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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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文房雅玩—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园”讲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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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二O一二年九月

“文房雅玩—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园”讲座总结

10月18日下午4点华慈祥老师在逸夫楼开展了一场“文房雅玩——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园”的讲座。很多同学到现场听了讲座。华慈祥老师，毕业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与博物馆专业，1985年入上海博物馆，现为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研究，对文房四宝、文房雅玩与玉器颇有心得。曾筹办《上海博物馆藏文房四宝展》，著作有《上海博物馆研究大系——中国古砚》、《文房用具》等，为《中国文房四宝全集》编委。

当天下午，华慈祥老师从历史分期角度为大家介绍了文房雅玩的发展史。继而，根据文房用品的用处不同依次对笔架、笔筒、砚滴、臂隔等文房用具进行了具体介绍和赏析，如乾隆皇帝御用的玉楼雕桥型笔架、阴刻岁寒三友图象牙笔筒、康熙年间的绿釉秋叶笔掭等。

在这其中，我了解到：文人是什么？或许可说是离不开书的人。起码古人是这样。读书是有目的的，为了广博见闻，学习经典，经世致用。但日久成癖，读书就变成了习惯性的交流，甚至三日不读书，便自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有书就有了书房，虽然“书非借不能读”，虽然书随处皆可读，但读书人谁不希望有自己的藏书，谁不希望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读书习文会友呢？房间不必多大，有几架书，一桌一椅一盏灯，就有了书房的规模，就有了于日常中沉思静悟、安顿心灵的所在。

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书房既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的归途。当厌倦了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争斗，躲进小楼成一统，吟诗作画，烹茶抚琴，“雪夜闭门读禁书”，或是两三同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人生必不可少的消遣和休息。

自古及今，书房并无一定之规。富者可专门筑楼，贫者或室仅一席；有的雕梁画栋，有的则环堵萧然。书房或筑于水滨，或造于山间；或藏诸市井，或隐于郊野；有的植以南山之竹，有的覆以荆楚之茅，不一而足。但总有一点是书房应有的品质，那就是清雅。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专门谈到书房的装饰，有很多

精妙的设计，但崇尚的是“宜简不宜繁”，力求“高雅绝俗之趣”。“芸窗”、“芸馆”、“萤窗”、“雪窗”是书房的别名。“芸窗”和“芸馆”缘于古人藏书用以驱虫的香料——芸；“萤窗”、“雪窗”典出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的求学励志故事。别名虽然别致，也只是在诗文中偶用，因为书房书斋的“书”是最雅致大方的。

书房不知起于何时？无论孔子讲学之所、司马迁的著述之室，还是南阳诸葛庐、成都杜甫草堂，既出鸿儒，自然少不了书香。不过私人书房的普及得益于造纸术和印刷术。在用纸张印书之前，竹简木牍很占地方，搬书藏书会汗牛充栋，普通人家哪能放那么多书呢？真正意义的书房是充满个人气息的。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是主人志趣的写照，古来写书房的杰作。

古代文人常为自己的书斋起斋号。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过程。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斋号。《陋室铭》是一篇斋记，但“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这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大量记载。至明清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斋雅名。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袁枚的“小仓山房”、蒲松龄的“聊斋”、梁启超的“饮冰室”，皆是意蕴深远。“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斋号寄托着主人的志与情，书房是文人的灵魂之城。

书房笼罩着书香、墨香，也生出一种古意，升起一缕烟云。古人好古，读先贤书，重历史经验，发思古幽情，追求会古通今的乐趣。书籍和器物，越古越有意思。书画真迹、碑帖原拓、古籍善本自然是书房的珍品，那些文房用具也最好有些古意。明清文人珍藏宋元版书，用旧窑或古铜的器物，成了一种雅趣。这在那时的论著或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

接近自然、远离尘嚣是书房的另一种韵致。明代李晔所说的《紫桃轩杂缀》的理想书斋环境是：“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结构只三间，上加层楼，以观云物。四旁修竹百竿，以招清风；南面长松一株，可挂明月。老梅寒蹇，低枝入窗，芳

草缛苔，周于砌下。东屋置道、释二家之书，西房置儒家典籍。中横几榻之外，杂置法书名绘。朝夕白饭、鱼羹、名酒、精茗。一健丁守关，拒绝俗客往来。”

筑室于山间水涯并不现实，但可以造出山房的趣味。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这样描述书斋环境：“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芸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旁置洗砚池一，更设盆池，近窗处，蓄金鲫五七头，以观天机活泼。”

斋中抚琴，也是文人一种雅好，悠远的琴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常建)；淡泊的琴声“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王昌龄)；琴声最宜伴月“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王维)；琴声也可对酒“一杯弹一曲，不觉夕阳沉”(孟浩然)。琴声扩大了书斋之趣，琴声提炼了书斋之韵。

古人书房中少不了香炉，香篆缭绕，像回荡的琴声，将人引入高山流水的冥想，将人带入旷远澄澈的境界。据载有好事者在山中囊云而归，在书斋中放出。不知效果如何，其行为真是憨得可爱。烟云是书房的清韵，本不可强求的。古书名画、四时花草、茶酒谈笑，都会散出烟云。奢侈品的意思。

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藏书甚富，长于诗文绘画，善园林设计。《长物志》共十二卷洋洋万言，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文房用具，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文房用具。此外，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壁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

文房用器于隋唐时就逐渐兴盛起来。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时期，科举促进了隋唐文人阶层的出现，文房用器也就大量出现。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笔、墨、纸、砚的范畴。《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

文房器物经过宋元的普及、成形、拓展，到了明代进入了繁荣期。连明皇室也同样青睐起书斋的文玩，在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就出土了诸多的文房器物，例如水晶鹿镇纸、水晶兽形水盂、玉荷叶笔洗、碧玉笔格等。

正因为明朝的文房用具空前发达，追求这些文房用具又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曹昭的《格古要论》，还有前面提到的《长物志》、《遵生八笺》等都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明末的屠隆在《考槃余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这是古籍中记载文房用具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此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却又是一个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的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文房用具，又成为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时，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收藏品。

最后，华老师详尽地讲解配上一张张精美的文玩照片，让同学们即刻对原来十分陌生的“文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场互动活跃，同学们争相举手提问。对于同学们的提问，华老师都耐心并风趣地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