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风度

摘要：名士们的思想与心灵开始移位，从原先的儒家集体思想中冲破出来，发展了内心深处的独享空间。它不仅是士人们精神面貌的总体反映，也是当时的文化潮流。它涉及面广，无所不包，既有政治，又有哲学思辨、文艺创作、社会习俗等。它仿佛一个酣畅淋漓的大汉，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尽其一生的风流底事。其中的竹林之游、兰亭稧事、桃源之美、山水隐逸、人物品评、饮酒服散、谈玄论道……一幅幅风采动人的历史画卷构成了魏晋人思想自由、言行飘逸、三教合流、风俗变异的社会面貌———这就是魏晋风度。

关键词：魏晋风度名士玄谈礼教

“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所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草草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是所谓的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依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由此引发了魏晋人士言谈举止的风姿风采————这就是“魏晋风度”。

一、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又称“魏晋风流”，早在1927年，鲁迅发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后，作为魏晋文化的代名词而被学者逐渐加以研究和阐发，越来越受学者们的重视。冯友兰认为，“魏晋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条件有四个：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而笼统庞杂地展现魏晋风度的书籍，还得非《世说新语》莫属，它是一部集中展示魏晋上层人士生活的小说集。当然，这么一部小说集，除了文学价值之外，是不是因为体裁划归小说而不具史料价值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按照史料分类观点来看的话，这类笔记资料为研究和还原历史面貌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论魏晋，必谈到这部笔记体小说。

冯友兰提出的“风流”四点论，在该书中无不见其绰影，比如《世说新语·德行篇》第十七则，讲述的是王戎与和峤同时遭逢“大丧”（父母之丧），晋武帝询问刘仲雄：“卿数省王和否？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刘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当然，“深情”并不局限于深桑父母而表现出“哀毁骨立”的样子，也有朋友之情等等。至于“洞见”、“玄心”、“妙赏”，不过是魏晋人士人格上的某些品质特征的概括而已，此处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似乎单有这四个人格特征是仅仅不够的，有学者在研究魏晋美学后，又把“魏晋风度”归结为：“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另外还融入了酒、药、姿容、神韵，必须有“华丽好看”的文章，这并不是绝对的，其主体是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关系，这种关系多是身心矛盾。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内心深处重礼教、崇尚儒家所确立的社会关系，但行为又显得有些叛逆，王戎、阮籍等人曾经都因大丧而达到“哀毁骨立”的程度，可从言行举止来看，似乎有颇不检点、顾忌，常常表现出“越礼”或“反礼”的倾向。诸如此类例子，在《世说新语》中也随处可见。又比如阮籍别嫂，叔嫂之

间按礼本不该见答的，当受别人指责的时候，阮突然说道：“礼岂为我辈设也？”公然打出反对礼教的标语。竹林名士之中，虽然形骸放浪，形式上表现出很不尊礼的样子，整日狂饮高唱，抚琴幽坐，谈玄论道，不官不仕，可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时局动荡不安、世情险恶的情况下，很难以儒家的行为准则来匡济天下，虽然心怀仁术，但面对当权者把礼教视为争权夺利的工具时，整个礼教的行为准则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了一种形式，不再有实际意义时，士人们毫无办法，只有转向心灵的内省，不再以天下为己任，担心政治迫害，所以借谈老庄以避祸，远离政治，追求洒脱，可内心仍然痛苦，进而引发了饮酒、服散、裸体等一系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的变化。

汉末到曹魏期间，名士惨死，孔融反对曹操专权而被杀，祢衡击鼓骂曹，后来也遭迫害，很多正义之士惨遭横祸。曹丕称帝之后，历经二代而出现司马氏夺权，即正始年间（魏主曹芳年号），竹林名士恰处于两个政权的交替时期，政治斗争激烈，他们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半官半隐的，也使得“玄学清谈和辩论的流行，使士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个人自我意识崛起。”魏晋风度，似乎这么一个词语，只是魏晋人士在儒家正统思想下的一次“越轨”行为，可并不能这么简

单地看待。

二、“是真名士自风流”

名士们的思想与心灵开始移位，从原先的儒家集体思想中冲破出来，发展了内心深处的独享空间。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非周武而薄周孔”的自然坦率之情，到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也”的铿锵呐喊之声，似乎名士们开始信步走出“孔林”而直入自然风雅的殿堂。一个行不拘法，言不拘礼的时代已经到来。

风雅的背后是清谈，而清谈的内容正是玄理。然而，谈玄之风并非始于这群竹林名士。三国之际，魏人何晏“是空谈的祖师”，名声大，地位高，喜欢研究《老子》、《易经》，其次就是王弼，何晏、王弼的主张大体一致。至于为什么魏晋时期大兴玄学呢？儒家经典的废弛与统治者崇尚清玄的哲理是分不开的，前面提到过清谈的产生原因，玄学只是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已，此处不展开细说。作为善于清谈的名士们，过分谈玄带来的是只能脱离现实，内心却常常隐逸与山林，终日只作山林之游，喝酒排遣愁闷，言语癫狂。这种闲散放荡的生活，反而促使他们有更多时间思考内心世界的幽邃和宇宙万物的深沉，为心灵和自然世界开拓了一方净土，也为后来士大夫畅心以寻山水之乐的山水田园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自然之中找到涵养心灵的奥妙，名士们相信：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个时代虽然很动乱，但精神很自由，思想很恬适…………

从思想角度来看，玄学的出现继承了先秦道家的传统，儒道两家各有所长，却有各有弊病：道家主张虚无，重视个体生命超脱世俗生

活，追求精神自由；儒家重视人文发展，关心人的社会价值，是典型的人本主义，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容易使人收到束缚，不易发展自我挖掘自我。玄学的兴起与发展正是士人们的自我意识崛起的表现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从西晋到东晋，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更为明显。东晋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说：“我与我周旋久，我宁作我。”大意是：“我最了解自己，宁作自己。”这对自我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性的觉醒。这种由思想转变所带来的自我觉醒，再东晋时代表现尤为明显。又如东床快婿、夜雪访戴等故事都较为积极地促成了魏晋以来名士的自我觉醒，包括兰亭聚会、桃花源等崇尚自然、追求精神静谧的思想要求。

三、对玄学与清谈的影响。

作为魏晋风度的主导思想——玄学，它是在不断纠正与批评中得到改进而完善的。不仅反映了魏晋时代面貌、精神特征，还曾经一度影响政治，散及文林，而且在风俗习惯上也产生一定影响。

西晋时期，谈玄之风遍及朝野，能玄言者大抵都有官做，《世说新语·赏誉篇》第十七则记载，平时沉默寡言的王湛，一次与侄儿王济清谈，妙语连珠、奇趣横生，令王济惊叹不已，当晋武帝戏问其叔的时候，王济说道；“臣叔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就有了令名与官职。这就是清谈所带来的政治待遇，发展到西晋末年，一发不可收拾，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士人们为了谈玄而玄，多时为了保住名位，所以在政治上，他们并没有什么作为，致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不思民治，导致了用价值乱的爆发或者说，在五

胡乱华之后，无法收拾残局和遏制西晋灭亡的命运，这就是玄学清谈而误国。

我们在前面讲到汉末清议，士人们早期是关心政治的，由于害怕权威，外加清议的风气走得过于极端，而且会很兴盛。鲁迅在魏晋风度的讲义中作了比方。他说：“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个人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世说新语·德行篇》第三十二则记载：“阮光禄(阮裕)在剡，曾有好车，借车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这很明显就是执拗的表现。所以后来曹操察觉士大夫们标榜的清言清行很过激，便提出了“通脱”，即不固执而拘约，自然真挚，坦然率真，这也为后来的竹林名士潇洒脱俗的行为开了头。

可是这种率真展示自我的风气后来越变僵化，更加极端了，比脱衣裸体还过激，居然出现与猪同槽共饮的情形。阮籍时，儿子阮浑学父亲作“放达”之状，却受到了阮籍的批评，并指出自己放浪形骸、不拘礼法是不得已的。如果从这里看，竹林名士的风流韵事也并非真正的放达，而是心中苦闷难解的外在表现，所以才说不得已。《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王孝伯认为：“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此时的风流底事竟然成了“形式主义的虚名之追寻……成了为风度而风度的‘伪名士’包装自我，

沽名钓誉的工具，成了为后世纵欲主义的借口…………消解了以‘放达’为特征，藐视礼法、展示个性、伦理实践的深层主题，走向了末流。”

四、在玄与不玄中的反思。

张扬个性自有与国家治理的两方面，魏晋风度都走了极端。尤其是谈玄误国，士人高居管委而不做事儿，常以闲适散居为风流，显得更是尸位素餐，没什么治世之才，多是空谈，不切实际。比较典型的是王衍，虽然是个谈玄高手，官拜太尉，位及三公，但面对胡人的进攻，国家危难之时，他却束手无策，最后落得身首异处。

西晋末年，裴潜曾对王衍等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写下了《崇有论》，到东晋时期，一批名士逐渐认识到谈玄过盛带来的严重后果，形成了“清谈与政务两不误”的主张。重要代表人物有王导、谢安，这些名士既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又是清谈的风流之士，贪图纷繁，政绩卓著，成了东晋王朝的中流砥柱。比如《世说新语·语言篇》第三十一则中的“新亭对泣”，士大夫们正伤感于故国之思，山河破碎，丞相王导突然挺身而出，揪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一个新亭对泣的场面，反而衬托出王导慷慨激昂，竭力复国的民主义气，这正是儒家匡正天下的积极思想的再现。当他谈玄时，却又那么地意气风发，与名士殷浩共同剖析名理，一直谈到三更时分，桓温、王濛、谢尚等人都在座，可谁也插不上嘴，但大家都听得兴趣盎然。这些都说明了东晋名士在玄与不玄的风气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五、魏晋风度是一种文化潮流。

魏晋风采，不止名士谈玄说理、不拘礼法、隐遁山林、狂歌痛饮……说道这里是远远不够的，它不仅是士人们精神面貌的总体反映，也是当时文化潮流。它涉及面广，无所不包，既有政治，又有哲学思辨、文艺创作、社会习俗等。它是整个魏晋时代历史社会的总体反映。关于魏晋风度对当时习俗的影响，鲁迅在魏晋风度的讲义中阐述得很详细，这里不再细说。魏晋风度，不仅指名士们做什么、说什么，从中也可窥见名士们穿什么、吃什么，一部《世说新语》几乎折射出了魏晋时代的总体面貌，它仿佛一个酣畅淋漓的大汉，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尽其一生的风流底事。其中的竹林之游、兰亭稧事、桃源之美、山水隐逸、人物品评、饮酒服散、谈玄论道……一幅幅风采动人的历史画卷构成了魏晋人思想自由、言行飘逸、三教合流、风俗变异的社会面貌———这就是魏晋风度。

经历漫长的岁月，今天再次回味这段历史文化，我们也应看到，“魏晋风度”这一魏晋文化的代名词给我们留下的是绚丽的光环，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这种“风度”下的点点瑕瑕疵：玄谈走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又给政治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总体上它是消极的。可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却换来了心灵与思想的自由，促成了精神上的解放，拓展了魏晋人士的心灵空间，在这种轻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下，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对宇宙、生命的关爱，融入了及其深厚的个人情愫，使魏晋文学艺术有了不同于秦汉风格而清新飘逸的自然风骨。从推进社会进步的角度看，魏晋风度并未给社会带

来先进而深刻的变革，尤其在思想层面看，反而成了阻碍政治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名士们相互品评与认同，也为世家大族逐渐掌控官吏选拔开了门路，使一些所谓的名士一直过着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对社会极为不利，却又促进他们在闲适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有更多时间、更多精力对文学艺术等的钻研，从而有了风流俊美的书法、绘画等艺术成果。为隋唐乃至后世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开辟了另一番天地。魏晋风度中的名流风范与自然个性，对现当代新型人格的重组与构建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2】韦晖，《历史的审视：对“魏晋风度”的反思》

【3】李天石、许辉，《六朝文化概论》，第六章社会思想与宗教

【4】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6】赵前明，《魏晋风度接受史及其现代性研究》

【7】《晋书·列传第十三（王衍传）》

【8】刘义庆，《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