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 为新贤能政治正名与辩护_

□ 唐皇凤1赵 吉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缔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而政治因素是解读其发展奥秘的关键维度。基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学术界涌现出贤能政治的理论主张，其倡导者强调选贤任能模式较之于民主选举模式的独特优势。与此同时，在民主法治的时代潮流中，贤能政治也遭受某些学者不同程度的质疑甚至彻底否定。如果一味地将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分析，忽视以“一人一票的选举”为基础制度的民主政治的内在缺陷，简单否定我国传统贤能政治的内在优势，忽略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功能耦合和制度嫁接的可能性，显然有失偏颇。因此，有必要专门对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概念内涵和相互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辨析，通过深入分析我国贤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挑战，探索在现代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下推动贤能政治现代转型的战略路径。

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理论之辩

在目前的学术讨论中，虽然每位贤能政治的倡导者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该模式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风险，但大都归结为贤能政治理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尚不完美的实践。对贤能政治的理论主张提出系统的理论质疑的代表性学者是刘京西教授，他认为贤能政治难以保证在选贤过程中的程序公开、透明，也难以保证职位的公平开放以及制度对贤能者权力的控制；贤能政治具有不可测度性；贤能政治难以保障选才范围的广泛性；贤能政治难以保证贤能者“恒贤”和“能”为民所用；贤能政治会因缺乏监督而必然产生“公仆”特权等体制性问题等。[1]我们认为，在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理论争论中，有以下五个问题亟需厘清：第一，就制度功能而言，民主侧重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而贤能侧重解决治权的行使问题。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但享有民主权利的主体是有范围的，民主政治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是一种兼具包容性和排斥性的体制。并且，作为民主政治基础性制度的选举，其适用范围也是有边界的，即便被视为民主国家典范的美国，其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构成要件之一的联邦法院的法官就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作为一种大众政治授权机制，能够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主权来源和权力转移的合法性问题，但民主并不能直接解决治权如何有效行使的问题。事实上，现代政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治权的有效行使问题，贤能政治在回应治权的拥有者应该具备何种资格条件和如何行使治权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在贝淡宁看来，贤能政治就是要设计一种政治制度，挑选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拥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的政治领袖以及设计用来选拔这种领袖的机制，是实现贤能政治的两大关键因素。[2]贤能政治由才能和品德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来行使治权，事实上有利于巩固和提升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相较于民主政治，贤能政治是在承认“主权在民”的现代制度框架下，重点解决治权拥有者的基本资格和遴选标准问题，具有与民主政治互补的制度功能。

为新贤能政治正名与辩护

内容摘要通过深入辨析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概念内涵和制度功能，不难发现二者事实上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和有机互补。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现代民主法治的制度框架下可以有效嫁接贤能政治的有益成分，这种区别于传统贤能政治的新贤能政治在中国既有相对稳定的制度和文化土壤，又具有相对成熟的制度设计和运作经验。提升我国国家治理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水平，彻底实现贤能政治的现代转型，需要不断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以保证“选贤任能”，积极探索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有机统一的优化路径。

关 键 词新贤能政治 民主政治 选贤任能 干部选拔

作 者1唐皇凤，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赵吉，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愿景与路径优化研究”（14AZD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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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主政治并非只谈民主，贤能政治也并非只关注贤能。虽然民主政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其不同实践模式的认同程度则大相径庭。在人类价值体系的阶梯上，总是涉及民主与效率、法治、平等和公正等政治价值的优先排序和有效均衡。如果只单纯追求民主的价值，在实践中必然会产生偏差和风险，如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决策效能低下和决策成本增加，以及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进而侵害公民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等。乔恩?埃尔斯特曾论证民主制度不能培养制定连续的长远计划的能力；个人和集体的民主决策可能导致“无操守，反复无常，前后矛盾”；民主制一旦发挥到极限，就会妨碍管理技术的进步。[3]事实上，国人往往对西方民主政治缺乏应有的批判性审视，对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趋之若鹜和爱屋及乌，由此导致对民主选举的盲目推崇和对贤能政治的武断式否决。实际上，“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是贤能政治的核心，但贤能政治也受到现代民主法治的规训，以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框正。因此，贤能政治并不只关注提升官员贤能水平的制度安排，也注重与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的有机融合，并通过公开透明、程序规范、监督有效的制度体系矫正其弊端和救济其内生性风险。

第三，民主不等于选举，贤能也不等于反民主。选举只是民主的重要形式，而非民主本身，民主并不等同于选举。选举民主是代议制民主的孪生兄弟，只是最低限度的民主，显然与人类最初的民主理想和愿望相背离。代议制民主之所以被批评是非民主，也许并不是因为它有选举而变得不民主，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没有民主的选举。[4]投票制度天然地将缺乏代表权的非选民们排除在外，且选民的参政能力参差不齐，常出于私人狭隘的利益考量而极易被政治宣传煽动和蛊惑，其非理性特征非常明显。因此，“止于选举”的民主是半截子民主，是打了折扣的形式主义民主，只改变权力授受关系而无助于改善权力运行的品质，容易诱发治理失效，加剧治理危机和秩序风险。同时，选举可能导致一个毫无治理经验的人只要获得即时的民意支持，就可以当选高层次的领导人，这可能会损害实际的治理绩效。另外，选举产生的官员具有为赢得再次选举而讨好多数人的天性，容易导致政策短视，罔顾国家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5]因此，民主本身并不能与选举画等号，更不能说不采取选举就完全没有民主。其实，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只是在适用的层次与范围上有差别，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下嫁接贤能政治的有益因素是贤能政治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贤能政治绝不拒斥民主，当然也就不等于反民主。

第四，民主政治呼唤选贤任能，贤能政治能够包容法治。民主政治内含着政权的回应性，有效回应民意和实现人民福祉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使命。在西式民主实践中，选举制度重视政务官的选举，但给平庸的政治人物掌权提供了机会。而公共权力一旦落入平庸者之手，即便是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有效治理国家。因此，任何国家都需要出类拔萃的治理精英，选贤任能是提高国家治理绩效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保障。贤能政治的本质就是让每一位贤能者能够在公开公正的规则与程序下，通过民主选拔和民主选举有机结合的方式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同时，贤能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相容性体现为：法治重视法和制度的作用并不否定选贤任能的作用。法和制度虽然通常是一定共同体全体成员或其代表制定的，但贤人能人，特别是执掌公权力的贤人能人，在创制法和制度中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贤能政治与法治的这种相容性，使得贤能政治无需牺牲法治的尊严和权威，而是在不断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历程中渐进完善和优化贤能政治的实际运作和具体实践。

第五，选拔政治与选举政治能够共生共存与有机互补。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建设仰赖于“关键的少数”的推动。所有人类文明都面临官员的选拔或任命问题，选拔和选举是人类社会历史悠久的两种精英遴选机制。民主选举基于“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强调公民对政治过程的普遍参与，以票数和民意作为精英遴选的凭据。民主选拔更重视组织把关和适量范围的民意调查之间的有机结合，以候选人的德才、从政资历、过去的政绩和资历经验作为遴选依据，更为注重候选人的品性和能力。选拔具有极强的计划性、目的性和针对性，效率高、稳定性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周密的培养，有利于一批有治国理政才能的领导干部脱颖而出。如果选拔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非常重视公共利益，且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和良好的民主作风，选拔也能充分体现和反映民意，在汲取民主精髓和达成实质民主的过程中节约制度运行成本。[7]事实上，选拔与选举只是在民主体现的方式和程度上有区别，各有优劣利弊，具有特定的适用条件和具体的边界范围，两者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中能够共生共存和有机互补。

通过辨析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概念内涵和制度功能，我们发现二者在事实上各有侧重、并行不悖且有机互补。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贤能政治可以在不同的政治制度框架下运作，专制制度下的贤能政治往往处于工具性和依附性的地位，不可能杜绝破格、特例和特权，具有明显的弊端和局限性。因此，贤能政治不能取代民主选举而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而是需要在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制度框架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构建新贤能政治模式的中国经验与主要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制度框架已基本实现了从集权专制向民主法治的现代转型，科学、民主和法治为传统贤能政治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开启了传统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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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新贤能政治”的全方位转变。新贤能政治就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基干和框架下，嫁接传统贤能政治的有益成分，建立程序规范、过程透明的干部选拔制度，使得选贤任能的过程具有更强的可测度性与客观性、公开性与公正性，选拔的过程与结果更容易接受人民的监督以及法律制度的规约。相对传统贤能政治而言，作为精英遴选机制的新贤能政治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程序性和规范性日臻完善。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政治常规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得以迅速推进，干部选拔日益转向基于形式理性的规则和程序，选贤任能过程越来越公开和透明，选贤任能的程序性和规范性逐渐增强。执政党废除了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建立了有利于党员领导干部新陈代谢的正常离退休制度和任期制度，并通过集体领导制有效防止了专断独裁和个人崇拜的出现。为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正式颁布，2002 年颁布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新型领导干部选任方式。2014年中央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突出强调纪律监督与责任追究，实行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等有关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动态监督以保证选贤任能的程序与质量。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需要经历动议、民主推荐、全面考察、讨论决定、公示等严格的选拔程序。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各级组织部门高度重视干部的综合考察，全面考察拟任人选的德、能、勤、绩、廉，并不断完善考察程序和增加考察时间以保障干部考察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动议讨论环节的“五人小组” 机制也有利于防止某个领导干部的主观臆断和“基于关系的提携”。同时，《选举法》《组织法》等支撑性法律法规也在不断进行适应性修改，干部选拔工作逐渐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良性发展轨道。

第二，可测度性和客观性逐渐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部选拔的工具理性特征日渐彰显。运用现代人事管理新技术，在技术理性的轨道上不断优化和完善新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首先，中组部在干部选拔过程中积极推行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等制度，干部选拔过程日渐重视民意的重要性。其次，心理学量表和电子信息技术等测量工具开始在干部选拔和评价过程中得以运用，中组部早在1986年就开始运用先进的心理学量表测评干部能力素质，以及运用计算机应用技术优化干部考核的方式和方法等。[8]各种现代管理技术的综合运用增强了新贤能政治的可测度性。再次，领导干部选拔侧重于挑选那些经历更多层级、区域、部门和大量“隐形台阶”的领导干部，以“台阶式历练”和“流动情况”为核心的干部履历和从政经验，外加领导干部的“政绩表现”已成为干部选拔的主要标准，这些标准都具有相对较高的客观性。通过这些手段的综合运用，有效降低了选才和用人两个环节上的主观随意性和不可测度性，保证了党政领导干部队伍整体较高的贤能水平。

第三，公开性和民主性明显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拓宽选才范围，保持干部人事制度的包容性和调适性。首先，中组部从1986年就开始强调积极探索领导干部工作的民主制度建设，积极推行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等制度。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党政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制度和党政机关内部竞争上岗制度等，在党内稳步推行民主选举，干部选拔的公开性和民主性程度得以大幅度跃升。其次，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才引进、挂职锻炼等各种干部交流制度，领导干部的遴选对象从官僚行政系统及其附属机构延展至体制外更广泛的学界和商界，打通了政界与学界、政界与商界的旋转门。十八大以来，这种趋势尤为明显，一批国企高管和高等学校的领导直接担任国家部委和地方党政的主要领导。最后，领导干部的选拔是自下而上逐级竞争、逐级淘汰的结果，能够从低一层次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进入高一层次的竞争选拔视野。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层层淘汰机制内在决定了“选贤任能”的广泛性和全面性，这种长期而激烈的竞争有利于增强干部选拔的公正性。

第四，权力约束性日益趋强。公共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力就会走向绝对的腐败。新贤能政治同样关注腐败对政权系统内部肌体的侵蚀，也有一套独特的约束和监督权力的制度设计。在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中共中央于2009年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约束选人用人权力方面，中共中央于2010年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在防止领导者个人决策失误方面，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了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同时，执政党通过自上而下的“巡视制度”对党政领导成员的用权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构筑了相对完整的巡视制度体系，显著增强了党内纵向监督的效力。另外，《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于2003年底颁布实施，对党内各种腐败问题进行预防监督和强力度高威慑性查处。干部问责制度、巡视制度和纪检监察制度增强了对权力的约束，降低了贤能者“退化性”变质的概率和可能性。

新贤能政治力图在现代民主制度的框架下嫁接贤能政治的有益成分，已经积淀了较为深厚的历史经验。但新贤能政治在成长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这些现实挑战是贤能政治实现现代转型必须逾越的障碍，而全面超越传统贤能政治的弊端与缺陷则代表着新贤能政治不断成熟定型的基本方向。

第一，民主选举的竞争性程度有待提高。“选拔加选举”是新贤能政治的核心要素，但目前我国民主选举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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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任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较弱，选举的竞争性和公平性不够。从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来看，选民投票更多只具有形式而非实质性的意义，导致党员和官员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过高，各级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不足。从党内民主选举来看，差额选举经常被扭曲为“走过场”“戴帽”“陪选”和“确认”，党代表往往事先会被“做工作”以确保组织意图的实现，严重影响了代表意志的自由表达和民主选举的实效。在对376位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中，65%的受访者认为差额选举中“陪选”现象“非常普遍”。[9]在干部选拔过程中，确认性选举并未很好地体现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意志，选举的民主性亟需提高。

第二，干部提名的程序化和规范化亟待改善，干部考察的民意权重有待增强。候选人的提名是选贤任能的第一步，干部提名的程序化和规范化直接决定了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公信度和公正性。传统干部选拔制度最大的弊病是“一把手”的个人意志往往取代了多数人的意见。2014年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虽然增设“动议”一章，但细节性的具体规定仍较为模糊，党委（党组）、分管领导、组织（人事）部门在动议过程中的权责关系，以及“五人小组”的议事规则和运作机制亟需完善。干部提名程序的主观随意性，极易导致“民主推荐”大多流于形式主义。同时，新贤能政治的一大特点是选拔干部非常注重“德”的考察，但“官德”的考察目前尚缺乏统一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其考核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实际上，干部的官德好坏，民众自有一杆秤，新贤能政治内在要求干部考察过程中增加民意的权重。相较于组织意图，干部考察的民意评价机制尚不健全，民意的权重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偏低。且民意测评的结果运用不明确，德行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可能只是沦为事后的合理性论证。

第三，干部选任的把关不够严格，选人用人失当的责任追究机制尚不健全。领导干部“带病提拔”是我国干部选拔制度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有研究显示，103个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的领导干部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10]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廉政关的把控难度很大。目前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针对选拔任用过程中违反程序和规定的违规违纪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事中”问责办法，不仅对说情、打招呼等隐性干预干部选拔行为缺乏追责，还对干部选用之后出现的用人失误问题缺乏问责。上级组织部门在审核干部选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时主要以程序性审查为主，而对选拔的民主性、公正性和恰适性等实质性问题关注较少。且由于未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机制，责任追究最终难以落实甚至落空的隐患和风险较大。

在持续推进干部选拔制度的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传统贤能政治的现代转型，构建以现代化为

战略导向的新贤能政治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11]当然，现实政治的实际运作与新贤能政治的理想预期仍存有明显差距，干部选拔过程中的“选贤任能”仍存在制度、体制和机制层面的障碍，贤能政治与民主法治有机结合的机制与路径仍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因此，实现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的统一和融合，在民主法治的基本制度框架下实现新贤能政治的成熟和定型，就成为我国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的重大议题。

推动新贤能政治不断成熟的优化路径

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新贤能政治尚未完全定型，其科学化和理性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欲彻底实现贤能政治的现代转型，需要不断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以保证“选贤任能”，构建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以保持领导干部“恒贤”和“恒能”，通过责任追究的实效化来杜绝“不贤不能”现象的发生，最终实现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的有机结合。

首先，不断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以保证“选贤任能”。单一的选拔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亟需民主救济选拔之弊。有序推进选拔过程的民主化，不仅有利于激发干部人事制度的活力，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而且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吏治腐败。干部选拔民主化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规范干部人选的“动议”环节。要清晰界定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人大、政协、分管领导、所在单位领导和用人单位领导等相关动议主体的权责关系，对一把手既赋权又限权，保证一把手提名权权重的同时强化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建设，健全和完善“五人小组”的运作和议事规则，不断提高选拔的科学性和民主性。（2）着力构建体现真实民意的民主机制。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对民意情况的综合分析，建立健全民意结果运用的刚性机制。尤其在酝酿动议、民主推荐、考察预告、讨论决定等各环节发扬协商民主，建立健全全方位的沟通机制，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在干部考察过程中，新增民意调查、专项调查、延伸考察等民主方法，对拟任人选的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察。尝试建立民意代表制度，不断创新民意表达和民意吸纳的机制和方法；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的述政制度，拓宽党员群众全面了解党政领导干部的渠道，构建党员群众准确评价党政领导干部实绩的有效机制，增强民主投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以保持领导干部“恒贤”和“恒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2]构建科学合理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具体包括：（1）创新和完善纪检监察部门参与干部选拔的工作机制，加强各级纪检部门在干部选用过程的全程参与、动态监控和责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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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功能。（2）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在干部选任过程中的纠偏矫正功能，鼓励新闻媒体对干部选拔中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揭露和曝光，增强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有效性。充分发挥网络的舆论监督作用，积极引导网络反腐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进一步拓宽群众的监督渠道，通过信访接待、电子邮件、投诉信、电话、短信等方式收集民众对干部选拔问题的反馈意见，做好确切线索的备案登记，并将实时线索报送纪检监察部门，提高民众监督的实效化程度。

再次，通过责任追究的实效化来杜绝“不贤不能”现象的发生。以严格的责任追究弥补民主选举的弊端，用责任平衡民主是防范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具体举措包括：（1）建立正常的领导干部淘汰机制，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有效淘汰那些不胜任现职且缺乏工作能力、工作热情的领导干部，提拔贤能水平较高的领导干部。（2）强化推荐提名责任制，严格初始提名责任，大力推行干部提名实名制和全程记实制度，全面实施带责提名。明确党委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组织（人事）部门和其他有关个人在干部提名中的责任，做到提名责任具体化，谁提名谁负责。（3）实施考察责任制。考察组必须如实反映干部考察情况和各方面的群众意见，对考察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考察工作组组长负有如实向组织部门汇报的责任，并对任用建议的客观性、公正性和考察对象的真实性负责等。（4）严格决策责任制，保证干部选拔任用决策的民主性和正确性。各级党委（党组）对干部任用程序和结果的正确性负责，各级党委（党组）的主要领导对全部任用工作负主要责任。（5）严格实施用人失误“责任倒查”机制，一旦发现干部有“带病提拔”等问题，都要对其选任过程进行倒查，以责任追究的实效化提升干部选拔民主化的水平与境界。切实建立起全过程、全天候的责任追究制度，是杜绝“不贤不能”现象发生的重要保障。

最后，着力推进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有机结合，不断提高选拔与选举的竞争性和公正性。新贤能政治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就是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的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干部分类制度，根据干部的组织性质和功能、任职方式和权力性质进行合理分类，为科学遴选提供前提条件。为此需要：（1）明确民主选举和实绩晋升的适用范围。一般而言，负责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国家内外大政方针政策，体现和代表国家和执政党意志的官员，需要通过选举产生。而那些执行政治决策，专职从事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实现党和国家意志的官员，由于其工作具有技术性、事务性和业务性等特点，适用于选拔产生。（2）坚持干部选举范围法定原则，不断提高选举的法治化程度。干部选举范围法定是保障选举与选拔功能互补的制度前提，在此基础上淡化确认性选举，适当扩大差额选举，不断提高选举的竞争性和选拔的公正性，才能在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有机统一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选

贤任能。（3）借助选举的精神和形式来推进选拔的民主化，实现选拔方式的选举化。选拔干部要不断注入选举民主的精神，增加一定的竞争性，不断拓宽选人用人视野，为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提供有效的制度通道。与此同时，为了体现权力源于民众的要求，选拔主体应由选举产生，充分展现选拔所内含的现代民主的精神与实质。

随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相对有效性备受世界瞩目，作为我国政治传统之一的贤能政治话语开始强势崛起。事实上，国家发展关键靠人才，党的兴衰关键看干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而言，选贤任能对于维护政治社会稳定、有效治理超大规模社会具有极端重要性。执政党所要缔造的新贤能政治不同于传统贤能政治，也并非传统贤能政治的简单改进，更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而是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新贤能政治积累的治国理政经验充分表明，选举民主并非政治改革的唯一形式，在新贤能政治的传统和现实土壤中建立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实现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的有机统一和深度融合，更能彰显出“选拔加选举”制度模式的竞争优势。虽然新贤能政治模式尚未最终定型，在政治实践的进程中依然面临挑战，但却代表着中国政治制度成长与发展的基本趋向。在民主法治的时代潮流下，我们应积极探索民主选拔与民主选举有机统一的战略路径，不断推进干部选拔民主化以保证“选贤任能”，努力构建起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以保持领导干部“恒贤”和“恒能”，通过责任追究的实效化来杜绝“不贤不能”现象的发生，最终提升中国新贤能政治的科学化和理性化程度，彻底实现贤能政治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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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杜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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