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理论分析
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理论分析
冯德连，葛文静
。（安徽财贸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安徽蚌埠２３３０４１）
摘要：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理论流派主要有规模经济学、区位经济学及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其成长的动力机制就是回答由哪些力量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成长，这也是制定促进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政策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机制，认为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主要有两种拉力（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三种推力（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力。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动力机制；轮式模型
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０．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９７５３（２００４）０６—００４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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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过程
在１９世纪，由于欧洲及北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对金融服务的跨国需求开始增加。国际性的融资、保险、外汇交易活动规模在欧洲的一些大城市如巴黎、柏林及美国一些城市日益扩大，尤其集中于占地２．６平方公里的伦敦城，由此形成最早与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国际金融中心。
从２０世纪开始，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世界许多地方渗透。国际金融活动也在世界一些主要地区相对集中，这导致一批地区性和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１９４５年以前，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已达数十个，二次大战结束后充当过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有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卢森堡、苏黎世、东京、香港、新加坡、悉尼、巴林、巴哈马、开曼群岛、巴拿马等等，其中大部分是７０年代后开始建立或重新发展起来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只有少数国家如美国、瑞士，对外开放其金融市场。欧洲许多国家金融对外开放度并不大。国际金融中心此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许多发达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和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跨国投、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在这一时期，除了原有的、自然发展起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巴黎、苏黎世、法兰克福等开始迅速扩张外，在政府推动下又新建了一批国际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巴林、巴哈马、开曼等。同时在较为自发的状态下，东京、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也开始崛起。因此，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上已开始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一些亚洲国家城市如曼谷、马尼拉、吉隆坡等也开始致力于成为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９０年代以后，国际金融自由化发展迅速。金融自由化使衍生金融业务犹如滚雪球般地迅速增长起来。根据巴塞尔银行的报告，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ｔＪ９０年代初，全球境外资产增长了近１倍，而衍生金融业务交易量却增长了近１０倍；从９０年代初期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３—１１－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０２ＢＪＬ０２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冯德连（１９６２一），男，安徽明光人，安徽财贸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教授。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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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又增长了近９倍。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要求国际金融中心要有先进完备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以及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这些条件只有那些经营金融业务历史悠久、实力强大的金融中心才具备。至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金融中心如巴哈马、开曼等在这些条件方面显得先天不足，所以衍生金融业务的开展使这些金融中心受到冷落乃至消失，大量的金融业务重新回到几个大型国际金融中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中期，离岸金融市场的资产和增长率均为１６％左右，而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两者的增长率均下降为１０％左右，其中一些金融中心如巴拿马还呈现负增长。相反，最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拥有１８％的全球银行借贷额、３３％的全球外汇交易额、６０％的全球股票成交额，以及决定世界黄金价格的黄金市场和世界第二大金融期货市场。与之齐名的还有美国的纽约和日本的东京。据统计，目前外汇交易量的６０％、国际银行贷款的４０％、国际债券发行的３０％以上集中于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１］。
在主要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因素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推动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迅速崛起。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迫使伦敦让出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政府开始介入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金融中心在当代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及功能日益强大密切相关。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理论流派，看看在中心成长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了具体的推动作用。
二、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理论流派
（一）规模经济学
这一理论是由韩国经济学家帕克（Ｙ．Ｓ．Ｐａｒｋ）提出的。帕克将微观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规模经济是指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所体现的经济优势。具体来说，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节约各方面的费用，使设备和劳动力配置合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跨国银行亦可以视作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也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作为这一战略的具体步骤便是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中去。当一地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国际银行中心便有形成的可能，国际银行中心是国际金
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帕克的理论用外部经济的原理来解释更为恰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微观经济单位在空间上彼此接近时所产生的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的经济效益。它是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空间聚集的主要动因。以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外部经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多个银行的空间聚集，可以加强银行间的协调和配合，降低成本，扩大经营能力。特别是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批发市场贷款业务逐渐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源。由于这些贷款数额大，风险高，特别要求银行间的密切配合。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这种配合的良好环境。
２．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各部门的空间聚集，可以共同建设和使用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从而可以减少投资，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一个多样化的劳动市场，方便各产业部门的人才交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往往是多部门的空间聚集，拥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是花费巨大成本建立的，金融、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各部门同时使用它，无疑是物尽其用、效率较高的。
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金融服务业是生产和消费同时性的产业，国际金融中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减少流通环节，起到方便生产和消费的作用。
４．信息沟通的快捷对于需要参与者面对面进行的金融市场交易活动而言，金融中心使他们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可以沟通和传递信息，减少旅行的时间和成本，有助于提高效率。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跨国银行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多个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据统计，１９７３年上半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１００家商业银行中，约有６４家以各种形式在香港开展业务。１９８９年底这一数字增至７６家，以后一直保持增长。以香港的人口计算，香港的金融机构一直是相当密集的。这种密集为银行间的协调和配合、降低成本、扩大经营能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促成了银行业创新的传播及银团贷款业务的发展，也促进了银行之间的竞争，使金融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
此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也一直伴随着多部门的空间聚集。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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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的轻纺工业产品制造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和信息中心。它的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和使用效率均为世人瞩目。
（二）区位经济学
区位经济学对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原因提供了地理位置上的解释，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并构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条件。
１．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根据区位经济学的理论，国际金融中心在地理位置上拥有某种优势吸引投资者和借款者进入。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包括：（１）时区优势。金融中心的营业时间和其他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衔接，成为国际金融市场连续运转的一个环节。国际化把全球分成三个时区，每个时区都需要有一个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成为时区中心。除它们之外，由于其他原因，也有大量的国家金融中心生存下来。
（２）地点优势。国际金融中心处于或靠近那些实行工业化并且正在迅速发展、从而要求扩大对外借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够保障对银行的合理的信贷风险。
（３）交通优势。中心所在地应具有连接邻近国家的良好的交通运输设施及电话、电传等通讯设施。
（４）政策优势。中心所在地政府对金融业采取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并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便利。
２．构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条件作为一个国际银行汇集的中心，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从地理上应具备哪些因素呢？区位经济学认为，这些因素包括：
（１）地理上集聚的国际性银行数量。对于其他国家的银行来说，衡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吸引力的最佳指标之一就是它已有的银行数量。
（２）生产者服务（法律、会计、保险、不动产和管理咨询）的广泛可得性及相关的外国银行能够迅速运作的熟练的劳动力市场。
（３）先进的交通通讯系统。
（４）Ｐｂ国银行对其在国外客户的接近可能。银行总是追随它的客户。在国际贸易活动迅速膨胀的今天，银行需要跟随它的客户到国外的市场，为客户的出口贸易服务。由此，经济学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地的进口活动与其国际金融和就业活动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一地作为进口市场越是活跃，其国际金融活动也就越是发达。
（５）存在新的国际客户。外国银行也十分注意和寻找具有新客户的城市和地区。这些城市和地区经济正在起飞，与国际市场有紧密的联系。
（６）稳定性。政治稳定固然重要，然而法规的可预见性、连续性、灵活性及与国际法规的可衔接性是跨国银行更为注重的。
（７）合适的时区。
（８）较低的经营成本。
区位经济学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明显时区优势的香港，背靠中国大陆，毗邻东南亚，面向太平洋，是西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在时区上居中，正好填补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时间空档。这对于金融交易十分有利，使香港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和外汇市场交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香港的区位优势也十分突出，它的交通枢纽位置使它成为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军西太平洋沿岸更为广阔市场的基地和跳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香港吸引了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前来注资，成为这些国家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个落脚点。香港的交通优势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它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交通运输四通八达，设备先进，手段齐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航运中心和空运中心。香港也是世界重要的信息中心，拥有充足的现代通讯设备、资料库和信息产业。香港同世界各主要城市建立了系统而又规范化的联系，信息传递便捷、准确。从政策优势来看，香港是举世闻名的自由港，长期以来一直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对香港的经济繁荣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
瑞典的经济地理学家瑞斯托?劳拉詹南认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债券在实际上是一项商品，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同等交易，而逻辑上这种交易更倾向于在流动性好的大金融中心进行口］。
在欧洲，由于欧元统一了货币，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都想成为首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这个竞争至今还未见分晓。竞争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政治层面上有关中央银行的授权，另一方面是商业的竞争，取决于经济的相对规模、金融政策、一般发行量和交易技术。如果说欧洲竞争有着相对较好的结构框架，那么亚太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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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则是不十分透明的。日本东京的中心地位毋
庸置疑，但在创新方面进展较慢，这也为地区性国
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打开了大门，特别是新加坡和
香港。不能不提的是他们都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实
际例子。离岸金融中心又被比作“税收天堂”，基本
功能是作为中介，把金融资源集中起来重新进行
分配。它们本身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地方经济支持，
其本地货币也许不为外界所知，但其优势是灵活
快捷的行政管理、轻松的法规以及税收优惠，这些
都是按照国际金融界的需要设置的。当所需的劳动资源和现代基础设施具备了之后，这个地方就有了发展成管理中心的潜力。西欧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小岛国就有许多发育得很好的离岸中心。但亚太地区相对较差，因为政府不太支持，同时也没有大量资金，政治稳定性也较差。
可以认为，帕克的规模经济学理论是区位经济学理论在聚集经济效应方面的扩充性说明，它强调了在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诸多因素当中，集聚所带来的巨大效益。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中心的主体即国际金融中心本身的层面对其成长加以阐述。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则是从中心的客体——金融产品出发，说明一国或地区的政策对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及创新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成长为更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三、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的“轮式模型”
经济史学家Ｇｒａｓ（１９９２）提出了都市发展阶段论。他考察了都市发展为内地经济服务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第二阶段是工业；第三阶段是运输业；第四阶段是金融业。金融业的发展处在都市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金融业比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因此对于大城市而言，地方政府将金融中心的建设作为其都市发展规划的重点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口］。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自有它的原因和成长机制。我们在这里建立“轮式模型”如图１。
轮式模型的横轴表示国际金融中心的本土化程度，纵轴表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Ｂ＿÷Ａ表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化的轨道。两种拉力、三种推力、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力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就是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在图１中，轮子静止不动，说明所形成的合力为一特定的值，如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合力大于ａ，该中心就会向国际化发展；反之，就会向本土化发展。
图ｌ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机制
四、“轮式模型”的解说
（一）推力
１．历史因素二战以后，美国控制着西方国家的经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工业产品占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１／３，黄金储备高达２００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总额的５９％。在关于建立战后国际货币新体系争议上，英国的“凯恩斯法案”让步于美国的“怀特法案”，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战后的货币体系，美国用国际协议的方式构筑了美元的中心地位，美元成了国际货币，世界贸易的９０％用美元结算，各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干预外汇市场，美国政府承担各国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元等同于黄金，可以自由兑换成任何一国货币。从此，美元完全取代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大量的国际借贷和资本筹措都集中于纽约，纽约成为国际最大的资本供应中心。
此外，在二战期间崛起的另一大金融中心是瑞士的苏黎世。瑞士政治上保持中立，免受战争的破坏，是当时整个欧洲唯一的一处宁静和平之地，而且又处于欧洲大陆中部，环境优美，是国际资本的理想避难所，当西方列强被战争搅得鸡犬不宁之时，苏黎世担负起西欧资金交易的重任，成为西方世界三大金融中心的一员。
在当今世界，尽管纽约、苏黎世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历史因素对生产要素的锁定和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纽约、苏黎世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
２．城市因素城市通常都处在交通枢纽的地方，而交通枢纽之地必定处在某条贸易航线上。国际贸易与金融业的发展都需要克服距离问题。历史上，国际贸易的集中与金融业的集中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相关性。北美和欧洲各国的大多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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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贸易中心。由于在国际贸易中心营业的公司要进行大量的货币结算，因此这些地方非常适合成为地区间和国际间的清算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它便于进行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活动，这就要求它必须是处在优越地理位置、交通发达的城市。伦敦、纽约和东京分别处于三个时区，香港、新加坡所处的时区则在时差上具有联系东西半球金融交易的便利条件。正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香港为例，金融资本每时每刻都要争取盈利，因而要求每天２４ｉ｜、时在世界各地不停地运作。香港处于美国金融市场和欧洲金融市场之间，当纽约市场收市后，东京市场和香港市场相继开市；香港市场收市时，伦敦及欧洲其他市场接着开始；而后美国的纽约市场又开始，如此周而复始，香港金融市场遂成为国际金融交易每天２４Ｊ］，时全天候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优越的城市条件使得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新兴的亚太经济区域内的香港、新加坡，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些地区都具有十分活跃的经贸活动，从而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纽约作为美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不仅是美国东西走向交通干线的主要汇集地和出口基地，也是美国通向欧洲、南美洲和亚洲的主要港口。香港位于西太平洋沿岸中心，是亚太地区南北通道和东南亚航线的中心，也是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的交通枢纽。伦敦作为欧洲唯一能够连接纽约和远东的金融中心，其地理上的优势是功不可没的。
３．供求因素就供给因素而言，金融机构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经营许可证、专业人才、经营场所、设备以及投入资金的成本。经营许可证的成本与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管制的程度呈正相关，与创业审批制度的效率负相关。一般说来，对金融业务的限制少或放松金融管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一个金融中心的形成。各国银行汇聚伦敦，与英国对外国银行设置及业务活动的限制不严有关。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对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对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鼓励，各金融机构虽在业务上有所侧重，但彼此之间再也没有明确分工，一些主要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也日益模糊，形成相互渗透、相互协作、共同竞争的新格局。
人力资源供给因素是十分重要的。人才是金融中心的灵魂，巨额的资金和完善的机构，都需要人才来运作和经营。国际金融中心需要一批现代金融专家，尤其是由这些专家组成的专家组。金融业或金融中心吸收高学历人才也比其他行业或地区多。
在金融中心，人才的聚集效应变得愈益重要。有才能和创业精神的投资银行家、基金经理和货币交易员如果聚集到一起并且相互影响，他们在进行交易、开发产品、拓展投资、寻找机会、发现客户等方面的表现将会更为出色。掌控金融交易不仅需要一流的金融和商务人才，还需要法律、会计、项目管理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一流人才。通讯技术和因特网技术再发达，也代替不了进行复杂金融交易时交易双方面对面的交流。
随着信息经济和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中心的人才逐渐向金融工程师演变。从素质要求上讲，金融工程师需要掌握丰富的知识，包括法律、税收、会计、计算机、统计、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金融产品知识等。在能力丘他们是“数字虫”，通过对历史数量关系进行单调细致的实证考察和采用复杂的金融工程方程来探索商业策略。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善于分析各种形势并努力抓住所出现的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了在金融人才上占有优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伦敦的银行即开始设立由专家小组组成的管理部门，这些专家小组成员就是金融工程师。美国部分大学还开设了金融工程师专业，专门培养金融高级管理人才。有了金融人才，信息及操纵信息的能力就可以转化为竞争的优势。１９９６年，美国银行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支出在美国企业界中名列前茅，达到了１８０亿美元［４］。
对于需求因素，金融机构倾向于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调整努力加强与客户的联系，因此在制造业与金融业的集中之间不会继续存在以往金融贸易中心成长过程中显现的那种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国际金融中心不一定要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才能产生。倒是在选择经营所在地的时区问题上显得重要。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是开放性城市经济，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西方影响较深，是亚太区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又同为贸易集散中心，位于同一时区，在２４Ｉｂ时交易中可填补欧美市场的空缺。从目前国际外汇交易时间看，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外汇交易时间是从北京时间８点到晚１６点，欧洲是从北京时间１６点到２４点，美洲是从北京时间２０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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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４点，那么从早４点到８点的这个时间段的空间就大有文章可作。举例来说，纽约市场有２３％的交易是日元，而从９点以后东京市场开放交易的主要货币也是日元，香港也是从９点开始交易。１９６８年，温斯敏（新加坡当时的经济顾问）就与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范尹厄宁讨论如何将新加坡在二十年内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中心的问题。他认为，交易的需求催生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整个金融世界的经济活动中新加坡刚好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个时候，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新加坡正是顺应这一需求在几年之内被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金融体系的超前产生和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先导作用，即供给刺激需求。在刺激经济发展之金融体系的变动中，金融制度的变化往往处于先导地位。
（二）拉力
１．科学技术主要指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着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确切地说是带动了中心的成长。
在伦敦和纽约长期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历史上，国内电报和跨越海底电缆的发明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通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交易成本的降低具有关键意义，从而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及其地位日显重要。金融中心城市的国际金融活动是运用现代通讯和电子技术最领先和有代表性的部门之一。
现代金融交易已实现了网上交易，从而网络的发展决定和影响着一个地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机构投资者买卖双方绕过证券商，利用计算机网络直接进行大宗交易。投资者之所以越来越钟情于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交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绕开交易所等第三者的介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发达的清算系统是一个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纽约，交易和清算除了通过现代化通讯网络与电子计算机进行外，其货币结算都可通过纽约地区银行同业清算系统（ＣＨＩＰＳ）和联邦储备银行支付系统（ＦＥＤＷＩＲＥ）进行。在伦敦可以直接通过欧洲的ＳＷＩＦＴ系统连接，货币结算十分方便。
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金融中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的科学技术本身导致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在一些标准化产品市场，如外汇交易和金融电子服务，用于支付清算的基础设施，后台处理和主叫中心等尤为如此。
２．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以后，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这种需求增长引起了金融体系供给方面的反应，导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扩张，制度层面的金融决策与法规也随之发生变化，即金融体系的扩张是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果。因此金融系统的出现取决于客观机会的变化——经济环境、制度结构和人们主观反应的变化（个人动机、偏好和态度）等。
如果国际金融中心所在的地区经济活跃，则金融中心也趋于繁荣；如果该地区经济出现困难，金融中心则会受到负面影响。但是金融中心在帮助地区经济复苏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公众信心恢复、投资者开始愿意投资，金融中心可以充当经济恢复和增长所需资金的重要渠道。
纵观英美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史，金融中心发源地内在经济与金融实力的膨胀，是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例，其产生即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金融供给变化的结果。应该说伦敦真正确定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在１９世纪。１７世纪末１８世纪初，伦敦是贸易中心。那时生产力高度发展，国际分工不断壮大，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国际间商品交换数量大增，国际贸易随之发展。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在客观上需要一个支付、结算和借贷中心。而英国在当时是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而且拥有海上霸权，其国内进口商品的８０％和出口商品的７０％都是经由伦敦进出的。结算和融资的需要，使伦敦大小银行相继产生并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伦敦货币市场也由此兴起，票据贴现活动尤为活跃，到英法战争结束后，伦敦利用国际汇票这一机制发展成为对国际贸易进行融资的一个中心。另外，政府战争借款的需要刺激了银行业务的参与并发展了证券市场，到１８世纪末，英国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以伦敦为中心形成国际支付体系。由此，国际贸易中心的伦敦作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已初露端倪。
（三）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
新加坡于１９６５年独立时，国内经济低迷，失业率高，转口贸易衰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新加坡政府决定利用有利的经济地理与时区条件，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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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际金融业务。１９６８年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以低税收、提供便利等来吸引和鼓励外资银行在新加坡营业。外资银行纷纷登陆新加坡经营亚洲美元业务。金融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得以完善和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加坡已成为亚洲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的国际化带动了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国际金融业、国内金融业及国内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互动效应，最终产生了国际金融中心［５］。在金融业发展的带动下，新加坡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见，国家或地方政府在促进国内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潘英丽（２００３）从四个方面对公共政策领域做出具体分析，它们是降低金融机构经营成本方面的政策、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政策、电讯设施及其可靠性方面的政策以及完善的监管环境方面的政策［６］。张幼文（２００３）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政策是直接起作用的政策，包括：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经营环境、税收优惠（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外资金融机构不受歧视和干预、符合国际惯例的严格的监
锅管制度、较低的监管成本等［７］。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采用政府推动模式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必需的。在这一建设模式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发挥政府力量。在已有的以政府推动模式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范例中，均强调以政府主导来启动和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新加坡和日本均采用这一模式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并成为“相当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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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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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德连， 葛文静
作者单位：安徽财贸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安徽,蚌埠,233041
刊名：
中国软科学
英文刊名：CHINA SOFT SCIENCE
年，卷(期)：2004，""(6)
被引用次数：21次
参考文献(7条)
1.游碧蓉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期刊论文]-亚太经济 2001(02)
2.温斯托·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 2001
3.N S B Gras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1992
4.倪克湖形成金融中心的条件与建立西部金融中心的方案[期刊论文]-甘肃金融 2001(02)
5.王传辉国际金融中心产生模式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0(06)
6.潘英丽论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期刊论文]-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3(01)
7.张幼文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经验教训-世界若干案例的启示[期刊论文]-社会科学 2003(03)
相似文献(4条)
1.学位论文胡丹科金融集群发育的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黄浦区金融集群为例的实证研究2009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的不断发展，金融机构的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金融集群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金融集群为什么会形成，是否有其内在的机制规律?金融集群在发展阶段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是如何推动其发展的?研究金融集群发育的动力机制，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
论文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引言。阐述本文研究的时代背景，研究意义和创新点；对产业集群、金融集群的国内外研究做理论综述。第二部分，国外金融中心建设经验总结。通过对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析，得出：经济实力的强大、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政府对金融产业的扶持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完善的金融系统、优秀的人才、健全的法规、不断的金融创新，则构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良性正反馈促进机制。第三部分，金融集群发育的动力机制。金融集群的形成阶段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机制内涵。在形成阶段，政策优惠等形式发挥作用；在发展阶段，集群内部开始形成自增强机制，创新网络、品牌效应等因素，是本阶段的主动力。黄浦区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充分证实了金融集群发育过程不同阶段的动力机制差异。第四部分，黄浦区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第五部分，结论和未来展望。总结本文的研究内容和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文章的不足和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明确提出了金融集群发育的动力机制的内涵。(2)提出金融集群在形成阶段和成长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机制。(3)根据黄浦区金融产业的发展现实，提出应该针对该集群所处阶段，培育和完善该集群发育的动力机制。
2.学位论文薛文理上海金融产业集群发展研究2008
在全球金融产业蓬勃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金融中心日益崛起的时代背景下,金融产业空间集聚问题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关注的重点之-,大多数学者认为金融集聚的主要动力来自信息不对称、信息流动、规模经济、创新、货币网络等。然而,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单个金融中心的内部动因(集聚经济、信息集中)、外部条件(经济发展、中心城市、技术进步等)以及成长机制(轮式模型、路径依赖等),而且表象描述较多,内部相互作用机理研究不足,国内利用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分析金融产业的成果也十分有限。事实上,产业集群理论可以为金融中心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上海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已有十多年,在这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已经基本确立了国内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愈加明显,上海面临着进入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新阶段的特殊命题：如何才能更好、更稳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当中?如何利用产业集群理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通过研究,本文发现,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网络对于金融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为金融资源空间集聚提供了基础,而金融产业网络促进了产业空间集聚。
此外,本文还从金融产业网络的横向结构与纵向结构,来描述金融产业集群内部金融机构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联系程度：并从金融市场及外部因素影响入手,阐述了上海金融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上海金融产业集群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3.期刊论文雷良海.张志元论金融企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政府作用-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1)
金融企业集群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步骤,金融企业集群发展更有赖于市场的引力和政府的推力.文章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金融企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动力来源.进而以上海为例,从发展战略、市场开放、金融生态建设等六个方面深入论述了金融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
4.学位论文韩可胜CBD的经济结构与政府管理模式研究——国际经验与上海陆家嘴的实践2008
自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E.W.Burgess)1923年首次提出CBD的概念以来,CBD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己历经八十余年,主要集中在CBD的特征、内涵、空间形态、演变规律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CBD概念传入中国,迅速成为一种城市发展的理念,在中国各地相继掀起了CBD建设的热潮,于是CBD区位、土地利用、系统的内外动力等等涉及规划、建设和空间布局等方面的议题成为各相关领域共同关注和普遍探讨的热门命题。
众所周知,由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原因,从实践上看,国外CBD的形成过程是市场经济自然选择为主、政府适当推动的结果；从理论上看,国外更加重视CBD的演变过程和动力机制研究。而我国在CBD的建设中,政府的推动力显得十分突出。我国政府的推动力体现在城市形态规划和城市产业规划方面,即为CBD的产生预先做好“设计”,然后以强有力的政府指令、政府措施、政府行为推动CBD的形成和发展,其中甚至不乏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因此在对CBD经济结构进行充分了解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对政府管理模式的研究,对政府的作用进行合理的界定、规范和定位,这也是CBD中国特色的实践层面十分迫切的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立足于研究者长期具体工作实践和国外相关著名案例的实地调研,基于深入的理论思考,归纳CBD建设的理论和国内外的建设实践,总结CBD的特征、功能与空间形态,通过研究国际化城市CBD功能定位的演化、CBD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政府的作用和政策等,重点剖析CBD的经济结构及其形成的动力机制,并对国际著名CBD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提炼,提出中国CBD的发展机遇和战略目标。在实证层面,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陆家嘴核心区(陆家嘴中心区以及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发展现状,分析其优劣势所在,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陆家嘴核心区的跨越式发展模式,明确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功能取向,提出跨越发展的战略步骤和具体对策。
全文共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两大部分,共八章：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篇章结构、特色与创新等内容,并对CBD研究的著名理论流派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章为CBD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CBD演化的一般阶段和CBD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
第三章为CBD的特征、功能与空间形态,归纳了CBD的六大特征、五大功能,并从空间结构和空间模式两个方面分析了CBD的空间形态；
第四章为CBD的经济结构,通过对国际著名CBD的分析得出CBD经济结构的一般特征,从内容要素和环境要素两个层面分析了影响CBD经济结构的要素,从聚集力、排斥力、郊区的吸引力三个角度诠释了CBD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并提出了基础性机制、强动力型机制、功能性机制等三种动力机制；
第五章为CBD的主导产业,主要从金融业、专业服务业、商业、会展旅游业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对CBD规模的推算给出了一个数理公式。
第六章为CBD的政府管理模式,分别介绍了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CBD发展经验和模式,并引入了一种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都市更新模式--商业改善区；
第七、八章为上海陆家嘴CBD的经济结构与政府管理模式,回顾了中国和上海CBD建设和发展的情况,分析了上海陆家嘴CBD经济结构的现状特征、存在问题以及制约上海陆家嘴CBD发展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上海陆家嘴CBD政府管理的对策建议。
论文主要贡献和创新之处具体体现在：
①重新认识了CBD。CBD的表现是城市形态和空间聚集。CBD的实质却是某些特别的经济要素的高度聚集。本文揭示了CBD内部的经济结构,以及其内涵、比重和作用,将影响CBD经济发展的要素划分为内容要素和环境要素,从而有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其中,内容要素指CBD的发展要求聚集的经济要素,如人、物、信息、资金、技术等要素流；而环境要素指CBD发展需要的帮助实现规模交易和高效交易的平台(硬环境)和交易环境条件(软环境)。
②对经济结构的研究中采用了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数据,并根据不同特点,对国际著名CBD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总结：纽约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伦敦的强化职能、共同参与模式；东京的功能细分、系统管理模式；新加坡的公私合作、政府规范模式。同时,前瞻性地引入商业改善区的概念,为构建上海的CBD管理模式提供基础。
③提出中国可以在不同城市发展规模不同、等级不同的CBD。CBD不是不可以发展,关键是要对产业导向和重点发展产业、功能分区和空间开发模式、管理取向和融合各方力量进行定位,不同的城市发展不同等级的CBD。作为国家战略,发展北京、上海、香港三地不同主题的CBD,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完成以北京、上海、香港为CBD核心圈,包括各层次CBD在内的功能网络建设,使之成为21世纪全球CBD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增长极之一。本文特别强调,CBD建设要顺应市场经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各地建设CBD从理论上指明方向。
④提出“以纽约模式为框架,以新加坡模式为参照,同时融入商业改善区的自我管理机制”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陆家嘴核心区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以政府推动、规范引导为起始动力,以企业活力、市场运作为持续动力,以公私合作、自我管理为保障动力,从而,依靠政府力量明确CBD区域的产业走向,依托骨干企业带动CBD区域的产业成长,借助自我管理实现CBD区域的产业整合。同时,在本人2006年率先提出上海陆家嘴CBD东扩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体,陆家嘴金融城东扩并向南延伸,建设五个组团,利用20年时间基本形成完整的陆家嘴金融城的思路,从而完成陆家嘴CBD建设。因此,本文将第一个对陆家嘴的CBD规模、形态和发展节奏进行初步的界定。
引证文献(19条)
1.何有良.钟杰制约广西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业因素分析[期刊论文]-区域金融研究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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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弘北京CBD金融业集聚发展中的政府推动与政策选择[期刊论文]-商场现代化 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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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解宇金融集聚研究综述[期刊论文]-工业技术经济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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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伟.贾希凌论全球化背景下完善涉外经济管制的基本法律问题[期刊论文]-河北法学 2007(3)
10.黄孝武.方少勇构建大武汉金融圈促进湖北中部崛起[期刊论文]-武汉金融 2006(1)
11.米传民.刘思峰.江可申金融监管与金融中心建设[期刊论文]-商业时代 2006(7)
12.刘阳金融中心发展的区位因素分析——以上海、北京、香港为例[学位论文]硕士 2006
13.王仁祥.石丹武汉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优势、劣势分析及对策[期刊论文]-武汉金融 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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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邓智团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演变——兼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学位论文]硕士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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