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居环境--第二讲“气论”与“形论”:风水流派

第二讲:“气论”与“形论”:风水流派

一、形势派

1.“形势派”的产生及其理论特点

2.源自《禹贡》的“三条四列”说及其对形势派的影响

3.形势派的代表:江西风水

二、理气派

1.理气派的产生及其理论要点

2.风水理气说中“气”的本质

3.镇“煞”——一种源自气理的民俗文化现象

4.理气派的代表:福建风水

三、“形势”与“理气”综论

风水作为一种学问体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便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早在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便有了“重形势”和“重理气”的雏形:“枕山际水(面水)”实为“重形势”的表现,“面南而居”实为“重方位理气”的前兆。只是当时的人们是在不自觉中作了合乎逻辑的选择。当然,在当时风水尚未形成学问的时代,这还算不上什么流派之分。

到了秦汉时代,风水理论已有一定雏形,相地方法开始有了形式上的差别。许多学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中所录的两部相地书——《堪舆金匮》和《宫宅地形》,分别是“气论”和“形论”的早期著述。前者归于五行类,后世的五行相宅可能与此有关;后者归于形法类,后世所强调相峦头形势便与此一脉相承。

“理气派”和“形势派”的自立门户,是在唐宋时期。清代学者丁芮朴在《风水祛惑》中已有论及:“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用。”下面就形势派和理气派的形成过程、理论特点及其影响作简要介绍。

一、形势派

1.“形势派”的产生及其理论特点

形法派的肇始著作《宫宅地形》是相城郭、宫室、地形的。古人相地,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的功能出发,便于生产、生活、所以很注重地形、地势的作用。相传晋代郭璞所作的《葬书》,则很重视葬地的形势。认为气者,形之征;行者,气之著。气是形的内在构成,形是气的外在表现。“生气”随地形、地势而变化,地形的高低反映了气的大小,故有“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有土斯有气”。

“形法派”的特点可从其代表人物杨筠松的论说中得到确切表达:“《撼龙经》专言山垅脉络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各为之说。《疑龙经》上篇言干中寻枝,以关局水口为主;中篇论寻龙到头,看面背朝迎之法;下篇论结穴形势,附以疑龙十问,以阐明其义。《葬法》专论点穴,有倚盖撞沾诸说,倒杖分十二条,即是说而引伸之附二十四砂……”

杨氏的理论成为后世形势派理论的重要依据。

2.源自《禹贡》的“三条四列”说及其对形势派的影响

风水说中形势派关于龙脉的学说与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五藏山经》和《禹贡》有关。后代学者推出的所谓中国山脉分布的“三条四列”说,便是在《禹贡》山川的基础上形成的。

历代学者包括马融、郑玄、僧一行、徐霞客、魏源等学者均对“三龙”大势有过详细论述。实际上,古代学者对中国境内“三龙”(或“三干”)的认识,大致是以黄河、长江为界进行划分的。黄河以北诸山系为北龙,长江以南诸山系为南龙,长江黄河之间的分水岭山系称中龙。这种三龙格局又是与中国特有的构造山系有关的。中国境内东西向的构造山系主要有三条,从北至南分别是:天山——阴山;昆仑山——秦岭——大别山;南岭。

如图1

昆仑山在中国文化地理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昆仑山也特别受到风水家的崇尚,认为昆仑山为天下群山之祖,寻山只要能与昆仑山产生联系,便无疑来脉悠远。风水家把昆仑山入中国境内的“三龙”作为山脉祖宗支派的来龙,寻山必溯“三龙”,称之“认宗”。昆仑山恰处在中国三级阶梯的最高一级上,故将西北方称为“天门”,将东南方称为“地户”。风水中仿此,认为水自西北来,东南去为大势所趋,情理所在,不得违抗,否则就有悖自然规律,难成千年吉地。这既有朴素的地学哲学观,又夹杂着机械唯物论的思想。然而它作为一种文化观,深刻影响着中国远古民居、村落、城市的水系布局。如北京紫禁城内的金水河,便是自西北流入,经太和门,最后于东南方向流出的。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风水观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地理观。

3.形势派的代表:江西风水

形势派的主要大师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等人,或祖籍江西,或是长期在江西寓居,其理论的传播主要以江西为主,后传及浙江、安徽等地。

形势派宗师杨筠松,唐僖宗时任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管灵台地理事。他在黄巢军攻入长安时,将宫中秘书(包括堪舆书)偷出,逃往江西,逐渐形成特色分明的江西学派。江西形势派风水理论重在讲峦头形势。其目标是寻找龙、穴、砂、水、向,俗称“地理五诀”。

二、理气派

1.理气派的产生及理论要点

理气派产生的理论基础比形势派更依赖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论思想。气论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是气所生成,即“一切物皆气所为也”,“山泽水土,气皆入乘之,造化之大宅也,”因此,“气之流行,充塞宇宙”,既然天地万物为一体,那么它们之间就有某种共通的东西,那就是“理”。程颐说“万物只是一个天理。”理是现实存在的,却又是无形的,理与形的结合便是“气”之象。理凭气而派生。

堪舆家跟阴阳术数家一样,企图探讨“天理”的真谛,进而达到人与“天理”的协调

统一。作为与人类关系密切的自然万物之理,莫过于时间与空间上的规律,即节令时间和空间方位的宇宙规律。因此,早期的相宅记录中有利用天体来确定建筑朝向的。

唐代以后正式发明了指南针,指南针便大量用在建筑定向上。罗盘的使用推动了风水理气派的发展。唐宋及其以后出现的理气派著作均强调罗盘的运用。

很显然,理气派的理论要点是以方位理气为主(即不同的方位气有好坏,而形势派强调“气随土形”)兼有五行生克、阴阳八卦、九星吉凶、二十四山向等原理。

2.风水理气说中“气”的本质

风水中所说的“气”通常情况下是看不见的,它对人们的影响通常是无形的,首先是通过心理作用来实施的。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风水中“气”可能与现代物理学中的“场”相类似。

风水中“气”的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概念,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范畴,对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国内外科学界对“气”的本质作了大量的研究。

现代物理学研究越来越证实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与量子物理学中的“场”的一致性。认为古代的张载、王夫之等人所提出的“气”与其说接近“以太”不如说更接近现代科学所说的“场”。因研究核子理论而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学者汤川秀树,就在其名著《物理学之道》中谈到他的基本粒子研究所受中国古代老庄哲学启发的事实,指出了“道”、“气”与现代物理学中“场”的概念的相似性,认为可以产生一切形式的“道”和“气”,就类似于量子场。所以,李约瑟指出:“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如此地领先于西方,以至于我们差不多可以冒险地猜测:如果社会条件有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国人可能首先通过磁学和电学的研究,先期转到物理场,而不必经过撞球式的阶段了。”

风水理论引进传统哲学中“气”的概念,认为任何一个风水环境都存在着一种阴阳和合之气,这种气能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也可以说,这种所谓的阴阳交合之气,实际上是以一种“场”的形式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的。

风水的主要内容,一是气,二是形。形是指地形,是围绕“气”的环境。也有人认为,气和形是风水中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形者气之著,气者形之征: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所以,《葬书》中说:“夫土者,气之体”,“地有吉气,土随而起”,说明形是气的外部表现,形气本是一个整体。

为了获得一种聚气的环境,风水对通常的形势有一定的要求,即呈环抱状。后有靠山,

左右砂山护卫,前面以水界气,这是一种典型的风水聚气模式。风水穴成聚气的焦点。

如图3

风水中的气又被称作具有生命意义的“生气”,“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这种生气似乎是一种能导致万物化生的物之本源,所以《葬书》中说:“土形气生,物因以生”,“形止气蓄,化生万物,为上地也”。

总而言之,风水理论中所谓“气”的概念,与传统哲学中“气”的概念一样,本身达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只是后人在理解其含义时,往往达不到这种境界。人们更多地把目光转向形势派风水,人们对理气派风水的理解进而变为误解(至少多数情况下如此)。因此,理气说的解释越来越离谱,从而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今天,我们研究风水,不可不从理气说的本源——“气”的本义开始。

3.镇“煞”——一种源自气理的民俗文化现象

正因为理气派风水强调气理一致、气之方位,认为不同的方位气有好坏,如对坐北朝南的坎宅来说,东南方为“生气”方,为上吉,西北方为“六煞”方,为凶,因此造宅时往往在顺气的同时还要镇煞气。

风水中镇煞气的目的是为了避邪,以便逢凶化吉。风水中镇煞的方法较多,有物镇的、有符镇的。物镇的有石头、石敢当、兽面牌、倒镜、八卦镜等。

用“石敢当”避邪的例子更为常见。风水中认为,大门不能直对巷口,若有违此情况需要补救时,常凿“石敢当”立于当冲之地。“石敢当”本身是块石头,但其规格有制,《鲁班经》上的规制是:“高四尺八寸,阔一尺二寸,厚四寸,埋入土八寸。”上刻“泰山石敢当”意味着所向无敌,可以镇百鬼。

镇煞的另一种方式是符镇,即用相应的符号来镇煞。这种符号实为一种欀解文字。其构字方法是:用一些与欀解相克内容有关的文字如敕、奉、日、月、神、煞、鬼、斩、子、火、令、虎、灾、异等字的变体,结合一些道教及佛教的符咒,外加五行、八卦和抽象化的图案,使人辨认时感到似曾相识,但又捉摸不定,给人以神秘感。

《古今图书集成》中收集了上百个镇煞符号,其中大多数都可以用于镇宅上,下图是《阳宅十书》镇宅符号的一部分。通常镇宅符还有:寺岳镇宅符、三教救宅神符、镇分房相克神符、修造预镇神符、镇宅中邪气妖鬼作怪神符、镇四邻起土修造犯我家土府争神符,等等,不胜枚举。其方法很简单,通常是在桃木、梨木、杏木或纸上,用朱砂画上相应的镇符,或置于宅中,或埋于土中,从而达到消灾驱邪的目的。如某家凶神作怪、家宅不安,则用五岳镇宅符五道,用桃木五片,朱砂书写其上,然后分东、南、西、北、中五方钉入建筑物上,

不久即可消除;若家中灾祸不止,则用三教救宅符中按八卦所分八种符于八个方位镇之,不久即可平安祥瑞。

图7

八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富含哲理而又意蕴尤深的神圣符号,人们常用它来驱凶化吉、永保平安。当遇到他家的屋脊冲向自家的门窗时,认为有煞,常门窗上面悬“八卦镜”“倒镜”或“兽面镜”以避之。有些人把卦看作一种吉祥符号,或画于栋梁上(称“暗藏八卦”)或做成八卦门、八卦门钹(bo),希望以此而获得保佑。这种现象在福建以及广东一带较为普遍。

其实,所有这些镇物和镇符,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功能,只不过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已。趋吉避凶,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理,特别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不够发达、人们驾驭自然的能力还有限的情况下,追求平安、舒适的生活环境,便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理需求。或许用镇物或镇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并不高明,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确实颇具成效的。由于它反映的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且与宗教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故而成为一种广为传播的民俗文化形式。这种民俗文化形式的出现是与风水中理气派的出发点“气有方位吉凶”观点密切相关的。

4.理气派的代表:福建风水

理气派风水特别强调五行八卦、方位理气。汉代专言“风水方位之书”的《堪舆金匮》当为其理论源头。当时流行的六壬术、图宅术,均以五行说为根本。本说曾一度于隋代式微,宋以后随着罗盘应用的广泛,方位理气之法再度兴起,而以福建最兴盛,故而后人多以福建学派相称。清代学者赵翼在《郂余丛考》中说:“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因此,福建派的特点也是理气派的特点。

宋以后的理气派把罗盘作为测定“气理”方位的必要工具。《天机素书》中说:“地径是山川,原有形迹之可见,开纪是气候,未有形迹之可窥,故必罗经测之,定其位而察其气……阅冈峦而审龙定气,验地中之形类,鉴砂水之吉凶。”

理气派的主要方法,如五星相宅、九星相宅、游年变爻等曾极为兴盛。起初以福建为中心,后向浙江、广东、安徽等地传播,许多地方出现的风水“歪门”、八卦门等均是“方位理气”的结果。浙江因处福建东北面,受福建理气派的影响较大,故其传世“家传”、“家谱”中所记祖坟的位置,许多都强调方位理气。

三、“形势”与“理气”综论

风水流派的理论特点一个讲“气之方位”,一个讲“峦头形势”(气之聚散形成地势高低),从而形成“理气派”和“形势派”两大流派。二者建立在各自的理论基础之上,理气派相对于形势派的基础理论更为完整。形势派从早期的选择地形、地势及环境条件出发,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理气派从气、数、理的关系出发,希望寻得人与“天理”之间的某种规律和联系,达到人与环境间的气、理通顺,从而获得有利于人生的“理想环境”。其理论层次上的追求从整体上说比形势派要高,因而其操作系统也就比形势派更复杂。唐宋以前的理气派主要以“五行之气说”为核心;隋唐时期五行相宅说因夹杂大量的人文因素和玄妙色彩而受到诘(jie)难;唐宋以后的理气派则以阴阳之气说和八卦学说为核心内容,这显然是与当时兴起的宋明理学大谈特谈《周易》阴阳八卦紧密相关的。

正因为理气派风水强调数、理相关,故其理论方法较为庞杂,常人不易掌握,这就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变得神秘玄妙,二是传播受影响。而形势派所讲究的峦头形势则是实在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因而在民间流传较广。

理气派与形势派的界限并非绝然分明,二者有着实质上的共通之处,如二者都注意“气”、“生气”,理气派强调“方位理气”,形势派强调“地之生气”,认为“形者,气之著,气者,形之征。”气是形的内在构成,形是气的外部表现。“气吉,形必秀丽、端庄、圆净;气凶,形必粗顽、欹(qi)斜、破碎。”这就在抽象的“气”与自然环境具体形态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葬书》是一部典型的形势派相地书,书中始终以“生气”为主旨展开论述,开篇首句即是“葬者,乘生气也”,接着指出:地势的高低是气之大小决定的“气行乎地中”,“地有吉气,土随而起”云云,所以形势派特别强调“气之形”,而理气派强调的是“气之位”。

理气派强调方位理气,但也注重峦头形势

关于形势与理气的关系问题,清代学者张心言在《形理总论》中作过较好的论述:“不知峦头者,不可与言理气;不知理气者,不可与言峦头。精于峦头者,其尽头功夫理气自合;精于理气者,其尽头功夫峦头自见。盖峦头之外,无理气;理气之外,无峦头也。夫峦头非仅龙穴砂水,略知梗概而已,必察乎地势之高下,水源之聚散,砂法之向世,龙气之厚薄……”说明形势和理气是一个整体,二者密不可分。

理气派和形势派之所以又分别称作福建派和江西派,主要是因唐宋时期此两派风水理论分别在福建、江西两地发展比较突出的缘故。其实这两种理论的雏形早在中原、关中传入闽、赣之前已经出现。汉代图宅术的兴盛,显然是属于方位理气的;《汉书·艺文志》形势类所列《宫宅地形》,显然是讲形势的。唐宋以前此两种理论均有运用,但二者间没有明显

的地域差异,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始于唐宋及其以后,故而才有了福建派和江西派之说。

唐宋时期风水理论不仅在东南地区比较兴盛,而且中原、关中等地古风犹存。唐代敦煌卷子中所记中古时代流传民间的《宅经》就有24种,如《皇帝二宅经》、《地典宅势经》、《孔子宅经》等等。到明清时代,南北各地崇尚风水之风有增无减,座落在北方的明十三陵、清东西陵等均是按风水原则修建的。而且十三陵还是请江西风水师廖均卿选定的。此时风水理论的运用是理气派与形势派相互掺杂,不仅形势上讲求来龙有势,地脉悠远,砂水有情,同时也强调各陵墓的理气朝向。随着时间的发展,风水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各种学派理论之间的差异也逐渐减少,许多地方往往将“理气”与“形势”参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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