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OC唐宋词与人生第六章苏轼

UOOC联盟在线课程《唐宋词与人生》

（授课教案）

第六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读苏轼的豪旷词：烟雨平生的处世态度

兼论苏轼与张孝祥

第一节 “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其人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念奴娇》

“千古风流人物”，乃苏轼词之名句，亦可用来妙题苏轼自己。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徽宗五朝，荣辱迭起 一生，亦才情雄放一生。

苏轼画修竹枯木怪石，为“湖州竹派”重要人物；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其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宋一代诗风；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开一代词风。其诗词文，均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一、广博的学识

苏轼以读书为“平生之快事”。元·元怀《拊掌录》记载：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惜，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的《阿房宫赋》，好多遍。每读完一遍，就再三嗟叹，至夜犹不寐。有二位老卒皆陕地人，随侍东坡身边。坐久了，不堪其苦。一人长叹一声，用西边口音说：“知它有什么好处，夜长很冷，就不肯睡觉！”连续发出怨苦声。

苏轼贬谪海南时，无书可读。偶得柳子厚文集，于是，横看侧看，敲骨吸髓，每个字都反复玩味。

二、超逸的襟怀

胸无书卷，襟怀必不高妙，意趣必不古雅。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苏轼正是用胸中万卷书，滋育出一种不为外物尘俗所累的超逸高妙襟怀。

苏轼为什么号“东坡居士”？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既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苏轼《答秦太虚书》

元丰三年，苏轼谪贬黄州。初，朝廷俸禄已断，后又减半，而家中供养人口多，生活困顿，于是痛自节俭。他在给秦观的回信中叙说道：每月把俸钱分为三十份，用麻绳穿起挂在屋梁上，每天早上用叉挑取一份，随后把叉藏起来。这一串钱交王夫人维持一日三餐，如果当天有节余，就贮藏在一个大竹筒里，以备客人来访时买酒喝。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匾。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地数十亩，使得躬耕于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早，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苏轼《东坡八首》自序

至黄州二年，老友马正卿从扬州前来探望，目睹“先生穷到骨”的困顿，不禁心酸，便找昔日同窗黄州太守徐君猷，求得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给苏轼开垦耕种以解决生计。那块地久已荒废，为茅草荆棘丛生的瓦砾之场，又逢天大早，垦荒之劳累，筋力殆尽。苏轼在对故人马正卿致谢的诗中，自嘲”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

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苏轼《东坡八首》之八

苏轼将其地称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并于东坡筑室，取名为“雪堂”，亲自书写了“东坡雪堂”的匾额。宋·洪迈《容斋三笔》云：“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确实，“东坡”之号因仰慕白居易而然。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贬忠州刺史时，于城东坡地种花，写有《东坡种花》、《步东坡》、《别东坡花树》等诗。白居易《东坡种花》诸诗，所表现的是身处迁谪困境时恬静优雅的生活情趣和心境。苏轼在黄州亦耕作于城东坡地，于是取乐天之遗意，号为“东坡”，表达了身处忧患的旷然自适。

居士，为文人雅士的自称。如李白自称“青莲居士”、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秦观自号“淮海居士”等。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劫后余生贬黄州，生活陷入极度窘困。从其躬耕坡地而自号“东坡居士”，可知他面对贬谪困境时胸襟之旷达超逸。

三、高雅的品格

广博的学问、超逸的襟怀，使苏轼词作中显示出学者的高雅品格。

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不敢妄自菲薄。

——清·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而苏轼其人其词，自于他的学养及其襟怀、人品。惟其如此，其人一生荣辱迭起而不失旷达之态；其词迥然超乎流俗之婉媚，表现出清旷超逸的高格与雅质。

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怀，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晚清·王鹏运《半塘未刊稿》

如王鹏运《半塘未刊稿》所说的：苏轼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怀，都不是平常人所能梦见的，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弃疾犹是人境，苏轼大概是仙境！

据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

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苏东坡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

——见龙榆生《东坡乐府笺》

哲宗元符三年大赦，苏轼渡海北归。第二年，乘船至淮、浙。秋七月，因病卒于毗陵（常州）。吴越的百姓于集市相聚而哭，当地文人雅士在家祭奠。死讯传到各地．无论贤者愚人都叹息流泪。太学生几百人，相继到慧林寺院施饭给僧人。呜呼!当世文豪殒没了，后生辈还能仰慕谁?

第二节 儒、释、道兼融——苏轼的人生哲学

一、儒释道的人生影响

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轼十岁时，父亲到外地宦游。母亲程氏亲授以诗书，每闻古今成败之事，他总能说出其中的要害。也发奋努力，有用世之志。母亲高兴地说：“我有个好儿子了！”苏轼从小得母亲教诲，接受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奋厉有天下志”，这使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操守。

当“乌台诗案”的铁窗镣铐，打破他政治理想的追求，老庄佛禅的思想成为他必然的

选择。老庄佛禅思想对苏轼有怎样的精神裨益？

苏轼一生多与名僧交往，如北宋名僧惠崇。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晓景》），就是为他的画所作的题画诗。在宦海浮沉中，尤其不可忽视的是佛禅对苏轼的精神裨益。

前年开阁放柳枝，今年洗心归佛祖。

梦中旧事时一笑，坐觉俯仰成今古。

——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洗心归佛祖”，在对佛的参悟中感悟人生，旧事付一笑、俯仰成今古，追求超脱尘世的心灵自由和精神逍遥。

苏轼常于自然的静观默照中悠然心会，获得清静的体悟，如：

《西江月》一枕溪月清风而“醉眠芳草”

《临江仙》拄杖聆听江涛而“忘却营营”

主体心灵在与客体外物相契合的宁静中，忧乐两忘、得失无争，获得的一种精神解脱和慰藉。表现了济世襟抱之外的一种随缘自适、超逸旷达。

北宋是道教的兴盛时期。北宋皇帝的崇道，始于太宗，真宗继之，徽宗更甚，自称“道君皇帝”。文人士大夫于道教多有浸染。庄子等贵贱、齐祸福的思想,也成为苏轼政治失意时贬谪生活的调节剂。他在《韩魏公醉百堂记》中称赞韩琦：

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

庄子顺乎自然 、物我同一的审美境界，指引苏轼醉心于清风明月之间，遗忘尘世而超然独立。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苏轼《前赤壁赋》

如他在《前赤壁赋》描述的：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任一叶小船飘荡，越过苍茫万顷的江面。浩荡乎，如御风而行不知所止，飘飘然，如遗世独立而入仙。

当然，儒家进取精神是溶入了苏轼的骨髓里的。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理学获得极大发展，形成了以王安石荆公学、司马光温公学、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苏轼的蜀学为其中之一。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因上书论新法弊病，得罪宰相王安石，请求出京外任：

先后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在各地任上革新除弊、因法便民，皆颇有政绩。如为官杭州、颍州甚至贬谪惠州时，都疏浚淤湖而筑堤，留下了三处“西湖苏堤”。儒家入世的匡时济世之志是他始终不曾放弃的。

二、儒释道三者圆融

宋代儒、释、道三教在思想层面趋于融合：

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

——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三教的互补结构，使得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多元而不固执一端。苏轼作为宋代士大夫精英文化第一人，更充分地受到这种精神文化的浸淫，并达到了一种人生哲学思想的圆融通达。

苏轼的士大夫文化人格，精神本质上属儒家传统，性情发露上更多庄、禅的超逸。他对儒、释、道三家的杂取与整合，构成了其人生哲学的三个层面：

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的处世方式，为外表层；

道家顺应自然不为物累的处世态度，为中间层；

佛教随缘自适静而达的处世心态，为最深层。

可以说，苏轼用儒家立本，杂采佛、道，达到了一种圆融无碍的内在和谐：

他“寓意于物”而不留滞于物，既执着于经世致用的襟抱，又谙熟事理而随缘自适，形成了执著于世而又不为外物所累的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旷达超逸。

儒、释、道思想深刻影响到苏轼的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所以，尽管苏轼的一生浮沉不定，充满了进退两难的矛盾，但他总是力求从中排解、超脱，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心襟，无论穷达皆兼济天下。表现在词的创作中，便成为他豪旷雅逸的主格调。苏轼其人不可学得，其词亦不可学得。

北宋人之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

——晚清·王鹏运《半塘未刊稿》

王鹏运《半塘未刊稿》云：北宋的词人，如潘阆之超逸，宋祁之华贵，欧阳修之骚雅，柳永之广博,晏几道之疏俊,秦观之婉约,张先之流丽,黄庭坚之隽永,贺铸之醇厚,皆可效学而得其仿佛。唯苏轼之清雄，远超脱尘俗，令人无从亦步亦趋。

深邃的思想内涵是其豪旷雅词不可或缺的基石。后人学东坡者少，非其词之技巧难学，

而是无东坡之独特人品、超旷心襟与深邃思想!南宋中后期，一些词人学苏、辛，往往袭其貌而未能得其神，最终沦入“粗豪叫嚣”之流，正可佐证。

苏轼将儒、释、道圆融于一身，是宋代士大夫精英文化孕育的千古风流第一人。

第三节 “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苏轼的以词言志

宋·胡寅《酒边词序》云：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北宋前期词坛，在晏殊、欧阳修、柳永诸家的柔婉吟唱里，苏轼挟天风海雨扑来，他以诗为词，或慷慨言志，或旷达抒怀，逸怀浩气超乎流俗，以不可遏止之势崛起于北宋中期词坛

一、“以诗为词”

仁宗朝，同时崛起的两个主要的词派，晏欧的贵族雅词派，柳永的市井俗词派，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思潮和文化倾向。晏欧的贵族雅词承南唐余绪，以小令为主要表现形式，以艳情与闲情为主要表现内容，艺术视野较为狭窄。柳永的市井俗词大量创制长调慢词，表现市民生活及都市风光，开拓了较为广阔的艺术天地，但背离士大夫文化传统而趋于世俗化。词体文学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跳出晏欧与柳永两派的蹊径，寻找第三条路径。正是在此背景下，苏轼“以诗为词”，构体开派。

怎样理解苏轼的“以诗为词”？

宋·陈师道《后山词话》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

韩愈的以文为诗、苏轼的以诗为词，都是一种“破体为文”的创作，即打破了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词以言情的界域。清·刘熙载《艺概·词概》云：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指出苏轼词如杜甫诗歌之博大，开拓了词的疆域。苏轼的词除了言男女情事，酬答寄赠、宴饮送别、记行游赏、走马射猎、咏物题画、登临怀古、说理谈玄等，无意不可入于词中，而且与他的诗歌题材每每相通。

宋诗有散文化倾向，讲究意脉流动，苏轼则以诗为词，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词人一时豪兴、纵情放笔，起句即着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此等词句不讲究文字的凝炼和意象的排叠，近乎叙述的散文化语句。苏轼以诗为词，放

笔快意的气势、挥洒自如的风度亦与其诗歌创作个性一致。此外，他词中所用议论说理、熔裁典故的手法，以及次韵、集句、隐括、题序等体式，都是揽诗入词的具体表现，可谓“诗人之词”。

之前，范仲淹有《渔家傲》：“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以角声、千峰、长烟、落日一片充满肃杀之气的边地寒秋景色，烘托出一座紧闭的“孤城”。这首《渔家傲》始以边塞题材入词，一变低徊婉转之调为慷慨沉雄之声，开了苏、辛之先河。王安石有《桂枝香》登临怀古词;“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宋·杨湜《古今词话》云：当时“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为绝唱。”可知，词中的“诗化”因素并不创自苏轼，但是，自觉而全面地揽诗入词，并以此改革传统的婉约词风则是始于苏轼。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国维说李煜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一是指使用明朗字面所形成的开阔气象；二是指抒写人生真纯感受所开拓的深广意境。如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亡国之愁如一江春水渺远无尽、开阔、深广。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指出：“后人称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后主实在乃是一位为之滥觞的人物。”这种滥觞，开了宋代苏轼等士大夫词“言志”一派的广大法门。自李煜至苏轼，完成了词之诗化而雅，后，至辛弃疾等则衍为蔚然大观。

二、以词“言志”

苏轼的“以诗为词”，突出表现为“以词言志”。苏轼乃“千古风流人物”，当他的情感襟抱不能从“词为艳科”中找到相应的表达形式时，必然要冲破传统的束缚。苏轼以词“言志”，是他从自身情感需要出发的一种自然选择。

苏轼的“言志体”，用词作为直接抒写士大夫心志情怀的工具，尽兴纵意地流露和表现自我，包括作为士大夫自身的人格品行、学识才华、心性修养、胸襟抱负、闲情逸趣等。苏轼“以诗为词”的崛起，意味产生了面目全新的一体——言志体。北宋前期词人如晏殊、欧阳修、柳永等，社会角色都可定位于士大夫文人，但他们作词却多是男子作闺音，属于“代言体”，为应歌娱宾之作。只有苏轼的言志词，达到了士大夫文人以我手写我心的境地。

苏轼之前，词被视为歌筵酒席间流行音乐（燕乐）的附庸和佐酒助欢的工具，一直被定位于“艳科”、“小道”、“末技”，始终未得登于文学大雅之堂。宋·欧阳修《归田录》记载：

（钱惟演）自称素好读书，坐则读史，卧则读小说，如厕则读小词，盖未尝以释卷也。

钱惟演，宋仁宗朝为相。欧阳修说他：自称平素好读书，手不释卷。端坐则读史书，闲卧则读笔记小说，如厕时便读小词。这段史料的记载，反复被后人引用，以致有人惊呼：词曾沦落为“厕所文学”！

到苏轼“以诗为词”、以词言志的创作，提升了词的品位，扩大了词的境界，从而将词雅化了，从卑俗的“艳科”、“小道”拔升到了与诗同等的地位。如清·刘熙载《艺概》所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

第4节 “大江东去”——苏轼的豪旷词

几百年来众口一辞的说法是：苏轼为豪放词，是豪放词派的开山祖。那么，苏轼词究竟是豪放，还是豪旷？可从下面四个方面来看。

一、文化性格之超旷

唐之李白与宋之苏轼，一为“诗仙”，一为“词仙”，同被世人视为“豪放”。

但李白性格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后人多绘“李白醉酒图”，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是真正的豪放，而苏轼不是，他更多的是参透物理之后的旷达。苏轼也好酒，但后人多绘东坡吟啸图、放鹤图、对弈图、玩砚图等。古人发啸于长风皓月之下和山林旷野之中，以抒泄情怀。魏晋时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善啸，皆为疏闲放达之人，苏轼亦喜吟咏长啸。

从外向追求到内向探寻，从热情开放到沉思内敛，从狂放粗豪到清雅细腻，这是唐宋两代社会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文人士大夫心理、性格的差异。李白与苏轼的心态与性格的不同，正典型地代表着这种时代的差异。李白性格的一个主要特征为“狂”，这是一种豪气四溢的外铄式的性格，张扬其真率热烈之性情。这种个性表现为一种豪放恣纵的诗风。

“豪放”，是一种雄放外向的精神境界。苏轼性格的本质特征，显然不尽为豪放，更多的是旷达， 是一种内省式的，超越是非、荣辱、得失而获得的内心的平衡与安适。因与新党政见不合，苏轼自请出京外任。熙宁七年（1074）秋，移知密州，在旅途低吟“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时，就已开始消减了豪气，渐遁向旷达一路。以后的后半生，更是少“豪放”而更多清旷、超旷。这是时代使然、境遇使然，个人精神与行为模式选择之使然。

王水照先生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结合宋代历史环境和苏轼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变化，将其复杂的文化性格描述成一个由“狂、旷、谐、适”组成的完整性格系统。这是对苏轼的探本之论。而在狂、旷、谐、适四者中，旷与适是最主要的，旷与适的有机结合，

构成了苏轼文化性格中的主导与本质方面。

二、主导风格之豪旷

总揽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格调的为数很少，其他大部分词作或旷逸清俊、或空灵隽永、或朴质平淡、或秀丽妩媚，多姿多态且都不乏脍炙人口之作。

若就艺术风格而论，“豪放”，表现为气象恢弘、情感激越、气势奔放的壮美。固然，苏轼作词雄放不羁、笔势纵横，用“豪放”作大致的概括也未尝不可。如陆游说：（东坡词）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清·沈辰垣 《历代诗余》引

但是，苏轼词不是豪放二字所能包括的。除了一些内容确定的婉约词等，苏轼词主流的艺术特质应该是一种豪旷雅词。这种雅，是以“以词言志”的雅，风格上具体表现为豪雄与清旷两面，同时又是两者的糅合为一，其中“旷”（旷达、旷适、旷逸）似乎更是苏轼词的风格基调。

看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从这首词中读到什么，豪放，还是豪旷？

这是由关西大汉执铁板演唱的千古绝唱，历来被推为东坡豪放词的第一篇。若要探求这首词的主旨，则“豪放”二字不能概括。

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但诵其词，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

——清·黄苏《蓼园词选》

题是“赤壁怀古”，苏轼所缅怀、追慕的是三国周瑜。建安十三年（208），周瑜34岁，赤壁之战便建立丰功伟业；如今自己47岁，功业未成，犹是待罪贬谪之身。黄苏说此词：“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即怀古而伤今。又说：“吟诵其词，却不知其命意所在。”即未能确解其题旨。

来看这首“赤壁怀古”词。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贬黄州已两年余。词人神游赤壁，触目兴感而作此词。将江山之胜、英雄之业、穷谪之慨熔为一炉，词中不乏笔力雄健、境界雄阔之处。但是，苏轼写此词并不是壮心方盛，要畅发吞吐八荒的进取之志；而是政治仕途遭受重挫后，劫后余生，反思人生，转而向超越宠辱忧乐的“旷达”。

此词开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今成败，尽随大江浪淘而去，是通观古今的超脱；其结尾“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是非荣辱，且洒向永恒的江心明月，这是妙悟自然的洒脱。这一首一尾精警处，乃是词旨所在。词中抒泄的是“消磨壮心殆尽”后，谪居黄州时潜思内省的放旷之怀。故此词的风格，豪放仅为其表，旷达实为其里。清·徐釚《词苑丛谈》说此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显然不完全符合苏轼本意。

三、艺术境界之清旷

苏轼原本性情豁达，尤其是用世之志屡遭挫败后，笃信老、庄与禅学，追随陶渊明的静穆，愈益变得通脱达观。他自慰自解，随缘自适，其主体性格亦由豪健雄放的外向而趋于超逸放达的内敛。反映到他的“言志”的词中，则是豪气渐减而呈现出清旷的个性特征，于豪雄之中往往见出高旷、清疏、飘逸的气韵。

苏轼的代表作《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于中秋咏月而怀胞弟子由。词人以大手笔写大境界，在结构上大开大阖，在情绪上大起大落，蕴含了天地人生的迷惘、探寻、追求与苦闷，而感情基调是一种洒脱旷达。

那转遍朱阁、低依绮窗，照人不眠的明月啊，不应有恨，为什么总在人别离时圆？月本是无情物，何怨之？可知思念之极、离愁之深。可转念一想“人有悲欢离合”就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于是“此事古难全”一语解过。演绎物理而阐释人情，情与理，终是以理遣情，由此豁然释怀。结尾遥致祝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由己及人，将月夜思亲的情怀推向更高远的境界。

此词，写月下饮酒的逸兴遐思。词人纵览古今变迁，横观天地流转，运以跌宕起伏之笔，将天上与人间、出世与入世融和一起，以自然之物理遣排人生之离情，构造出一个轶尘绝俗的奇逸词境。整个词于疏放洒脱中见清旷飘逸。

四、人物形象之放旷

柳永之前的词家，大多是“男子而作闺音”，多以女性代言人的角色揣摩女性之心理、感受，如欧阳修所作“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蝶恋花》）。柳永将失意悲秋的文人带入词中，打破了闺阁佳人一统的局面,但在柳永词里，功名利禄的失落与风月场中的幽欢往往作程式化的双重抒写，抒情人物形象单一了，并带有下层文人的市俗色

彩。

真正使文人士大夫、迁客骚人大量进入词的领域，完成词的抒情人物形象自我化、个性化塑造的，是苏轼。至苏轼的豪旷雅词，出现了：

牵黄擎苍“聊发少年狂”的射猎老夫

——《江城子》

把酒问天“起舞弄清影”的月下醉者

——《水调歌头》

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泰然行者

——《定风波》

苏轼以诗为词来抒怀言志，恣意地表现自己心志情怀的各个侧面，既有胸胆开张的豪健、醉歌起舞的恣纵、大江东去的雄阔；也有达观自适的从容、冲淡玄远的心境、疏放闲逸的趣味。苏轼词以“自我”为抒情主体，词中总是或隐或显地有着东坡之自我，所表现的士大夫的雅志、雅趣及放旷之态，正是他自己卓尔不俗的自我形象的塑造。

第5节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的旷达人生

苏轼是一位绝顶聪明睿智的人，这不仅表现为他在诗，文、词、赋等文学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极高成就，而且还表现在他对人生的透彻感悟及其灵活圆通的处世态度——旷达。

什么是旷达？或认为：旷达的表象下，其蕴涵的深层情感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如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旷达”品所描述的：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何如樽酒，日往烟萝。花覆茅檐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于是尽饮杯酒、杖藜行歌，这就是“旷达”。因悲苦而生旷达，以旷达淡化悲苦。苏轼的旷达情怀，更多地是他在处在人生困窘中主动地接受痛苦，从而渡过困境而采取的一种生存智慧。

苏轼的一生，在北宋政治新旧党争的现实中大起大落，而始终坦荡求“适”并怡然自适。林语堂《苏东坡传》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

所爱慕的。”　

一、价值取向：用世之志与旷达之怀融汇

叶嘉莹认为苏轼词最可注意的成就在于：

能够极自然地用小词抒写襟抱，把自己平生性格中所禀有的两种不同的特质——用世之志意与旷达之襟怀，作了非常完满的结合融汇。

——《论苏轼词》

用世之志意与旷达之襟怀的融合，也是苏轼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是他的生命价值意义内在与外在结合的圆满实现。

二、人生感悟：雪泥鸿爪，人生如梦

苏轼独辟蹊径的哲理诗开宋一代诗风。他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诗用“雪泥鸿爪”的意象，以哲理性的议论表达对人生感悟的妙思奇趣。“雪泥鸿爪”，它比喻人生行踪的偶然性和无定性。人生行踪之无定，犹如偶尔留在雪泥上的鸿爪印迹，只是偶然的存在，最终都将消逝无痕，归于寂灭一空。如深层发掘，这也是一种人生飘忽如梦之感。

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

（惠州）居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

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其父老游，亦无间也。

従

——《东坡乐府笺》

苏轼贬惠州居三年，朝廷大臣认为流贬轻了，四年后，又以琼州（海南）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饮食不具，没有药物，初，租官屋以遮风雨，有司犹说不可以。于是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用畚箕运土砖以助之，筑得房屋三间。人不堪其忧，苏轼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与当地父老交游，也融和无间。

东坡老人在昌化(今海南)，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妇为“春梦婆”。

畤

——宋·赵令《侯鲭录》

在昌化时，苏轼曾扛大瓢行歌于田埂间。有年七十的老妇，对东坡说：“翰

林学士，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啊。”东坡认为她说对。后，乡里人称呼这老妇为“春梦婆”。

明·张路绘有《苏轼回翰林院图》。苏轼由于与新党的矛盾而被贬谪。（元祐更化）后，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一夜，皇后召见，向他解释原委，并重申对他的信任。尔后，皇后派人送苏轼回翰林院，并让侍从摘下自己座椅上方的一对金莲灯为他照明。此图画的就是这一情景。乡野老妇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苏轼为什么以之为然？

苏轼才气横溢，青年得志，21岁进士及第便获得主考官欧阳修“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的称誉，一时名动京城。仕途“平步青云”似非难事。不料宦海风波迭起，因与变法政见不合，遭受了两次大的重挫，一次贬黄州，一次远贬岭南，差点穷老于天涯海角。仕途的荣辱剧变，自然引发他“人生如梦”的感慨。如他在《西江月》里感叹的：“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曾“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作《永遇乐》词：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古往今来的离合遭遇，旧欢新怨，不过就是一连串旋生而又旋灭的梦境。可叹世人不明此理，只如大梦未醒。即使“梦醒”之我，今日夜宿此楼亦动情赋词他日后人登楼赏景，为我抒发感叹，也岂不是“新梦”一场，或“梦中说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

苏轼在《水调歌头·赤壁怀古》中也作“人生如梦”之叹。宋·张端义《贵耳集》说：

《赤壁》词云：“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所谓“灰飞烟灭”四字乃《圆觉经》语，云：“火出木烬，灰飞烟灭”。

“灰飞烟灭”用在词中，大有一语千钧之力，至少从潜意识来讲，苏轼用它佐证浪淘而尽 、“人生如梦”。当然，也如张端义所云，或多或少受了佛教《圆觉经》语的启示 。苏轼“人生如梦”的透彻感悟，明显受到佛家“四大皆空”和道家“人生如寄”思想的影响。虽然未免有些悲观消极，但从这一点来看表明了他在面对人生困苦、世事烦恼时善于作自我宽慰和自我排解。

三、处世态度：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本是有着深厚的忧患心理之人，才有如此深沉的“人生如梦”的感叹。

但是，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通晓事理的透彻和善于变换角度看问题的睿智，这使他具有解脱忧患和保持达观的非常人所及的能力。 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苏东坡传》）

看他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写一次途中遇雨天晴的经历，但词之旨趣不在此。上片路遇风雨，写冒雨徐行的泰然之状；下片雨后斜阳，写回首归去的人生彻悟。蓦然回首，风耶，雨耶，阴也，晴也，无不消逝一空——一切都归于“无”。处变不惊、安之若素的坦荡襟怀，正是苏轼心境空阔、无所滞碍的体现，是一种达观自适的人生境界　如清·郑文焯评说的：“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手评东坡词》）

这首《定风波》词写于谪居黄州时。乌台诗案劫难刚过，仕途极度沉沦，但词人“倔强犹昔”，不敛疏放之态，得失、荣辱、生死皆能泰然处之。无论是风雨摧叶的逆境，还是斜阳相迎的顺境，回首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便是苏轼的旷达。词人用轻松诙谐的笔调，融叙事、写景、抒情、议理为一体，日常生活小景的描写与它所寓含的深邃哲理融合无痕，活脱脱见出苏轼洒脱超旷的个性和风神，读来，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苏轼尤偏爱《定风波》末两句，晚年谪居海南时，又将之写入其《独觉》一诗中：

翛

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一生饱受政治风浪之颠簸， 尽尝“崎岖世味”。但他深刻认识到“难全”乃是世间万物之规律，所以转而变换角度看待社会人生，在永远存在着种种缺憾的尘世中，寻求可能获取的快乐和生趣。既忧患人生又珍惜人生、享乐人生，既执著人生又豁达乐观、超然物外。“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是苏轼。

苏轼从海南儋州贬所遇赦北归，途经润州（镇江），游金山寺时作《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注释】“自题金山画像”：《金山志》载：“李龙眠(公麟)画东坡，像留金山寺。后东坡过金山寺，自题。”“心似已灰”：即心如死灰。语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以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先后在这三个地方，度过了长期的贬谪生活。）

此诗作于苏轼去世前两个月，风烛残年，词人面对当年自己的画像，抚今追昔，既有垂垂老矣的自叹飘泊，也有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一代文豪，天纵英才一生功业却在被贬谪的黄州、惠州、儋州。是自嘲之语，也是自我慰藉之意，多重感情交织一起，语含苍凉而寓庄于谐。如林语堂《苏东坡传》所称赏的：“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四、旷达的“苏派”词人

靖康之难后，“东坡体”大盛，南渡词人群体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效学苏轼，或慷慨言志、或旷达抒怀。南渡文士词人群的“苏派”词人，主要有张孝祥、諲

叶梦得、向子、陈与义、吕本中、朱敦儒等。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上疏请为岳飞昭雪冤案，遭秦桧及其党羽忌恨。“平生豪气”，澄澈如冰雪，却遭际困顿，壮志难酬。其词多感怀时事身世，往往兴酣笔健，纵横兀傲，时有潇洒之姿、凌云之气，作词有意追步苏轼的豪雄清旷，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张孝祥每作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

看他的《念奴娇 ·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据《宋史》本传：孝宗乾道元年1165），张孝祥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治有声绩，复以言者罢。”作者遭谗言落职北归，途经洞庭作此词。此词之清旷疏放，堪与苏轼咏中秋《水调歌头》媲美。

词咏洞庭中秋，泛舟人的心迹与湖光月色映带而写，“隐现离合，不可端倪”（清·黄了翁《蓼园词选》）。万倾波光，一叶扁舟，写悠然心会的物我相谐明月映照，肝胆如雪，写月清人洁的物我为一；斟北斗挹西江，邀万象为宾客，

写稳泛沧浪的物我同游；至扣舷独啸、今夕何夕，则臻于物我两忘的美妙化境。上、下歇拍一“妙处难与君说”、一“不知今夕何夕”，相映生情，将泛舟洞庭时心与物俱化的无言之乐写到极致。词品、人品，词境、人境，俱玉洁冰清，似不

闿

染俗世纤尘。清·王运《湘绮楼词选》极称赏此词，云：

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犹有尘心。

其实词人也并非了无尘心，如“肝胆皆冰雪”的心迹表白、“岭表经年”的仕宦蹭蹬、“短发萧疏”的人生喟叹，皆隐含贬谪身世的感慨，但作者自是胸襟坦豁，热肠郁思只于闲淡处、超迈处见得。写来，运笔空灵而想象奇幻，挥洒出一片淋漓兴会、潇洒意志和空阔意境，满纸充溢超尘绝俗的豪气、奇气和逸气，足以与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词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