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一、梁漱溟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成立初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中国出现很多有识之士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些努力的失败，已经表明中国的社会危机，单纯的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无法解决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与之相对立是民族自救运动。从世界来看主要是教育改革运动。随着新的教育思想的传入，必定会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反思，于是在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梁漱溟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鉴于当时中国教育体制实际存在的弊端，梁漱溟开始了对教育改革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是在乡村，中国的文化是以乡村为本，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或者说“开创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二、梁漱溟教育思想的主张

（一）取西方之精华，补中国之欠缺

经过对东西文化异同的研究，梁漱溟发现西方文化有许多优点，他说：“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的，全部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人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显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支教；西洋人的

教育偏着在知识的一边，例如自然科学之教。”[2]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梁漱溟并不像许多人对东西教育认识的那样，认为西方教育重知识就好，中国教育重情意就不好，他认为东西教育各有长短：“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

[3]既然西方文化有优点，东方文化有缺点，二者就应该优势互补。

（二）从乡村工入手，进行民众教育

乡村群众在我国占有很大的比重，梁漱溟在认识到中国教育出现的问题后，他认为要想解决教育问题必须首相关注乡村。他说：“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陷。中国农民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我所设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4]所以今天我们新农村的建设也必须吸取他的经验，把广大民众和国家联系到一起，我们国家才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富强道路。

（三）注重成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对成年人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这个乡村社会正处于变动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教育首先“宜着重于成人”，[5] “歌育宜放长及于成人乃至终身”。

[6] 虽然他没有明确成人教育的定义，但是他指出了什么是社会教育，既然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也能大概了解成人教育的含义。他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但是很多人习惯于

把成人教育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虽然梁漱溟对成人教育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他所进行的分析，却是可以大大驳斥那些对成人教育不重视甚至无视成人教育存在的现象。

三、梁漱溟教育思想的评价

梁漱溟对中国当时教育问题的反思，对于今天我们的现行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在的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是教授课本知识，教学方法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中国农村中仍然有许多文盲，他们有的迫于经济压力上不起学，所以说中国农村教育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国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解决问题，中国才能繁荣昌盛。

他的教育思想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首先，梁漱溟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道德的培养，但是他没有找到怎样真正的培养学生道德素质的方式。其次，梁漱溟提出要建立社会本位教育系统，改善中国教育现状。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如何建立这个系统，直到今天我们国家，也没有建立成社会本位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仍然面临很大的危机。再次，梁漱溟提出要重视对青年人的教育，可是不足之处是他没有明确的指出到底怎样去帮助青年人进行学习。因此，梁漱溟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完备，但是在现实应用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祝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

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题目：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姓名：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系别：课程与教学系 2008年12月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08级博士生摘要：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核心是直觉和自省；家庭教育，求学和从教等人生经历是他的生命哲学形成的基础；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和乡村改造的活动中并对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有巨大的启示。关键词：梁漱溟生命哲学自省形成原因教育实践当代教育启示梁漱溟作为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个人和社会两大问题，既有对文化和生命的独特思考，又不遗余力地献身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志道鸿毅，知行合一。本文仅从其生命哲学的命题入手透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一、梁漱溟生命哲学的内涵梁漱溟强调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他认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1]。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人要认识宇宙生命，不能靠感觉，也不能靠理性，而必须依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不分的”。人由此与宇宙大生命和为一体，契合无间，没有主体与客体，能观与所观的区别，从而真正体悟到宇宙生命。因此对宇宙生命体悟也就是对于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如果认识到了人心也就体悟到了宇宙生命。这一体悟来自于他对儒家的独特的理解。他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一、梁漱溟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成立初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中国出现很多有识之士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些努力的失败，已经表明中国的社会危机，单纯的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无法解决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与之相对立是民族自救运动。从世界来看主要是教育改革运动。随着新的教育思想的传入，必定会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反思，于是在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梁漱溟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鉴于当时中国教育体制实际存在的弊端，梁漱溟开始了对教育改革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是在乡村，中国的文化是以乡村为本，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或者说“开创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二、梁漱溟教育思想的主张（一）取西方之精华，补中国之欠缺经过对东西文化异同的研究，梁漱溟发现西方文化有许多优点，他说：“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的，全部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人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显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支教；西洋人的

教育偏着在知识的一边，例如自然科学之教。”[2]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梁漱溟并不像许多人对东西教育认识的那样，认为西方教育重知识就好，中国教育重情意就不好，他认为东西教育各有长短：“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 [3]既然西方文化有优点，东方文化有缺点，二者就应该优势互补。（二）从乡村工入手，进行民众教育乡村群众在我国占有很大的比重，梁漱溟在认识到中国教育出现的问题后，他认为要想解决教育问题必须首相关注乡村。他说：“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陷。中国农民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我所设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4]所以今天我们新农村的建设也必须吸取他的经验，把广大民众和国家联系到一起，我们国家才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富强道路。（三）注重成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对成年人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这个乡村社会正处于变动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教育首先“宜着重于成人”，[5] “歌育宜放长及于成人乃至终身”。 [6] 虽然他没有明确成人教育的定义，但是他指出了什么是社会教育，既然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也能大概了解成人教育的含义。他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但是很多人习惯于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了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最见成效，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国民政府当局和学术界均到邹平考察取经。其成功的核心是因为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及可操作的路子，还有就是梁漱溟等人的专注精神。【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核心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围绕这一点，形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另外，梁漱溟还就如何贯彻其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与路子，从而使其思想落到实处。而且，在进行这场实验的过程中，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吃苦致学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背景：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梁漱溟在1931年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这些思想理论化，并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关注，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指导思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什么叫“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按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在邹平，梁漱溟等还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理念，以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

梁漱溟文化观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弊病的根源不过就在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不过是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罢了。其文化的意思大抵可理解为“文明”。人类生活方式可分为三种：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在梁看来，第一种指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产生了“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的文化。其特征有三：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第二种指的就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他认为，中国人走的路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如果我们不与西方接触，中国再过三百年、五百年，也不会有火车、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产生。如果是同一条路，我们只是走得慢，那么究终会走到西方所到达的地点，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由其智慧凿开，转而抑制了身体的发育，身体发育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了后来智慧也发展得不好。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根本弊病就只是“文化早熟”，但有五方面的表现：有时形式上表现幼稚，如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老衰，因历史太久而机械僵固积重难返；不落实，即是不现实，中国文化从心从礼出发，有时理想多于事实；落于消极再没前途，中国文化理性早启，积极于理而消极于利；暧昧而不明爽，如宗教、阶级等问题，中国似有似无，并不明朗。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情感要求被压抑被抹杀。中国文化个性为：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或夭折或转移或失去独立自主，唯独中国自创的文化能独立存在至今；中国文化能在不动摇其根基的前提下，包容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有伟大的同化力，能吸收外邦邻族，融汇成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北至西伯利亚，南到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帕米尔高原，甚至影响到欧洲。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指整个社会各种关系都一概家庭化、伦理化，人与人之间一切都在伦理关系中联系起来，阶级色彩不浓厚。这种伦理本位可从三方面分析：第一，社会方面：对于中国人而言，人生美满即是家庭关系无缺憾。由家庭关系推广而成的家族、亲戚、同乡、师徒、朋友、同僚甚至君臣、官民的关系，都可比之于父子兄弟。第二，经济方面，财产依据伦理亲疏和财产大小为人共有，在经济上彼此照顾，相互负责。第三，政治方面，中国人只知有君臣、官民的关系，而不识国家团体，国家政治被家庭情谊化，比如称地方官为父母官。

梁漱溟终身教育思想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中的终身教育思想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终身教育观点，大多数都是对个人的要求或者对少数人的规范，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人提出过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能为全体民众都接受的终生教育思想。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终身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给与后人很多的启示。梁漱溟先生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受到前人思想的启示而提出自己的终生教育思想的，并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修正。比前人有很大进步，并且他是为全民设想，这一点更符合现代终身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须深究内部病因。中国是乡村社会，文化的根子在农村，农村的破坏又最严重，中国的出路唯有乡村建设，而建设必寓于教育，归于教育。实验乡村教育必须借助乡农学校，乡村教育的开展必须通过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相统一。1927年在广东开办“乡治研究所”，1929年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年又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兼邹平实验县县长。梁漱溟认为民众教育应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或成人教育形成互相连结和融合的关系。民众教育应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教育，它的教育对象应包括所有的成年人，而这种教育又应是贯穿一生的。兹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梁漱溟先生的终身教育思想： 1、“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 梁漱溟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命脉，也秉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提出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5](P395)的对民众实行终身教育的观点,并提出了三个重要理由：一是“现代生活日益繁复，人生所需要学习者遂以倍增，率非集中童年一期所得尽学，由此而教育延及成年之趋势，日益重迫”。二是“社会生活既繁密复杂,而儿童较远于社会生活，未及参加，在此种学习上缺少直接经验，效率转低，或至于不可能势必延至成年而后可。有唯需要为能启学习之机，而唯成人乃感需要，借令集中此种学习于童年，亦图费经历与时间，势必待成年需要，

中国近现代主要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

中国近现代主要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方面，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出于提高民族科学和文化教育水平，实现振兴祖国的愿望，处于不同的立场，依据不同的理念，采取不同的方法，苦心孤诣，探索改造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之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教育理论，使中国教育理论从简单模仿进入自我创造和初步民族化的阶段。一、蔡元培教育思想蔡元培（1868-1940）：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1912年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 1、“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即体育，目的是培养国民强健的体魄，强兵自卫，抵御外侮；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目的在于国富民强；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目的在于防止出现智欺愚、强凌弱、贫富悬殊现象，是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的根本；世界观教育是蔡元培的首创，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具有远大的目标和高远的见识，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美感教育即美育，目的在于陶冶性情，使人具有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情感。美感教育可以辅助德育，美育还具有和宗教相同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总之，“五育”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五育不是平分秋色，而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适应了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需要，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进步潮流。1927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教育宗旨：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就包含了德、智、体、美、劳“五育”思想。 2、北京大学的改革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所充满封建官僚习气的学校，学生多为封建官僚子弟，入大学堂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曾更换五任校长仍未能改变北大的风气。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和法国，希望把两国的大学学风引入中国，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后，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首先，明确大学的宗旨，扭转校风。大学的性质是“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而非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的场所”，在改变校风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改变学生的观念，要求他们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整顿教师队伍，聘请学有所成、德高望重的学者任教，辞掉不称职的中外教师；率先在大学中设立各科研究所，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提倡道德修养，成立各种团体，培养学生正当兴趣。其次，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无论何种学派，只要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即使彼此相反，也可在大学里自由地研究和讲授；在教师聘请上以学术造诣为标准，而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这一原则打破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的专制和垄断，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广大农民日益破产，农村经济更加凋敝，中国的乡村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富国安民之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动员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十几个县进行了长达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尽管其乡村建设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并最终导致失败，但是它仍然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梁漱溟关于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国当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一、注重农村文化建设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以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为主旨，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的。诚然，梁漱溟将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归纳于文化的创新未免失之偏颇，但对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作用。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就是农村经济不发达、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一言以蔽之，就

是经济落后。但是，这仅仅是用经济视角去俯察“三农”问题而得出的表象，却忽略了文化的影响，忽略了生活在广大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的人文素质。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素质，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与否；而传统文化的转型与创新则直接影响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影响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值此“三农”问题大会战之际，重温梁漱溟以文化建设乡村的观点必将有利于开拓人们的视野，进一步认清“三农”问题的实质。二、以“乡村人自身的力量为主” 梁漱溟认为，无论新的社会组织――村学和乡学的重建，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主张的实施，一定要以乡村人为主力，如果乡村人自己不动手，那么，乡村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摆脱不了国民政府的影响，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甚至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结果遭到农民的冷遇。梁漱溟曾悲哀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过来和我们闹得

辜鸿铭_杜亚泉_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第21卷第1期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1月V o.l21 No.1 Sichuan U niversity of A rts and Sc ience Journal Jan.2011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周良发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激变,强势的西方文化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到西化的浪潮中。面对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高举中国传统文化, 以复兴传统文化来振兴民族精神。他们与新文化派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中西文化之争便成了世纪之初我们民族精神生命层面的主流。关键词: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中图分类号:B143,B1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248(2011)01-0030-06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们在西风劲吹、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而显著衰落时,对此抱有迫切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会危机,需要高扬中国道德传统,只能到传统文化中寻找其救世良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不少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需要东方文明解救其弊。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出现,给了他们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他们以为往圣继绝学的儒生使命重塑儒学的时代精神,给人类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一、辜、杜、梁中西文化观之要旨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都清醒地看到了社会道德的普遍缺失,看到了西学东渐之后引起的人心不古。他们基于共同的文化立场,为了复兴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比较上,分别提出各自不同的理论。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是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支点,把文化分成中、西、印三种不同的模式。正是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分子的努力与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才得到重新的阐释与张扬。 (一)辜鸿铭的道德力正当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渐衰落、中国人的精神受到践踏的时候,辜鸿铭站了出来。他以欧洲文明为根基审视中国文化,以儒者的社会责任感向西方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坚定地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争取存在的合法性。他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不是注重其物质层面,而是从精神特质方面作深入的剖析。他说: 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1]5在辜鸿铭看来,文明优劣的标准不在单纯的物质,而应该看这种文明的精神价值。辜鸿铭正是以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为主题,揭示中国文明的真正价值,这是西方文明所不能相媲美的。从而得出定论,中国人的性格是深沉、博大、纯朴与灵敏,这是西方文明所缺少的。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生活, 所以每个人都并不感觉到有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必要。[1]22 辜鸿铭十分肯定地指出,文明优劣论的标准,是一种比物质力更强大和更有效的力量,他称之为道德力。他说: 在过去的欧洲,这种曾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人们情欲的道德力是基督教。可如今这场血腥的战争已超越了它,它似乎已经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失去了效用。因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去控制和约束人们的情欲,于是欧洲人民又不得不重新采用物质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恰如卡莱尔一语所道破的,目前的欧洲?是混乱加上一条来福枪#。[1]20辜鸿铭认为,西方人民应当摆脱军国主义,代之以一种新的道德力量。他相信,这种新的道德力 *收稿日期:2010-09-20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政治思想引领机制研究%(AH S K05!06D17)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研究。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题目：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姓名：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系别：课程与教学系 2008年12月

近五年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研究综述

近五年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研究综述近五年来关于梁漱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对其东西文化观的研究逐渐具体化和精细化，主要涉及其东西文化观形成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及其特征和对其东西文化观的评价等方面。这些成果丰富了研究面向，但大多是就事论事，忽视了其文化观提出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置于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或许会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标签：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研究综述梁漱溟（1893—1988），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1〕。学术界对梁漱溟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特别是在200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之际，相关总结性专著大量出现。如郭齐勇《梁漱溟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民盟历史人物》（群言出版社，2011）、艾恺、王宗昱《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景海涛《梁漱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马勇《民国名士系列：中国圣雄梁漱溟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2008）、佟自光《飞扬与落寞：梁漱溟孤独思考》（东方出版社，2006）。这些专著均对梁漱溟的生平及其著作给予较为详细的介绍，肯定了梁漱溟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文化思想史方面的地位。200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梁漱溟全集》（8卷本），对于了解先生生前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进一步推动了对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研究。现主要整理近五年来研究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的相关论文，以窥探学术界对其文化观研究的相关动态。一、梁漱溟东西文化观产生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梁漱溟的思想渊源十分复杂。王宗昱认为，梁漱溟早期哲学思想的基础包括：唯识学、宋明心学、柏格森哲学。至于柏格森哲学，梁漱溟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其理解和接纳有所不同：在写《究元决疑论》时期将其和佛学进行比较，以说明世间的变化；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则将其作为评价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根据之一。〔2〕近几年学者对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研究趋向精细化，对其儒家思想的研究有：李维武《儒家与民主：文化保守主义民主观念的近百年变化》、宛小平《亦旧亦新的儒者：梁漱溟》、聂慧丽《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阐释》、安宝祥《梁漱溟思想的文化根源与道德实践》，这些文章基本都认同五四后梁漱溟“援西学入儒”，借助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张卫波《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赵立伟《试论来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形成》则指出：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往事回眸 2006-08-18 10:39:33 □本报记者武宗义本报通讯员夏应禄早春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个亮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而早在1931年，为了探索救国道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来到我省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从此与邹平结下了不解之缘。安营邹平城设茶会乡绅 1930年9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拉拢和奖赏对晋军作战有功的韩复榘，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1月，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为稳定局面、笼络人心，对应邀前来济南的梁漱溟等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表示热烈支持，并答应先划拨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经过一番讨论，稍后，梁漱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等。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据当时的资料介绍，邹平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相比较而言，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因此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和中心。为使计划尽快实施，梁漱溟等先期来到邹平，着手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最后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旧盐店被选为研究院院址。来邹平时，梁漱溟不过38岁，听说他来领导乡村建设，地方上的几位乡绅颇有些不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一天，梁漱溟到乡下视察，顺便请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梁先生引经据典、对答如流。之后，又与他们谈西学，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等，几位“足不出户”的老先生顿时傻了眼。走出门来，一位老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想到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几能学贯中西，佩服啊！” 梁邹美棉“花”开上海滩梁漱溟自称是“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座谈”的人，就像那发誓填海的精卫鸟，一旦认定了行动方向，便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和信念。办学事宜确定后，在组织民工修建办公、教学用房等的同时，当年4月28日，研究院派出多路人马分赴济南道属27县，开始招生。生源除研究部学生不分县别，以有山东籍为限，一律在济南报考，其他训练部学生分设济南、邹平、泰安等5个考点报考。5月28日，各考区统一考试，最后，乡村建设研究部第一届录取新生30人，学制两年，学生在院期间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义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

晏阳初与梁漱溟异同点

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相同点相同的乡村教育思想出发点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教育的出发点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走上这条艰苦的乡村建设之路，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又拒绝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因而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其次，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再次，他们都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试图在现有制度下，以农村为切入点，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改良振兴农村，从而达到以乡村发展带动国家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相同的教育目的：改造乡村再造民族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全国上下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觉悟，就是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中国的农村，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中国的乡村，因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一切问题的重心。”①基于这样的认识，乡村教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乡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晏阳初与梁漱溟便是这场运动的领头人，希望通过各自的乡村建设活动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特点：（1）成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社团作为组织机构，如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和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1929年）。（2）创办大量的实验区，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实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区（1931年）。（3）形成特色各异的乡村教育思想，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以期达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的，而梁漱溟则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建设的和谐统一，他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即通过乡村教育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的目的。相同的教育理念：大教育乡村观乡村改造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社会工程，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改造中都从教育入手，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改造，体现了“大教育乡村观”的共同教育理念。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颇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而“三大方式”则发挥着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他的乡村改造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经济、政治、卫生等建设的整体进步，以达到振兴民族，复兴国家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中华民族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开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重点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探索民族自救之路。具体途径是在乡农学校中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精神陶冶、生产劳动与自卫训练等，以此组织农村，推进社会，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相同的结局：乡村教育实验的失败晏阳初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由于都是在旧政治制度中的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所以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点，最根本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智的估计，忽视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等等，因此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实质问题，在动机与效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晏阳初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一切，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梁漱溟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持反对态度，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乡村建设只能是一场不成功的实践。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不同点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族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

从乡村建设理论看梁漱溟的儒家理想梁漱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喷涌而来。在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位爱国志士都为挽救国家于水火而倾注毕生心力。“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体用之辩”，各种思潮相应而生。梁漱溟也是救国浪潮中的一员。他曾自言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1)梁漱溟将中国的出路与人生的意义撮合成一个焦点，从这个焦点出发构建了宏大的文化哲学体系，而乡村建设则是他人心向上，社会本位之理想的落脚点。作为“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事实；同时，他又不得不冷静地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各个方面不可阻挡的影响，企图将西方的“科学”、“民主”也一视同仁地纳入他的建国方案。事实证明，这两相顾及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失败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梁漱溟的理论中虽存在很多根本性的错误，但他的实践是悲壮的。当我们回过头来批判地看待他时，不应失却一颗崇敬之心。因为，评价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时，“‘正确’与‘错误’的批判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2)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起因与含义梁漱溟认为乡村运动源于当时“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3)，而乡村的破坏又与中国社会的崩溃分不开，它实是后者的一个突出的方面。中国在种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得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法子相安。”(4)中国社会又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5)梁漱溟的确看到了中国社会崩溃、乡村破坏这一事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6)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社会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在各种苛捐杂税，天灾人祸以及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压力下，农民负担日重，农村经济日趋破产。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虽抓住了时代主题，但他却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将原因归结为外部文化的冲击。他认为西洋风气启发了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厌弃与反抗，“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7)他的这一观点将在下文中分析。总之，乡村破坏的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疗救的注意，对其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非暴力的建设的方法，以“立”为“破”。挽救乡村虽是梁漱溟的出发点，但他的乡村建设却志在全国。尽管他本人也曾多次说过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可事实上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8)“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只积极建设的运动。”(9)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依据——对中国的分析那么，是什么使梁漱溟为中国社会开出这样一张药方呢？对中国传统社会和

略论梁漱溟的文化观

略论梁漱溟的文化观梁漱溟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是近现代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他幼年接受新式教育，以《地球韵言》作为启蒙读本，青年时代思想激进，积极拥护共和制度。在文化和人生态度上，他曾经一度信奉佛教，后又弃佛皈儒，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事业。梁先生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次系统比较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以“意欲”为根源，独树一帜地构建了他的文化哲学体系。一、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提出的时代背景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由对器物落后的反思过渡到对社会制度的反思，进而转向对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孔子之道已不适于今日之社会，所以极力反对尊孔复古，大力弘扬科学民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批判。全盘西化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梁漱溟就被裹挟于这种如火如荼的热潮之中，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逆流而上，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用科学精神和批判态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急起直追”，走西方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道路。 1917 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可见，李大钊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他对中西文化持不能简单调和的观点，经过比较分析后指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这种“三文明”说启发了梁漱溟，对其构建“文化三路向”说产生了直接影响。陈独秀虽然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但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承认“各民族都有它的国粹，反对抱残守缺、盲目排外，强调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道德应该随着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有的乍看似乎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背道而驰，但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再造中华”而做的努力，对梁漱溟无不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梁漱溟对西中印三种文化的独特体认要建构一种文化理论，首先要确定如何理解文化概念的问题。那么，梁漱溟是如何给文化下的定义呢? 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 “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 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 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 will) ———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我们不难发现，意欲的不同就导致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不同的解决方法就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路向。依据解决问题的方法或生活的样法，梁漱溟划分了人生的三路向: ( 1) 遇到问题都是从前面去下手，其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也是生活本来的路向，为奋斗的态度。 ( 2) 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就在当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这种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为随遇而安的态度。 ( 3) 遇到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掉头向后，或者干脆想从根本上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