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论文
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论文
关键字：地雷科威特联军海湾战争人类石油伦理环境
[关键词]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环境问题；萨达姆防线；战争伦理；环境伦理
[摘要]科技进步和军事变革互为条件、共同发展。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其根本属性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改变。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更是特定生态系统中人与环境的对立。与以往的战争模式相比，高技术战争看似“人道”，却凸显出人与环境之关系更趋紧张的态势。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战争双方滥用科技带来的破坏，几乎超出了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人类重建家园能力。无论联军还是伊军，都是环境的破坏者，他们连同平民一起又是环境破坏后果的最终承担者。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入手审视高技术战争，使我们看到了现有的战争伦理的局限性。
Human,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under High-Tech Conditions:
Taking the 1991 Gulf War as an Example
Key Words: high-tech wars; the 1991 Gulf Wa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Great Saddam Belt; war ethics;environmental ethics.
Abstract: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evolution of milita ry affairs are not only interactive as preconditions, but also develop together . The war, bloody politics, has never changed its basic characters with the adv 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shows not only grave clashes in human so cieties, but also contradictions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in ecosystems. C ompared with prior war modes, high-tech war takes a new look of humanism, but i t also represents a more strained situation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clear ly. As an example, in the 1991 Gulf War, both sides have abused science and tec hnology,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them was beyond both the self-restoration abil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building ability of h uman beings. Both allied forces and Iraqi troops destroyed environment of the P ersian Gulf, they shared the results following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with ci vilians at last. After surveying high-tech wars proceeding with the relationshi 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we find the limitation of modern war ethics.
近代以来，人类利用科技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时，也有了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力量。这些力量集中体现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人们用“寂静的春天”和“核冬天”来形容滥用这些力量的生态后果。随着冷战结束和新军事变革的进行，人们惊异于高技术战争的“人道”与“高效”，但1991年海湾战争及其后的历次高技术战争表明：战争的根本属性并未随科技进步而改变，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更是特定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高技术战争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不
容忽视。
海湾战争前，人们空前关注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反映了环境意识在全球的增长。[1](P1)海湾战争中，一些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系统观测、记录和研究了战争带来的环境问题。海湾战争后相关研究更为普遍。这些研究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综述战争对环境的影响；一类对海湾战争的环境问题进行整体或专题研究。
在战争对环境的影响的综述①中，学者们从总体上探讨了战争与环境关系的特点与成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对海湾战争环境问题的整体研究①中，学者们的视野更为开阔，着眼点多集中于结果而非过程，在关于同一问题的数据差异较大、来源较多时，大多择其一而用之，主观性较强。
在对海湾战争环境问题的专题研究中，有三个较为成熟的领域：石油大火及其污染；②石油泄漏及其对海洋的污染；③人工障碍物对陆地环境的破坏。④科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定量分析，数据来源较为集中，故意隐瞒或歪曲真相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人们在贫铀弹问题上存在着论争，体现在绿色和平组织⑤、国际绿十字组织⑥、美英国防部等机构的报告和一些学者的著述中。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有着突出的共性：战争与环境的联系是单向度的，并固着于某一阶段；只注意战后环境衰退和影响战后平民健康这一结果，极少从战争进程的角度审视环境衰退的原因，更难做出深层思考。因此，我们需要全面总结“污染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思考，因为战争本身只是环境衰退的直接原因，停留于此无助于全面认识和解决问题。
有学者指出“两场海湾战争在同时进行”⑦。我们可借此思路建立环境史学视野下的战争概念——人与人的战争、人与自然环境的战争，后者在时空范围上超过前者。联军和伊军都是自然环境的破坏者，同平民一起又是这种破坏的最终承担者，因为人不能脱离生态系统而独立存在。
一剧痛——短时段的三维污染
海湾战争双方的战争准备和攻防作战不仅改变了战场环境的景观，也给环境带来了剧痛。这一剧痛在时间上贯穿于战前、战时和战后初期，在空间上不仅遍布海陆空三维战场，也延伸到了战场环境之外。
(一) 海洋污染
海湾战争中的海洋污染，主要源自双方的军事行动和伊军的故意倾泄所造成的石油泄漏。
石油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能源基石之一，因此作为削弱敌军战争潜力的有效方式，摧毁石油设施的军事行动在20世纪的战争中并不鲜见。[2](p78)在海湾战争中，双方从“沙漠风暴”行动起，都袭击了石油设施并造成了石油泄漏。1991年1月17～18日，联军空袭了伊拉克位于海湾的巴克尔石油中转库及平台(Mina Al-Bakr oil terminal and platform)和阿马亚石油平台(Khawr Al-Amayah oil platform)。[3](p178)伊军在1月22～23日炮击了沙特阿拉伯海夫吉(Al Khakji)的石油设施。[1](p62)联军空袭造成了数万桶石油的泄漏⑧。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联军的空袭至少造成160万桶石油的泄漏。
[4](p47) 对海湾及沿岸生态环境的更大威胁来自伊军的故意泄油行动。伊军于1月19日起从科威特艾哈迈迪油田(Mina al Ahmadi)抽取原油向海湾倾泄，[5](p7)其中仅海岛石油中转库(Sea Island terminal)一处每天就泄油十万桶以上。[1](p63) 联军于1月26日摧毁了油泵，但小规模泄漏直到当年5月才停止。⑨据保守的估计，
伊军故意泄油总量为600万～800万桶，[5](p7)是此前全球年均石油泄漏量(约25万桶)的30多倍。结果艾哈迈迪及东南的海域出现了总面积约1200平方千米的油膜带，危及640千米长的海岸线，[6](p219)其中约有400千米属重度污染(海岸及周边水域有一半以上被油膜覆盖)。两个重度污染区分别位于科威特东南海域和沙特阿拉伯阿布阿里岛
(Abu Ali Is- land)附近，[7](p47)后者是从1月到3月底逐渐形成的，长约366千米，是重度污染区的主要部分。
泄油行动的战略意图显而易见，至少是为了干扰联军登陆科威特东部海岸，但事实上油膜对联军海上行动的影响微乎其微，[3](p714)因为联军并没有登陆，其海军的攻击任务是通过舰炮、导弹和舰载机来完成的，仅有的几次登陆行动也只限于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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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K．S．Ramachandran，Gulf War and Environ- mental Problems．New Delhi，1991；W．M Arkin，D． Durrant，M Chernl，Modern Warfare and the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Gulf War．Geneva，1991；Saul Bloom，Hidden Casualties：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ersion Gulf War．Berkel ey，1994．
②参见：T．M．Hawley，Against the Fires of Hell：
The Environmental Disaster of the Gulf War．Orlando，1992；Tahir Husain，Kuwaiti Oil Fires：Regional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Elsevier．1995；R．D. Small，“Environmental Impact of Fire in Kuwait，”Nature，350：6313(March 7，1991)；S．13aken，
“Climate Response to smoke from the Burning Oil Wells in Kuwait，”Nature，351：6325(May 30，1991)．
③参见：A．H．Abdzinada，F．Krupp，(eds．)，
The Status of Coastal and Marine Habitats Two Years aftPr the Gulf，
War Oil Spill．Brussels，1994；Bertrand Charri er，
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Kuwait，Seven Years after the Gulf War．Geneva，1998．
④参见：Dhari Al-Ajmi，(ed．)，
Oil Trenches and Environ- mental Destruction in Kuwait：
One of Iraq’s Crimes of Aggression．Almansouria，1998．
⑤The Greenpeaee，成立于1971年，以保护环境、谋求世界和平为己任。
⑥The 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1993年由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创立，宗旨是“给人类以机会，给地球以未来”。
⑦托夫勒夫妇在War and Anti-War：Making Sense of Today’s Global Chaos一书中指出，海湾战争是第二和第三次浪潮战争的混合体，两场不同时代的战争在海湾同时进行着，而舆论大多只提及后者，即精确和“人道”的第三次浪潮战争。
⑧1桶＝42加仑≈159升。
⑨在所有相关文献中，只有美国国防部的报告称伊军泄油的起始日期为1月25日(Department of Defense，U．S． Final Report to Congress：
Conduct of the Persian Gulf War，P．183)，距离联军摧毁油泵仅“1天”，其实1月25日只是美军宣布发现油膜的日期，笔者认为这里有粉饰其“决策果断”、“空袭高效”之嫌。
军事指挥官对泄油行动的关注可能就此结束，伊军承认失败，联军则至多关注一下油膜对其海军舰船船体的侵蚀和对声纳等水中监听设备的影响，而不会理会泄油行动所戕害的海
湾地区海洋生态系统。
海湾总面积88800平方英里，平均深度35米，海水温暖多盐。[1](p64)流入的石油搅乱了这里的生态系统。流入的石油最初大多浮在水面成为油膜，然后有些被风浪推到岸边，有些沉积海底，这一“旅程”不仅威胁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也威胁各级消费者：第一，制造氧气的植物和海底的藻类对石油污染物的入侵极其敏感和脆弱，这些生产者的大量死亡使各级消费者的食物来源锐减；第二，鱼类和海鸟等各级消费者受到浮油粘附的威胁；第三，油膜被风吹到岸边后会威胁岸边的生态系统，许多珍贵的小海龟因为粘稠的油污而无法爬回大海，[8](p69)岸边的植物也会因石油污染而死亡，因为石油成分不仅破坏植物细胞组织，还同植物的根抢夺氧气；[9](p86)第四，海湾风浪不大，石油易于沉底，沉积物破坏了西伯利亚鹤、儒艮和绿甲海龟(green turtles)等濒危物种的觅食场所。[10](p42)
上述生态系统在经历剧痛后，凭借自身有限的调控能力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沙特阿拉伯海岸的生态系统到2001年时，有20％盐沼完全恢复(但也有25％完全死亡)，有80％沙滩得到恢复(但新沙之下仍可见到石油残留物)，石滩则完全恢复。[11](p3～4) 海洋生态还受到石油大火沉降物的影响，但程度远不及石油泄漏。[7](p48)
(二) 大气污染
海湾战争中的大气污染主要源自石油燃烧和核生化次生效应。前者与石油泄漏的情况类似，既有空袭造成的，又有伊军故意点燃的；后者则由联军空袭造成。
海湾上空升起的浓烟首先来自联军对伊拉克28家炼油厂的轰炸，[8](p181)因为削弱伊拉克的炼油和输油能力，有助于削弱伊军的机动性。联军空袭伊方石油设施约500架次，投弹约1200吨，摧毁了伊方80％左右的炼油能力。[3](p207)
伊军则开始有选择地点燃科威特油井，以浓烟掩护其地面目标。“1月21日，科威特南部沃夫拉油田冒起浓烟，到1月底时约有60口油井被点燃。”[1](p66)随着伊军的败退，破坏油井的行动逐渐由以军事目的为主转向以“惩罚”目的为主。“伊军的破坏行动到2
月下旬时加快了：2月22日着火的油井达到149口，其中一天内被点燃的将近100口；23日着火油井的数量达到190口；25日增至517口……在伊军撤离科威特之前，共有800余处油井、储油罐和炼油厂被点燃。”[1](p66～67)
战争结束后，科威特石油公司(Kuwait Oil Company)详细调查了各油田的损失情况，1993年的报告称共有788口油井受损，其中613口着火、76口发生井喷、99口需要维修(详见表1)。[7](p42)
报告还指出，大火烧毁了其战前石油储备——1000亿桶的3％，即30亿桶，[6](p142)相当于在将近一年时间中每天烧掉800多万桶原油。据专家测算，燃烧一桶原油可产生15．1千克油烟、108千克二氧化碳、143千克一氧化碳、3．4千克二氧化硫和0．85千克氮氧化物。[6](p33)如此算来，这30亿桶原油就会释放出4530万吨油烟、3．24亿吨二氧化碳、4．29亿吨一氧化碳、1020万吨二氧化硫和255万吨氮氧化物，堪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人为污染”[10](p44)。
大火产生的烟云面积达到1．5万平方千米，遮天蔽日并向东南缓缓移动。
[1](p67)烟云降低了海湾地区的气温，造成了农业减产。
石油大火的生成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危及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致癌物质苯会随黑雨重返地面，污染地表水和土地。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是形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碳是加剧温室效应的主要污染物之一。一氧化碳的毒性会导致动物死亡。
相比之下，联军轰炸伊拉克石油设施造成的危害远小于伊军故意点燃油井的危害，但联军空袭伊拉克核生化目标产生的次生效应也不容忽视。
伊拉克的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是联军空袭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沙漠风暴”行动的第一周(1月17日到23日)，联军就摧毁了伊拉克核研究中心、生物武器研发设施和大部分冷藏库，以及75％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3](p205～206) 联军空袭伊军生化武器及设施是符合战争“必要性”的，毕竟伊军拥有庞大的化学武库和神秘的生物战作战能力，且在实战中使用过化学武器。但是联军空袭伊方核设施则有多余之嫌。
被摧毁的两座核反应堆均为研究型核反应堆，一座是俄罗斯提供的5000千瓦反应堆，另一座来自法国，只有500千瓦(商用核反应堆通常都会在100万～300万千瓦)。二者只能生产一些热能、电力和医用放射元素。[10](p33～34)伊拉克当时并不具备核能力。法国反应堆使用铀235浓度为93％的核燃料，俄罗斯反应堆则只用铀235浓度为80％和36％的核燃料。[1](P98)两处共有核燃料16千克，并不足以制造核弹(制造核弹至少需要22千克铀235的浓度为95％的核燃料)，也不足以制造钚弹(没有铀238就不能产生钚)。[10](p634)
核次生效应的程度受以下因素影响：弹药生成的热量多少、火球持续的时间长短、反应堆核心是否被击中、反应堆中是否有燃料以及当时的天气等。[1](p98)在被问及是否造成污染时，联军的表态在一周内就有所改变：勃兰特尔少将(Maj Gen Brandter)1月24日称“没有检测到可感知的辐射”，凯利中将(Lt．Gen Kelly)29日称“即便有(污染)也只限于当地，我也不知道(污染)程度有多深”，联军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Gen Schwarzkopf)30日则称“有99．9％的把握保证无污染”。[1](P95～97)
0．1％的可能性尚可给人以希望，但生化次生效应的存在则是铁的事实。
联军空袭了10处其所认为的生物武器目标，[1](p101)是否造成生物战剂泄漏至今还不得而知，因为伊军是否有生物武器还是个谜，但至少可知有大量作为制冷剂的氟利昂①发生泄漏。1991年1月22日，捷克驻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化学物质监测小组检测到空气中含有微量的化学战剂。[1](p100)同年7月，捷克的一份官方报告称样品中主要有沙林和芥子气。一些学者还根据联军老兵的回忆而怀疑伊军使用了化学武器，并将其同海湾战争综合症联系起来。[12](p286～287)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违反国际法，也是衡量伊拉克战争罪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军方始终否认遭到过化学武器袭击，这从侧面印证了次生效应的存在。
(三) 陆地污染
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的陆地经历剧痛的时间早于海洋和大气，成因更为复杂，程度更为深重，对人类的影响也更大。造成陆地污染的因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是：地面部队大规模调动，地面防御体系的构筑，空袭和地面作战中使用的爆炸物，流到地表的石油，回落地表的大气污染物等。大气污染物的回落在上文已有涉及，这里以“萨达姆防线”(the Great Saddam Belt)为例，通过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相关史实来分析陆地遭破坏和污染的过程、方式和短时段后果。
1．战前：伊军部署与“萨达姆防线”的建构。
1990年8月2日，伊军出动2个装甲师和1个机械化步兵师南侵科威特，当天下午便占领了科威特城。在此之前，伊军主力首先完成了在伊科边境的集结，包括2个装甲师、1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特种部队师和4个步兵师，总兵力近14万，拥有15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还有大量后勤车辆。从8月4日起，数百辆后勤车辆将部队和弹药运往科威特。[3](p43～47)总兵力最终达到43万人，3500辆坦克、2500辆装甲车和1700件大型武器。[9](p9)这次大规模的兵力调动直接破坏了车队所到之处的沙漠地表。
伊军部署完毕后便开始设立防御点，准备地面防御工事和雷区。从科威特的地理位置来看，联军对伊军的进攻将会来自东方(海湾沿岸)或南方(沙特阿拉伯)，但是科威特南部地势平展、缺乏自然屏障，伊军便修建了许多人工障碍物，其中“萨达姆防线”最为重要和庞大。
“萨达姆防线”东起海湾，西至科伊边境的巴廷干河(wadi Al-Batin)，全长197千米，是伊军工程部队从1990年8月到次年1月构筑的。它贯穿科威特南部并深入伊拉克境内15千米，与沙特阿拉伯的北部边界平行，相距10～15
千米，由东向西根据土质与地形的差异可分为东、中、西三段(见图1)。
“萨达姆防线”纵深为1．5～2千米，由南向北依次是1条石油壕、6条高出地表50厘米的防坦克三角锥带、3条高出地表50～75厘米的有刺铁丝网、反坦克和反步兵地雷区以及战壕和炮兵阵地(见图2)。
伊拉克军队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就曾掘壕注油，火墙和烟幕使伊朗士兵不能越过。“萨达姆防线”的设计遵循了这一地面纵火战略(land arson strate- gy)，简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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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氟利昂是破坏臭氧层的主要污染物。
石油壕的修建分为4个步骤：(1)用重型机械掘地、建壕，每条壕平均1．5～2米深、2～2．5米宽、500～1200米长；(2)通过沃夫拉、乌姆卡迪尔(Umm-Kadir)和米纳吉什的油田管道网向壕中注油；(3)将壕注满(每千米石油壕中大约有3750立方米石油)；(4)用燃烧弹做引燃器并安装启动电路和手动装置。伊军依托现代化工程机械，迅速完成了石油壕的挖掘、管道的铺设和各类障碍物的设置。
反坦克和反步兵地雷带是地面纵火战略的第二层，伊军究竟布设了多少地雷，至今并无官方统计，通常认为“萨达姆防线”沿途的地雷密度为每平方千米917枚。[13]
战壕和炮位是地面纵火战略的第三层，其挖掘方式同石油壕一样，采用了带状爆破和现代化机械。
从伊军入侵行动和“萨达姆防线”的构筑过程来看，陆地主要受到以下两方面影响：
第一，地表破损。
伊军入侵时的战场至少有85％是沙漠。[9](p10)沙漠地表有一层由微生物、生命周期很短的植物、盐、淤泥和沙砾组成的脆弱硬壳。[10](p40]其脆弱性人所共知。美国巴顿将军二战前曾指挥坦克部队在莫哈韦沙漠(Desert Mojave)演习，履带痕至1993年时仍然可见。[14](p57)在伊军入侵前，科威特已经大旱3年，降水量低于正常年均值36％。[9](p10)旱情加剧了科威特沙漠地表的脆弱，而伊军的大规模调动以及掘壕、埋雷等活动则进一步破坏了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沙漠的地表，既不利于水土保持，又导致沙暴频繁。
第二，石油污染。
石油对土壤的污染，在科威特战场并不罕见。科威特境内共留下246个石油湖，覆盖了49平方千米沙漠地表，平均深度为0．1～1．5米。石油湖中的石油平均下渗了0．3～0．5米，污染了650万～1000多万立方米的沙地。此外还有953平方千米沙地被油滴沾染，不仅变黑，而且含有重金属和有潜在毒性的物质。
[7](p46)相比之下，石油壕里的石油更易下渗，其物理和化学特性会危及动植物的生存并污染地下水。
2．战时：空袭“萨达姆防线”与100小时陆战。
以牺牲机动能力来换取生存能力的防御体系在两伊战争中通过了检验，但在海湾战争中并不成功，因为其对手的装备和战法都有着本质区别。
在联军发动地面攻势之前，“萨达姆防线”首先经历了持续的空袭，特别是从第五周(2月14～20日)开始，空袭的重点转向伊军前线部队。AV-8B在白天向伊拉克的石油壕投放凝固汽油弹，F-117A在天黑后摧毁将原油灌入战壕的泵站。B-52轰炸机用750磅M-117炸弹和500磅MK-82炸弹轰炸雷区，MC-130运输机投掷1．5
万磅(6800千克)BLU-82炸弹，通过超压冲击波引爆地雷。此后，联军继续用BLU-82炸弹轰炸科威特南部伊军阵地的雷区，为联军地面部队的进攻扫除障碍。
[3](p187，190，194，199)
空袭增加了伊军地面部队的劣势，但同时也对战场环境造成了明显的损害。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联军在靠凝固汽油弹消耗壕里石油的同时，还摧毁泵站以防再次注油。这使局部地段的石油壕丧失了作用，但引燃石油造成了浓烟，摧毁泵站造成了石油燃烧和泄露。
其次，联军使用了各类重磅炸弹来破坏雷区，其中包括爆炸当量仅次于小型核弹的常规航弹——BLU-82炸弹。这种重达6．8吨的燃料空气弹爆炸时会形成强大的超压和猛烈的冲击波，连同2000摄氏度的高温，可使从爆心到周围80
米至数百米的一切化为乌有或严重受损。 BLU-82炸弹形成的高温高压，连同被引爆的地雷，使地表土壤破碎并飞散，生长于其中的微生物和动植物也因极度缺氧和脱水而死亡。
美国国防部关于使用BLU-82炸弹行动的报告前后并不一致，其最终报告称“此类轰炸行动共进行了5次，袭击了9个目标，投下了11枚BLU-82炸弹”[3](p616)，而此前的每周综述与小结中却只有4次记录，这至少说明 BLU-82炸弹的轰炸目标有80％是雷区。
在100小时的陆战中，“萨达姆防线”被联军攻破，作为主攻部队的美陆军第7军从科沙边界向西机动150英里后，越过沙伊边界，击出了一记“左勾拳”。这一行动对科、沙、伊三国沙漠地表均有破坏。
美国国防部指出，“萨达姆防线”的失效，既有观念陈旧、战略保守的原因，也有战术情报匮乏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联军在作战中拥有速度、机动、火力和技术优势，使伊军对进攻大感意外并迅速被攻势所压倒”[3](p306)。然而，被这些“优势”所“压倒”的又何止伊军呢?战场环境也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沙漠风暴”行动对战场环境也是不啻于“风暴”的。
3．战后：“萨达姆防线”的短时段影响。
“萨达姆防线”对环境的短时段影响，源于伊军战前的构筑工程和科威特战后的填平工程。
在风、雨等天气因素的作用下，伊军挖掘和移动土壤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所在的区域：
首先，被挖出的土壤在1990～1993年间，连续4年暴露于多风的夏季，西北风将沙子、泥土和淤泥吹到了科威特南部，甚至进入了沙特阿拉伯。
其次，掘壕形成的1～1．5米高的土堆阻碍了较高地区的降水流向较低的地区，使较低地区的绿色植被纷纷枯死，而大量储水的地区又出现了地表水网的局部性变化，形成了新的河道，[9](p86)该地区的生物能否适应水文特点的变化还不得而知。
科威特政府在扑灭石油大火、清理了境内的被毁军车和未爆地雷后，于1993年4月开始填平石油壕。填平工程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时间较晚。石油壕从构筑到填平共存在了三年多，石油或蒸发、或下渗，危及大气、土壤和地下水。其二，方式简单。重型机械轻松地从离壕沟30～50米远的地方挖来新土进行填埋(伊军在挖掘石油壕时，已经压实了石油壕南北10～30米范围内的土壤带)，进一步扩大了受损地区的范围。同时，石油壕里的石油并没有被回收或处理。
[9](p56)1998年时“石油壕仍然存在，但已被沙土覆盖，发出浓重的石油气味，周围沙土呈黑色，石油壕沿线的多数土壤不再适合植被生长”[7](p72)。
三遗患——长时段的生存威胁
人与人的海湾战争结束了，人与自然环境的海湾战争却仍在继续。当石油大火造成的浓烟已基本散去、注入波斯湾的原油也渐渐消失时，人们却很难回到战前的生活状态中，因为其生存正受着极大的威胁——科威特人民如此，伊拉克人民如此，双方老兵也是如此。威胁直接来自被人类战争“改造”过的自然：近代以来的战争，逐渐变成了倾泻钢铁的竞赛，从单位时间内的倾泻“效率”来看，高技术战争是居于榜首的。大量的地雷、未爆弹药和贫铀弹残片遗留在战场，都是这种效率的体现，也是从根本上撼动自然、造成战后祸患的主要因素。
(一)地雷与未爆弹药
海湾战争结束后，大量残留地雷和未爆弹药威胁着战后平民的安全，也影响着重建的步伐。
伊军在占领科威特的行动和海湾战争期间，在科威特共埋设100万枚反坦克地雷和60万枚反步兵地雷。[15](p68)联军的布雷能力更胜一筹。在海夫吉战斗中，联军32分钟便撒布2592枚反坦克地雷和众多的反步兵地雷。[16](p5)联军大量使用集束炸弹布雷，借此阻断伊军的后勤补给和军队调动的路线。此类炸弹的主要型号是美制空军型CBU-89／B和美制海军型CBU-78／B，前者包含72枚反坦克地雷和22枚杀伤人员地雷，共94枚；后者包含45枚反坦克地雷和15枚反步兵地雷，共60枚。投放6枚CBU-89／B可形成约13万平方米的雷区，12枚则可有效阻止敌军营级规模进攻。[16](p12～13)美国空军共使用1314枚CBU-89／B，[16](p13)至少埋下12．3万多枚地雷，形成28．47平方千米雷区，平均每平方千米4338枚，远高于“萨达姆防线”沿途的地雷密度(每平方千米917枚)。联军不仅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这些主要战场使用集束炸弹布雷，也在追踪、限制和摧毁伊军飞毛腿弹道导弹发射系统的行动中大量使用。这样，联军所建的雷区不仅地雷密度更大，而且分布更广。
联军不仅使用集束炸弹布雷，还用其空袭伊军有生力量，“至少有2400万枚(来自集束炸弹的)小型炸弹和地雷投放在了伊拉克的土地上”[17](p180)。联军的一些空袭弹药，特别是集束炸弹所释放的小型炸弹，常因引信故障或地表松软而没有爆炸，成为未爆弹药。一名美国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联军每天至少有600枚炸弹、火箭弹或炮弹未能起爆。[18]一名美军官员则称，在联军发射的所有弹药中，平均3％～5％没有爆炸，个别情况下达到15％。[15](p69)
海湾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和未爆弹药，具有数量多、种类全、威力大、散布广和时间久的特点，其直接和间接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到1993年，科威特境内尚有500万～700万枚地雷没有得到处理，[12](p138)加上大量未爆弹药，直接威胁着当地平民的生命安全。1991年2～11月间，科威特每天有6人因拾取未爆弹药或误踏地雷而丧生，[12](p138)而战时美军死于地雷的只有10人。[16](P14)
同时，地雷和未爆弹药带来了层次更深、持续更久的影响：
首先，地雷和未爆弹药极大地延缓了经济恢复和战后重建的步伐。
从农业来看，雷区和未爆弹药使得本已稀少的可耕地进一步减少，人们不得不毁林开荒，缩短休耕期，频繁使用现有耕地，但是这会造成水土流失和耕地肥力的下降，不能使农业持久增产。
从公共设施和工业部门的重建来看，人们所要修复的公路、电厂、输电线路、灌溉水渠和各类工厂，往往处于地雷和未爆弹药的重点分布区，首要工作是清除这些危险物，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被迫延缓。
其次，地雷和未爆弹药间接恶化了所在地区的卫生状况，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
地雷和未爆弹药隔断了公路网，减少了居民的经济来源，也制约着医疗机构的相关工作。人们由于买不到或找不到薪柴将水煮沸，所以不得不饮用生水，于是疟疾等各类传染病随之传播。大量动物被炸死后，其尸体也有引发瘟疫的危险。从饥饿、营养不良到疾病，这一链条最终通向痊愈还是死亡，很大程度上由有无医疗干预决定。而在人们无法送患者到医院、医疗人员又很难进入雷区的时候，死亡的可能性剧增。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人们对地雷和未爆弹药的处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与自然间战争的继续。从1991年3月到2002年12月，扫雷队在科威特共发现和排除了10．18
吨(110万枚)反步兵地雷和6．57吨(56．8万枚)反坦克地雷，未爆弹药更达到了108吨。
[19]但只回收了少数，大多数是以火烧或引爆的方式处理的，这威胁着伊、科、沙三国的大气和土壤。[16](p69)
引爆而非回收，既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排雷人员的安全，又可加快排雷速度、减少排雷成本，似乎是明智的。但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所，这种做法没有减轻战争伤痕，反而加重了对环境的伤害，而这种伤害的最终承受者又将是人类自身。
(二) 贫铀弹问题的论争
贫铀弹是否会破坏环境、威胁人们健康，是海湾战争以来受到学者和舆论广为关注的问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虽存在共识，但更多的是论争。论争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需要了解贫铀弹问题的产生以及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更好地认识贫铀弹问题。
贫铀是浓缩天然铀的过程中产生的伴生品，U-238占99．8％，具有重金属毒性，[20](p9)也具有放射性，半衰期达450万年，密度是钢的2．5倍。[12](p134～135)美英军队的贫铀弹使用铀钛合金，密度大于18g／cm3，穿透力超过了钨合金。[21](p170)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共发射94万发30毫米贫铀炮弹，半数留在伊拉克境内，半数留在科威特境内；美国
陆军共发射4000枚贫铀穿甲弹。[12](p135)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至少有320吨贫铀弹片，270吨来自空中力量，50吨来自地面力量。[22]从美军的实验数据来看，1枚120毫米口径穿甲弹会产生900～3400克氧化铀尘埃。[20](p10)海湾战争结束8年后，英国记者尼克·科恩(Nick Cohen)从原子能机构的一间办公室偷带出一份绝密档案，档案称科威特和伊拉克战场至少有40吨放射性尘埃。[23]
贫铀还被用来维持战斧巡航导弹的平衡。战斧巡航导弹主要用于对敌战略目标和居民区附近及内部的各类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截至1991年2月1日，联军至少发射了282枚。[24](p25～29)贫铀在导弹爆炸后同样会燃烧、变成氧化铀尘埃。这并没有被纳入残留物的统计范围，而实际上更加不容忽视，因为它们更接近城市、乡村等人居环境。
由此可见，贫铀弹残留物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具有化学毒性和轻微的放射性；二是以残片甚至微粒的形式大量存在；三是分布范围更广。在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军老兵中出现了“海湾战争综合症”，伊拉克南部平民患白血病、癌症和先天畸形的比率也大大增加。这与贫铀到底有没有关联?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人们在贫铀弹问题上存在着一些共识，可概括为“体外无害论”。据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实验，士兵在装有贫铀弹的车辆中连续呆20～30小时只会受到相当于一次X
光胸透的辐射量。弹药中的贫铀是固态的，不会被摄人人体，而其发出的a射线也不能传播很远，一张纸就可挡住。[12](p135)
与“体外无害论”相应的是“体内有害论”，但人们对致病机理、影响程度和致病种类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关于贫铀弹问题的论争也主要是在“体内有害论”范围内展开的。
从致病机理来看，美国国防部一方认为，贫铀进入人体后，其重金属化学毒性要比辐射的负面影响更大，其论据是，贫铀进入人体后，其重金属毒性会危害肾脏等组织，而辐射过于微弱，可以忽略不计。[25]而罗萨莉·贝特尔(Rosalie Bertell)一方则认为辐射才是主要致病原因，其论据有两方面：首先，贫铀在燃烧后以氧化物形式存在，氧化铀微粒可溶性差，即使进入人体也难被吸收，其化学毒性难以释放；其次，铀在人体内会继续衰变、产生新的放射性物质。贫铀的主要部分是铀238，会衰变产生钍234，钍234衰变产生镤234，镤234衰变产生铀234。铀238、钍234和镤234是贫铀中放射能的主体。“这种不断产生新放射性物质的过程，使我们在探讨老兵的病患时不能仅考虑铀238的影响。”[20](p18)
从影响程度和致病种类来看，美英军方机构一方认为不足以致命、甚至不足以致病，国际黄十字组织①等非官方组织一方则认为不仅致命，而且持久，对于未成年人则更为危险。
美英军方机构的论据来自对本国参战老兵的医学跟踪观察。美国国防部从1993年起开始对33名被贫铀弹碎片所伤的老兵进行跟踪观察，1998年时范围又扩大到曾吸入贫铀微粒的官兵和曾进入被贫铀弹摧毁的军车的官兵。其报告称，身体曾嵌入贫铀弹片的官兵，尿铀含量在10年后仍很高，但也未出现肾功能异常、白血病、骨癌、肺癌等与铀相关的不良后果。[25]
国际黄十字组织一方的论据来自对伊拉克战后平民特别是儿童健康状况的调研。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发现，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国内癌症、白血病的发病率增长了7倍。[20](p30)儿童由于处于生长期，细胞分裂频繁，更易受到辐射伤害。[12](p135)一位
记者在萨达姆儿童医院采访时就得知，在该院收治的白血病患儿中，最小的只有11个月大，妇产科的护士还证实有大量先天缺陷的婴儿，自己常被接生出的婴儿吓坏。[20](p30)
从上述论争我们不难发现，论争双方虽然都将人作为研究基点，但具体的研究对象却不一样，使得具体结论趋于“矛盾”。
美英军事机构一方的研究，以本国老兵为对象，通过十多年的跟踪调查得出贫铀微粒即使进入人体也不足以致命的结论。这一研究的基点是人，对象是离开战场环境的老兵，其结论只适用于这一对象，而不能断言贫铀对所有人都没有致命威胁。
国际黄十字组织一方的研究，以在战场生活的平民为对象，通过绝症患病率的增加和婴儿先天缺陷率的上升，表明贫铀的辐射性并不容忽视。此类研究的基点也是人，对象则是生活在战场环境的平民，其结论同样也只适用于这一对象，不能断言贫铀对所有人都是致命威胁。
可见，论争双方的依据本身都是正确的，但其科学性只能支持其研究对象，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这种仅以人自身为研究基点的研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确实需要从整体上认识这一问题，但简单地将“树木”扩大到“森林”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怎样的研究基点才能保证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三)研究基点应是战场环境与人的互动
笔者认为，尽管研究的具体对象复杂多样，但其基点却可以统一在战场环境与人的互动上。战场环境自身在变化，战场环境中的人也在变化，二者间的能量交换和相互影响在后者离开前者时就停止了，只有继续居住在战场环境中的人才继续着这种互动。因此具体的研究对象可以根据这种互动的中断和持续分为两类：一类是曾在战场环境中摄入贫铀微粒、但又在较短时间便离开的人，如各方老兵，尤其是美英老兵；一类是持续生活在战场环境之中的人，不仅有可能在战争中摄入贫铀微粒，而且还可能在战后持续的交换能量中摄人更多的贫铀微粒，如伊拉克平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The Yellow Cross，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救援组织，主要救援对象是儿童。
美英老兵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大都很快远离战场，被贫铀弹所伤的军人则更早就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此后他们与贫铀的关联仅仅体现在尿铀含量上而未患病或死亡，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伊拉克平民来说，其生活环境已被战争深刻地改造，贫铀弹残片和贫铀微粒不仅遗留在战场，也遗留在人居环境中。他们虽不曾为贫铀弹片所伤，但其与环境间长久的能量交换，使食物链和外在辐射成为了摄入贫铀微粒的主要途径，伊拉克平民白血病患病率和婴儿先天缺陷率的上升，也是不足为怪的。
其实，上述论争双方都从侧面印证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关于贫铀弹问题的报告：“(贫铀带来的)健康后果取决于个体所接触贫铀的物理及化学性质，也
取决于接触的程度高低和时间长短。长期接触贫铀的工人会出现肾损伤，但若停止过量的铀接触，肾功能便会恢复正常；若一定剂量的辐射粒子长存于肺中，则可诱发肺癌。”[26](piv)
以此为基点来看贫铀弹问题，我们便可接受相关研究结论的较大差异，也不会简单地认为差异源于研究者做的手脚(尽管这种可能始终存在)。立足这一基点，也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探讨高技术条件下的人、战争与环境的关系。
四反思——来自伦理学的思考
上述分析表明，人与自然环境的战争不会随着人与人的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因此，对高技术战争的反思不能仅局限在“人事”领域，而必须进一步对现代战争伦理做新的思考。
(一) 战争伦理与国家利益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曾经说过：“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中，不受伦理限制的力量都是粗鄙的，破坏性的。”[27](pⅢ)人类在使用暴力时有其行为规范体系，即战争伦理。现代战争伦理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在批判和反思西方资产阶级传统战争伦理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包括和平原则、战争目的正义原则及作战行为人道原则，[28](p2)总体上回答了“为何使用暴力”、“如何使用暴力”这两个问题。
1．现代战争伦理的作用。
回顾历史，战争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军事活动。两次世界大战是两场现代化的屠杀，战争逐渐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变成了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情……从高高的轰炸机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变成一个个无生命的投弹目标。”[20](p71)二战结束以来的战争法，非常重视对战争受难者的保护。以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为例，其中《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第1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第2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第3公约)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公约)就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战争的伦理诉求。
海湾战争中，联军部分遵守了《日内瓦公约》，选择空袭目标时“不仅要避免民用设施和平民的损失，还更加小心地避免破坏清真寺、宗教圣地和古迹……对军民两用设施的攻击常在夜间实施，因为夜间在该设施内的执勤人员和外面的行人较少”[3](p153)。
尽管战争伦理对制约人类军事活动有一定作用，但其局限也非常明显。
2．现代战争伦理的局限与成因。
人们在战争伦理和国家利益间往往选择后者，战争伦理此时的脆弱性就是其最大的局限。
首先，在“为何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国家利益不容战争伦理“侵犯”。在西方传统的正义战争思想中，战争只是最后的手段。“但总有人乐意选择战争……战争在这里更像是首
要手段，而非最后手段。”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天，美军中央总部司令就准备好了两套作战方案，同时有两个航母编队向海湾开进，7个陆军旅、3个航母编队、14个战斗机中队和1个战略轰炸机中队在3周内部署完毕。美国从未积极介入过同时代非洲部族间的战争，因为那无关其国家利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触动了美国的利益，赢得战争至少可实现两个战略目标：一是基本控制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地，保证其能源安全；二是基本排除前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势力继续向东渗透。
其次，在“如何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国家利益同样不容战争伦理“侵犯”。以贫铀弹为例。贫铀成为武器原料，是因为其密度高、燃点低、价格低、供应足。美国军方在认识到“废物利用”可以提高经济和军事效益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辐射问题。美国陆军环境政策中心(U．S．Army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itute)认为，尽管贫铀的辐射是轻微的，但还应“存放到有相应能力的仓库中”。美国军方对贫铀弹问题也有“预见性”，美国国防部的下属部门在战前就警告使用贫铀弹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环境后果。但这种“预见性”并未阻止贫铀弹的大量使用，也未促使英美清扫战场。战争伦理与国家利益的选择取向便体现于此：贫铀弹是击穿伊军坦克和装甲车的利器，而战场在国外且远离本土，于是英美不仅可以忽略“预见”到的后果，最终还可以袖手旁观。
现代战争伦理的局限性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现代战争作为战争伦理所约束的客体，具有复杂性。战争一般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和平原则与战争目的正义原则反对非正义战争、强调自卫战争具有正义性。但战争的暴力属性决定了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不能始终保证其作战行为的人道性，因为尽管“在战争中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战斗是惟一的手段，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31](p6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谴责非正义的一方、回避正义一方不人道的作战方式，或将其视为正义和合理的惩罚，淡化了暴力战争的严重后果。
其次，现代战争伦理的发展和更新滞后于战争形态的发展。这体现了人类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战争伦理的每一次发展和更新都是战争“启发”的结果，是人们亡羊补牢、努力限制战争残酷性的结果。这种滞后性客观上限制了人们约束未来战争行为的能力。
3．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追求和平、反对战争，首先就应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军事集团或军事强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综合国力，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和平手段达不到或很难达到的政治目的。海湾战争是伊拉克追求地区霸权和美国追求全球霸权、奉行强权政治的一次交锋。如果说海湾战争尚有驱逐侵略者的正义性和联合国授权的合法性，那么从其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来看，不仅全有“新干涉主义”的影子，而且没有联合国授权，战争门槛也一再降低，存在着日趋频繁的可能性。
因此，在军火巨头还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主要赞助者的时候，在霸权主义野心和冷战思维远未从政治家头脑中消失的时候，在世界反战力量尚难制止战争的时候，我们只能将部分希望寄托在战争伦理的充实与更新上，借此约束人类的战争行为——不仅包括人与人的战争，也包括人与自然的战争。
(二) 环境伦理与人类命运
现代战争伦理不仅在制约人与人的战争时存在局限，对危及人类命运的人与自然的战争也不具约束力，有待充实和更新。环境伦理是用以充实和更新战争伦理的更好选择。
1．环境伦理及其作用。
战争伦理本质上考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们寻求某种能使他们最佳地适应人类共同体的道德”的“人际伦理学”，只重“人事”的氛围使人们很难意识到人类的战争也是人与自然的战争，而且后者不会随着前者的结束而结束。
环境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是能拯救环境于战争、进而拯救人类的“尊重生命的伦理学”。在用环境伦理评判战争时，“深究哪方应为生态环境灾难负责并非问题的实质，其实战争双方都未顾及周围环境，双方在这点上都是有罪的”。
环境伦理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倡导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可以为战争伦理提供新的视角，使战争决策者和指挥者尊重环境以及所有生存于其中的生命。加入环境伦理要素的战争伦理，可以更好地约束人类的行为，减少选择战争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几率，减轻人类战争带给环境的伤害，并使环境在战争之后还有恢复的希望与能力。从历史经验来看，这要比通过军备竞赛达成“平衡”或在惨烈的战争后“痛定思痛”更具合理性。因为军备竞赛要耗费大量宝贵的资源，其所达成的“平衡”也会很快被新的不平衡所打破；人们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痛定思痛”固然可取，但是人们在下一场战争后很可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丧失了亡羊补牢的机会。
2．反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更新战争伦理，需要突破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
人类中心主义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指人通过思考所提出的环境道德；第二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作为生物需要维护生存和发展权；第三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惟一相关因素，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都只有工具价值。
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国内外学人，大多是在第一和第二种意义上使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而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则是在第三种意义上来使用的。我们要反对的正是价值论意义上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们滥用科技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此。
在价值论意义上，人是自然的主人，人通过获取自然资源满足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必考虑自身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同样，人们是科技的发明者、使用者和传承者，科技作为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工具而存在着，人们将科技用于生产生活，也将科技滥用于战争，结果“人道”的高技术战争却撼动了人类生存的根基。
可以说，前述海湾战争的过程和战后的恢复工程，都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人们认为不应为了环境和不确定的未来而过多地约束自身，也不必善待“沉默”的环境。
笔者认为，高技术条件下的环境伦理，应介于生态中心主义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两极之间，既不将环境凌驾于人之上，也不将人凌驾于环境之上，而是在承认人类主观能动性
的同时，也关注和维护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安全。毕竟“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助长、重建和管理的事务，它是我们生存的根基”
总之，高技术战争使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更趋紧张。现有的战争伦理对战争行为的制约是有限的，环境伦理对战争伦理的充实和更新事关人类命运。我们从根本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追求人类社会永久和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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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电子战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浅谈电子战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四院五队xx微波与毫米波技术） 序言： 从二十世纪初的偶然出现到二十世纪末的大放异彩，电子战作为一种划时代的作战样式，在近现代的战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回眸这一百年电子战的发展历程，我们既感慨电子战一出现即表现出来的强大生机，更应当从中找到一些历史经验，作为未来我们军队走向强大的指引。 本文在回顾电子战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未来战争中电子战可能出现的样式做一些预测，并对电子战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给出一些猜想。 一、电子战的发展历程 1.电子战是在20世纪初的日俄海战中偶然出现的。1904年，日本与俄国围绕争夺中国重要港口旅顺发生大规模海战。3月8日，日本海军派了一艘小型侦察船，潜入靠岸的有利位置上，通过无线电通信指挥日舰炮击，但恰巧一名俄国报务员盲目地按下了火花式发报机的按键，对日本的无线电通信形成了电磁干扰，结果日本的电台就出现了很大的杂音，无法进行正常联络，只好撤退。 从此，打开了战争史上电子战之门，开创了电子干扰的元年。由于其在战争中取得的意想之外的战果，电子战马上受到了各军事强国的重视，各种电子战装备很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用起来。 但这一时期的电子战只限于通信干扰、通信欺骗等比较简单的手射导弹装备部队，后来经过不断改进，又研制出空对空、地对地“百舌鸟”反辐射导弹；1969年，美国研制出“标准”反辐射导弹，比“百舌鸟”性能优良；1982年，美国研制出，‘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它的寻的装置灵敏度很高，可在不给指令的情况下，自动寻的攻击。反辐射导弹让电子进攻有了隐蔽欺骗意外的更有杀伤力的手段。这一时期的英阿马岛海战是电子战应用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战例。战争初期阿根廷空军利用巧妙的战术避开了英军的电子侦察，用极小的代价将英军最先进的“谢菲尔德号”击沉，达到了战场威慑的作用。英军做出迅速反应，
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思考与启示
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思考与启示 【摘要】以美军的新军事变革为背景分析了伊拉克战争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及其重要意义，进而对我军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信息化战争军事变革我军信息化建设一、前言 过去12年间，美军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一战争，三场战争前后递进，不断创新，不仅验证了新军事变革的阶段性成果，而且促使战争形态从机械化向信息化一步步逼近。在三场战争的基础上，美军又于今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特点是:依托C4ISR系统，验证网络中心战理论; 依托信息化武器装备，验证精确闪击战、快速决定性作战; 依托数字化改造后的新型地面作战力量，验证信息化战争中地面部队快速推进和越点突袭的新战法，同时确认地面部队在信息化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的来看，伊拉克战争实践并检验了“先发制人”战略和“震慑”理论，把作战理论和战法聚焦在联合、控制、精确、快速四个方面，从而为未来的信息化战争确定了新的模式。 二、伊拉克战争中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使用
新军事变革的技术支撑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群，新军事变革的关键是系统集成、技术融合，新军事变革的最终实现是军事理论、武器装备和编制体制的全面革命。没有武器装备的数字化就没有信息化，没有作战空间的网络化就没有一体化，没有信息化和一体化也就没有信息化战争。所以，信息化武器装备是提高军队作战能力，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关键要素。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基础在于实现武器装备的信息化和作战空间的网络化。 1. C4ISR系统的作战运用 武器装备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基础和支柱，没有信息化武器装备，就不可能打赢信息化战争，也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建设信息化战场，主要是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侦察和监视(C4ISR)系统的建设，其主要功能是信息获取、处理、传递、指挥和控制，主要作用是粘合剂和力量倍增器，其核心是构建信息化作战体系，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和一体化作战。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了全球一体化指挥控制系统。C4ISR系统的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和实时化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区分概念。 发现目标就意味着打击目标，而打击目标就意味着摧毁目标。因此，及时准确地发现目标，是精确打击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发现目标，主要由侦察监视和预警系统实现。美军的侦察、监视和预警体系非常健全，基本覆盖了所有维度、所有空间、所有频段。对地面目标的侦察、监视和定位，主要是依靠空天一体的C4ISR系统。电了信息装备在作战中的运用效能，主要是看信息化和一体化程度的强弱。
中东史之浅析沙漠风暴(海湾战争评论)
中东史之浅析沙漠风暴（海湾战争评论） 海湾战争，作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现代信息化战争之一。它是由于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作为起因。同时，这场战争也决定了美伊之间长达12年的恩怨纠葛。它也被誉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因此，海湾战争是改变伊拉克历史命运走向长期混乱和动荡时期的重要节点。解析海湾战争，也有助于揭示伊拉克为何逐步陷入如今形势的重要因素。伊拉克方面发动海湾战争，其实也是具有“铤而走险”，挑战西方大国的容忍底线之心。然而，对科威特的入侵，却并不是刚刚才从两伊战争之中挣脱出来的伊拉克所必要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此时的伊拉克，需要恢复经济建设的规划；休养生息并重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是“重中之重”。可惜，伊拉克已经没有了足够的资金储备投入重新建设因战火而遭到严重破坏的物质经济。当然，两伊战争也使伊拉克遭受到多达近90余万以上的军民之伤亡；石油输出港口和输油管道的严重损坏，更加使伊拉克的石油产量蒙受巨大的损失。换而言之，是伊拉克国内局势的满目疮痍，又欠下了800多亿美元的外债；同时，国内又出现了经济危机；更加使伊拉克国内民怨四起，怨声载道。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还希望免去对科威特的140多亿美元的外债问题；此时的萨达姆别无选择，
只好面对着国家的困境，而铤而走险；走了一招最为凶险的棋局：“出兵科威特”，通过吞并科威特，转嫁伊拉克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同时，一笔勾销欠于科威特的巨额外债。也可以针对西方国家起到“敲山震虎”的战略作用。当然，这一步棋，看似能够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可是，萨达姆完全没有考虑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态度或反应。 科伊之间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伊拉克长期以来，并不完全承认科威特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一方面，提出了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领土的言论（源自奥斯曼帝国时期，科威特隶属于伊拉克行省）；另一方面，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认定发动两伊战争是为阿拉伯世界阻挡波斯人的“绿教革命输出”；于情于理，可以免去伊拉克欠阿拉伯各国的债务。因此，萨达姆本人还是认为攻打科威特具备相应的价值；信心满满而又更加狂妄地选择了一条战争的道路解决本国所 面临的一切问题。战争的阴云很快就在1990年的8月2日降临了，时任伊拉克总统、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萨达姆·侯赛因于当日凌晨1时，以推翻科威特腐朽落后的君主制为由，命令已经在伊科边境上集结待命的军队突然向科威特军队进行全面攻势；在空军、海军、两栖作战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密切支援和配合下，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三个师越过科威特边境，向科威特发起了突然进攻。5时30分，主攻部队与特种作战部队在科威特
浅谈美伊战争中装甲兵的运用及思考
浅谈美伊战争中装甲兵的运用及思考 伊拉克的爆炸声不仅惊醒了人们的“和平梦”，而且激活了正在处于“稳态”的装甲机械化部队，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特点和模式，引起我们对传统的作战理论和作战观念的深刻反思，如何能运用好装甲机械化部队，是我们装甲兵所关注和研究的首要课题.。我们把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高技术局部战争中装甲兵运用上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一、作战指挥将趋向“数字化”指挥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战争中实现了陆、海、空、电等多种力量联合的立体打击方式，实现了联合作战的“数字化”指挥体系。由于数字化信息技术在指挥体系中的运用，使各兵种、武器系统、指挥系统之间，有着广泛的纵向和横向联系，也就是说作战指挥体制呈现出了网络化和一体化趋势，实现真正的信息数据共享。而传统的作战指挥体系采用的是“树”式结构，它有层次多、协同差、主动性不强、易受致命打击等弱点，已不适应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要求，所以说建立高技术条件下的数字化指挥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数字化的指挥体系首先减少了指挥层次，最高指挥官不仅能了解整个战场的情况，而且可以直接指挥控制任何一种作战力量。这样不仅增强了数字化部队的灵敏性，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部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中，装甲兵作为地面作战的主要力量，要突破在合同战役中集中
使用的模式，实现数字化指挥的飞跃。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了数字化的主战坦克，坦克内配备先进的计算机图像系统，使坦克内的士兵能看到外面的整个地形，并能精确地控制火力系统。美军最先进的第四机兵师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数字化”师。专家们说美国带到伊拉克战争中的最尖端的武器就是“数字化”连接，把飞机的坐舱、指挥所和坦克乘员连接在一起，使地面装甲部队可以为空中力量指示目标，空中力量也能为地面指示方向，这样既提高了打击目标的准确性，又增强作战的密切协同性，充分体现了“多维一体联合作战”效果。这种联合作战数字化指挥方式是未来战场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趋势。 随着我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传统的装甲兵指挥已经不适合未来高技术下的局部战争，实现指挥数字化是我军装甲兵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远距离机动作战是主要作战样式 .伊拉克战争开始后，几支美英机械化部队迅速突破科威特－伊拉克边境，向北直插伊拉克腹地，21日就长驱160公里，由美陆军第三机兵师组成的西线地面部队，在空中力量的协同下，短时间就越过幼发拉底河并推进伊拉克境内240公里，可见，装甲兵的快速机动是装甲部队的特点之一。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中，装甲兵仍将运用于机动作战，但其机动作战具有远距离奔袭的性质。装甲兵遂行远距离机动作战任务时，所采用的机动方式将以空中快速投送、海上快速输
中国国防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国防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当圆明园的华丽与高贵被英国传教士的书信传回英国时；当康乾盛世浮华背后的致命弱点渐露时；当英国使者的通商请求被清帝婉言谢绝时，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即将经历100多年的劫难。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万里土地上，受到了外国列强侵华炮火的洗礼，也是我感到只有国富兵强才能拥有自己的主权与和平安定的发展当鸦片大量的流入我国，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清政府破于压力加之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但是，当时清政府给与战争的财政运算本来就少之又少，再加上各个级别的大小官吏层层的压榨剥削，致使军费紧张，士兵所用枪支大多是鸟枪，舰炮的炮弹大多不能爆炸，武器装备甚至不如明朝，清政府是以弓箭和腰刀在马背上夺取的天下，所以在清政府执政的200多年中，武器根本没有任何改进。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兵浴血奋战，可是由于敌我双方的武器比例悬殊太大，致使鸦片战争在敌方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如果清政府的官吏都尽心尽力的维护国防的建设，不把军费中饱私囊，就不会指使清军的装备不进反退。在鸦片战争中清军的人数远远超过英法联军，但是就武器装备和性能来讲，几乎就是冷热兵器之间的对话，这无疑是导致这场人数悬殊的战争以少胜多的结果的必然因素。所以，我觉得。只有国富兵强才能不受外国列强的欺辱。而在2战的反法西斯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始终坚定不移的坚持抗日求国的基本思想。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但是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的苦难是不可磨灭与消除的。1937年7月7日夜11时，日军驻丰台部队，在宛平城外芦沟桥附近，借口夜间演习中，失踪士兵一名，无理要求派部队进宛平城搜查，为当时驻芦沟桥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部所拒绝。双方正在交涉中，日本侵略军竟向宛平城射击，继而开炮轰击宛平城和芦沟桥。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从此开始。８年抗战中的中国的海空军都很弱小，不具备与日军抗衡的实力。但他们同样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海军将士们拆下舰炮，自沉舰艇，作为炮兵，步兵参战。中国空军与日军激战８年，创造了无数辉煌：抗日天神高志航指挥我们的战斗机在８.１３空战中击落日机６架，自己无一伤亡，使中国空军一战成名；飞行员阎海文在飞机中弹跳伞后落入日军包围，敌人要他投降，他拔出佩枪杀了几个鬼子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牺牲前高呼：“中国无投降之空军！”；飞行员沈崇诲在飞机被敌人舰炮击中后毅然驾机撞向敌舰，与敌同归于尽,让鬼子领教了中国的神风特攻......中国空军的２００多架飞机在开战不久就打光了，后来国家集中有限的财力坚持打掉多少就买多少。后在美国援华航空队的帮助下，坚持到了１９４５年，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芷江会战，中美联合空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鬼子也尝到了被飞机狂轰滥炸的滋味，此次战役是抗战史上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军理论文
浅谈信息化战争
浅谈信息化战争 摘要：随着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战争将成为21世纪中的主要战争形态，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这几场局部战争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出。我国要在正确认识信息化战争的基础上，加速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从而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增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 关键词：信息化战争应对国防建设 一正确认识信息化战争 （一）定义与内涵： 所谓信息化战争，是指在信息时代核威慑条件下，以大量装备和使用信息化装备的信息化军队为主体，以信息化战争理论为指导，在陆、海、空、天、信息、认知等六维战略空间中，在信息化网络化战场上展开的一夺取制信息权为核心目标，以信息对抗和知识对抗为主要对抗手段，附带杀伤破坏减到最低限度的多军兵种一体化战争。 信息化战争与其他战争形态存在较大差别，不可混淆。首先，虽然信息化战争与高技术战争本质一致，但是其区别也是明显的，一是所依赖的军事技术不同，信息武器是高技术武器的核心，信息化战争具有时代代表性，是高技术战争的核心内容。其次，信息化战争与机械战争有联系与区别，信息化战争是由机械化战争发展而来，信息化战争并不排斥机械化，而是继承、发展和革新了机械化。再次，信息化战争与信息战争、信息时代的战争、信息战、信息作战、网络站等概念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二）基本特征： 1、信息成为战争的主导因素：不同的战争形态，战争体系中的制胜要素的不同的。在信息化战争中，“信息化”是核心，是关键，是信息时代战争的根本标志和主要特征。首先，信息已成为武器系统可军队作战效能的“倍增器”。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左右着武器装备战斗力的的释放效能。其次，信息优势成为信息化战争制胜的根本条件。信息优势对战争进程的影响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全面准确实时的情报信息将成为战争制胜的核心和基础；二是获取和保持信息优势将成为制胜的关键行动；三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高效运用时制胜的根本保证。再次，军事信息系统成为战争指挥与控制活动的基础， 2、战争行动在多维化战场空间同时展开：20世纪之前的战争基本是在陆地和海洋进行，战场是平面的、一维的，一次大战后期开辟了天空战场，后来电磁空间又成为独立的战争争夺空间。至今，六维战场空间形成了，信息化战争的战场空间形态由以陆、海、空、天、电磁等为主体的实体空间，向以网络，人的认知领域等为主体的虚拟空间。在信息时代，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的安全，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有能力夺取“虚拟领土”，是否有能力管辖好属于自己的“虚拟领土”。 3、信息化战争的体系与体系的一体化对抗：作战力量一体化，作战行动一体化，作战指挥一体化，综合保障一体化。总之，信息化战争中必须坚持一体化对抗的原则，搞好各个领域、各种作战力量、作战空间、作战行动和作战手段的协调配合，使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攻防手段、战场空间、信息情报都实现一体化，以整体力量制胜敌人 （三）发展趋势： 传统的战争内涵将得到极大的拓展：从战争目的来看，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战争双方主要是针对人力，土地，能源，矿产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有形资源的争夺与反争夺，而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最终目的将发生异化，将向争夺信息，知识等无形资源转变。从战争主体来看，传统的机械化战争是国家之间的较量，战争的主体是军队。而未来信息化战争时代，
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的人质外交及其启示
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的人质外交及其启示 摘要海湾战争爆发前，伊拉克展开积极的活动，甚至以扣押外国人质的手段作为外交筹码，利用人质去分化瓦解由美国主导而建立的反伊同盟，伊拉克的人质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入侵科威特这样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主权国家的行为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其任何外交努力都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而扣押外国人质手段的卑劣，只能使伊拉克即使在战后也面临更严厉的制裁， 关键词海湾战争人质目标效应启示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为避免战争、免遭制裁及使其占领科威特成为既成事实，伊拉克采取了积极的外交行动，大打“人质牌”是颇引人注目的一项策略。 在1990年8月7日“沙漠盾牌”行动开始后，伊拉克抓住人质问题大做文章，至1990年8月15日，被作为人质扣押在伊、科境内的西方公民达1万多人，他们被分别疏散到伊境内的多处战略要地中。至12月7日，伊国民议会批准释放全部人质，宣布将于圣诞节前释放全部人质。至此，人质危机结束。 伊拉克不顾基本的国际道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打人质牌的目标主要有：避免战争、免遭制裁并使其占领科威特成为既成事实——此为人质外交的高层次目标：拖延时间，为自己赢得集结部署时间——此为低层次目标；分化瓦解正在形成中的反伊同盟——此为最直接、最现实的目标。 为达到这些目的，伊拉克在人质问题上采取了以下措施和步骤： 一、扣押全部西方人质，对西方进行讹诈 伊拉克在战争爆发前共扣押西方公民一万多人，并威胁停止向外国使领馆提供食品，以此向西方提出伊拉克允许其公民离境的具体条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西方国家撤军；二是将科威特问题交由阿拉伯内部解决。对伊拉克的无理要求，西方各主要国家断然拒绝了伊拉克的提议，没有动摇制裁伊拉克和出兵海湾的决心，伊拉克的讹诈企图未实现。 二、有目的地分期释放人质，以此来分化、离间西方国家及反伊联盟 当时，伊拉克扣押的外国人质分别来自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瑞士、奥地利等多个西方国家，还有一部分来自阿拉伯国家。对这些人质，伊拉克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加以对待。 奥地利总统亲赴巴格达，谒见萨达姆，于是90名奥地利人质被释放；西德前总理勃兰特一行携价值600万美元的物品到巴格达会见萨达姆，于是德国部分人质获释回国；保加利亚副总统率团协商后，430名保加利亚人获释回国；在美
湖北省襄阳市2019届高三第一次适应性考试(5月)文科综合历史试卷【含答案及解析】
湖北省襄阳市2019届高三第一次适应性考试（5月）文科综合历史试卷【含答案及解析】 姓名___________ 班级_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 一、选择题 1. 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 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发自商鞅，极盛于始皇，而完成于汉武。” 这种“ 社会政治大转型” 主要是指 A. 从土地国有到土地私有 B. 从分封制到郡县制 C. 从百家争鸣到思想统一 D. 从奴隶制到封建制 2. “ 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生产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这反映了阻碍官营手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A. 分工过细 B. 利益内耗 C. 管理僵化 D. 外部竞争 3. 丁肇中指出：“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所谓的实验。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其原因是 A. 传统教育者认识不到实验的重要性________ B. 严格的思想控制下无法格物和致知 C. 传统教育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________ D. 传统学校缺乏格物致知的经济条件 4. 明朝时对数学理论的研究处于停顿乃至衰退状态，但实用数学普及程度却超越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民间出现了大量内容浅显、切近实用的数学书籍，书中将公式和法则编成口诀，使之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推广。材料中明朝数学的演变 A. 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________ B. 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
从领土纠纷问题中浅谈国家利益对于战争的影响
从领土纠纷问题中浅谈国家利益对于战争 的影响 关键词：领土纠纷、岛屿争端、国家利益、战争观、主权、战争 自古至今，不论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种族，都存在过或正在进行着对于某地区的领土纠纷①。而谈到领土纠纷，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主权②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宣布他们对于某个地区拥有主权，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将享有对这一地区一切的权利，因为这里是属于他们的领土。而领土作为国家利益③的组成之一，任何来自别国、别地区或者组织的对于其“领土”的纠纷、争夺或再次宣布主权都将被视为对于国家利益的损害。大多数国家面临国家利益受损时的回应便是战争。 岛屿争端，也是领土纠纷的一种，而近几年来围绕我国以及我国周边的岛屿纠纷更是层出乎不穷，从南海争端、中菲黄岩岛纠纷再到最近热门的中日钓鱼岛之争、日俄对于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和日韩之间对于独岛（日称竹岛）的岛屿争端，更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那么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来具体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争端并对于解决这些争端提出自己的建议。 论点一：国家利益与领土纷争的关系 要了解国家利益与领土纷争的关系，就先要对其概念有一个简要的理解。“利益”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与人或事有关的,有影响的,重要的”。而在汉语里“利益”的词义就是“好处”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的释义 ,可以应用于任何情况。例如，讲个人利益，就是对个人有好处，讲民族利益就是对民族有好处，讲国家利益就是对国家有好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客观条件：国家。 国家利益的概念就是在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由法国的黎塞留主教首先提出国家至上理论，可见国家是最高的本源，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国家利益自然就源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于是,国家利益成了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的基本动因,影响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也是国家间关系最基本的驱动因素。在民族国家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极力强调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辨析，中西方学者乃至不同派系的认知都不尽相同。现实主义代表摩根索曾对国家利益的概念提出明确的定义，他说，国家利益应当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他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生存问题，其余方面都是次要的问题。结构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华尔滋以简约的模式来分析体系结构从而得出结论:生存是国家惟一的利益。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基欧汉主张三种国家利益:生存,独立,经济财富。而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温特又在其后加了第四种利益—集体自尊。 从上述的概括，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利益对于国家的每一部行为都有着直接的关联。而
结合国防历史,谈谈对国防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国防动员建设”的要求。国防动员体制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是国家关于国防动员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职责分工和相互关系的规范。 国防动员体制的功能状态，对于增强国家的国防动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我的心中，国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防事业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引以为高尚的事业，而从事国防事业的人是世界上最高尚与伟大的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在不断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社会也变得更加文明。国家、种族的界限日益缩小，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素质也越来越高，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社会的主题。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国防只有在战争年代才值得重视，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显得多余了。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无论多强大的经济也会化为乌有。众所周知，落后便要挨打。当今霸权主义，强权横行。 由于一次海湾战争，原本风光富裕的伊拉克也算一个经济强国，但现在却只能任人宰割，前几年的阿富汗和南斯拉夫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假如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后盾，还会任人宰割吗？假如美国等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他们能够肆意的挑起战火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宏伟蓝图，可是罪恶的子弹还在威胁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威胁到全世界的和平。人民军队担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就不能与霸权主义斗争到底；没有他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无法保障。 当圆明园的华丽与高贵被英国传教士的书信传回英国时；当康乾盛世浮华背后的致命弱点渐露时；当英国使者的通商请求被清帝婉言谢绝时，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即将经历100多年的劫难。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万里土地上，受到了外国列强侵华炮火的洗礼，也是我感到只有国富兵强才能拥有自己的主权与和平安定的发展当鸦片大量的流入我国，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清政府破于压力加之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但是，当时清政府给与战争的财政运算本来就少之又少，再加上各个级别的大小官吏层层的压榨剥削，致使军费紧张，士兵所用枪支大多是鸟枪，舰炮的炮弹大多不能爆炸，武器装备甚至不如明朝，清政府是以弓箭和腰刀在马背上夺取的天下，所以在清政府执政的200多年中，武器根本没有任何改进。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兵浴血奋战，可是由于敌我双方的武器比例悬殊太大，致使鸦片战争在敌方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如果清政府的官吏都尽心尽力的维护国防的建设，不把军费中饱私囊，就不会指使清军的装备不进反退。在鸦片战争中清军的人数远远超过英法联军，但是就武器装备和性能来讲，几乎就是冷热兵器之间的对话，这无疑是导致这场人数悬殊的战争以少胜多的结果的必然因素。所以，我觉得。只有国富兵强才能不受外国列强的欺辱。而在2战的反法西斯的战场上，中国人民始终坚定不移的坚持抗日求国的基本思想。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但是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的苦难是不可磨灭与消除的。1937年7月7
海湾战争战例分析
海湾战争战场环境分析 作者：赵杨 3011020033 单位：学员二旅五营四连 摘要：本文介绍了海湾战争的过程，美军起到的作用，着重分析了战场环境。在分析战场环境时，首先，说明了海湾战争的信息化战场，美军建立了5个层次的电子传感器网；又讲了海湾战争是一体化作战的典范，作战空间被大大的扩大，七维一体的作战模式和大量先进武器的使用是美军站在场控位置的关键；最后讲述了复杂的电磁环境成为海湾战争的主导。 关键词：海湾战争；战场环境；美军；电磁环境；信息化战争；战场空间；一体化作战 正文 在讲海湾战争的战场环境之前，先将一下海湾战争。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的局部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取得联合国授权后，于1991年1月16日开始对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军队发动军事进攻，主要战斗包括历时42天的空袭、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展开的历时100小时的陆战。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 在此战争中，美军起到关键性作用。1月17日凌晨，美军的空袭行动开始实施。整个空袭包括“沙漠风暴”计划四个作战阶段的前三个，美军称之为空中战局。按计划三个阶段同时开始，齐头推进，逐一达到既定目标。通常的空袭模式是，由EF—111、EA—6B和EC—130H 等电子战飞机先开辟通路，担负攻击任务的F—117、F—111DAEAF、A—6、A—10、A V—8B、F—15E、B—52等型飞机攻击各指定目标，F—14、F—15C、F—16和F/A—18等飞机则担负掩护任务。日出动量达2000至3000架次。据美军统计，至地面进攻开始时，科威特战区伊军部队54万人中伤亡达25%以上，重装备损失达30—45%。为了实施地面进攻作战，美中央总部陆军也制定了具体战役计划，这就是“沙漠军刀”计划。该计划事实上是“沙漠风暴”计划的组成部分。计划决定，由5个军队集团执行地面作战任务。美第十八空降军在整个战线西部实施进攻，负责切断科战区伊军同后方的联系；美第七军在战线中段担负主攻任务，重点消灭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在第七军右翼，依次是北线联合部队、美军中央总部海军陆战队和东线联合部队，他们将包围科威特后方及科威特市内的伊军部队，牵制伊军战术和战役部队，其中北线和东线联合部队的阿拉伯部队将负责解放科威特市。计划制定以后，多国部队从1月17日空袭之日开始至2月24日进行了大规模部署调整。美军两个军数十万人分别从原驻地向新的进攻出发地隐蔽机动了200多和300多公里。1991年2月24日当地时间凌晨4时整，多国部队向伊军发起了大规模诸军兵种联合进攻，将海湾战争推向了最后阶段。多国部队首先在战线中部发起攻击，以吸引伊军统帅部注意力。随后，东西两端开始行动，以造成西端“关门”，东端“驱赶”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担负主攻的美第七军发起决定性攻击。先向北，随后向东，歼击伊军主力部队。伊军在多国部队进攻面前进行了顽强抵抗，后逐渐向北和西方向撤退，并点燃了科威特油田的大量油井。28日晨，科威特城已全部被阿拉伯部队控制，多国部队也大多完成了各自任务。鉴此，布什总统下达了当日当地时间8时暂
浅论战争与生活
浅论战争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摘要：在科技的助力下，军事武器如虎添翼，无论是造价、杀伤力都大幅提高。一场战争给人们所带来的人身安全和经济情况影响也无比巨大，当战争一开始最先受伤的总是人民。本文将主要从20世纪以来发生的典型战争开始，浅析战争对人口因素、经济的影响，进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战争、人民生活、人口、经济、和平 古往今来，战争恶魔总伴随人类发展，人类的发展史更像是一部血泪史。至今，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军事科技同样也飞速发展，人们虽然在竭力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着，但战争的阴霾从未消失。仅仅在20世纪，人类爆发的具有重大影响力战争就有如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年朝鲜战争、1965年美越战争、1948年中东战争（随后总共三次中东战争）、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1980年两伊战争、1990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这些战争大部分都是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科技，也造成了最毁灭的结局，无论是战争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应让我们重视的是战争打破了参战国人们平静的生活，让无辜的人们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人们的的生活由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战争对人口相关因素的影响 战争伤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和平民伤亡超过3500万。其中大约1500万死，2000万人受伤，整个伤亡人数包括10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大约三分之二的士兵直接死于战争中的军事冲突，这一发展是由于军事装备杀伤力的提升和医疗条件改善两方面引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屠杀等）的人约为7000万。 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3千1百零8人。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死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 越南战争，北越正规军和被认为是越共游击队的人员：11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33万人失踪。美军：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58209人，受伤304000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政府军：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 就以上几场战争来说，伤亡人数之大，让人触目惊心。在这些每一个在战争中失去的生命的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这些无数失去的生命本该是建设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失去，还对活下来的人们造成了痛苦。 就以苏联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一片废墟。各种医疗卫生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负伤的军人和普通群众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各种各样传染病得不到控制，任其蔓延。战争严重破坏了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犯病率上升，死亡率提高。战争使正值生育年龄的男女身体健康严重受到损害，出生率降低。还由于战争让男性壮年都奔赴战场，导致后方妇女成为生产的主力军，繁重的劳动超出了她们承担的限度，再加上食品匮乏，营养不良等因素，造成妇女不孕或难孕。从战争中活下来的士兵常常处于身体疲劳和精神紧张的状态，还有些成为残疾人，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加重了社会的负担。战时由于生活条件恶化，战争对儿童的健康和
国外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带给我们的启示
国外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带给我们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3-6-26 9:35:00 在航空技术发展早期，由于缺乏合适的动力，飞机的发明比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晚了近140年，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塞发动机的发明和应用，才终于圆了人类的飞行梦想[1]。20世纪上半叶，装有活塞发动机的螺旋桨飞机主宰了天空，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显身手，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战争模式，同时也推动了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后，喷气发动机的出现，使飞机突破了“音障”，实现了超声速飞行，并从此进入喷气飞行时代。飞机由活塞式发展到喷气阶段，既是其性能的飞跃，也是航空技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20世纪60~70年代涡轮风扇发动机的问世及其发展，使军用飞机的飞行速度、航程和机动性有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大涵道比民用涡扇发动机和宽体客机的出现，使得航空运输的成本大大降低，并实现了不着陆越洋飞行，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的时空观。显然，航空发动机不仅是飞机的动力装置，也是推动飞机和整个航空工业发展的源动力。由于发动机在航空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可以说人类在航空领域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进展，都与其动力装置的突破和进步密切相关，而人们对飞机的需求和发展又促进航空发动机向更高水平迈进。航空发动机历来是各航空技术大国优先发展、高度垄断、严密封锁的关键技术，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迄今为止，世界上能够设计、生产飞机的国家很多，但具有独立研发和制造航空发动机能力的只有美、俄、英、法等少数国家[2]。 军用发动机的发展 航空技术是重要的国防科学技术之一，在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组成部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飞机用于军事目的以来，以航空技术为核心的军事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战争的结局可谓举足轻重，是引起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重要因素。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等现代局部冲突，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自20世纪40年代至21世纪初，军用发动机大致经历了从涡喷到涡扇发动机的4次更新换代[3]。其中第一代已全部退役；第二代除英、美外其他国家还在部分使用；第三和第四代为世界各国现役主战机种的动力装置。在这个更新换代期间，发动机的性能参数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军用大型发动机的增压比由5增至25~35，涡轮进口温度由1200K增至1850~2000K，推重比由3~4提高到10左右，而不加力单位油耗则从 0.1~0.12kg/(N·h)降到0.06~0.07kg/(N·h)。 1 推重比8一级的第三代发动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等国家开始研制第三代战斗机，其重点是强调空中格斗和全天候作战能力，重视飞机在亚、跨音速范围内的机动性，这就要求发动机的推重比具有8一级的数量级。在该研制背景下，以美国PW公司F100为代表的推重比8一级的第三代涡扇发动机相继问世，如美国GE公司的F404和F110、西欧3国的RB199、前苏联的PД33和AЛ31Φ等。第三代发动机主要结构特点为[4]：
伊拉克战争信息化浅析
伊拉克战争信息化浅析 信息化战争是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海湾战争之后，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多种类、多样式的信息化武器系统占据了高技术战争的舞台，敌对双方为达成政治、经济等目的,以信息化军队(数字化部队)为基本交战力量,大量运用信息技术,使用信息化的武器装备,在信息网络化的战场上,以信息化战争理论为指导,而进行的一种新形式的武装冲突。而且，它必需具备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军队、信息化装备、信息化战场和信息化作战理论五个要素。当前的伊拉克战争中，美英的信息化武器系统已构成战场的中坚力量。下边，我们从信息化方面肤浅地分析一下伊拉克战争。 一、伊拉克战争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洞悉信息化战争的窗口。 首先伊拉克战争己是一场初步形成的信息化战争。它己具备了军事家们认为构成信息化战争的五个要素：第一是战争爆发在人类社会由机械化时期进入信息化时期的开始阶段，可以说基本上具备了“信息化时代”这一基本要素；第二是美国士兵素质较高。他们普遍是大学毕业，己撑握电脑、网络等知识，而且都配备了单兵通信器材，分队还配有高性能，防雨水、防沙尘的网络电脑。另外，美国还有一支数字化机步四师。所以说美国己建成了一支“信息化军队”；第三是美军大量使用的侦察卫星、GPS定位仪 1
等构成了“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第四是在硝烟弥漫战场中，信息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形成了随处可在的“信息化战场”；第五是美国为了争夺未来战争的制高点，于1998年就制定了《联合信息战条令》，进行信息化作战演习。 其次，美英在伊拉克战争中，作为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一方，实施了进攻性的联合信息化战争。伊拉克上空星罗棋布的卫星、预警机、侦察机、直升机，红海、波斯湾海上和水下的侦察舰船，沙特、约旦、土耳其等伊拉克周边国家部署的雷达和侦听设施，以及渗透到伊拉克的特种部队人员，构成了美英联军完备的信息侦察预警系统；陆基、海基、空基平台发射的导弹和制导炸弹，是美英在作战中直接杀伤、破坏敌方目标的重要手段——硬杀伤性信息化武器系统；软杀伤性信息化武器、心理战武器、高能量微波炸弹等在战争中的使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着信息化战争联合性的新特点，也让我们洞悉到息化战争较之机械化战争在作战理论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二、作战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伊拉克战争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初期,战争形态也不可逆转地由高技术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作战理论、思想观念也实现革命性突破，从不同角度发展丰富了信息化战争的概念。 首先是丰富了信息化行动。专家们认为,信息化行动是在和平时期或者危机时、战争时、在保护己方信息和系统 2
美军非接触作战及对我军的启示
美军非接触作战及对我军的启示摘要：非接触作战是指在远离敌人的情况下，运用C4ISR系统和远战武器装备， 对敌实施防区外远程精确打击的作战行动样式。美军及其盟军在近年来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中，多次成功地运用这种作战样式，效果十分明显。 非接触作战是指在远离敌人的情况下，运用C4ISR系统和远战武器装备，对敌实施防区外远程精确打击的作战行动样式。在较大规模战争中，这种作战样式主要用于摧毁敌方国家维持战争潜力和实施战争的能力，使其信息系统或作战体系或经济系统瘫痪，失去抵抗能力和抵抗意志，加快战争进程。在一般性冲突中，主要用于"惩罚、警告"敌方，使敌受到"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产生强大"震慑"，进而以小战达成作战目的。美军及其盟军在近年来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中，多次成功地运用这种作战样式，效果十分明显。 一、非接触作战的主要特点 非接触作战最早是由美军提出的。海湾战争后，美军总结了远程精确打击的经验，明确提出了"脱离接触，间接打击"的作战原则，"非接触战法"、"脱离接触战法"等作战方法。强调为避免有生力量的迅速消耗，依靠己方武器装备远射程、高精度的优势，在敌人发挥火力之前，采用集火远战、精确打击、交替掩护等手段，大大削弱或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快速改变战场兵力对比，达成作战目的。非接触作战在波黑战争、"沙漠之狐"空袭行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频频运用，作战效果十分迅速、明显。 （一）打击效果上实现了精确毁伤
依据攻防双方武器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进行战法设计，强调打击效果精确毁伤，是非接触作战的明显特点。美军利用高新技术优势，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装备的火力，打击和消耗敌人，是其实施非接触作战的一贯作法。一是在武器平台使用上，都是以远程投射平台为载体，在防区外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对预选目标进行攻击。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的非接触作战主要以海基平台发射巡航导弹为主，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则以空中平台与海上平台相结合投射精确弹药的方式，实施非接触打击。美军的B-52、B-1B、B-2型远程轰炸机和航母编队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等，都被用于这种作战。二是在攻击弹药选择上，主要选用中远程空空导弹、空地导弹、空射巡航导弹和海基平台发射的中远程巡航导弹。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使用了约7400吨、1.55万枚精确制导炸弹，占总投弹量的8%多，其中就包括第一次用于远程精确打击的BGM-109、 AGM-86、AGM-84E型巡航导弹。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及其联军在空袭作战中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分别为35%、60%、70%左右，其中远程弹药占一定的比例，特别是首轮空袭或"外科手术式"空袭几乎都首先使用空射或海射巡航导弹进行 防区外打击。 （二）兵力运用上达成了灵活机动 非接触作战从本质上讲，强调作战行动尽可能地迟滞、消耗对手，以空间换取时间，为形成更有利于己方的兵力对比和作战态势创造有利条件。即，尽可能杀伤、歼灭具有进攻能力、抵抗能力之敌，促其
利比亚战争分析
利比亚战争—— 科索沃战争的打法，伊拉克战争的结局？ 2011年3月19日，恰逢伊拉克战争开战8周年，美、英、法等国再次联手，对利比亚发动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空袭。利比亚战争由此拉开帏幕。同前几场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依然是由西方军事大国发起的影响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局部战争，依然是一场针对主权国家的非对称战争。 战争目的：争夺地中海霸权 利比亚战争虽因部族之争而爆发，但通过大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其战争企图暴露无遗：竞争地中海的主导权。“世界油库”——中东有两大富油区：海湾地区和濒临地中海的北非地区。通过两次海湾战争，美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海湾地区产油国的控制。此次利比亚战争，西方大国又对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北非国家打起了算盘。 法英看中的是利比亚的资源。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建立后，法英等国与其虽有驱逐外军基地、空袭民航飞机等积怨，但基本上相安无事，甚至一度握手言欢。而今，法国拉着盟国挑头空袭利比亚，军事干预利比亚内乱，决非一时冲动。只要将地中海南北两岸作一下对比就会一目了然。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地中海北岸的老牌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景气，地处南岸的北非“穷国”，却因丰富的石油资源，安然无恙。两岸的鲜明对比使得北岸国家蠢蠢欲动。此前，英法大国作为配角，曾参加过美国主导的多次战争，但在战后并未捞到好处。此次利比亚战争，法国打破谨小慎微的传统，跨海南下，无非就是想重新恢复在利比亚的传统利益，进而争夺地中海地区的领导权。而传统“大佬”美国的弱势，恰为“高卢鸡”飞向地中海对岸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美国看中利比亚的是，这里是控制地中海的要地。地中海地处美国三大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非洲司令部）辖区的交叉地带，是美国战略关注的焦点区。地中海周边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不但是法国“南下”的重要诱因，同时也是美国在该地区苦心经营的主要动力。即使没有利比亚战争，地中海这一内陆海也不会平静。早在二战结束后，这一海域没就是西方军事大国军舰密集度最大的海域，美国第6舰队更是长期在此游弋，以保障美国的利益安全。发动利比亚战争虽然不是美国的初衷，但从与英法等欧盟国家竞争的角度考虑考虑，它也不敢麻痹大意。因此，此次利比亚战争，美国虽看似被英法拖进了战争，实则暗度陈仓、谋求实现其地中海大战略。而“别人搭台、我唱戏；别人打头，我收场”，恰好是美国“巧实力”战略的重要特征。 如今，利比亚已经成为地中海争霸的第一块蛋糕。历史上，卡扎菲曾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最难对付的“硬骨头”。为了将卡扎菲赶下台，西方国家采用过经济制裁、斩首攻击等多种手段，均未奏效。此次由部族冲突而引发的利比亚内乱，无疑为西方提供了“下嘴”的机会。美英法等国的军事介入，使得卡扎菲陷入了内外夹击之中，政府的统治力已受到重创。作为一个部落国家，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利比亚将陷入部落混战的危局之中。政府垮台，国家内乱，主权丧失，使得利比亚成为西方国家能够轻松摆布的“病鹰”，对利比亚资源更可尽收囊中。通过这场战争，地中海地缘政治格局大变动已经开始，美欧地中海大战略已经展开。美、英、法等国将再次踏上非洲的土地，取道北非直趋大陆内部。 战争过程：更像科索沃战争 利比亚战争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民主党政府继科索沃战争后发动的第二场针对主权国家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均发生在地中海地区。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依托，但美国“象”、“驴”两党在实施战争的模式上却截然不同。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相比，利比亚战争将美国的战争模式又拉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