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辑佚学史
中国古代辑佚学史
关键词：辑佚学文献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
辨伪学辅助材料历史悠久
摘要：曹书杰《中国辑佚学研究百年》
辑佚学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与校勘学、注释（传注、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属同位类、同性质的学科。
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辑佚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书尚存，但有短缺，从其他记载中辑录补充；二是原书已佚，而在他书中尚有全书或片段保存，可据以钩沉重现或辑录复原。
辑佚学是总结辑佚活动基本规律，研究辑佚历史、原则、方法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科。最早的辑佚之书是北宋陈景元所辑的《相鹤经》，而最早提出“校勘辑佚之学”的是《经学历史》的作者皮希瑞。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天灾人祸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质量、传播方式、载体性能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国西汉所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用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加以核对，已经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后各代书籍亡佚失传的情况与此相类，为了保存文献，充实史料，辑佚工作便应运而生。
然而开展辑佚的工作需要根据目录著作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辨伪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辑佚的资源很多,主要有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献等。刘咸在《辑佚书纠缪》中提出辑佚中“漏、滥、误、陋”四大弊端：辑录而不遍检全书称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称为滥；不审时代，据误本、俗本称为误；不辨体例，不考源流称为陋。可见，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
近百年的辑佚学研究可相对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发轫时期——清末的最后十年间，即20世纪的最初十年；二是创始时期——民国年间，主要使三四十年代，辑佚现象开始受到研究者的一定关注；三是叙介时期——新中国建立至1985年的36年间，由于“文革”十年是一片空白，故又可相对分为“文革”前17年（1950-66年）和“文革”后9年（1977-85年）；四是理性探讨时期——1986年以来的十几年间。
下面就以上四个分期进行展开:
一、发端时期的研究状况
（一）、发轫时期的基本状况
从清末的最后十年——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发轫时期。古籍辑佚的历史虽悠久，但至清乾隆以来方开始繁兴并走向鼎盛。纵观整个清代，古籍辑佚这一古老的文献活动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开始逐渐繁兴，辑佚的方法日
渐精密，影响日渐广大，意识不断强化，至嘉道时期达到鼎盛，几成一时之显学，直至清末流风不绝，为中华民族文化积累了数以千计的辑本文献。而对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和总结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
清人辑佚的文献成就虽高，辑佚的工作方法虽密，辑佚的文化影响虽大，然而他们的辑佚活动只是在感性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只是通过辑佚文献的前言、叙跋、凡例来总结自己的辑佚工作，或说明自己辑佚的目的、原则方法、佚书流传、前人辑本优劣、取资依据等，这些虽然可以反映清人的辑佚思想和方法，但还算不上是主观意识明确的辑佚学研究。当时辑佚的实践者虽多而研究者鲜有，对辑佚学的主动性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更谈不到系统性和理论性意义上的研究了。直到20世纪初的季清时期，主动性的辑佚学研究才初露端倪，其标志就是经学家皮锡瑞在晚年所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行的《经学历史》一书中，在总结清代经学的繁兴时提出了“此（辑佚）学”、“辑古佚书派”的概念，其次是文献学家叶德辉在宣统三年（1911）刊行的《书林清话》中明确地辨证了“辑佚起源”的问题。虽然皮锡瑞的论题阐述还不甚清晰，叶德辉的研究还极其微弱，但二者确属真正意义上的辑佚学研究。现代的辑佚学研究就是在这两个湖南人极其微弱的声音中艰难地启动了，正是这不甚清晰的阐释和极其微弱的研究揭开了现代辑佚学研究毫无色彩的扉页。
由于二者研究声响的微弱和论题阐述的不够精确，曹书杰等才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辑佚研究的发轫时期。皮、叶二人的研究，与后民国间研究者的情怀不同，皮氏主要是对传统经学倾心，叶氏则主要是对古籍文献的迷恋，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同时关注到辑佚的问题，只能说是对辑佚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是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二）、皮希瑞两个概念的提出
皮锡瑞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崇尚西汉今文《尚书》大师伏生，遂自署室号“师伏堂”。著有《五经通论》5卷，《今文尚书考证》30卷，《史记引尚书考》6卷等。“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建，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首）皮氏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行的《经学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此（辑佚）学、辑古佚书（学）派：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至国朝而此学极盛。（《十、经学复盛时代》，1959年中华书局校注本330页）
王应麟《三家诗<考>》与郑玄《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学）派。（同上，300页）
皮氏把辑佚与校勘、训诂这两门古老的学科等同视之，而且认为在清代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辑佚书学派，也提出了“此学”即辑佚学的概念。由于皮氏称辑佚为“此学”，作为相对独立于校勘学、训诂学的“辑佚学”概念从此即产生了，尽管皮氏对“此学”并未加以阐释和限定，其主观认识也未必清晰，如今看来其“辑佚学”所指不过是一种特定的文献现象，其含义和特指还有别于今天“辑佚学”的内涵和外延，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概念，但其意义在于这种思想观点和概念的使用是前所未有的。他对后来研究辑佚者的启发却是极大的，是辑佚从被视作一种简单的文献活动，到被认为是一门有别于其他文献活动(?如校勘、训诂
等)的相对独立的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颇为重要的一步，功不可没。
（三）、叶德辉对“起源”的探讨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湖南长沙人。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被处决。叶氏家富，嗜藏书，喜刻书，研究版本目录之学颇有成就。其《树林清话》（著于清末，1911年刊行）是一部总结历代雕版印书知识的文献学著作，影响较大。关于辑佚的起源问题，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及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王鸣盛都认为辑佚始于南宋王应麟(1223－1296)，影响甚大。叶氏根据北宋黄伯思（1079－1118)?《东观余论·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相鹤经》）今完书遗矣，特自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靖陈尊师（陈景元，1025－1094)所书即此也”的记载，在《书林清话》卷八中专撰〈辑刻古（佚）书不始于王应麟〉一篇，?明确指出：
据此，辑佚之书当以此《相鹤经》为鼻祖……虽不知真靖书如何，要之此风一开，于古人有功不浅。
这一观点受到文献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关于辑佚起源问题的讨论，持续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至今方兴未艾，研究愈加深入。
二、创始时期的研究状态
（一）、创始时期的基本状态
中华民国的39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创始时期，又较为集中地体现在20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其标志是民国13年（1924）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辑佚书〉的发表问世（《东方杂志》第21卷)，辑佚现象开始逐渐受到研究者的一定关注。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有梁启超、刘咸炘、王重民等三人。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一是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纷纷传入，倡导者有之，以其可以挽救积弱积贫的国家，抵制者有之，以其对传统国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思想文化战线异常活跃。二是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民国虽然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中华民族善于总结前朝历史文化的传统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冲击，反而在东西方两种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以民国政府组织修纂《清史稿》为直接契机，一些学人怀者较为复杂的学人心理和文化情怀，也开始总结清代的学术和文化，到二三十年代曾呈现出“国学热”的局面，很多学人纷纷著书立说以守护、宏扬国学，而作为清代文化和国学重要内容之一的古籍辑佚也自然受到了更多学人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环境中辑佚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了。但是绝大多数学者仅限于对清代辑佚现象和辑佚书进行极其简单地粗略地叙述或介绍，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辑佚学研究的创始时期。其中惟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的泛化总结较为系统，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惟有刘咸炘《目录学·存佚》的探微研究较为精细，颇多创建；惟有王重民等的个案研究较为深入,极为精辟，并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余者孙德谦、萧一山、许学浩、陈钟凡、赵万里、袁同礼、程会昌、金毓绂、陈垣、洪焕春、张舜徽、郝庆柏、郭伯恭、杨家骆等也各有贡献。
总之，这一时期的辑佚研究从整体意义上讲既不繁荣，也不够深入，泛说辑佚者相对较多而深入研究者却较少，整体的研究工作还极其单弱。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辑佚经过清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四库馆臣和王谟、章宗源、严可均、马国翰、黄奭、汤球等几位大辑佚书家所取的巨大成就，社会对辑佚的存在
虽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远不如校勘、训诂等影响那样广泛深入，仍局限在相对较少的学者范围内。这是由学术文化发展过程固有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二是由于取得突出辑佚成就的学者多非一流的大学问家，辑佚文献的数量虽多而精品较少，多为粗疏之作，所以有些学者特别是有些大学者对辑佚工作颇为轻视。这是其自身存在的缺陷性所造成的社会偏见。
三是这一时期尚处在现代辑佚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未引起大多数学者的足够重视，所以积极投身辑佚研究的学者较少，肯下大力气的则更少，加之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故而做泛泛之言者相对较多，深入研究尚待时日。这是由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四是本世纪上半叶一直处在动荡战乱之中，学人或为政治奔走，或为救亡呼号，或为生存流浪，安放书桌无室，静心读书乏力，极大地滞缓了辑佚研究的发展。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原因。
（二）、梁启超的泛化研究
梁启超(1873—1929)治学，以思维敏捷、论述宏阔见长。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原是他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授课的讲稿，约撰于1923年冬至25年春间，凡16章，现在所见的最早印本是上海民智书局民国18年(1929)本，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四)〉4章(第13—16章)，?曾先于民国13年（1924）在《东方杂志》(第21卷12、13、15—18?期) 上连载发表。其第14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辑佚书〉一节凡七千余字，在总结论述清代官、私及经、史、子、集四部辑佚成绩、评列清代辑佚学者的同时，还概括出了辑佚“所凭之重要资料”、“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并对清代辑佚的不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70年来，梁氏的某些观点不断地被辗转引证，至今对辑佚、辑佚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说，由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流传广影响大，许多人对辑佚的认知就是从梁氏《辑佚书》一节开始的。
（三）、刘咸炘的探微研究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四川双流人。曾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生年虽短，却是现代非常有成就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和书法家。他在民国17年（1928）用文言文撰写了一部《目录学》(1934年成都大学印本)，其第二章题名为《存佚》，?以近万字的篇幅阐述了古书之亡佚、辑佚问题，引论古今，举列证言，颇多精见，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辑佚学研究史料。又载其所撰〈辑佚书纠缪〉一文最为精僻，把清人辑佚存在的问题概括为４弊，即“漏”、“滥”(又分2端)、“误”(又分2端)、“陋”(又分3端)，然综合分析其所述例，实为10事：
一曰“漏”，即所辑佚文多有遗漏。“此弊人皆知之，而能免者实少。如马?(国翰)辑颜延之《庭诰》，泛采逸文而不录本传所载长篇；辑《古今乐录》，于《乐府诗集》所引半取半不取，则不可解者也。”
二曰“臆断附会”(一)：妄定书名而致“滥”，即本无其书，而辑佚者仅据某书中一语，附会其意，采辑有关资料而妄为一书。“此弊最易犯而最隐。如马骕《绎史》载《吕览》、《农书》四篇，谓…盖古农家野老之言?，本是疑词，马氏(国翰)遂据采之，以当《野老书》。《别录》称，《尹都尉书》有《种瓜》、《葵》、《蓼》诸篇，马(国翰)遂采《齐民要术·种瓜》诸篇为《尹都尉书》。因《汉书·律历志》引《易传》有…辰有五子之语?，遂录其文以当《古五子》，且录其下文《易九厄传》之说，实与推五子无关也。因《汉书·天文志》载十八妖星有五残，遂录其文当《五残杂变星书》。”
三曰“臆断附会”(二)：“名实不符”而致“滥”，即或某人虽有某书，凡所见其人之语概视为其书之佚文。如“《通典》所引六朝诸人论礼之文，多出何承天所辑《礼论》，故(《通典》引录)止标(人)名，马氏(国翰)则概取以充其所著书，谯周则入《然否论》，束晰则入《五经通论》，袁准则入《正书》。”或某人虽有此书，而妄采他人内容相近的彼书之文概视作此书之佚文。如“颜真卿《韵海镜源》逸文无存，黄氏(奭)乃以干宝《字书分韵》以当之，二人(颜、干)虽叔侄(?意为著作相袭承)，而字书、韵书已各成体，宁得断为彼此相同!且即以《字书分韵》列之，而全无训说，则辑如未辑耳。”
四曰“本非书文”而致“滥”，即或以史书所载人之对话而妄作其撰成之书篇。有云：“东京以后，书皆自作，乃以《魏志》所载王肃对问当《正论》，王基对问当《新书》，此皆随口之语，非如他书答问之成文，以当书篇殆不可也”；或以单篇之文、某书中之一部分而当作一书者。有云：“有本非专书，目录不见，而徒夸多种，遂妄立名目者。?如……常景〈鉴戒象赞〉、李谧〈明堂制度论〉、元行冲〈释疑论〉，本俱非一书(皆不是独立行世的一部书)；虞溥〈历学〉虽见《御览·引用书目》，彼目固兼数单篇也，尽列为书，无乃太张皇乎!”
五曰“不审时代”而致“误”，即不考辨佚书、佚文所反映的时间。如“《宋书·州郡志》连称《太(康三年)地记》、王隐(《晋书·地道记》)云，盖合二书言之，而黄氏(奭) 辑《太康地记》，悉钞入之，?遂使太康三年之书而有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为宁浦之事。”又如：“邯郸淳《笑林》之后，复有《—笑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殷芸《小说》引《笑林》，乃有吴沈珩、张温二条，非淳书所及也，不可据为淳书。”
六曰“据误本”而致“误”，即辑佚所据之书的板本不善，本身就多有讹误。如：“俗本《意林》(所存之)《傅子》，与杨泉《物理论》互讹，孙氏(星衍)、黄氏(奭)辑《物理论》据而不察，则《傅子》入之矣。《御览》传写多讹，尤不可恃，如《古今乐录》，陈沙门智匠撰，而《御览》引其文称隋文帝云云。若此之类，所在有之。”
七曰“不审体例”(一)：不审辑佚所据之书的体例特点而致“误”。如：“《史记索隐》引《鲁连子》下(有)云：…共，今卫州共城县?，(此语)乃司马贞(?所加)…按?；《艺文类聚》引刘向《别录》：…《尹都尉书》有《种树篇》?下(有)云：…曹公既与先主?云云，显系另一书，而马氏(国翰)遂连抄入《鲁连子》、《尹都尉书》。”
八曰：“不审体例”(二)：不知此书与彼书间体例、性质之差别而致“陋”。如：“马(国翰)辑何承天《礼论》，以《通典》所载承天《驳难》入之”，而“《礼论》乃是纂录旧说，非自定己文，以此当彼，殆不免误。”又如：“乐资《春秋后传》，本纪事之书，《玉海》引《春秋后传》皆说经语，必别一书，而黄氏(奭)牵入乐书，亦非也。”
九曰“不考源流”而致“陋”，即不考佚书作者的著述源流。如：“马(国翰)辑谯周《五经然否论》，以诸书所引谯周《礼祭集志》及诸论礼之文入之，不知谯周曾继蔡邕、董巴而撰《汉志》，诸文或是彼文，不尽《然否论》也。”
十曰“臆定次序”而致“陋”，即不考知佚书之体例特点和篇第次序，辑者所成之辑本对佚文妄定归属、妄分篇次。如：“马(国翰)辑《韩氏周易》谓盖宽饶引…五帝官天下?一语，当是《系辞》…苟非其人?二句下说；余萧客《古经解钩沈》，以褚少孙引《春秋大传》说…社'语，属庄公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下。按：古传说多依经起义，不必专说某句，强配者不知体例也。余书此弊尤甚。”如：“汪继培辑《尸子》、严可均辑桓谭《新论》，指望文而定其属何篇，亦未安也。”
（四）、王重民的个案研究
民国间，一些学者开始对清人的辑佚进行个案研究，撰文论述评介清代的辑佚家、辑佚书，其中以王重民先生的收获较多。王重民(1903-1972)字有三，河北高阳人。毕业于北平高等师范，受业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诸大师。曾任教于河北大学、北海图书馆、辅仁大学，后游学欧美13年。1947年回国,1949年后曾任北京图书馆代馆长兼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教授。是当代著名的古文献学、板本学、目录学家，研究领域宽阔。其对辑佚的研究主要在民国年间，先后发表有：
1〈补晋书艺文志书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1卷5期1928年
2〈读汉书艺文志拾遗〉《北平图书馆月刊》3卷3期1929年
3〈孙渊如外集序〉《图书馆学季刊》5卷3-4期1932年
4〈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辅仁学志》3卷1期1932年
5〈补晋书艺文志〉《学文》1卷5期1932年
6〈张澍辑佚书〉《学文》1卷5期1932年
7〈苍颉篇辑本述评〉《辅仁学志》4卷1期1933年后又发表有〈《七志》与《七录》〉(《图书馆杂志》1962年1期)及遗作〈《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这九篇文章，或记述自己的辑佚工作，如〈孙渊如外集序〉；?或探讨佚书和辑佚书，有〈补晋志书后〉、〈读拾遗〉、〈苍颉篇〉、〈七志〉等五篇；或研究清代辑佚书家，有〈评传〉、〈张澍〉等二篇；或论述类书及其在辑佚中的作用，如〈《永乐大典》的价值〉。其中以〈清代两大辑佚书家评传〉一文最为精深，篇幅长达3万字，对章宗源、马国翰的生平家世、学术修养、辑佚的年代和过程、辑佚的成就和数量等做了极其深入地研究和考辨，并对“马窃章”这一流传甚广的历史疑案进行了有力的辨白，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马国翰的辑佚书非窃取章宗源。按当时的研究状态，其在辑佚学研究方面本应有更大的建树，后因出国13年(1934-47)而终断，归国后主要从事目录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辑佚问题基本未再用心，只是在研究目录学时间有涉及。先生是对辑佚做个案研究的第一人，他所开辟的辑佚个案研究方法，对后人影响巨大，正是在他的研究的启发下辑佚的个案研究才开始逐渐活跃起来。
三、泛化叙介时期的研究状况
（一）、泛化叙介时期的基本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至1985年的36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泛化叙介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古文献学整体发展的进程中，辑佚学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并有一定的进展。但同其他学术文化研究一样，辑佚学研究发展也是两起两落，长期停留在泛化的叙述介绍的层次上。
这一时期对辑佚、辑佚学的研究，主要是继续沿着梁启超、刘咸炘、王重民等开拓的研究路径和范围向前发展。但由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从30年代到8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有关著作在述及“辑佚”时其基本框架大都沿袭梁氏，或一如梁氏而略做变通，或以刘氏引证的史料为补充而略发议论，甚至有的叙述还不如前人系统完整。这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辑佚的研究十分薄弱，而著作者们又不可能对述及的诸多问题都做一番元点研究，因此形成了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泛化叙述时期”。由于“文革”10年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二个阶段：一是1950-66年，即“文革”前17年；二是1977-85年，即“文革”后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思想理念，在几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中，祖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整理和出版仍受到一定的重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60年代的几年间，国务院还组建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可惜佳境短暂，“文革”期间被愚弄的人们高喊着彻底革命的口号，毫不犹豫地践踏着刚刚兴起的文化事业，瞬间的辉煌就象夜空的流星一样一闪即沉入文化沙漠的凄苍。在这种特定环境和有限时间内，冀望狭窄冷僻的辑佚学领域取得突出的研究成就显然是不客观的。这一时期，主要是从民国过来的前辈学者，仍然把辑佚学视为一种专门知识和文献现象，在知识分子改造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从事着辑佚的叙述介绍，间有少量的个案、专题研究，并有一定的收获。
从1977年开始，历史的光芒渐渐地驱散了笼罩中华大地长达10年之久的漫漫阴霾，民族传统文化也逐渐恢复了历史的原貌。80年代初，几位资深学者就古籍整理研究问题上书中央政府，1981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了陈云同志批示和《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任务》的讲话，随即又重新组建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教委也新建了古委会，国家民委、卫生部、各省也设置了相应的机构，更在一批高校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教学实体，形成了古文献学的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很快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冷僻的古籍辑佚及其研究也得到更多学人的热情关注，或在其著作中以一定的篇幅叙介辑佚，或撰文进行个案、专题研究，数年内疚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
(二)“文革”前17年
1.泛化性的叙述和介绍
许忆彭《略谈辑佚书》(《人文杂志》1957年第2期)只是泛言辑佚书的问题，尚谈不上精深宏阔，但确为新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有关辑佚学研究的文章，并从辑佚的角度重新审视所谓的“伪书”，认为所谓的《伪古文尚书》是辑佚书，颇有启发性。可谓新中国宣介辑佚的第一人。
李宗邺在50年代撰成《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沈阳师范学院1957年内部印本，“文革”后正式出版修订本)，书中论述了《竹书纪年》、《世本》、《东观汉记》、《帝王世纪》、《旧五代史》等10余种史部辑佚书，并论曰：“到了南宋，就有人开始辑佚，如高似孙的《子略》、《史略》、《纬略》、《骚略》、《剡录》等书，王应麟的《玉海》、《困学纪闻》等书。明朝吴 的《古今逸史》，屠乔孙、项琳之的《十六国春秋》，范钦的《今本竹书纪年》，孙彀的《古微书》，都是辑佚范围的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67页)李氏以辑佚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某些所谓的“伪书”，启迪人们重新认识“辑佚”的内涵。李氏还试图阐释“辑佚学”这一学科概念，这当然不是一位旧式学者所能圆满完成的，但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
张舜徽(1911—1992)早在1946年出版的《广校仇略》一书中就列有《搜辑佚书论》(五篇)。在此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专列《关于搜辑佚书的问题》一章(约1万字)。其资料虽然多是梁启超、刘咸 所使用过的，但其整理梳通史料有功，宣传辑佚有功，尤其是该书是新中国较早的文献学著作，流传也比较广，其对后来辑佚学研究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胡道静在1962年发表了《由地方志的伏流谈到清人辑佚工作》(《文汇报》6月5日)一文，又在1966年撰成的《中国古代的类书》(同年交到中华书局，1982
年出版)中专门论述了类书在辑佚中的特殊作用，列了不少辑佚研究的新资料，特别指出“明人辑佚的通病，是不把出处注明”，还列举了王仁俊以下鲁迅、余嘉锡、张国淦、范行准、赵万里、唐圭璋、隋树森等的辑佚成果。1983年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搞辑佚?怎样搞辑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业务》1983年第3期)一文，把辑佚分“辑录佚文”和“佚书”两类，所谓“辑录佚文”即“其书尚存，但不完全，有佚文可供辑补”者。
2.鲁迅的专题研究
鲁迅的古籍整理研究以辑佚最为突出，先后辑有《会稽郡故书杂集》(8种)、《古小说钩沉》(36种)、纪传体史书(3种)及《嵇康集》辑校等。《古小说钩沉》在40年代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所知这一时期尚有两家：
林辰《鲁迅〈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年代及所收各书作者》(《光明日报》1956年10月21日)、《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光明日报》1960年10月30日)。
刘纪泽《鲁迅对于校勘和辑佚的工作》(《开封师院学报》1957年第2期)。
林氏二文对《钩沉》做了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继40年代戴望舒之后，根据新发现的在1912年2月《越社丛刊》上发表的鲁迅自《序》，否定流行的“副产品”说，更具体地指出，《钩沉》之辑始于鲁迅自日本归国后的1909年6月至1911年末或1912年初间，当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同时；二是对36种古佚小说的作者、内容、流传等逐一考释；三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的鲁迅《小说钩沉目录》手稿，对《全集》第8卷中的编排次第提出异议，指出其原貌应是分为五集。鲁迅的辑佚工作与校勘密不可分，刘氏一文对鲁迅的古籍校勘和辑佚工作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总结，是继40年代郑振铎之后又一篇全面研究鲁迅辑佚成就的学术论文。
(三)“文革”后9年
1.泛化叙介更加热烈
赵振铎《古代文献知识·搜辑阙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章，从图书的流传、形式、亡佚谈到辑佚，颇具新意。其学术内涵较梁启超、刘咸 虽无大的突破，但举列的例证资料则时有翻新。是这一时期较早叙介辑佚的著作。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辑佚书》(齐鲁书社，1982年版)一节提出了辑佚三派的观点：“清代辑佚古书可分为三派：一是辑佚，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与黄 的《汉学堂丛书》；二是辑佚之外另加评议，如邵瑛的《春秋左传校注规过》，从《左传》注疏中辑出；三是辑佚之外另加引申，如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本与《驳五经异义》辑本，李贻德的《左传贾服注》辑本”。(146页)这一认识对辑佚研究的不断细密大有启发。
吴孟复(1919—1995)《古书读校法·辑佚与辑佚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一节，在梁启超指出的辑佚“所凭借之重要资料”5类之外，又指明有“地方志”、“杂纂、杂钞”、“报刊”3类，同时指出“不仅古代有佚书、佚文，近代、现代也有。”这与胡道静先生不谋而合。又认为：“辑佚要从实际研究的课题出发，如研究农、医的辑古农书、古医书……有人说，辑佚应在学问成熟后再做，以免躐等，此言也有深意。但我们认为：辑佚本应是在读书、查资料时发现佚文随时抄录，积有一定数量，再加排比整理，不应有为辑佚而辑佚之事。”(103页)这些思想、观点颇有深意，丰富了辑佚学研究的内容，提出了现代辑佚工作的新原则，即辑佚应与研究相结合，否定了“辑佚为学成以后之事”的观点。
戴南海《校勘学概论·辑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章，认为“辑
佚总是和校勘工作连结在一起，自古皆然。同时亦可看出辑佚也是整理古代文献的具体工作之一”；特别强调方志在辑佚中的作用：“从方志中辑佚有两种情况，一是从未刊行过的佚文佚诗，唯方志中见存……二是一些曾经编撰成书或甚至刻行过，但随着年代流逝而亡佚的文字，也由于方志的引用而保存下来”。(167、168页)这种认识较胡道静、吴孟复的认识更加深入细致。辑拾漏佚、辑汇散佚的工作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2.个案、专题研究有所加强
上举诸家都是对辑佚、辑佚书做较为泛化性的叙述介绍者。此外，这一时期尚有几家对辑佚作为深入的个案或专题研究，其中以王云海的研究最为精专，其他诸家也各具特色。
王云海以20余年之工力研究清人徐松自《永乐大典》辑出的《宋会要辑稿》，撰成《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先此又发表研究论文5篇。
王氏将辑佚书的整理与研究相结合，对《辑稿》的内容做了精微的考证，工力颇深，是一部难得的辑佚书专书整理研究的力作，其指出的《宋会要辑稿》所存在的问题，不仅对《宋会要辑稿》的利用具有极大价值，而且对其他的辑佚实践、辑佚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这一时期泛说辑佚、辑佚书者不少，而较深入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成果还不多。但是此后的辑佚学研究发展证明，新的辑佚学研究意识正是在这一时期孕育生成，新的辑佚学研究力量正是在这一时期滋长壮大，辑佚学研究的新曙光正喷薄欲出。
四、理性探讨时期的研究认识
(一)理性探讨时期的基本状况
1986年以来的十余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理性探讨时期。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多已告退，研究的主干开始转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学子。如果说前代学者主要沿着梁、刘、王等开辟的路径和范围，把辑佚学视做一种专门知识和文献现象进行泛泛的介绍和考释，而新一代学子则突破了前人研究的藩篱，更倾心于把辑佚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进行理性思考，并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学科体系构建。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逐渐形成。
自本世纪现代古文献学产生以来，其诸分支学科皆有多部学术专著相继问世而成为独立研究发展的学科，惟有辑佚学未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校勘学的附庸地位。经过多年的量变过程，自1986年开始，辑佚学研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态和成果。
一是有人于1986年发出了“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呼吁，这反映出把“辑秩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性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二是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明确以“辑佚学”命题，这反映出“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逐渐成为文献学界的共识。三是有的教学单位开始为古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独立开设“辑佚学”，这反映出辑佚学已开始走向独立。四是《古籍整理研究(八种)·辑佚学稿》、《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二部专著相继问世，反映出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实现并开始走向成熟。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理性探讨时期”，是辑佚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是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向独立和不断成熟的时期。此外，这一时期对辑佚学的泛化叙述介绍更加积极，个案和专题研究更加广泛深入，辑佚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二)叙述介绍辑佚的诸家
这一时期，文献学界对辑佚学的宣传介绍较之先期更加积极热烈，凡在此间撰著出版的古文献学及有关著述中，几乎无不叙及古籍辑佚问题，或立专章，或设专节，或间有夹叙，诸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论述、介绍辑佚历史、辑佚文献、辑佚方法、辑佚学等。笔者所知有：曹书杰执笔的《古籍知识手册·古籍辑佚》(详见后)一编，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书的辑佚与补阙》(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章，张富祥执笔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古代史籍的辑佚》(张家 等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一节，邱久荣执笔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辑佚学》(杨燕起等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一章，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辑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小节，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其中也列有清人“辑佚方面”一段，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辑佚》(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章4节，另在其他章中尚设有《始有辑佚专书》、《辑佚走向成熟》、《辑佚风靡一时》等3节。
其中以洪氏的论著较为充分，颇多新见：王余光、张富祥(张家 )两家论述史部佚书的辑佚颇有条理；邱氏(杨燕起)直以“辑佚学”名章，且试图对什么是辑佚学加以解说。正是由于诸家的努力，辑佚学及其研究的影响才得以迅速扩大，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研究的行列。
五、21世纪辑佚学研究展望
作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的辑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和其他同类学科相比，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完善，辑佚学的研究还显得非常单弱，有许多空白领域尚待研究开发，有许多研究的薄弱环节尚待深入加强。21世纪的所面临的深入研究工作还相当繁重，任务还极其艰巨，而研究者应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辑佚活动的个案研究，其包括某个人的辑佚活动、某部佚书及其辑本等。
2.辑佚活动的类型研究，其包括：(1)根据文献内容的特点进行归类，对其做专类研究，所见如《谶纬的散佚和明清时期的辑佚》是也。(2)根据文献佚书遗的特点——亡佚、缺佚、脱佚、漏佚、散佚、佚书目等类型，对其做专类研究。
(3)根据辑本整理形式上的特征——辑编性、辑存性、辑复性、辑证性、辑增性、辑合性等类型，对其做专类研究。
3.辑佚活动的现象研究，即辑佚不仅是一种文献现象，也是一种历史文化学术现象，要把它放在一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文献整体领域、社会客观因素之中加以研究，搞清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对文化学术发展、文献整体活动的影响作用。
4.辑佚活动的横向研究，即断代定时研究，也即各时代、时期发展水平、成就、因素等的专项或综合、系统的研究。
5.辑佚活动的纵向研究，即纵向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
6.辑佚活动的方法研究，即辑佚工作中的各种技术、方式、法则的研究。
7.辑佚学的理论研究，即辑佚学研究的对象、意义、作用、知识结构及辑佚类型等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