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工作搜寻理论研究述评

第28卷第2期外国经济与管理Vo l 28No 2 2006年2月F oreign Eco no mies&M anag ement F eb 2006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950(2006)02 0015 07

国外工作搜寻理论研究述评

何亦名,张炳申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工作搜寻理论的最新发展,评价了主要的理论模型和观点,对搜寻过程和搜寻方法的实证研究也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本文认为,工作搜寻理论通过研究劳动者在特定环境下的搜寻行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以及各种工作搜寻方法的有效性,并理解真实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这对于指导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减少摩擦性失业,应对严峻的就业和失业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工作搜寻;劳动力市场;搜寻方法

一、引 言

就业机会与劳动力资源之间的不对称分布,以及工资(价格)的高度离散,构成了真实劳动力市场区别于其他市场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存在搜寻行为的必然性。在阿罗 德布鲁型经济中,劳动力市场是理想的、无摩擦的,厂商能够以相同的工资无成本地雇用到相同的工人,因而厂商不在乎失去自己的工人,工人同样不在乎失去自己的工作。这显然不是对真实劳动力市场的准确描述。在真实的市场上,工人和厂商都具有异质性,这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对瓦尔拉斯假设的重要偏离。当工人和工作高度异质时,劳动力市场就不会像瓦尔拉斯所假设的市场那样运行:工人和厂商在集中决策、就业和工资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所决定的市场上相见;而在真实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和厂商是以分散决策、一对一的方式相见,共同参与一个力图将各自的偏好、技能和需求匹配起来的存在成本的过程。而且,由于匹配过程并不是即期完成的,因此有可能导致摩擦性失业。

可见,工作搜寻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经济现象,对工作搜寻与匹配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是深入理解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的一个关键。本文主要评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工作搜寻理论所获得的最新进展。

工作搜寻理论是在搜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交易的瞬间和无成本协调的假定不同,搜寻理论运用一些特定的、不完善技术对资源配置进行分析,这些技术用于告知经济行为者交易机会,并把潜在的交易者聚集在一起。最早的搜寻模型是由斯蒂格勒(Stig ler,1961)提

收稿日期:2005 12 10

作者简介:何亦名(1977-),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炳申(1951-),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出的,他那篇关于搜寻理论的论文已经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代表作,但他研究的是一般商品的信息搜寻,并未论及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搜寻。麦考克(M cCall,1965)提出了序列寻访模型,用于分析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搜寻行为。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长足的发展。费尔普斯(Phelps,1970)提出了职业搜寻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工作搜寻者通过搜寻活动来逐渐了解工资分布,通过比较工作搜寻的边际成本和可能获得的边际收益来决定是否继续搜寻。巴特(Butter,1977)在研究市场摩擦问题时,提出了匹配函数的研究方法,霍尔(H all,1979)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企业如何从求职者当中挑选员工的问题。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1979)分析了当存在两种工作搜寻途径时的搜寻和匹配结果,构造了规模报酬不变的工作匹配函数。罗格(Roger,1980)提出了?雇佣函数#概念,考察了搜寻过程中空闲职位与失业人员并存现象的演化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均衡搜寻模型已经成为分析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工具,在评估劳动力市场政策效果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二、工作搜寻基本模型

早期的工作搜寻标准模型(如Narendranathan和Nickell,1985)大多假定工资出价外生并且离散,失业者具有异质性,无在职搜寻,闲暇无效用等,将工作搜寻问题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范畴。[1]早期的工作搜寻文献更关注聘约抵达率外生框架下的保留工资决定问题[其中, Nar endr anathan和Nickell(1985)模型所估计的保留工资本身就满足最优条件]。大部分模型基本上将工作搜寻看作是一种相同的活动(如Lippm an和M cCall,1976;Barro n和M ellow, 1979)。例如,著名的阿尔布拉切特-阿克塞尔模型(Albrecht和Ax ell,1984)把在职搜寻活动排除在外,不允许工作之间的转换和解雇,规定只有失业的个体才会寻找工作,并假定失业者是异质的,以便获得工资出价的离散分布。[2]

如果工人是在给定工资出价的情况下做出供给决策,并且厂商为空缺职位设定工资,那么,工作搜寻的经验模型便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1)厂商在设定工资时并不考虑工人的策略;(2)工资出价是分散的。

阿尔布拉切特-阿克塞尔模型考察了把劳动力作为惟一生产要素的经济,并且包含多个时期,每个时期有k个工人和n个厂商,假定厂商是永存的,而工人个体则在经济体中面临一定的?死亡危险#;同时还假设产品市场为?拍卖者市场#,而劳动力市场为?搜寻市场#,虽然个体知道工资出价的分布形式,但在开始搜寻之前并不知道发出具体聘约的企业的特点。该模型还假定,厂商和个体是异质的;个体被分为低闲暇价值和高闲暇价值两种类型,低闲暇价值个体的比例被假定为已知,低闲暇价值者接受较低的保留工资,而高闲暇价值者接受较高的保留工资;厂商相应分为工资出价高和低两种类型,且低工资厂商的比例为既定。厂商的生产函数为劳动力供给的线性生产函数,生产率指数为[0,1]分布。个体追求一生期望效用最大化,而厂商则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这些假设,作者构造了非退化工资分布外生情况下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静态比较分析来考察失业补偿的增加对均衡工资分布的影响。虽然在假设生产率指标的密度函数为非递减的情况下,一般性失业补偿的增加会导致均衡失业率上涨。但是,对个体的直接激励效果却因厂商调节工资出价分布而被抵消;选择性失业补偿的增加,即只给予闲暇价值低的个体的失业补偿,则会降低均衡失业率 因为失业补偿的增加虽然能提高每期无业搜寻的效用,但在低工资厂商比例上涨的情况下,工作搜寻获利的可能性降低,只要低工资厂商比例对失业补偿的一阶导数大于0,低工资聘约的增加就会少于高工资聘约的增加。作者认为,作为工资分布变化的结果,失业补偿的增加会重新把工人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厂

商那里。[3]

柏戈(Birg er,1988)的一般均衡模型,将个体同时视为劳动者和消费者,企业标明工资和价格,个体进行需要花费时间但却无成本的搜寻。柏戈在关注个体和当前伙伴交易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其所花的搜寻时间,认为不存在对称稳态均衡,但存在非对称稳态均衡。而且,虽然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工资较高,而产品价格则较低,但大企业仍能获得较多的利润。他认为,这些利润可以被视为较高的市场地位的租金。在产品或要素市场上,市场地位本身是一种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显著的准租金。同阿尔布拉切特-阿克塞尔-兰格模型(Albrecht、Ax ell和Lang,1986)一样,柏戈模型表明,即使所有的个体事前都相同,搜寻过程的随机性也会导致工资和价格的离散。[4]但是,阿尔布拉切特-阿克塞尔-兰格模型假定无在职搜寻,闲暇无效用,并且表明存在由有限的?工资-价格#组合所形成的均衡。此外,他们限定厂商的工资与产品价格不变,因而忽略了动态垄断力量剥削的可能性。

戴蒙德(Diam mond,1982)、[5]莫藤森等(M ortensen et al.,1980,1986)、[6,7]埃克斯坦和弗尔平(Eckstein&Wo lpin,1990:783~808)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工作搜寻理论。其中,埃克斯坦和弗尔平(1990)将劳动力市场搜寻的结构性分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实证研究中,他们率先把劳动力市场搜寻作为工人和雇主的最优决策结果进行了模型化,改进了将工资出价分布当作外生变量的工作搜寻结构性模型。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弗林和赫克曼(Flinn和H eckm an,1982:115~168)、弗尔平(Wo lpin,1987:801~818)、范!登伯格(Van den Berg,1990:255~277)等人对失业人员的工作搜寻进行了经验分析。

三、工作搜寻拓展模型

尽管学者们普遍认为,真实市场过程显示,在瓦尔拉斯均衡路径上存在多个交易,但对其原因和含义却鲜有研究。事实上,由于大部分搜寻模型把个体假定为在交易前就已经完成了信息搜集,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些模型都不是?实时#运行的?。在这方面,有研究工人进行在职搜寻以实现职业转换(jo b transfer)的局部均衡模型(Burdett,1978;Jovanovic,1984),以及由莫藤森(Mo rtensen,1985)等人构建的静态局部均衡模型。在现实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搜寻往往并不仅仅考虑工资因素,拓展型工作搜寻模型探讨了搜寻者效用函数中的非工资因素,如工作质量、工作保障、养老计划和作业环境等%。关于这些模型,正如柏戈所指出的那样,若不是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模型最好考虑非稳态均衡。目前的搜寻模型可以不同程度地加入转换成本、搜寻成本和广告成本等,从而实现模型的一般化。近年来,搜寻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在模型分析中纳入摩擦成本或搜寻成本,并且把工资出价外生假设改为内生假设,有的模型还允许在职搜寻。

豪尔泽(H olzer,1987)在分析了1981年美国长期跟踪调查(NLS)青年组的数据后发现,与在职青年工作搜寻者相比,失业青年工作搜寻者会做出更大的搜寻努力(搜寻努力程度用所采用的搜寻方法数以及每种搜寻方法所用的时间来测度),并接受更低的保留工资(与工资出价相比)。这些差异至少部分解释了失业搜寻者明显更可能找到工作,但工资较低的原因。失业工作搜寻者之所以愿意做出更大的努力,是因为他们的搜寻成本比在职搜寻者高。[8]

范!登伯格(Van den Berg,1992:1116~1133)对在职工作搜寻模型进行了估计。在职搜寻概念拓展了工作搜寻模型,而且对劳动力的自愿流动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如果新工作的工资不低于没有必要进一步搜寻时的最低工资水平(高于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那么工人就会接受,从而放弃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巴德特和莫藤森(Burdett and M or tensen,1998)认

为,标明工资的典型搜寻均衡意味着递增的或者U形工资分布。[10]

在巴德特-莫藤森(Bur dett Mor tensen,1998)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搜寻模型中,明码标价博弈中惟一均衡解的特点是:作为连续统一体的雇主选择永久性的工资出价,而作为连续统一体的工人从出价集当中以随机、序贯抽样方式进行搜寻。和戴蒙德(1971)的结论相反,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在个体出价信息不完全时,假定工人无论是否失业都将持续进行工作搜寻,则工资分布的离差是工作搜寻造成的显著结果。[10]

在巴德特-莫藤森模型的基础上,范!登伯格和瑞德(Van den Ber g和Ridder,1998)使用荷兰战略性劳动力市场研究组织(OSA)关于劳动力供给的面板数据,对搜寻摩擦进行了估测,获得了对各个企业之间生产率分布、工资水平分布和就业分布的估计值。这个模型成为了劳动经济学文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模型。在一般劳动力市场搜寻的结构性实证模型中,工资出价的分布被假定为外生。在范!登伯格和瑞德构造的均衡搜寻模型中,作者认为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决定工资时,应当考虑到工作搜寻者的保留工资,所以工资出价的分布本质上是内生的。通过假定工资出价的分布和收入分布为内生和非退化,就能区分不同劳动力细分市场上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差异,证明在职搜寻对于均衡工资和收入分布具有独特的影响。这是因为在职搜寻者的聘约抵达率要大大高于失业搜寻者,工人能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工资。其结果是,在某一特定部门里,工资大多紧紧围绕边际收益产品上下浮动。[11]

在工资出价分布内生的基础上,范!登伯格和瑞德考察了该模型所达成的均衡是否能够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历史观察数据,结果发现工作分布和失业持续时间分布与历史数据相符,对于雇主设定工资的定性预测也得到了工资回归方程的证实。搜寻摩擦大约可以解释可观察工资出价方差的20%;而部门间生产率水平差异是决定工资的其他主要因素。范!登伯格和瑞德区分了劳动力市场的分隔情况,他们的研究还显示,劳动生产率上的异质性对于获得理想的拟合度很重要。其研究框架还被用来估计厂商的买方垄断力量,并进一步考察强制性最低工资发生变化的效应。他们发现强制性最低工资的变动对二十来岁年轻人的失业水平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生产率水平接近强制性最低工资。[11]

在受教育回报的估计方面,埃克斯坦和弗尔平(Eckstein和Wolpin,1995a)论证了教育回报应该根据工资出价分布来进行估计,因为工资出价分布是个体搜寻者必须面对的。他们的模型表明,由于有些个体并不真正参与工作匹配过程,所以平均工资出价要低于后来接受的平均工资。他们把劳动者分为高中肄业、高中毕业、大学肄业和大学毕业四组,发现各组间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工资差异主要源自于组间工作接受率差异,而不是组间工作提供率差异;对各组个体的受教育回报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组间工资差异是由受教育回报的有偏测度所造成的;当把黑人与白人在4个组中各自分开后,组间可接受工资水平的平均差异大大低估了受教育回报。[12]而范!登伯格和瑞德(1998)的模型则表明,由于工作间的转换与过渡,因此平均工资出价要低于跨部门平均工资。[11]

四、工作搜寻过程与方法的实证分析

有关工作搜寻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对工作搜寻过程进行考察和实证分析。豪尔泽(H olzer,1988)、[9]格雷格和沃兹福斯(Gregg&Wadsw orth,1996)以及埃迪森和波图格尔(Addi son&Portugal)[14,18]进行了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他们通过考察搜寻过程和不同的搜寻评估方法对于搜寻效果的影响,来重新认识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和搜寻渠道的有效性。

事实上,各种工作搜寻方法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每种方法所需的时间和金钱各不相同。在

一国劳动力市场上,有些搜寻方法(如利用朋友和亲戚的非正式搜寻渠道)容易获得成功,而另一些方法(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效果则明显欠佳。因此,那种视搜寻过程为相同的倾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Bradshaw,1973:35~40)。很多经验性研究对工作搜寻过程进行了考察,丰富并最终验证了工作搜寻基本模型。这些研究包括对有限信息条件下的工作搜寻策略和搜寻方法、各种搜寻策略与方法的使用强度、与每种搜寻方法有关的工作聘约信息等进行的考察。 豪尔泽(H o lzer,1987,1988)利用1981年美国长期跟踪调查(NLS)青年组的数据,分析了16~23岁失业工人的搜索行为。在豪尔泽的工作搜寻模型中,搜寻方法的选择不但与他们的成本和预期生产率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非工资收入相联系。在每一时期,失业者个体通过选择自己的保留工资水平和搜寻强度,来寻求当期效用和未来预期效用总和的最大化。保留工资决定接受一项工作的概率,而一系列的搜寻方法则决定聘约的产生。[8,9]他区分了五种搜寻方法:亲戚朋友、对报纸广告的回应、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直接向雇主提出求职申请(直接申请)以及其他搜寻方法。亲戚朋友和公共申请这两种方法使用最为频繁,它们能够最有效地产生工作聘约,搜寻者接受聘约的程度也最高。豪尔泽还考察了搜寻决定因素和搜寻结果。在他的模型中,搜寻密度就是获得一项聘约的概率的函数,并且反映搜寻的预期回报。在个人搜寻层面上,预期聘约与直接申请、广告以及其他方法均呈正相关,而跟亲戚朋友和国家就业机构这两种工作搜寻方法却呈负相关。作者认为,亲戚朋友这一搜寻方法使用成本较低,决定了这种方法能够得到合理的运用。相比之下,那些缺少就业机会的人则更倾向于求助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工作搜寻结果方面,豪尔泽用搜寻者收到的聘约分别对搜寻次数和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搜寻密度对得到和接受聘约的概率会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9]

豪尔泽关于通过亲戚朋友来寻找工作这种方式显著有效的发现也得到了布劳和罗宾斯(Blau和Robins,1990)的支持[16]。他们根据1980年机会均等导向计划数据,对通过亲戚朋友收到工作聘约和接受聘约的比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使用这种搜寻方法,单次产生的聘约数量最大,而且聘约的平均接受率也最高。布劳和罗宾斯也指出,在所有搜寻方法中,利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所产生的聘约数量最少,其接受率也最低。罗宾斯(Robins,1985)在早期的研究中也发现工作搜寻方法的使用次数与被雇用的概率呈负相关,并把这归因于美国失业保险制度关于工作搜寻的硬性规定。他还发现,与那些不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相比,失业保险金领取者使用较多的搜寻渠道,但他们接触到较少的就业机会,并收到较少的聘约。

相对而言,研究者对英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运行状况的评价比较乐观。格雷格和沃兹福斯(Gregg和Wadsw orth,1996)根据英国1984~1992年的劳动力调查年度数据和1992年之后的劳动力调查季度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70%的失业求职者通过职业介绍中心来寻找工作。[20]通过职业介绍中心实现的工作匹配占到工作匹配总量的20%。1992年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表明,使用广告和职业介绍中心是紧随亲戚朋友这种求职方式之后的两种比较流行的求职方式(在它们之后才是直接上门应聘、私人就业机构和其他方法)。而且,这些方法也是成功率最高的求职方法。作者对男性求职者进行的概率值(Probit)分析显示:直接上门应聘、通过广告找工作和通过职业介绍中心找工作这三种方法的有效使用,显著提高了失业人员成功摆脱失业的几率。与其他方法相比,职业介绍中心更能提高求职者脱离失业的平均几率。

Blanchard和Po rtug al(2001)[13]考察了葡萄牙低失业率和高长期就业率的相关性,并把这归因于严厉的就业保护立法。他俩认为,葡萄牙严格的就业保护立法导致了劳动力的低流动性,而低流动性又限制了工作搜寻渠道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他们的主要

结论&是:公共就业服务成功率低,经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找到的工作不能持久,工作报酬也较低,对人力资本的回报显著低于通过其他途径找到的工作。分析表明,公共就业中介机构的贡献在改善劳动力市场就业表现方面发挥的功能可能是中性的。如果导致长期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岗位供给率低,那么就更应重视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在Blanchard和Po rtug al看来,[13]公共就业服务的改进也许只能改变受助工作搜寻者的地位,而对缩短工作搜寻者队列的长度并无作用。此外,葡萄牙的低失业率也说明偏好高风险的求职者为数相对较少。这两位作者认为,在葡萄牙劳动力市场上,直接求职方式的成功率和非正式网络的使用程度都高于英国(如Greg g和Wadsw orth,1996)。

目前,大多数有关工作搜寻方法的研究主要考察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如Baner jee和Bucci(1995),对发展中国家的在职搜寻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运用二分对数单位(log it)模型,对印度城市移民工作搜寻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把搜寻的潜在回报、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就业部门、所在城市、出生地等作为解释变量,得出的主要结论与英美等国的在职搜寻相似:工资低于可选择水平的工人更可能进行工作搜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龄越轻、工作年限越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以及在公共部门之外任职的个体就越有可能进行在职搜寻。[19]在Banerjee和Bucci的样本中,移民大多通过非正规求职方式,特别是通过亲戚朋友来寻找工作。

五、评价与启示

工作搜寻理论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理论假设不断放松,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模型越来越贴近现实劳动力市场。学者们从工作搜寻角度来解释工资差异、探讨失业救济和最低工资等政策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各国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工作搜寻方法的深入考察,改变了人们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市场真实运行机制的认识:即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里,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作为非正式求职方式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效率还有待提高。最近的文献显示,有学者试图从工作搜寻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如A Cheron和F Langot,2004),从而使得工作搜寻研究日益将微观主体行为和宏观经济现象联系起来。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做展开。

目前,工作搜寻理论无疑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首先,目前的搜寻模型并没有证明搜寻和匹配大大改变了工资和就业的周期性表现。其次,尽管搜寻模型简明地解释了造成一般失业的原因: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工人和工作之间的匹配导致了一般失业,其中有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失业是由经济动态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复杂性所造成的。但迄今为止,这一理论模型尚不能确切地指出有多大比例的一般失业是由工作搜寻和匹配问题造成的。此外,大部分长期失业似乎不能用工作搜寻和匹配问题来解释。由于厂商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会对工人和其他厂商产生外部性?,因此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认为经济中的均衡失业是有效率的。

尽管工作搜寻理论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仍然能够为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提供宝贵的启示。

首先,进一步改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无疑有助于减少我国的摩擦性失业。这就要求我们尽快提高各类就业中介机构的效率,加强就业信息网络的建设。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的滞后,增加了供需双方的搜寻成本,无形中延长了搜寻时间,加剧了摩擦性失业。可以说,最近珠三角等地出现的民工局部性短缺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信

息供给不及时所造成的。

其次,教育培训与就业指导有助于失业人员缩短工作搜寻时间,降低求职成本;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不同劳动力群体尤其是青年劳动力群体的就业指导与培训,增强我国各种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能力,是有效开发和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何对这部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进行有效的就业指导和培训,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如何对广大农民工进行培训,增加其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其就业能力的问题,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再者,在鼓励劳动者选择多种渠道就业的同时,提高公共服务机构的效率是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发育的重要方面。

最后,工作搜寻理论为制定和评估劳动管理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例如,相同的失业保险政策和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的劳动力群体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在这方面,工作搜寻理论得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可以为研究和评估我国相关政策的有效性提供启示与借鉴。

显然,在目前失业率节节攀升,就业压力增大,大量劳动力求职受挫(某些劳动力群体如下岗工人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的复杂形势下,这些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对于降低失业率、缩短失业周期、提高求职效率、降低求职成本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本文将?w orker#译为工人,在某些场合可泛指劳动者或劳动力,不单指普通工人,也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

?真实动态效应的文献基于阿罗(Arrow,1959)的早期观察。根据阿罗的观察,搜寻所需的时间在不同选择中导致了买方反应滞后,以至于卖方具有?动态垄断力量#(还请参见Diam ond,1971)。

%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把在职搜寻和不利工作条件感知这两个因素一并纳入模型中加以分析。

(平均持续期使用流出量比率的近似值来估算。

)葡萄牙的公共就业服务主管机构是就业与职业培训局(IEFP),这是劳动和团结部的一个分支机构。

&作者的基本结论是在排除了接受最低工资工作和非典型(即定期合同)工作之后得到的。

?一方面,厂商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失业工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并在找工作时增加自己的谈判力;另一方面,又使得其他厂商更难招聘到工人,从而降低他们在招聘工人时的谈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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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