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

山东省临邑县兴隆镇西袁学区小学陈恒利郎玉香

邮编：251505 电子信箱：1524454128@https://www.360docs.net/doc/0c9980891.html, 本文主要通过对《三国演义》中战争故事情节的分析，浅析作者描写战争的艺术。本文由官渡大战之两雄对决；赤壁大战之壮志难酬；彝陵大战之蜀帝遗恨等三部分组成。通过对这三部分的分析，总结作者对战争描写的深刻之处：他叙述的重点并不放在战场上厮杀场面的面，更突出的是描写战争前后敌我双方的智谋较量也即着重于表现指挥员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突出了战争中人的主观作用，将斗智、斗武、斗勇结合起来。特别是斗智，也就是谋略的运用，在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作者总是将各次战争特定的环境、条件、双方的战略部署、战术运用、力量对比、矛盾转化等都做具体生动的描写，深刻的揭示出战争中矛盾转化的过程和胜败的原因。

《三国演义》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在纷繁的战争描写过程中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实力，他与战争各方的政治状况、人心向背、战争的正义与否都密切相关。《三国演义》因其战争描写的深刻性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描写战争的史诗性作品。

一、官渡大战之两雄对决

两雄者，袁绍、曹操也。袁绍乃布衣之雄，能聚人不能用人。曹操奸雄，奸则奸矣，其雄才大略也昭然若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曹操深谙此道，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举措，首先给自己在政治上“正名”以示其名正言顺。其次，其“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又给自己的霸业走向成功增加了筹码。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其“武力为表，智谋为里”的兵家思想申明谋略的重要性。惜哉袁绍，不谙此道，崇尚武力，刚愎自用，终致败亡。

还是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时，袁绍就问过曹操：“若事不辑，方面何所据？”曹操反问道：“足下意欲若何？”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也是曹操与袁绍后来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才牌。纵观官渡之战的前前后后，对人才“人谋”的忽视是袁绍致败的根本原因。作者用艺术的手法为我们展示了不可一世的袁绍是如何走向败亡的。

先看官渡之战之前的形势：袁绍本打算与江东孙权联合破曹，然孙策中箭不治身亡。接掌大权的孙权吸纳鲁肃、诸葛瑾等谋士的建议，决意顺从曹操以图发展；而曹操也听从张紘的建议改变意欲乘丧图谋江东的初衷，奏请封孙权为将军，兼领会稽太守，从而结成联盟。袁绍闻讯辄怒而妄动大兵进讨曹操。究其原

因是袁绍的政治见解使然——打军事地理牌，也即依恃自己兵精粮足，人多势众。殊不知，兵法云：“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然则何所恃？在战争以曹胜袁败结束后，小说有两句是评价道：“弱势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诸葛亮在出山时的《隆中对策》中也明确指出：“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次议亦中兵法。《孙子兵法·计》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惜袁绍不具将帅之才，未审其意。从当时的情形看袁绍却有优势：地兼冀、青、幽、并等大片土地，有丰足的粮草，雄兵七十多万，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直之臣，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高览、张郃、淳于琼等亦俱世之名将。曹操仅以七万之众迎战，且粮草不足。双方军力有天壤之别，如曹操手下的谋士荀彧所言，是以至弱当至强。在这种情况下，仗应何打呢？双方的谋士都对这场战争的特点和各自所应的战略战术，做了基本相同的正确分析。曹操的另一为谋士荀攸说：“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以一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岁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袁绍的谋士沮授分析说：“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如彼军；彼军虽经，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及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

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而败矣。”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双方的谋士都认为：这场战争对曹操来说，利在急战，应速战速决；而队员少来说，则利在缓守，应采取拖延战术，时间一长，曹操没了粮食，不战自败。在这场战争中粮食是一个主要矛盾。河北多名士，然袁绍惨败。原因者何？不纳忠言，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是也。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主帅对各自谋士所做的正确分析，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袁绍在发兵之前，早已被关在狱中的田丰上书说：“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忘兴大兵，恐有不利。”这本是出于一片赤诚，而袁绍以其出语不祥为由，意欲斩之。后经多官劝免，才收狱待罪。而对沮授的正确分析和劝告，也以有慢军心为由，将其囚禁在军中。战前自剪羽翼，有主动转为被动。

在战争进程中，已逐渐显露出粮草问题十分重要。袁绍大将韩猛押运粮草，路遇伏击，被曹军所焚。这时袁绍手下另一谋士审配向他提出建议：“行军以粮草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乌巢乃屯粮之所，必得重兵守之。”袁绍不以为意，只派了个“性刚好酒”的淳于琼去守乌巢，这个人“终日与诸将聚欢”结果粮草被烧，军心涣散，酿成大祸。而彼方曹军粮草告竭，派人去许昌传书教荀彧作速筹备粮草，路上被袁绍手下另一谋士许攸所获。他建议袁绍乘许昌空虚，掩其不备，袭其腹心，一举而胜。此议见用，曹操败矣。然袁绍认为：“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不予理会，反而听信谗言，因许攸以前是曹操的朋友，疑其为曹操的奸细，要处死他。“任人而疑其心”，逼得许攸投奔

曹操，献计火烧乌巢，终使袁绍遭受惨败。

对此次战争，会不会有强弱大小相互转化的可能，曹操的谋士郭嘉有“十胜十负”之说。其言曰：“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惧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为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得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荀彧亦深以为然。此论虽不无虚美之词，但袁、曹二人高低之别可见一斑。

如，许攸叛袁来归，操喜不自胜。许攸问曹操：“公今军粮几何？”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至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食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次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此例向被引用来说明曹操的奸诈。我个人认为欠妥：正如曹操所言，兵不厌诈。再关乎全军胜败的军事机密问题上严防死守，这说明曹操斗争经验丰

富，临事冷静，保持着高度戒备，这是必要的。更可贵的是闻知许攸献计火烧乌巢，择善而从，得策辄行，深信不疑，身先士卒。与袁绍的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纳忠言，对比何其鲜明，袁绍不败岂非无理。

官渡之战的描写，作者并没有仅停留在谁胜谁负上，而是把重点放在战争中谋略的运用上，即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上，这既符合战争的规律，又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二、赤壁大战之壮志难酬

曾经临阵不苟，指挥若定，择善而从的曹操，此十兵强马壮，战将如云，也“虑无不周”。缘何走向失败，使自己一统天下的宏图大业付诸东流呢？

首先看一下当时的形势：曹操一统北方，挥师江东，势气锐不可当。刘备新败。孙权或战或降举棋不定。形势严竣，真正到了孙、刘集团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孙、刘的联手是唯一解厄脱困的途径，是大势所趋。孙、刘联盟的缔结也是两家既定的基本国策。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指出：“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以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而早在刘备和诸葛亮相间的七年前，就有人为孙权做了类似的战略规划，这个人就是鲁肃。他说：“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

业也。”我们看这两个规划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曹操是最强大的敌人，（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最不好对付（不可卒除）。同时，鲁肃和诸葛亮也清楚单凭己方的力量，要想使统一大业一蹴而就实不可能。因此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但这两种方案也有不同之处，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这并不奇怪。诸葛亮是替刘备做规划，而且要为他谋取荆州，当然不会把刘表算一份；而鲁肃替孙权做规划时，刘备正寄人篱下，自然也不会想到和他三分天下。但现如今刘表已亡，曹操挥军南下，锐不可当。鲁肃就立即调整战略，建议孙权：“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士民殷富。吾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刘备新败，肃请奉命往江夏吊丧，因说刘备使抚刘表众将，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备若喜而从命，则大事定矣。”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和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实际上是在写一场重大军事斗争之前的外交斗争。外交斗争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也是孙、刘一方在这场战争中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作者挥毫泼墨，浓笔重彩的铺展开来写，是很有眼光的。

诸葛亮亲自过江，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完成了缔结孙刘联盟的任务。这两回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远眼光和他智激孙权和智激周瑜时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小说突出了一个“智”字。当时孙吴内部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出现了主战（以鲁肃为代表）和主和（以张昭为代表）

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主帅孙权举棋不定。诸葛亮过江的目的就是说服孙权下定抗曹决心。诸葛亮抓住了孙权既惧怕曹操又不甘屈服的心理。采取了“只可激，不可说”的方法。他有意夸大曹操实际军力和挥师南下的目的在于消灭东吴，并故意劝降，以此来激发孙权不甘屈服的一面；而在孙权决意抗曹之后，才向他具体分析了操军远来疲惫，北军不习水性和不能得到荆州人民的拥护等重大弱点，以帮助他正确认识形势，进而坚定他抗曹的决心和信心。

以后孙权的决心又发生了动摇，引出东吴水军大都督周瑜来坚定孙权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深知此人虽有军事才能，但心胸狭窄，因此也采取用“智”激的方法。但说辞不同。他对周瑜说，如果投降了曹操，一“可以保妻子”，二“可以保全富贵”，并佯装不知小乔是周瑜的妻子，故意说曹操举兵南下的目的是想要得到江东的二乔（大乔是孙策的妻子），劝周瑜重金聘此二女作为进献之礼。此议看似维护江东、周瑜等，实则暗含讥讽，藐视之意。对周瑜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不禁勃然大怒，大骂：“老贼欺吾太甚！”坚定了抗曹的决心，也由他出面进一步坚定了孙权的抗曹决心。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智慧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描写仅是赤壁大战的准备阶段，但对于战争的全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写出了这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表现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描写战争时，眼界的开阔，不

只是看到具体的战役本身，而是对战争的进程和全局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

在诸葛亮促成了孙、刘联盟，形成抗曹的统一战线之后，小说就开始了对战争本身的描写。《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不只是军力的对抗，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一特点在赤壁之战中表现的极为明显。这次战役中双方的斗智，即战争谋略的运用，在作者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曾经的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临阵不苟、指挥若定、择善而从，此时兵强马壮，战将如云，仍“虑无不周”小心谨慎，表现出他的睿智。可是东吴方面年轻的统帅周瑜比他更聪明；而只居于幕后，却能统观全局，洞若观火的诸葛亮更是算无遗策，技高一筹。

尽管如此说，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孙刘联盟形势岌岌可危，危如累卵。曹操先后诛吕布、灭袁绍，一统北方，挥师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然后计点兵马，马步水军八十三万，诈称百万，水陆并进，锐不可当。而当时的刘备败走江夏，势单力孤；东吴也是人心浮动，两家联手军力也大不如曹操。然而战争的进程是如何强弱易势，最后以弱克强。强弱易势的跟由是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因此双方的智斗就此展开。

虑无不周的曹操，一开始就高度重视水军的操练。因此破格提拔重用荆州降将蔡瑁、张允担任水军都督。一向多疑的曹操，如此委任只是权宜之计。《三国演义》中写道，荀攸说：“蔡瑁、张允乃谗佞之徒，主公何以遂加如此显爵，更教都督水军乎？”

操笑曰：“吾岂不识人！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权用此二人，待事成之后，别有理会。”其猜忌如此，可知蔡、张二人早晚必死。为后面蔡、张二人被诬受戮埋下伏笔。话说周瑜在前线视察中发现曹军水寨深得水军之妙，惊惧之际，便思设计除掉心腹之患，以破坏曹操训练水军的计划。当此之时，曹操也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计。于是蒋干自告奋勇，欲以探视故友为名，行刺探军情之实。不期周瑜将计就计，于是上演了“蒋干盗书”误中“反间计”的精彩片段。内容虽写的是老朋友见面时的宴饮和抵足而眠，但因为事关战局的胜负：曹操水军训练成功与否。所以颇具惊心动魄之感。结果曹操中计，疑心蔡、张二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闻讯辄怒即斩之。因其误杀两位新任命而训练水军卓有成效的水军都督，使水军训练功亏一篑。对曹操来说，刚刚转入主动的战局一下子又陷入被动。在“反间计”这一场智斗的角逐中，曹操输了重要的一局。

接着第四十六回的前半部分，又插入孙、刘联盟内部的斗争——周瑜嫉贤妒能设毒计，诸葛行巧计转危为安。（诸葛亮草船借箭）在“作品”中着重表现了周瑜的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当他发现孔明才能卓越，比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不顾大局设计陷害。令孔明十日内造箭十万支，逾期军法处置。诸葛亮识破其奸，将计就计，立下了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军令”。诸葛亮的惊人之举使周瑜以为得计，欣喜不已。殊不知孔明成竹在胸，预见到第三天将有一场迷江大雾，十万支箭唾手可得。这本是孔

明的脱罪之计，结果又使曹操损失了水战中非常重要的十几万支箭。这段描写孙、刘联盟内部矛盾的片段，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忘写次要矛盾，而写次要矛盾又紧紧围绕主要矛盾来进行，结果是推进了主要矛盾，使战争的发展进程既集中而显的丰富多彩。

再接下去，写周瑜和诸葛亮不谋而合制定了对付曹军的火攻计。火烧战船，这是赤壁之战的中心谋略，曹操的最后失败就在于诈称百万的精壮之师被孙刘联军一把大火付之一炬。（曹操的壮志——一统华夏，也灰飞烟灭。）为了实施火攻计，又引出了苦肉计、阚泽下诈降书等一系列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情节；最后庞统献连环计，让曹操用铁链将战船连在一起，好让东吴一把火烧个尽绝。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写了曹操的机智：如重视水军操练；阚泽下诈降书时，一语中的，说破其奸，给阚泽以极大的压力；庞统献连环计时，曹操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方为采纳。（曹操手下谋士，程昱说：“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荀攸也深以为然。曹操大笑说：“程仲德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凡用火攻，必借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北风，安有东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无何惧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已提备矣。”）曹操不可谓不心思缜密，只是天公不作美，诸葛亮“借的”东风，致使壮志难酬。但另一方面，也写了他的一系列的失误：如两次派庸碌无能的蒋干过江，促成了对方反间计

和连环计的实现；派蔡中、蔡和诈降，促成了对方苦肉计的实现等等。

曹操为何频频出现失误而尚执迷不悟呢？大概应验了那句话：人总是“得意”就“忘形”吧。最后总是“得意”翻作“失意人”。——“宴长江曹操赋诗”一节，其轻敌麻痹，狂妄自大，志得意满之状跃然纸上：曹操对部下口出狂言：“吾自起义以来，与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而且遥指南岸，嘲笑对手说：“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指阚泽下书，黄盖投降）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又指夏口说：“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继而乘酒兴横槊赋诗，并刺死对他进行规劝的刘馥。这段情节写得好，看似旁枝侧出，实际却紧紧地和主要矛盾相结合，并且有力地促进了主要矛盾的发展。轻敌麻痹，狂妄自大，是曹操由强转弱，由主动转入被动，并导致最后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

而与此相反，周瑜却心思缜密，毫不懈怠。他在决战前夕，周密布置，严阵以待。亲自视察敌阵，因阵风卷起旗角从脸上拂过，而猛然惊醒，悟出如果开战时没有东风，火攻计不但全部落空，而且还有玩火自焚的危险，因而急得“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在读者的心情又一次紧张之时，顺理成章地引出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细节描写，但这一细节却写得十分精彩。

这段穿插，也不仅仅是为了单纯追求情节的曲折紧张，而是为了跟曹操横槊赋诗的轻敌麻痹思想形成对比。表现出周瑜即使在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下，仍那样谨慎精细，知微见著。双方主帅，一个盲目骄傲，粗心大意；一个行事谨慎，临阵不苟。单是双方精神状态的对比，胜负结局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更为奇妙的是：一直居于幕后的诸葛亮对敌我双方的殊死博弈，斗智斗勇，洞若观火，一览无遗。这场战争的胜负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那就是“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此，曹操未觉，周瑜方觉，诸葛亮则先知先觉。尚且不止这些（借东风行破曹之计，使曹操壮志难酬）早在过江之初，孔明就安排下“赵云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驾小船来接应，但看东南风起，亮必还矣”。从容不迫地虎口脱险。难怪周瑜骇然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

经过以上波澜层迭，曲曲折折的描写，已经多方面，多层次地写出了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过程，因而到了“三江口周瑜纵火”战斗正式打响时，这场战争就已经写得差不多了，而无需作者多费笔墨了。

三、彝陵大战之蜀帝遗恨

蜀帝刘备半生飘零，克成帝业，冲冠一怒，抱恨而终。

正当蜀汉集团按着诸葛亮《隆中对》的宏伟蓝图，事业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之时。不期关于大意失荆州，城破身亡。刘备痛不欲生，念及手足之情，便思报仇雪恨。这一战略决策本身就是错误的。

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战略规划是：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连吴抗曹，伺机一统天下。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之前的赤壁之战便是明证。所以当刘备决定“提兵问罪于东吴”时，诸葛亮就劝谏说：“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令我伐吴，各怀诡计，伺机而乘，主上宜按兵不动，且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赵云也劝谏，甚至很尖锐地指出：“汉贼之仇公也（指曹操），兄弟之仇私也（指东吴），愿意天下为重。”这里表现的是一种从全局、从长远利益出发的战略眼光。《孙子兵法·火攻》篇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悲夫刘备，不纳忠言，一意孤行，妄兴刀兵，终成遗恨。

此一战，西蜀由盛而衰，元气大伤。后人在研究《三国演义》的悲剧精神（指持拥刘反曹观点）刘备集团走向覆灭的原因时指出：在政治和道德的化身——“义”的天平上，刘备集团总是把“义”放在首位，而把政治放在第二位。这对于一个以政治追求为最终目的的武装集团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此次就是将集团的政治利益当作其兄弟义气的牺牲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往往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方要以牺牲道德情感为代价，去换取政治上的成功；而刘备集团却是相反，经常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和克服政治利益，这是作品中导致刘备集团悲剧的直接原因。后人在总

结兵家智谋的特点时指出：兵家讲究平等原则，就是无原则的原则。大家都没有任何原则可遵守，只要能够打败对方，就是胜利者、成功者，除此而外，没有任何的评判原则。所以，无论是智斗状态的战争，还是兵斗状态的战争，从其本质特点上来讲就不在讲究“仁义道德”或是任何原则。这并非是兵家不讲德，不讲情，而是以不情为大情，已不德为大德。由于兵家之争的胜负直接与本国人民的祸福利害甚至生死存亡直接相关，就必须站在大利大害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越是放任了自己的感情，就越是对己方的无情；越是对敌方的无情，就越是对己方的有情。人们常说，魏蜀吴三国分占天时、地利、人和。刘备亦深以为然。在他入主益州之前，法正、庞统劝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袭取益州，刘备不肯。他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刘备以仁义为本，仁义素著。为关羽复仇亦为此，而遂败。以仁义兴邦，以仁义丧邦。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另外，在具体的作战方案上也犯了错误。当时刘备率兵七十五万进讨东吴。孙吴只有十万军队抵抗，也是以至弱当至强。刘备报仇心切，又依仗兵多，采用急战的方法，一开始颇为奏效，节节胜利。孙吴畏惧，派人求和，刘备不允，誓要灭吴。孙权逼不得已，大胆起用年轻的儒将陆逊任统帅。此人年轻，资历尚浅，东吴方面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但他聪明而富有谋略。它采用的

战术是：避其锐气，坚守不出，以逸待劳。结果使得本来锐气正盛的蜀军被拖得“兵疲意祖”，再加上天气炎热，喝水困难，最后刘备只得下令在山林茂密处安营扎寨，连营七百里。当诸葛亮看到刘备派人送回来的连营图时，立即拍案叫苦说：“汉朝气数尽矣！”立即派人回复刘备，如此安营扎寨犯兵家大忌。然而为时晚矣。陆逊抓住有利战机，以逸待劳顺风举火，烧了蜀军的七百里连营。刘备惨败，创业未半，中道崩殂，白帝城永安托孤，遗恨而终。

由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三大战役有其相同的一面就是，都是以弱对强，在战争中都用了火攻，战争的过程都发生了强弱的转化，而最后又是以弱胜强。但又同中有异，每个战役的具体矛盾不同：官渡之战的主要矛盾是粮草，烧的是粮库；赤壁之战的主要矛盾是北军不习水战，火烧的是战船；而彝陵之战的主要矛盾是军队的劳逸问题，火烧的是七百里连营。而且由主要矛盾引出的指挥员的有关活动也是各不相同。第二，《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大战役，尤其是赤壁之战，真实生动地揭示出战争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普遍意义。这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深刻之处。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不厌诈；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骄兵必败等。

《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艺术手法，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停留在两军对垒，两阵对圆，两军交锋等程式化，简单化的描写上，而是从多方面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来展现战争的发展进程，

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乃至外交斗争结合起来写。它是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主观作用，是结合着人物的个性来写战争。相对于“决胜千里”来说，它写的更多的是如何“运筹帷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