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有哪些优秀的诗人和古诗

在三国鼎立之前，主要文学形式是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祷词和歌谣等。进入三国鼎立时期之后，由于汉字传入，书面文学随即产生。三国新罗时期的文学创作，有的借用汉字记载朝语，称为国语文学；有的直接采用汉文形式，称为汉文文学。国语文学方面以新罗乡歌最为重要。这类作品据说当时数量很大，但是目前存留不多。其内容有的描写世俗生活，有的表现风土人情，有的颂神拜佛，有的议论政治，形式则分为四句体、八句体和十句体三种，以十句体居多。汉文文学方面有薛聪、金大问、慧超、崔承佑、朴仁范、崔匡裕和崔致远等作家诗人出世，较国语文学更加成熟，其中以崔致远成就最大。

崔致远（857—？）12岁即来我国（当时是唐朝）留学，以后应试中举，做官多年；28岁时回到朝鲜，不仅未被重用，而且屡遭排挤；最后只好辞去官职，隐居于伽■山。据说他写有今体赋5首，今体诗100首，《中山覆篑集》5卷，《桂苑笔耕》20卷等多种作品；但现存者只有《桂苑笔耕》以及其他30首诗。他的诗歌有抒发怀念故土之情的（如《秋夜雨中》、《东风》），有揭露现实社会黑暗的 （如《古意》、《寓兴》），有描绘自然景色之美的 （如《石峰》、《题伽■山》），等等。他所写的汉诗在数量上超过他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也为前人和时人所不及。
在高丽时期，国语文学的形式呈多样化趋势，民间歌谣 （高丽歌谣）、文人诗歌（翰林别曲、时调）、传记文学（金富轼的《三国史记》等）、传说 （一然的《三国遗事》等）、小品文、杂录和诗话等都取得一定成果；汉文文学（尤其是汉诗）获得飞速发展，涌现出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李仁老、李奎报、李集贤和李穑等一大批诗人，将汉诗创作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李奎报。

李奎报 （1169——1241）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由于性情耿直，在官场上曾遭降职、流放等处分；后因能诗善文而受到重用，升任宰相；晚年辞去官职，返归故乡，直至去世。他的作品收入《东国李相国集》中。26岁时所作 《东明王篇》是朝鲜最早的长篇叙事诗，该诗描述高句丽始祖东明王朱蒙的开国业绩，歌颂祖国的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充满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此外，《孀妪叹》和《路上弃儿》等诗表现了对老妇弱子的怜悯，《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东门外观稼》和《代农夫吟》等诗则抒发了对劳苦农民的同情，如《代农夫吟》有“新谷青育犹在亩，县胥官吏已征租。力耕富国关吾辈，何苦相侵剥及肤”等名句。

尹善道 （1587—－1671）则堪称时调名家。

他在官场不大得志，曾多次被流放，因而常常寄情于创作，以山水之优美反衬官场之污秽。他的名篇《山中新曲》、《续山中新曲》和《渔夫四时词》等都是出色的风景诗，感情饱满，笔法细腻，生动地再现了朝鲜四时山川景色之变化。歌辞也是由新罗乡歌和高丽歌谣演变而来，并且受到时调影响。它的形式较为自由，长短不拘，但一般比时调长。第一首歌辞是丁克仁的《赏春曲》，其后主要作者有郑澈和朴仁老等人。郑澈 （1536——1593）是歌辞初期的代表。由于当时党争激烈，他的官场生活也十分坎坷，屡遭降职、罢官和流放等处分。其代表作为 《关东别曲》、《思美人曲》和《续思美人曲》，以写景细腻、抒情大胆、语言生动、形式优美为特点，后两首有朝鲜《离骚》之称
在诗歌方面，李石亨 （1415——1477）、成侃（1427－－1456）、李达（1561——1618）、权■ （1569——1612）、丁若镛（1762——1836）、赵秀三（1762——1849）和金笠 （1807——1863）等诗人辈出，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其中尤以丁若镛的诗歌最引人注目。丁若镛、号荣山，出身两班（指封建儒生、官僚，由文武两班而来）贵族，为人刚正不阿，做官清廉正直，因而在官场上屡遭陷害、贬职和流放。他主张从事诗歌创作必须从关心国计民生的愿望出发，即所谓不忧君爱国非诗也，不伤时愤俗非诗也，非有美刺劝惩之义非诗也。他的诗歌内容丰富，思想进步，有的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思 （如《述志》），有的描述百姓所受的苦难（如《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耽津农歌》、《耽津渔歌》），有的揭露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 （如《波池吏》、《龙山吏》和 《海南吏》等《三吏》，《僧拔松行》、《猎虎行》和《狸奴行》等《三行》），有的提出改革社会的理想 （如《夏日对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