

首先，大多数贫困农村地区，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农民对知识、科技、文化的认识和需求并不高，接受良好教育的动力不足。当这些农村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时，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差距就难以显现，导致许多农村家长认为孩子读不读书没多大区别。此外，在相对闭塞的小村子里，家长及孩子很容易受其他村民的影响，一些人不上学的情况会蔓延至整个村子。其次，由

于父母一代接受教育少，法律意识通常比较淡薄，认为孩子去不去上学都由自己说了算，对义务教育不了解，对社会责任和义务认识不清。很多孩子想上学的权利就这样被父母强行剥夺了。所以，国家需要大力宣传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向农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受教育权是宪法授予的权利，不应随意剥夺。对贫困地区儿童受教育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反映、解决，尽最大力量保证每个贫困地区孩子上的了学。为下一代人有效脱贫奠定基础。

2、国家应当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为贫困地区孩子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由于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学校布局、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加上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很差，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不足，学校图书馆也只有少数的图书资料和教具，学校硬件条件跟不上，甚至缺少最起码的办学条件，这样的状况难以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客观上造成了学生上学积极性不高，甚至上学又辍学的情况。所以，国家应尽最大力量给予资金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兴建学校，购买设施，不仅从数量上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更要从质量上确保农村孩子受教育权利得以实现。这样才能为下一代人的多方面发展创造条件，给他们以多方面的脱贫指导。

（三）对贫困地区经济政策倾斜

1、财政方面，国家应当加大对西部等贫困农村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很多贫困地区政府已经探索出了扶贫方案，但苦于资金缺乏，一直都无法实施。如果财政给以充足的扶贫专项资金，同时委托专家对贫困地区脱贫状况进行跟踪调查，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资金扶贫效度。

2、税收方面，国家应当考虑到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在税收方面给以相应的优惠，如当地某产业有潜力成为促使当地脱贫产业，则对该产业实施充分的税收优惠，助其发展壮大，带动当地农民脱贫。

3、投资方面，由于东部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资金方面已相对充裕。国家应当多分配一些大型基建项目到贫困地区，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改善当地的教育、医疗及基础设施建设。考虑到金融投资，国家也应当对贫困地区在融资、投资项目上给以政策倾斜支持。在价格剪刀差方面，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小剪刀差效应，促进社会公平，为农村贫困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4、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完善促进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必须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大投入力度。一是改变农产品价格低迷现状，确保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一方面国家要制定相关的政策策略，保障农民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产品结构调整，限制无效供给过剩的农产品生产规模，扩大有效供给不足的农产品生产，使农产品供给结构达到有

效平衡；尽快转变长期形成的产量偏好和政策取向，在保证基本数量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产品质量。二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就是增收，要大力推进国家分配政策和国际税收制度，从根本上彻底减轻农民负担。第一，要深化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坚决整顿、杜绝“三乱”问题，实行费税合一、统一计征的费改税制度。第二，精简机构，深化改革。加快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机构改革，进行全面清理整顿，精简乡镇机构，消减多余人员，节省办公经费。三是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一是要在政策上向农业倾斜。调整投资政策，把一定时期的投资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分配政策尽量向农业倾斜。二是要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加大国家扶贫资金投入，加快贫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兴修农田水利，改造中低产田，保护生态环境，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通过推广和普及科学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

5、建立多元化扶贫机制，积极推动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扶贫。稳步推进开发式扶贫，建立瞄准个体的扶贫机制。开发式扶贫是对传统分散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是中国政府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扶贫开发的目标不只是解决温饱，而是为实现小康奠定基础。针对绝对贫困人群，建立瞄准个体扶贫机制。首先对于贫困人口中的“五保户”、“残疾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瞄准个体扶贫是唯一选择；二是对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应采取移民搬迁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三是扶贫开发的瞄准机制和扶贫体系必须向个体倾斜；四是建立开发重点瞄准个体的机制，将扶贫资金落实到村到户，使贫困人口能真正用上扶贫资金。动员全社会各种力量（包括国际社会）参与扶贫。消除贫困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首先，政府应是扶贫开发的主导力量。从 1986 年以来，国家大幅度增加了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和发展资金），但所占 GDP 比重偏低，1986 年仅为 0.41%，2002 年下降至 0.28%［2］。根据我国目前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国家应在 5 年内将扶贫资金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1%，使国家扶贫资金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扶贫工作将会发生根本性改观。其次，进一步动员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扶贫开发，继续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组织社会捐赠。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统计，2000 年通过非政府组织投入扶贫工作的社会捐赠达到了 36.9 亿元，1994—2000 年，来自国内外的社会扶贫投入占总投入的 22%［12］。三是进一步争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向中国提供援助性扶贫项目和金融贷款。要加强对国外援助性扶贫项目的管理，努力提高外援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

结束语

消除贫困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新时期部分农村贫困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而客观条件、思想观念、人口素质、政策偏差等因素是造成其贫困的主要原因。新时期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增强农民自身增收脱贫的能力；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机会；结合当地实际，发挥地区优势；在思路和方式上加以创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

由于在过去10年中农村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一直在向前发展，贫困人口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并取得了瞩目成果，贫困问题将最终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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