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2015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5一、2014年宏观经济：有喜有忧

（一）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及当前经济运行时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1.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GDP 增速在2007年创下14.2%的高点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迅速跌落，在四万亿投资刺激下，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止跌，2010年经济增速回落至10.4%，但随着刺激效应衰减，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12年跌破8%，目前已连续3年维持在8%以下。2014年以来，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第2季度GDP 增速跌至7.4%，跌破李克强总理区间调控给出的7.5%的下限，第3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近年来经济运行的区间。

2.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看，自2013年2月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降低，与前期刺激政策区间平均30%左右的增速相比，如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下滑到15%左右的区间。房地产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房地产业的繁荣对于其他产业有很强的带动效应。但近两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进入2014年更是呈现加速回落的态势，2014年8月增速跌破10%，11月更是跌至7.6%，这还是在各地纷纷放松限购的背景下。如果把

土地购置款从房地产投资中刨除，投资的下跌就更加严峻，2014年11月份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已经进入负增长。

消费是经济增长中相对稳定的力量，而且近年来消费也取代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2010年以来消费也保持着逐年下滑的态势。从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来看，2010年以来基本保持了一年下一个台阶的走势，2014年消费增速进入12%左右的台阶，9月以来更是回落到12%以下。从出口来看，2012年以来我国出口一直保持低位增长的态势，进入2014年，出口快速探底，2月负增长18.1%，随后快速回升，对国内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第4季度以来，出口增速又快速回落，11月出口增速4.7%，创7个月来新低。

3.物价连续走低进入低通胀

价格下行的风险在加大。从国内数据看，目前虽然还没有出现通缩（在经济学上一般把通缩定义为一般物价水平的连续下降），但已明显进入低通胀时期。从需求角度来看，CPI 年率从2011年6月6.5%的高点连续下降，2012年以来CPI 中枢在2%左右，2014年9月跌破2%，目前已连续3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为1.4%，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分地区看，去年10月份17个省或直辖市通胀水平位于全国平均水平1.6%或以下，已超过总数的一半。而且多个省市的CPI 已经低于1，进入0时代。从生产角度来看，受国际油价持续暴跌和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和燃料、动力类购进价格指数迅速回落。对实体经

2014—2015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展望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宏观组

【提

要】2015年是中国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迈进的一个关键年份，也是重要的转型年份，旧的经济

发展方式的力量在逐渐弱化，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外部经济环境因美元升值、地缘政治风险、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增强，经济增长陷入底部的风险在加大，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和复杂。

【关键词】宏观经济动力置换

体制转轨

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5）02-00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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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济来说，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连续32个月同比负增长，2014年7月份以来连续扩大跌幅，11月份PPI 同比下跌2.7%。

4.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2014年下半年以来迅速恶化。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和利润增速均比前年有所降低，不过上半年还保持了稳中有升的态势，进入下半年，增速开始下滑，尤其利润增速迅速下滑。2014年1—11月份利润总额增速已经下跌至5.3%，11月份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2%，降幅比10月份扩大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亏损企业同比增速则在增加，2014年1—11月，亏损企业数量累计同比增长9%，而1—2月时该增速还保持在1.8%的低水平。

5.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

采购经理指数（PMI ）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去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PMI 从51.7%的高位回落，12月为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分企业来看，近年来政府大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因为中小企业承担着重要的就业职能。但是中小企业的PMI 指数相较大企业更不乐观。2014年12月大型企业PMI 为51.4%，位于临界点以上；中型企业PMI 为48.7%，比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仍处于临界点以下；小型企业PMI 为45.5%，比上月大幅下降2.1个百分点，继续处于收缩区间。与此同时，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去年3月份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

（二）宏观经济下行中可喜的结构性变化

我们应当注意到，宏观经济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能够持续，将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1.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但从2011年开始，新世纪以来持续下降的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转而上升，从2010年的48.19%上升到2013年的49.8%。2014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

2.4%，继续改善。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1年消费对GDP 增长贡献率多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比投资高出8.8个百分点，2013年虽然投资贡献率又超过消费贡献率，但2014年上半年，消费贡献率持续攀升，高达54.4%，比投资贡献率高出5.9个百分点。

2.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

民间资本参与投资意愿增强，深化改革效果初显。虽然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呈下降趋势，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年初就开始触底反弹，全年来看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的趋势已经定型。随着决策层PPP 项目的推进，民间投资将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3.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

2013年第三产业GDP 占比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超越第二产业，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2014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速继续高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为46.6%，比第二产业高出0.6个百分点。工业基础已相对完备，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迎来更灵活的环境，处于快速上升通道。

从新办企业来看，第三产业占了绝对多数比重。2014年1—11月，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在三次产业数量分别为14.59万户、55.14万户、257.52万户，同比增速分别为44.22%、33.91%、55.81%。

4.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

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增强。单位GDP 增速的新增就业人数从2009年120万人增加到2013年170万人，总就业人数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前提下持续增加。从就业的城乡结构上来看，城镇就业人员不断增加、乡村就业人员逐年减少。“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业已初现。

从就业的产业结构来看，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38.5%，比第二产业高出8.4个百分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5.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企业生态体系形成企业的规模结构已经发生质的改变，中小企业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的作用越发重要。目前我国企业总数突破6000万户，而中小企业占比近97%，并贡献了60%以上的GDP 以及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近80%的城镇就业。近几年，我国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迅速激发了社会创业、办企业的信心。2014年1—11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内资企业323.82万户，同比增长51.75%。其中私营企业309.22万户，增长53.79%，这些私营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

6.重化工业低迷，新兴产业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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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长期以来高歌猛进的重化工业遭遇重创，煤炭、钢铁、有色、水泥、化工等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利润下滑。相比较而言，以高端制造、互联网、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等丝毫不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加速发展。同样的宏观环境下，重化工业和新兴产业呈现冰火两重天。以工业企业利润为例，出现了明显的行业分化，2014年1—11月份，采矿业利润同比下降21.6%，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仅增长4.4%，均低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而消费品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6.4%、13.8%和17%，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

7.出口低位增长，外部失衡缓解

加入WTO 后，我国出口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速度增长，金融危机后出口趋势性滑落，去年更进入个位数低速增长，2013年出口增长7.3%。2013年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11.72%，中国商品在美国、日本市场的占比高达15%以上，未来出口将告别高增长，进入低位增长时代。近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 比例也一路下降，2007年该比例高达10%以上，2010年下降到4%，2013年则为2.1%。国际上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GDP4%以内视为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标，这意味着我国持续多年的外部失衡已经迅速改善。

8.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当年城乡收入差距从2009年的3.33缩小至3.23倍，随后逐年下降，2013年缩小至3.03倍。2014年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7倍，继续缩小。而且，随着居民户籍制度改革、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相信城乡关系将进一步协调。

二、2015宏观经济：风险与挑战

（一）2015宏观经济面临三大风险

2015年将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第一年，今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过程充满风险，如果顺利，中国经济将从旧常态平滑滑向新常态，如果不顺利，我们也可能掉下发展悬崖。

1.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

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自然反应。但是

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风险，那就是在增速换档中发生危机，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就像汽车在换档过程中突然熄火。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进入新的平台，基本保持在7.5%—8%的区间波动，但近期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2.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

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也会给经济造成迅速下跌的风险。当前旧的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老去，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旧的投资、出口的推动力在消减，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在上升但不稳定；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作用力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3.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

我国过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型的，中央政府出政策，企业出力，银行出钱，地方政府居间运作，把力量集中起来推动发展。在这套发展体制下，我国形成了以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系统，配以开放创造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赶超。这套体制的缺陷早有体现，我国也很早就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这套体制不仅没有转型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强化，经济发展高投资、地方政府高负债更加突出。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型势在必行。但旧有的管理体制对于这样的转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适应过来的，我们的体制对于怎么抓工业、抓城建、抓投资很熟悉，但是对于怎么抓中小企业、抓科技、抓创新、抓服务业可能不太清楚。这种不适应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2015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2015宏观经济面临六大挑战1.房地产常态化后的低增长

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还带动了众多产业发展，也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融资的重要抵押工具。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面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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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前景模糊导致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这里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房地产业出现了大繁荣，期间遭遇过几次调整，一次是2008年，一次是2011年，一次是2013年以来，前面两次调整一次是因为外部环境剧变，一次是因为政府严厉的宏观调控，这两次调整都是行业外部因素引致的。但是，如果我们观察2013年以来的调整，既没有外部冲击，也没有人为政策干扰，可以定义为市场自我演变，是市场自身力量导致的调整，这种调整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趋势性的。尤其2014年以来，除北、上、广以外的城市纷纷放弃了原来对商品房的限购等行政管控措施，房地产市场回归常态，但是市场并没有出现预期的上行，这也可能意味着市场的转向。

第二，房地产市场供求面临重新均衡。供求是决定市场走势的最基本力量，新世纪以来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就是在需求的快速推动下实现的，但目前房地产的供需正出现新的变化。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平米，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现实和潜在供应量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未来还有几个因素影响供求，从供应面看，保障房建设加快将增加新的供应，而住房登记制度实施、严厉的反腐、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的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以每年1.37%的速度提升，2013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16%；同时随着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国内民众将拥有更多的投资选择，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也将减弱。

第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14年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持续负增长，到10月份，土地购置面积增速才转为正。同时，近期我们看到房地产开发企业多元化经营的趋势，万科、世茂、恒大等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开始尝试多元化经营，而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势头更猛。如果企业对房地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也不至于脱离原来的专业化轨道开始向多元化经营。

基于此，我们认为房地产投资高增长的时代可能

已经结束，将迎来一个正常水平的房地产投资时期，而房地产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低水平增长可能对2015年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2.全球价格下行通道中的低通胀

物价稳定是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价格的波动，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都将给经济造成不良影响。新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在和通货膨胀斗争，但近期我们认为低通胀乃至通缩的风险正在上升，值得警惕。

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各种贸易交易影响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假以时日，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

展望2015年，有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从时间上来看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 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 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

从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实践来看，相对于通胀，低通胀或通缩是经济发展中更难以应对的一个问题，需要提前预警并加以防范。尤其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更加艰难的环境。未来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3.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把就业放到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位置，我国也把就业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联系起来，提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持续下滑，但是就业展现出很好的态势，此情况下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要关注就业可能出现的阶段性萎缩。

这其中有几个现象值得引起注意：第一，近几年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扩张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众多新设企业的出现，2012年、2013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净增加408万、1946万人，两年合计2300万人，短期内增加明显，未来还有多大潜力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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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疑。第二，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就业稳定性更差；同时新创设企业一般而言生命周期也不长，这也威胁着新就业人群的稳定性。第三，目前虽然就业市场上岗位需求超过岗位供给，但是有数据表明就业市场上的岗位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2012年以来，各年度第3季度的招聘人数在持续下降，2012年为461万，2013年448万，2014年为420万。2014年度相对招聘指数（报告期需求人数/往年同期需求人数的平均值×100）为101，处于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说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增长趋势在减弱。第四，由于制造业升级和工业4.0等的冲击，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出大量的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可能会对我国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2013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出现净减少，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将从原来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吸纳第一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转变为第三产业单独吸纳第一、第二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压力之大值得关注。

4.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问题频出，国务院连续两年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来解决有关问题，但从实际运行来看，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改善，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成本高企等现象，对今年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11月M2同比增长12.3%，低于人民银行年初制定的目标13%。6月以来持续下滑，是2012年以来的次低点；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11月同比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1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降低，表明人们的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10月份贷款同比增速13.2%，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社会融资总量增长情况也不理想，1—11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4.72万亿元，比前年同期少了13444亿元。货币从产生到发挥作用会有6个月左右的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恰好在2015年将发挥作用，这将对2015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制约。

第二，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 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20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3年已经下降到0.51。这意味着同样的GDP 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

第三，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3年我国贷款利率为6%，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而根据我们在基层的调研，现在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20%甚至30%的也比比皆是。政府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降低融资成本，但很多措施被金融机构的监管规避行为对冲，有的甚至因为规避监管而提高了资金成本。

第四，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是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09—2013年，基础设施行业和房地产开发新增贷款占各项贷款新增额之比分别为14.2%和22.4%，分别比同期基础设施行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与GDP 之比高6.6个和16.7个百分点。[1]2013年2月份以来，房地产贷款增速一直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2014年1—9月份，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18.2%，比贷款平均增速高5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增长22%，比贷款平均增速高8.8个百分点。

2010—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例均低于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比例。两者差距从5.7个百分点扩大到8.2个百分点。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例为38.3%，而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比例达46.5%。[2]

信贷的配给性相对明显，管理层本来想通过金融市场的市场化金融资源配置来鼓励金融资源向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型企业倾斜，但结果却适得其反。2013年全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8.03%，2014年上半年也达到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6.36%和5.47%。

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2015年的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除了以上一些惯性因素的作用，2015年可能还会有以下因素强化融资约束：一是整体流动性环境。二是存款分流。去年以来存款增速基本低于贷款增速，并有几个月份出现存款净减少，在理财形式多元化、资本市场吸引力增加、海外投资渠道扩充等因素影响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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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存款仍然会呈现低位波动，约束放贷能力。三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引发的信贷担忧。2014年3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16%，较上季末上升了0.09个百分点，增速显著。而且商业银行账上还有1.8万亿关注类贷款，潜在不良资产压力较大。在现有的银行考核机制下，不良率上升会对银行放贷意愿形成明显约束。四是影子银行管控。去年政府明显加大了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导致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票据融资等负增长，监管加强这一趋势会持续。今年的融资增长点可能更多来自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5.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企业如果活力不显，经济也难有起色。我国企业发展基本上遵循规模扩张的道路，导致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依赖过大，一旦经济增长滑落，企业层面也迅速恶化，而企业的恶化，又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当前国内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的三重压力逐渐陷入困境。

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当前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2013年发改委披露当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随着经济增速逐阶下滑，产能利用率预计也会随之下降。这意味着针对当前需求，我们有22%—23%左右的产能过剩。

成本过高则在近几年一直威胁企业利润。去年1—10月，规模以上企业成本从年初每百元85.18增加到1—10月的86.02。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11月总成本前瞻指数为81.4，意味着大多数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成本与前年同期比会上升。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价格竞争，减少收入；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支出增加；一增一减之间企业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

债务过重也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一方面表现在债务规模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债务成本高。按照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13年底企业债务占GDP 的比重已经高达113%，远高于经合组织认定的90%的警戒线。从我们调研中发现，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债务黑洞和债务链条，形成了新时期的三角债。近些年中国大量企业卷入了房地产投资，直接或间接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资产上，但由于近两年房地产价格下行、销售不畅，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负债方由于债务的不断滚动和融资成本上升而越来越大，而资产方却变成了大量价值在缩水的不可流动的

房地产。这些企业也演变成了我们俗称的“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本、劳动力等资源，但是却不怎么创造价值，只是等待房地产下一个春天的到来，但是真的能等来吗？

6.宏观调控效用递减

近几年面对经济持续下滑，我们保持定力，避免大水漫灌，采取了滴灌方式，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这是非常负责任的一种经济政策。但是连续刺激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边际刺激效应递减。原来刺激方案一实施，经济增长速度就起来了，现在一时半会起不来，或者要想把经济增长速度拉点上来，需要更大的刺激力度。

根据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3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也计算了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元，2008年后则持续在2元以下，2013年为1.62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效果也越来越差。再加上增量资产产出率也在上升，这又意味着等量投资的GDP 贡献率也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2015年经济刺激的难度。

三、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意义与增长的信心

近年来，中央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淡化固定经济增长速度，而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也保持了定力，坚持不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进行应对。这种变化使得全社会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聚焦开始降温。尤其是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不要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成为社会共识。但在新常态下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增长速度，或者说当经济增长由于受周期性因素影响下跌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刺激经济增长，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上争论还比较大，认识也不统一。我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仍然是关键的。这是因为：

第一，新常态的基本要义之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并不是低增长或不增长。

第二，完成设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保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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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度的增长速度。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任务是实现GDP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我国GDP 总量为40.15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要达到80.30万亿元。要实现这一目标，从2014年到2020年的7年时间需要保持约6.8%的经济增长率。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则需要分别达到38218元和11838元，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2014年至202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同样需要达到约6%。[3]

第三，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2013年世界人均GDP 为10379美元（当前价），当年中国人均GDP 为6807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 的差距则更大，2013年我国人均GDP 仅为欧元区的17%，为美国的13%。如果用可比不变价格来计算，我国人均GDP 和人均国民收入也仅为美国的8%和22%，差距仍然巨大，需要我们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

从我国国内看，解决贫困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也仍然需要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按照新的扶贫标准，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如果参考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需要脱贫。新世纪以来，我国虽然建立了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会保障水平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提高社会保障需要加大投入，需要以经济持续发展为基础。

第四，维护宏观经济稳定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在旧有的发展模式下形成了一系列经济配比关系，政府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均与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形成了对增长速度的高度依赖。增长速度的回落也带动了政府、企业、居民各项收入的回落，一旦回落到一定极限，就存在使各种潜藏风险表面化的可能，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

第五，改革和结构调整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理论界的研究和各国实践都已经表明，经济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经济出现严重下滑，风险事件不断发生，那么改革的进程很可能被打断。尤其现在的改革很多都是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如果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影响各个主体的收入，很可能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以改革损害发展为由反对改革。为了集中有力推进改革，一定的增长速度是需要的。同时，现在社会上似乎把增长速度和改革对立起来了，似乎一追求增长速度，一搞宽松的宏观经济政

策，一搞扩大投资的微刺激，就不是改革了。其实促改革与稳增长并不对立，改革可以优先选择有利于稳定增长的改革。只要我们坚定改革决心，稳增长也不会威胁改革。2014年我们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大力推进改革，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

总而言之，新常态下我们对增长速度要保持一种平常心，既不能过于重视，也不能过于轻视。过于重视有代价，过于轻视有风险。新常态下我们对经济增速也不是放任不管，不是不要增长、不要速度，只是不要牺牲环境、不要超越极限的高代价、不要粗放式增长，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

发展仍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同时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发展具有充分保障，保障来自于：第一，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的对外开放战略拓展了外部发展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则在内部空间培育了两个发展的发动机。第二，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仍然是发展的基础。虽然人口红利在衰减，但人才红利在增加；虽然人口拐点来临，我们仍然有一大群希望改变自己生活并愿意为之积极付出的劳动者；虽然劳动力价格在上升，但劳动力直接提供服务的成本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这为中国转入服务业时代提供了强大支持。第三，30多年发展积累起来的资本也为中国在全球寻找发展机会、实现发展可能提供了条件，资本积累基础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分享全球发展机遇，又拓展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空间。第四，技术创新正处于集中爆发的前夜，制度变革将使抽屉中的技术更加迅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五，改革成为未来增长最大的红利，改革将充分释放出市场活力，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六，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将创造巨大的内需空间。第七，稳健的财政体系、健康的银行体系、巨大的外汇储备为应对潜在风险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

四、2015宏观经济：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2015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我们认为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此。稳增长和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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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革、调结构之间是可以实现平衡的，其政策要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通过稳增长为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第二，短期内围绕稳增长加快推进各项改革，长期内围绕发展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当前不仅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更要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稳增长要致力于为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当前经济增长跌破底限的风险越来越大，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防止经济跌破底线和陷入通缩。

一是可以实施稳健偏宽松货币政策。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政策操作实践来看，每年在稳健的总基调下还是有所差异。我们建议2015年如果经济碰到下限要大胆启动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降息降准降汇率。

当前市场对货币宽松存在几个担心，一是担心激起通货膨胀；二是担心货币继续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基建等领域，撑大房地产泡沫，增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此人民银行采取了定向降准降息等政策。但目前来看这两大担忧都应缓解，一是通胀持续走低，通货膨胀已进入1时代，相反通缩的风险在加剧。二是房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对资金的吸引力下降，而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也因政府加强地方负债管理而被动强化约束，更加透明和规范。这降低了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同时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中试图以总量性的货币政策来承担结构调整功能，既不透明，结果似乎也不理想，市场大多不支持结构性货币政策。与此同时，2015年经济下行的风险在加大，启动反周期货币政策的需要在加强，这从去年11月份大力度降息可窥一斑。建议未来加大反周期货币政策实施，在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空间的情况下，没有必要采用一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

二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增支，即增加财政政策支出。支出重点是两个：一是加大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方向的政府性投入；二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织好社会政策的托底网。第二，减税。在企业困难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适时启动全面减税，以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利润，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即使全面减税有难度，也可以将现有的结构性减税扩大覆盖面，增加受益主体。第三，加债。支出增加，减税导致收入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必然会增加。我们建议

2015年可以适当提高赤字率，从2014年的2.1%提高到2.5%，按照前3季度名义增速推算，2014年GDP 预计在61.7万亿左右，假定2015年名义增速降至8%，再加上研发投入计入GDP ，预计2015年GDP 将达到68万亿左右，按此推算，预计可扩大4000亿左右的债务收入。第四，提效，即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要加强财政预算收支管理，减少财政支出过程中的不合理性，有序安排财政支出投放进度，减少财政支出过程中的跑冒滴漏，使财政支出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相一致。

三是积极鼓励有效投资。有效的投资关键是两个问题：一是投资方向；二是投资主体。在投资方向上，我们建议把投资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把投资结构调整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抓手，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来鼓励社会投资。鼓励投资向创新领域集中，尽快把研发投入计入GDP ，以此鼓励各地对研发投入的重视，加大研发投入。在投资主体上，要加快释放民间力量的投资能力，让效率更高的民间投资成为投资的主力军。为此要尽快把上海自贸区探索出来的有效的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等管理方式向全国推广，继续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民间投资的障碍。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改革既要着力长远，又要着眼当前。由于2015年稳增长的需要会更加突出，我们建议在2015年围绕稳定增长促进发展尽快推进一些改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一是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按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抓住现在低通胀的时机，尽快推进水、电、气、油等价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消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项地方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二是加快推进企业改革。当前对地方财政的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渐次退出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在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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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展中主力军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培育一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结构合理的企业体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施策，提高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降低各种准入门槛，减少对企业的不当干预。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改革，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适当增加金融机构主体，促进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以竞争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鼓励企业更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要在金融领域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金融覆盖，发展普惠金融。要为中国资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创造条件，为此要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对外投资便利性，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

四是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又是工商业发展落地的载体，还是部分人群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土地改革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分类设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使用权，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试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增加农民财产。

五是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体是人才，要完善职务发明、技术入股等相关规定，让创新人才在创新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创新的主力军是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创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财税、金融、贸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其次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创新真正面对市场，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则放，能推向市场的就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来形成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易市场，让技术走向

市场，同时也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创新。

（三）扭住企业这一关键激活发展动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当前国内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很多企业既没有生产动力，更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帮助企业消减三座大山的压力，激活企业活力乃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甚至为未来保存增长活力的当务之急。

第一，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化企业产能。过剩产能的消化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来消化。从市场需求看，一方面可以加大力度开发国际市场需求，就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而言，目前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缺口就达到8万亿美元，通过建立可行的融资方案，这些潜在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为我国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减少区域市场壁垒，通过打造无障碍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来消化企业过剩产能。

第二，依法推进企业破产清算，消融企业债务链条。根据我们在地方的调研，很多债务链的形成并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导致其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拖垮了债务企业，也拖垮了债权企业，不如迅速破产清算掉，这样债务企业的企业家也能轻装上阵，重新出发，而债权企业也能够拿回部分债权资金，结算自己的债务。

第三，以“少取”、“减负”激活企业活力。在此关头，我们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从现实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基本思路是“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给资金、给项目、给行业准入、给补贴；少取则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负担。在多予少取中，我们建议在少取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少取的重点在减税、减费、减负。

注释

[1][2]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盛松成等：《投资软约束与高利率的形成》，《财经》2014年6月4日。

[3]赵振华：《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学习时报》2014年12月22日。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宏观组，执笔人：陈启清、杨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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