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与思想反思

现代文化与思想反思

林自勇

近两百年来的中国的士人和社会精英在社会的变革的冲击下看到西方的强大和现代文明成果之后，为奋起直追得出了两个结论，一个是走西方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全盘西化，一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毕竟文化背景不同，国民性也不相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大体得到了传承。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才有了洋务运动，我们现代的许多制度包括教育体制也都是按西学的模式建立的，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大二大经济实体，有人预言，最远还有二十年，中国就能成为世界大一大经济实体，似乎前途在望，然而在这个时候，国人并没有欢心鼓舞，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问题越来越多，我们无疑需要反思问题穷竟出在哪里，伴随着近年来的国学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开始把矛头直指现代的教育体制，清华成了官学思想的堡垒，北大成了扼杀天才的摇篮，有了提出要重建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有人要重建当代中国的知识体系，都在为医治社会寻找良方四处出击，我不相信今人对西方的认识，越过了上个世纪初，胡适、梁秋实那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师的思考，在那之前的一百年里，那些先贤大儒们通过东西方的比较进行了举国上下几代人的“宏大论证”，最终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混乱的认识，依我看只不过是当代这些在西式的教育体制下，基本上都留过学、培养起来的知识精英们，因为丢失了中学的知识体系，已经丢失了“东方视角”，没有能力比较中西方文化得失，就像没有吃过苹果的人，无法品尝梨的味道的好坏，大多无法

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的问题，更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或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东西，或是死搬硬套，强作解释、乱开药方。就经济现象、社会现象、法制问题、体制问题，随便发表一通见解，要弄清楚原因，我们只需聪最基本的认识着手，就可以解开这个谜团，那边是知识与思想的问题。

什么是知识？有人说是人类来自社会实践的认识成果，有人说是经验的固话，要解释这个问题，是非常不容易，在西方有关知识的定义，可以说从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存在的争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对知识提出过一个定义，叫做知识的三元定义，简单地说，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是这个定义被20世纪的盖蒂尔的一篇论文推翻了，文中提出的“盖蒂尔反例”构成有力反驳，此外还有普特南的“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也构成有力反驳，所以知识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这其实是西方知识体系的角度。

我们再来看20世纪被人们称之为新儒家“三圣”熊十力，梁濑溟，马一浮之一的马一浮，这个一生坚持传授知识，拒绝有用的独立思想者是怎么理解知识的，他认为知识分为“闻见知识”和“自性本具之义理”的知识。所谓“闻见知识”是每一个人通过耳朵（闻）和眼睛（见）获得的经验和认识。“自性本具之义理”的知识，就是所见所闻经过自己的思维过滤化作生命本体的一部分。其实“自性本具之义理”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所以他说：“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问学私记》）马先生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的讲词，也曾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说，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体，

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转化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常讲思想，也常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

我们现代的教育制度，向学生灌输的大都是新旧杂陈的闻见知识，不容易化为自己生命的自觉意识。马先生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但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永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的学者

马一浮是儒学的大家或大师，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儒学的义理构建方面，几乎可以说他是宋明以后的最重要的学者。而所以这样说，是由于他的儒学研究是与佛学结合在一起的。这有他的著作为证。无论是《泰和会语》、《宜山会语》，还是《复性书院讲录》，抑或是《尔雅台答问》，应该讲，都是关于儒学的特别是“六艺之学”的著作，但即使是这些著作，亦即集中讲述儒学问题的论著，也都是与佛学联系起来一体讲述的。

反复阅读马先生的著作，发现他从来都是既讲儒学，又讲佛学，他的佛学修养和对佛理的探究，绝不在儒学之下。他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者当中，佛学造诣最深湛的一位。找不到还有另外哪几位在佛学方面能和马先生相比。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文会以及欧阳竟无两位现代佛学的大师，就圆融贯通而言，马先生还是站在了杨、欧的前面。

马一浮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以佛证儒，儒佛互阐，儒佛会通。他的一句著名的话是：“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他说：“《华严》可以通《易》，《法华》可以通《诗》，苟能神会心解，得意忘言于文字之外，则义学、禅学悟道之言，亦可以与诸儒经说大义相通。”他认为只有从佛学里翻过跟头的人，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儒学。如果问，马先生的学问到底哪一方面为主？有人倾向是儒佛并重，认为儒学和佛学同为马一浮学问大厦的支柱。有人认为马一浮主要是儒学。

如果说熊、粱都经过“由佛返儒”的过程，那么马是在不同时期对儒佛有所侧重，不存在返而不归的“返”的问题。比如他在复性书院和弟子讲，如果以大乘佛学来解释儒学义理，“彼此印证”，可以说“无往而不合”，并说他所以对圣贤语言尚能知得下落，就是因为“从此得来”。然后才说：“比年颇少道及，亦所谓‘反之于六经’。”从“比年”一词，可知指的是1938年在浙大开始国学讲座以来，佛学讲得少。

学问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人文的，社科的，史的，论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就学问和“道”的关系，也可以分作“达道之学”和“非达道之学”。中国现代学者中，由于受西方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影响，很多都是不能“达”之于“道”的学问。我们把西方的教育体制照搬过来，一个很大的遗漏，就是“道”的丢失。

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包涵有传道的内容，所以韩愈的《师说》开头便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但是现代的知识主义的教育，却

不再担负传道的职责。有人也许会发为疑问，说西方的教育不是也传道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感到遗憾？其实西方并非不讲传道，只不过另有系统，他们的宗教设施专门负有此项使命。这种情况下，现代学者的为学而能“达”之于“道”，是越来越少了。

现代学人只讲“证据”，不讲“证悟”。只满足于“知”，而缺少“识”。按《说文》段注，“识，常也”的“常”是“意”字之误，应作“识，意也”。而“意”，则是“心之所存”。如果要做到不仅有“知”，而且有“识”，就需要用“心”去“体究”或者“证悟”。经过“证悟”，才会有智慧产生。智是明理，慧就是悟。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是与道体合一的学问。他认为一个人的吸取知识，不仅需要“学习”，而且需要“涵永体究”；不仅要“格物致知”，而且要“穷理尽性”；不仅是“道问学”，而且是“尊德性”。他主张把“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有德性之知，学者才有可能秉持大智慧。这样的学问态度，显然和通常所谓求知的学问是相区隔的。求知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可是在马先生看来，“求真理”仍然是“向外寻求”的方法，其真实性未免可疑。只有“反身而求”，才能达之于道。

如何达道？需要拔俗。马一浮说：“向外求知，是谓俗学；不明心性，是谓俗儒；昧于经术，是谓俗吏；随顺习气，是谓俗人。”当然他提出问题的语境，主要是在人文学科的范畴之内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国人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二十世纪上半期，具体地说，就是从胡适时代开始的一二十年，乃是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最具创造性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先天、后天优势是后世难望其项背的。彼时现代社会正在建立之中，中学之根尚未中断。后来成名的学者大多成长于传统社会中，对古典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有亲切体认。另一方面，彼时中西交流极为便利，这些学者多有负笈留学欧美日名校的经历。如此成长经历，注定了他们的心智极为开阔，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会通中西。

他们确实成就了一番大思想、大学问，不光开中学风气之先，更能获得西方学界承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陈寅恪、钱穆先生的史学，张君劢、吴经熊先生的宪法学，金岳霖、冯友兰先生关于“道”的哲学，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社会学，张奚若、钱端升先生的政治学，萧公权先生的政治思想史，瞿同祖先生的法律社会学，钱钟书先生的文学批评等等，均具有典范意义。

可以说，这批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基本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范式”。它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对西方的照搬。它与中国传统保持着内在的联系，对西方传统则进行了消化、转换。中国传统学术追求贯通的意识与西方现代学术之深度思考相互融合，中国传统学术经世致用的倾向与西方学术的专业化彼此会通，甚至中国古典语文之典雅与西文表达之精准，也融合成一种特殊的思想、学术语言表达范式。这些思想、学术、语言范式，乃是“中体西学、资相循诱”的产物——而这恐怕是中国生产自己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最可取进路，此乃现代中国之正宗“学统”

现代的人因都是西式教育培养出来，都不自觉采用了“西方视野”所掌握

的都是零碎的科学和知识，都称不上是有思想的人，至少缺乏以东西方文化为基础的思想，许多以科学知识面目出现的言论，听起来都如怪力乱神的胡言乱语，已故季羡林痛斥现代的教授博士，“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实为对他们学识的质疑，在大众口中，专家变成了“砖家”，教授变成了“叫兽”，中国人将学问分成“达道”和“好、非达道之学”，这个“道”既有异同的思考体现“自性”之学，也应体现在学说的良知上。文化是有立场的东西，科学的献身精神上，今天的知识分子没有学贯中西的本领，却都有无良、功利的通病，令人痛心疾首，我断言，当代这些自以为是有了“大头症”的专家学者是不会醒悟的，他们或许会在一些场合表现自己的良知和正直，信仰的缺失使他们只要遇到可怜的利益问题就犯昏，可谓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叫我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