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行为规范与法律救助

论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我国逮捕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相关刑事法律对逮捕的条件的规定不够明确,过于原则和简单,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立即逮捕。也就是说逮捕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发生,即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的,而且这些证据已经查证属实;(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3)采取其他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前两个条件比较好把握,但第三个条件则过于笼统,实践中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有无逮捕必要”实际上取决于该犯罪嫌疑人有无“社会危险性”及“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包括继续犯罪的危险性和自杀、逃跑、毁证、串供等妨碍诉讼程序的危险性。然而对这样重要的概念,《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相关司法解释虽然也出现有“社会危险性”一词,但对此并未作出解释,这使得对“社会危险性”的解释权基本归于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因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自己办理案件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符合“社会危险性”条件,而且无需为此提供理由和证明。在实践工作中,绝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都是按照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标准予以逮捕,而“有逮捕必要”这一法定的逮捕条件往往被忽略了。这种状况的存在,对司法工作人员来说,也许是乐着减轻了工作量,但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他们已经基本丧失了在这一条件下可能获得的取保候审的权利。在我国,公诉案件的逮捕率是95-94%之间,包括未成年人①。由此产生的余弊,一方面使羁押场所成为传播犯罪的温床,一些本来恶性不深的嫌疑人受到不良薰染,滑向更深的堕落。另一方面使许多地方看守所人满为患,不得不建造更多的羁押场所,造成大量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批准逮捕的制度,而没有规定羁押的期限。一旦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羁押多长时间,就只能受办案期限的限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第124条);“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第128条)。这就是说,在侦查阶段,一旦犯罪嫌疑人被价差机关批准逮捕,侦查机关就可以直接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二个月,甚至可以以“发现另有重要罪行”为名,将羁押期限延长至四个月、六个月、八个月,而不需要再经过批准逮捕的机关的批准,并在这个限度内,具体羁押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侦查机关的意愿。另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一日至四日。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第69条)。但是,什么是“特殊情况”,什么是“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由谁来认定。法律没有规定。在实践中完全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把犯罪嫌疑人羁押一个月,可以不需要检察机关的批准。这种制度的设计,与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或者法院决定的初衷是相悖的。因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要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或者法院决定,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要限制警察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力,防止警察任意羁押犯罪嫌疑人②。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逮捕后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并且羁押是逮捕的必然结果和主要内容,逮捕的目的就是羁押。这种由于我国实行的逮捕与羁押合一的制度,使得羁押这种严厉的强制措施在使用上极为混乱,未得到有效的控制。由于羁押与人身自由密切相关,因此其滥用极易导致对刑事诉讼程序公正、保障人权等基本价值的违反。而羁押的场所一般为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职能,而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关押场所是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这样办案人员就等于“间接控制”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的时间长短可以不受限制,讯问的次数也可以不受限制,侦查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对付” 犯罪嫌疑人,直到得到适合自己的口供,因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三大顽症,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和律师会见难。其中的每个问题都与羁押制度有关:刑讯逼供是在羁押状态下发生的最多,而且如果是在羁押状态下发生的,很难取证,更无法纠正;如果没有羁押,也就不存在超期羁押的问题;没有羁押,也不存在会见难的问题。

现有逮捕制度忽略了对被逮捕人的权利保护,被逮捕人缺乏相应的救济手段和程序保障。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逮捕措施,是否确有逮捕必要,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完全由承担控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决定,而没有为被逮捕人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即使被逮捕人对司法机关的逮捕决定持有异议,也无法获得程序救济,从而使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了必要的程序保障。虽然《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的条文,但这一权利同样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是否同意取保候审完全由作为追诉一方的公安、检察机关决定,缺乏有效的制约和最低程度的公开性,从而导致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实际上形同虚设。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逮捕,极少考虑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并且,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绝对对立面而言,羁押犯嫌疑人、被告人无疑是其减轻工作

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如此一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逮捕实际上总是处于一种无助的地位,其结果必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期间基本处于被羁押的状态,这与无罪推定的原则及公民权利保障的司法理念是根本相违背的。

“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①。逮捕虽然在性质、目的等方面都不同于刑罚,但其在给犯罪嫌疑人设定诉讼权利义务的同时,也触及了他们的实体人身自由权。在刑事诉讼中正确及时地适用逮捕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而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逮捕已成为一种基本原则,几乎是凡罪必捕,很少考虑罪轻罪重、是否有逮捕必要。公安司法机关的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逮捕条件的法律规定被虚置,影响了人们对法律至上的信仰;二是不能体现惩罚与宽大,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刑事政策;三是大量占用和浪费了羁押场所等司法资源;四是一旦法院判处轻刑如管制、拘役等,就会造成实际上的超期羁押的后果。审查批准逮捕是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权,也被认为是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部门)进行侦查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旨在正确适用逮捕措施,避免不必要的逮捕,从而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最大化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具有保障人权的功能。然而,实践中,逮捕功能出现了异化现象,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成为惩罚和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预支刑罚的功能,还承载了震慑犯罪的功能,并成为侦查的手段。导致了一些不利后果的产生。一是逮捕率过高,逮捕数量过多;二是羁押时间长;三是超期羁押问题难以根除。

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不论是采取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采取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基于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维护绝大多数公民正常生活秩序的需要,都规定了逮捕和羁押制度。但是由于逮捕和羁押措施是国家有权机关以合法的手段对尚未经法定程序定罪的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合法限制,是一种以国家公权力对个人私权利的压制,因此逮捕制度的设计在实质层面上就反映了不同国家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司法文明的程度。尤为重要的是,近年来由于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影响,在各个文明国家中掀起了对逮捕羁押制度的改革和反思。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机关的权力有明显的强势化的倾向,逮捕羁押基本上依附服务于侦查程序,制度设计的基点在于严厉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因此必然对人权保障和程序公正存在偏颇。有鉴于此,本文就我国逮捕制度同国外的逮捕羁押制度进行比较,同时结合笔者对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刑事诉讼原理的理解进行探讨,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建议,力求在公正和效率之间、打击和保护之间找寻一个社会和公民都能够接受的平衡。全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逮捕制度概述。首先对我国和外国关于逮捕的概念的差异进行说明,并根据我国逮捕制度的特点提出了我国逮捕

的概念,然后概括了逮捕的功能和作用、逮捕的性质,并结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的逮捕和羁押原则提出了逮捕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二部分国外逮捕和羁押制度的主要内容。介绍了国外主要法治发达国家逮捕和羁押的主要内容,包括逮捕的理由、羁押的理由、羁押的程序、羁押和逮捕的决定权限、被羁押人的权利救济等等,并对国外逮捕制度予以评述。第三部分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主要原因。在详细总结我国逮捕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逮捕的理由、逮捕的程序、逮捕的期限、被逮捕人的权利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目前逮捕制度存在的逮捕理由不明确、缺乏权利救济、审查决定方式不合理等问题,并对造成问题的思想观念、制度设计、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建议。论证了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应当首先在司法观念方面进行更新,其次对我国逮捕制度规定的逮捕理由、审查方式、权利救济渠道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此来完善该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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