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人民时评
目录
回答好“奥运让人人受益”的命题 (2)
“少林危机”需要正面回应 (5)
政府该如何“移风易俗” (7)
怎样擦去“最悲伤作文”里的眼泪 (9)
让党组织扎根移动互联的土壤 (11)
老年环卫工如何老有所依 (13)
当技工，应该“有面子” (16)
“奇葩证明”如何才能绝迹 (18)
灾难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 (21)
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共同体”很重要 (23)
健康慈善，岂能靠逼？ (26)
新闻发布须懂公众心理 (28)
守住生态红线是干部终身责任 (31)
景区票价事关旅游业转型 (34)
公车改革，须从更精准处着手 (37)
用法治保障投资者权益 (40)
别让旅游业被购物绑架 (42)
依法特赦，照鉴现代德政与恕道 (44)
回答好“奥运让人人受益”的命题
李斌
冬奥课题，需要用治理之进步去推动，用改革之深化去破解，用理念之升级去引领
这几天，中国沉浸在北京和张家口成功申办冬奥会的喜讯中。冬奥会花落中国，让历史在我们脚下划出了新的延伸线。如果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集中展示，那么披上冰雪衣装的冬季奥运会，定格的将会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绚烂绽放。
除了民族自豪感外，冬奥会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有人觉得冬奥项目太过小众，无法参与其中；有人担心办冬奥会靡费资金，造成公共财政捉襟见肘。了解一下此次冬奥会的要义，这些担忧应该可以打消。本次冬奥会确立了“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三大理念，这其实已经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凭什么让中国举办冬奥会？这需要做好赛事服务，扩大冬季体育项目影响，北京申办报告估算，举办冬奥有望带动3亿民众参与冰雪运动。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保“奥运让人人受益”？这有赖于探索奥林匹克运动与城市互动发展、共赢发展之道，破解办赛投入、空气质量、水资源利用、场馆利用等焦点问题，为老百姓创造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其实，申奥本身已经给了我们丰硕收获。比如，申奥唤醒了公众对冬奥项目的参与热情，进一步推动了大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比如，京张联合申报让我们发现了“长在深闺人未识”的崇礼之美，让那一方土地迎来了
展现美丽、走向更好的契机；再比如，申奥促使北京和张家口进一步明晰了城市定位，为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谁能说这些收获同个人无关？
承办冬奥会，不仅仅是圆满办好赛会，更应通过筹备和举办赛事，带动城市的长远发展。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老北京”们对北京的快速变化有个形象的比喻：一张北京地图，“寿命”充其量就一个多月。如今，务实、节俭办奥运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举办冬奥会无论是从体育层面还是从发展层面，都已经被视作同民生幸福息息相关的一件事。要兑现好对国际奥组委和广大民众的冬奥承诺，显然需要政府拿出更多“高招”。
发展出考题，改革做文章。无论是吸引民间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冬奥设施建设，还是探索有效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无论是破解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的“大城市病”，还是以奥运辐射效应带动区域协同发展、共同富裕；无论是打造体育、文化、旅游等新增长引擎，还是营造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冬季运动的软文化氛围，方方面面的课题，无不需要用治理之进步去推动，用改革之深化去破解，用理念之升级去引领。
虽然北京在节俭办赛、避免“后奥运效应”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张家口也坐拥优越自然条件，但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仍有许多棘手挑战有待克服。比如，相较特殊时期用特殊政策制造出来的“APEC蓝”，公众所期待的是发展与生态相容相生的“冬奥蓝”；相较以往首都“虹吸效应”，公众所期待的是张家口不再“唱配角”，而同北京有机融合、协同发展。奥运会被视作城市再造的催化剂，怎样激活其中的化学反应，尤其是让承办冬奥会成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引擎，绝对
是一盘关于国家治理的大棋。
从深层次看，举办冬奥会也是一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比拼，一场与“过去的自己”的较量。“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拿出更宽广的视野、更坚定的信心、更务实的举措去做好冬奥筹备工作，方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申奥成功贺信中提出的目标，“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人民日报》（2015年08月03日05 版）
“少林危机”需要正面回应
王石川
唯有澄清喧嚣、呈现真相，少林寺才会归于从容，少林文化才会继续勃发生机
日前，自称“少林寺弟子释正义”的举报者，连续抛出“猛料”，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风暴眼中的释永信，容色温然，但回应果决：“这次要做一个了断，我一定会给社会各界人士、方方面面一个交代。”
“释正义”何许人也，尚难猜测。但可确定，哪怕“释正义”与释永信确有私人恩怨，这起纷纷扰扰的公共事件，显然已不再是两个人的对决。当事人释永信是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更有较为特殊的身份符号，这决定了他有接受公众监督甚至挑剔的义务，也决定了这起公共事件无法“内部消化”。
千百年来的累积沉淀，赋予少林寺独特的文化内涵。早在2010年8月，包括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和初祖庵在内的8处11项古建筑，就已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每个与少林寺有关的人士，都有责任善待文化遗产，使少林寺既免于物质层面的破坏，也免于过度商业化的裹挟，更免于精神层面的创伤，真正成为“山水养生，武术健体，禅音净心”之地。于此而言，公正调查释永信事件，是快速止损的不二途径。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30余年前，一部电影，使少林寺声名大噪，不仅激荡了年轻人的功夫梦，更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符号。少林二字，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如今，少林寺早已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鲜亮载体。此次风波，也在海外引发质疑，有外媒评价：“中国武术发源地少林寺正陷入史上最大危机。”无论从修复世道人心，还是从消弭国际影响，这一公共事件都需要一个“了断”。
毋庸讳言，少林寺近些年来一直备受关注也饱受争议。这样的舆情背景，让此次举报风波更显复杂。有“抹黑”者，也有“洗白”派，但这些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在没有确定证据支撑的情况下，都难免有成见偏见。“了断”不是一刀两断，更不是各说各话，而是用铁的事实说话，用毫无断裂的逻辑论证，用经得起推敲的结论坐实或证伪。这就需要举报者拿出实证，也需要当事方逐一回应。只有这样，讨论才有基础，共识才有起点，“了断”才有可能。
世上难有净土，但真相只有一个。调查，是呈现真相的前提，更是法律发力的依据。与“门户”之见相伴生的，或有利益之争，使得迷雾难以立即被廓清，更可能牵扯出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多一些耐心，相关机构、部门的调查也需要方法更加科学、信息更加透明、立场更加公正。由谁组织调查团，如何进行相关取证，发现问题如何处理，没有问题如何应对，都不仅是技术问题、细节问题，而是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全局性问题。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唯有澄清喧嚣、呈现真相，少林寺才会归于从容，少林文化才会继续勃发生机。
政府该如何“移风易俗”
李斌
近日，四川通江县公布了一则《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公职人员和群众操办酒席的通知》，除了对公职人员办酒席进行规范外，还规定农村和城镇居民只允许操办婚嫁酒、丧事酒和寿酒等三类酒席。消息一出，引来网友热议。
当地政府的初衷自然是好的。大摆筵席，助长了奢靡浪费之风，政府部门加以正确引导，实属必要。然而，老人年满70周岁及以上才能每隔十年办一次寿酒；操办酒席必须提前出示相关证明，到辖区村或社区申报备案；未经申报批准的一律视为违规操办酒席……这样的规定，除了经办方是村委会或社区，看上去如同行政审批。尽管该县回应称，通知的出台是建立在当地的具体县情上，也是老百姓的希望，但仍然难以回避“管得太宽”的议论。
政府部门可不可以干预民间习俗，能不能动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加以管控？类似的做法，不是没有地方试过，但效果并不好。比如湖北襄阳某村就曾下发“管理办法”，规定普通职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烟不得超过2元/盒，喝酒不得超过20元/瓶，违者罚款，引来一片恶评。事实证明，即便是以乡规民约的形式约束社会风气，也要注意“姿态”和“尺度”问题：是强力推行还是有序引导，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实事求是？把握不好这样的尺度，就很可能既达不到倡导新风的效果，更引来群众的怨言。
对于民间的攀比浪费之风，除了行政强制，有没有更好对策？最近几
年，社会舆论对面子心理和浪费之风的反思一直在深化，“光盘行动”这样的民间自发之举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让社会自身去培育纠错机制和向善自觉，恐怕比一个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来得更为妥帖。另一方面，我们常常说“以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就是“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为政者对社会风气起着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就目前来看，通过涵养崇清尚俭、不慕虚荣的党风政风来带动社会风气转向，恐怕才是政府形塑社会风气的合理方式。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问题之道，不仅仅只有“政府管起来”这一种。碰上任何问题都要“管起来”，结果很可能是越俎代庖，费力不讨好。什么时候该管得松一些、少一些，什么领域该管得严一些、多一些？至少应该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治原则，应该符合社会基本预期、契合社会价值共识。唯有找到了方法、掌握了尺度、划清了边界，政府、社会与公众才能各安其位，在相互促进中共同移风易俗。
事实上，移风易俗决非只有“禁”和“罚”一条路。前不久还有消息说，天津某地居民如果丧事从简，政府将给予资金奖励。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呢？
《人民日报》（2015年08月05日05 版）
怎样擦去“最悲伤作文”里的眼泪
吕晓勋
贫困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综合显现，扶贫需要放在社会治理、社会运行的大背景中去考量
“爸爸四年前死了……妈妈病了，去镇上，去西昌。钱没了，病也没好……”近日，四川大凉山小学生木苦依五木一篇不足四百字的作文《泪》，传遍网络。字里行间流露的悲伤与无奈，令人唏嘘，让人动容，也再次唤起了公众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
广袤蓝天下，总有一些角落，深藏着鲜为人知的哀愁与无助。翻检媒体报道，在大凉山地区，“最悲伤作文”反映的情况不是个案。窗户就是一层薄纸，风稍大点就会吹破；一年吃不上三顿肉，烤火还得借柴……相对于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这里像是另一个世界。贫困地区的状况，映照出扶贫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如果不能尽快实现“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又如何让每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多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凉山州的扶贫开发，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政策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全国各种机构、社会扶贫力量的介入，也为当地拔穷根添了不少动力。在当地，贫困人口从本世纪初的近170万，降到了去年底的50余万，已是一个巨大的成绩。
大凉山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如自然灾害频发、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也有主观因素，如农村人口增长快、个别人观念落后、精神贫困等等。除此之外，独特的发展历史、多民族聚
居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也为脱贫之路平添了几分坎坷。“最悲伤作文”也说明，扶贫是一场攻坚战，“摆脱贫困”之路任重道远，绝非捐钱捐物、送政策送资源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经过多年的减贫工作，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数次谈到扶贫工作，强调要“抓紧抓准抓到位”，要“坚持精准扶贫”，要“倒排工期”，要“算好明细账”，都是非常具体的要求。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解决了，方法论就显得更加重要。比如，制度层面，能否改变扶贫资源分散、管理分治的“多龙治水”现状？操作过程中，能否精准“制导”、到人到户，有效降低返贫率？“输血”的同时，能否开发更多“造血”模式，从根本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对这些现实挑战和障碍的分析有多全面、应对有多充分，直接决定了扶贫成效有多大、群众受益程度有多深。
从“最悲伤作文”以及相关报道中，也不难看出，贫困可说是各种社会问题的综合显现，扶贫同样需要放在社会治理、社会运行的大背景中去考量。在很大程度上，扶贫最终的目的、最好的效果，是社会运行的再造。让贫困人口融入扶贫体系，在改善生活之时，摒弃既有观念的糟粕，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样，在摆脱物质贫困时，也能走出精神贫困，让社会运行在良性循环中，培厚全面发展的土层。
媒体报道后，木苦依五木和她的两个弟弟，已经迅速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关心和帮助。一个点上的救助，毕竟只是一时之策；缺少面的覆盖，难免会有人再写下“悲伤作文”。希望孩子们的人生旅途不再窘迫，也希望更多的“木苦依五木”尽快走出困境，擦干苦泪、享受阳光。
《人民日报》（2015年08月06日05 版）
让党组织扎根移动互联的土壤
党员有需求、组织有要求，而当党建遇上“互联网+”，正提供了一个对接的新平台、新渠道
“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沉浮往来，云集雾散。”人口的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其中，有一个庞大的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流动党员。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的情况下，怎样让这些党员“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是党员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
“虽然远隔千里，但感觉组织就在身边。”“有了这个家，就有了主心骨，像鸟儿找到了回家的巢”……近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创新管理，建立流动党员“微信党支部”。把“互联网+”融入党建，这样的“广丰探索”，让人看到信息时代、流动时代党建的一个新平台、一条新路径。
客观上说，做好流动党员管理确实有一定困难。对党员而言，家乡党组织离得太远，回不去；关系又不在当地党组织，融不进。“有组织，没活动；有活动，没场所”，便成了常态，有些流动党员甚至不无调侃地称自己为“口袋党员”“影子党员”。而对于党组织来说，流动党员人数多、分布广，“党组织组建还没有党员流动快”。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成了平行线，各自活动、没有交集。
问题不是借口，办法总比困难多。党员有需求、组织有要求，其实说到底，就是要有平台、有渠道。从这个角度看，“广丰探索”的创新之处，正在于利用互联网这个“虚拟平台”，把流动党员通过移动互联粘合在一起。同时，打通党组织与流动党员之间的联系渠道，让他们遇到难题“不
找熟人找组织”，有问题能第一时间处理、有诉求能第一时间解决。
其实，类似的探索，很多地方、不同领域都在进行。中央组织部主办了“共产党员”微信公号，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建起了“全国党建云平台”；北京丰台建立了“党员驿站”，福建福清开设了“手机党校”……可以说，互联网作为一个覆盖广泛的新平台，正可成为我们做好党建工作的新资源、新手段。事实上，当党建遇上“互联网+”，既丰富了对互联网的认知，更让互联网激荡起强大的正能量。而能不能实现“跨界融合”，关键就在于我们对“互联网+”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
也要看到，无论是“微支部”，还是“党员驿站”“云平台”，其实仅仅是迈出互联网与党建融合的第一步。怎样让流动党员由“参与”到“自治”，避免网络党组织再次“空心化”？如何利用移动互联，帮助他们融入当地，变“过路客”为“当家人”，让流动党员在“第二故乡”把红旗扛起来？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是互联网党建平台能不能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1927年，我们党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组织原则。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基层党建可以而且应该与新技术相融合，探索“支部建在网上”。不管怎样建支部，有一点是肯定的，组织的根基不能动摇、党建的力度不能削弱。在这个意义上，“党员流动到哪里，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让支部的根系扎在移动互联的土壤上，正是一项关乎我们党根基的基础性课题。
《人民日报》（2015年08月07日05 版）
老年环卫工如何老有所依
李达仁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征程上，我们不能做一个坐在路旁晒太阳的旁观者，要成为一个想到就落实、说到就做到的实干家
最近，陕西西安某街道办将23名超过65岁的环卫工人集体辞退。收入中断，保险不足，这些高龄环卫工的生计顿显艰难，他们的境遇也引起关注。
对用人单位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可能很无奈。一方面，由于高龄劳动者的身体状况，从事环卫等工作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此次集体辞退，据说起因就是一位67岁的环卫工在高温作业时晕倒了。另一方面，环卫工作招人难、强度大、待遇低，年轻人不愿干，工人老龄化现象突出。辞退工人后，街道办也面临人手不足的难题。
对老龄环卫工来说，这是个沉重的话题。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却出于生计所迫，拾起了年轻人不愿去做的体力活，这在环卫等行业正越来越普遍。有调查显示，环卫工人年龄在55岁以上的达35%以上。然而，现有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设计，对高龄劳动者相当不利。比如就业，超过一定年龄的劳动者只能签劳务合同，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且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无法纳入认定工伤保险的范围。养老保险也是如此，不少老龄工无法参保，或只能按政策规定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相差较大。
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高龄劳动者的比重和人数还在与年俱增。就拿
高龄农民工来说，2013年全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超过4000万人，2014年则接近4700万人。他们大多在一些急难险苦的岗位上工作，也面临着西安环卫工一样的尴尬处境。
老年人拥有就业意愿，并不是什么需要加以阻止的“坏事”。从劳动力市场结构看，高素质、高技能老年人才有助于缓解就业结构失衡问题，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技能的老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同样也可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用更积极的眼光看，这也是延长社会人口红利、抑制老龄化社会弊端的途径之一。事实上，许多国家也都面临着劳动力普遍高龄化和养老体系代际压力增长的状况。所以，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如何给忙碌在工作岗位上的老年人更多制度关怀和保护，怎样保障老龄劳动者的权益，才是当前最为迫切的课题。
既然苦累差的环卫工如此难招到人，可不可以在待遇、福利上更加倾斜，提高职业吸引力？既然高龄农民工已成庞大群体，能不能探索完善针对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模式？既然现实中老龄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护，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能否加大力度为他们维权，给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征程上，政府部门不仅不能是一个坐在路旁晒太阳的旁观者，而且必须成为拥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还必须是一个想到就落实、说到就做到的实干家。
有消息称，今年8月1日起，全国老龄办开始进行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加快老年人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建设、改善老年人的民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老龄环卫工人的境遇能得到改变，老年人的就业问题能得到更好安排，更希望所有老年
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人民日报》（2015年08月11日05 版）
当技工，应该“有面子”
白天亮
技工人才，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短板。近日，人社部和财政部联合创新，在12个省份推广新型学徒制试点，虽然每个省份只选择3—5家企业，首批试点涉及学徒不过五六千人，却引起高度关注。
提起“学徒制”，人们往往会想起“师傅带徒弟”那种传统的工匠技术传承方式。此次试点的新型学徒制，亮点在于“新型”：吸收传统学徒制“面对面传承技艺”优势的同时，更强调工学一体、市场为主。近年来，国家多次强调加大技能人才培养，但技能培训一直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状况。学校培育出来的劳动者，不一定是企业急需的；学校教授的技能，可能是企业已淘汰的。新型学徒制明确了企业的主体地位，由企业确定学徒对象、学徒岗位、培养目标、培训内容、考核办法，再与培训机构和劳动者签订合同，围绕岗位需求开展培训，这与目前在欧洲等国实施的学徒制更为接近。
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员达2亿多。但是，一线工人整体技能水平不高，劳动力市场上技工紧缺。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据统计，我国工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在80%左右，每年因不良产品而造成的损失上千亿元。出国抢购电饭煲、抢购餐刀，也戳到了“中国制造”技能水平不足的痛点。正因如此，新型学徒制的试点推出，被寄予了培育新型产业工人、提高制造业技能水平的厚望。
不过，相对于持续多年的“技工荒”，新型学徒制的作用也不宜放大。
虽然，类似“企业高薪招不来技工”“高级技工年薪20万”“技工院校就业率接近100%”等新闻频繁见诸报端，遗憾的是，市场紧缺、国家鼓励，依旧未能改变人们不愿学技能、当蓝领的局面。有两项权威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的人不介意当工人；90%以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而非职校。在国外，不乏因纯粹热爱某项手工艺而去钻研技术的年轻人，而我国去学技能的“90后”，则往往是无奈的选择。职校、企业，无不面临着“生源不足”“队伍不稳定”的问题。试想，如果多数年轻人内心并不想去当“学徒”，学徒制的效果无疑会打个折扣。
解决“技工岗位缺乏吸引力”问题，由此更为迫切。事实上，即使某些企业因急需而开出高薪，但这种高薪并不稳定，技工的整体待遇还是偏低，比管理人员低出数个档次；即使当上了高级技工，但技能工人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明显提升。一些大城市推出积分落户政策，高学历人员轻易获得高积分，而高级技工的门槛明显要高；即使在某个领域里属于紧缺技工人才，许多从业者仍然缺乏职业安全感，技能工人的成长成才通道还是让年轻人及其家长有所担忧——在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的今天，某项特定的技能今年还是企业急需、明年却可能被淘汰或由新工种替代。
这提醒新型学徒制，一方面，在培训时既要着眼市场当下的需求，也要加强学徒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技工的社会地位。只有让当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成为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安心学习、传承技能，踏踏实实做出“中国制造”好产品。
《人民日报》（2015年08月12日05 版）
“奇葩证明”如何才能绝迹
陈凌
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
“活生生的人在你们面前，还要派出所开具健在的证明，有必要吗？”“老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证明，难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一个小证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吧！”……近日，不少地方派出所的集中“吐槽”，让“奇葩证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传统“熟人社会”相比，现代社会里，流动性较强，人与人之间相对陌生。面对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一些证明，合理也必需。然而，搬家要“证明家中物品不是偷来的”，教师资格认定需要开具“无犯罪证明的证明”，开商铺要办“不扰民证明”，这样的证明，或是“不仅不必要还没法办”，或是“虽有一定必要性却不好办”。对于前者，群众还能通过“公章长征”的方式解决；对于后者，老百姓就只能“干瞪眼”了。也正因此，才会有人调侃，假如把这些“奇葩证明”故事搜集起来，就是一部现代版的《笑林广记》。
客观上讲，“奇葩证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政府手上的审批事项依然较多。比如，按照规定，开商铺办理营业执照，的确需要“不扰民证
明”；进行教师资格认定，也的确要有“无犯罪证明”。另一方面则在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信息互不共享，各部门就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彼此之间只有通过纸质的证明，才能验证事实的真实性。而在各地，这些部门又相对分散，于是，群众只能“来回跑”。一项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年，百姓办一个手续，有近13%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3趟以下就办完的，不到1/3。
信息多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让“奇葩证明”成为过去，除了要厘清哪些审批权力是政府该保留的，哪些该砍掉，更要在行政管理上“合并同类项”，用信息化的手段连接“信息孤岛”。比如，为何不考虑合并办事窗口，实现“一站式办公”，让群众即使要盖章，也少跑几段路？是否可以建立信息数据库，并通过互联网共享，实现“一证行天下，一网查所有”？再比如，能否逐步建立起居民信用体系，强化整个社会的诚信意识，为“奇葩证明”的减少奠定社会基础？
当然，即使“硬件”跟上了，“软件”跟不上，也不行。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中央一再要求简政放权，为啥还卡着一些审批事项不放？简单就能判定的事实，为啥还要让群众“跑断腿”？无敬民之心，则无便民之行。说到底，“奇葩证明”的出现，根子还是在理念上。因此，让“奇葩证明”绝迹，根本还是要做到人性化的服务，尤其是，政府在设定审批事项、设计办事流程时，要从人性的常识出发，不是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管制思维行事。在权力做“减法”之外，在服务意识上做“加法”，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才能真正减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让老百姓少一些“证无可证”的无奈。
有这么一首小诗：“我问土，土与土如何相处？我们相互抬高。我问水，水与水如何相处？我们互相充盈。我问草，草与草如何相处？我们编织在一起筑成天际。我问人，人与人如何相处？”其实，杜绝“奇葩证明”的背后，是如何让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融洽，这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发问，值得每一位从政者深思。
《人民日报》（2015年08月13日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