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

一、事件背景：

发行金圆券的最初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

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14亿元。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

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同时，蒋介石安排原财政部长、原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亦拟定关于币制改革的方案。俞鸿钧组织的中央银行专家为主的起草班子，认为法币不作根本性改革还可以维持一定时限的局面，如从根本上改革，那就会垮得更快。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

1948年7月29日，蒋介石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蒋介石只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二、经过：

货币发行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作出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劵三十万元。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物价冻结

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其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

金圆券发行的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初期和后期面额对比

三、不同立场的人的评价：

1、国民党高官陈立夫：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立夫曾经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换取1元法币，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25元法币了，战前，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共产党铺路吗？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2、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他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

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从此遂使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

3、民主人士储安平

“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4、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

他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5、老百姓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这里的“中央”指的是：中央军。也可以说指的是：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四、民间案例：

1、10月25日，教育部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2、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米价每斤金圆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

3、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中共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中共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中共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他在日记中记载：“1月4日，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4、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有覆灭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圆券自然急速贬值。贬值速度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