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大改革措施及意义

陈汝平(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系,重庆　400047)
摘　要: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在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而卓有成效的改革,从此,使一座衰败腐朽的封建学堂获得了新的生命。本文选取蔡元培当年北大改革的部分思想和举措,结合当前状况,阐明其对今天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与建设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北大改革;启示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所充满封建官僚习气的学校。民国成立以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初的民主改革,但由于继承了老式学堂的传统,加上袁世凯复辟的一些政治气候的影响,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1917年,蔡元培先生赴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入主北大后从自由、民主的原则出发,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而卓有成效的改革,使这所充满封建僚习气的学校一跃成为中国首等学府,使一所衰败腐朽的封建学堂获得了新的生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蔡元培对北大改革的思想和经验对今天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也有着相当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转变师生观念,明确大学的宗旨
蔡元培早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但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仅仅是为混资历谋官位;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人,课堂讲授敷衍塞责。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追求的是当官发财,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蔡元培在1917年1月9日的演讲中为北大设计了未来:“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责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果欲达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1]蔡元培的这番演说为转变学生和教师观念打下了基础:
(一)转变学生的观念。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长。他又于1918年指出:“大学为纯粹研

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
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他这是针对当时北大的学生求学的功利目的提出的,当时到北大求学的学生想的都是日后的升官发财,“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就业而是研究学问,研究学问应该是纯粹的、自由的,而不是功利性的、工具性的。蔡元培认为,真正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他不再是为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去生活,而是将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他是为数不多的不被世俗之气所同化的人,是将帮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道德准则收稿日期:2003-10-14作者简介:陈汝平(1975-),男,重庆江津人,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研究生58人。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的大学生的求学观念又如何呢?时代变了,但学生求学的功利性目的较之八十多年前并没有多大的转变。今天,什么专业热门,毕业以后好找工作,收入较之其他专业要高,人们就争相学习什么专业,像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一直是学生们报考的热门。当然,由于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学生们在选择自己就读专业的时候为将来打算本无可厚非,说明他们存在着忧患意识,这对于他们学好自己所选的专业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事实上他们在学校里又是如何求学的呢?“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现象在今日的大学校园内极为普遍。在今天校园内,考试作弊,为求过关而“通关系、走后门”的现象泛滥,很多学生求学的目的仅仅是为混一张文凭,为日后找工作寻一块“敲门砖”而已。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今天的学生不转变观念,端正学习态度,那今天的高等学校教育状况与蔡元培改革北大以前的北大教育状况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多年前在媒体上广为报道并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中日小学生夏令营”的事件引发人们对中日下一代差距的反思。报道中的那些小学生应该就是今天的大学生了,而他们现在在大学里的学习观念如呈上述情况,那又会与人家形成多大的差距呢?这恐怕应引起我们更深的思考。
(二)整顿教师队伍,转变教师观念。蔡元培在教师聘
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都可以聘任做教师。在蔡元培的领导下,钱玄同、李大钊、辜鸿铭、刘师培、马叙伦等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政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一时云集北大,这

是蔡元培在用人制度上的不拘一格的重大改革。蔡元培还对北大的教师队伍在专业
素养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要潜心研究学问,做学生的表率,反对那种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教师。人才的培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依赖于教师。教师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前人早已有了诸多的论述。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语重心长地寄语教师:“你不仅是活的知识库,不仅仅是一名专家,善于把人类的理智财富传授给年轻一代,并在他们的心中点燃求知愿望和热爱知识的火花。你是创造未来人的雕塑家,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殊的雕塑家。教育创造真正的人,就是你的职业。社会把你看成能工巧匠,我们国家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能工巧匠。”[3]但总观今日的学校教师队伍,却存在许许多多令人忧虑的问题。
首先是教师人才的流失问题。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出现许多优秀教师纷纷转行或跳槽的现象。作为选择教师职业的从教者,如果不树立终身从教的观念,不树立安于清贫,以从教为乐的思想,不能自觉抵制物欲的诱惑,是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中去的。这对于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极为不利。
其次是教师学术研究水平和自身素质的问题。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但现在有些教师,自己学术不精但又加强学习以期提高,一本讲义几十年都不变,甚至照本宣科。据调查,我市30多所高校中,有不小比例的教师是一字不落地在课堂上念教材。另外,有的教师在私人利益上斤斤计较,成天就想着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课时费,有的教师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不管自己有多少“斤两”,猛开乱开新课的教师在许多学校可能都不是极少数;有的教师醉心官场,整天勾心斗角,就是不把学术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在首要位置。都说“学为师,身正为范”,试想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日后又以这样的姿态去教他的学生,那我们的教育可能就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教师专业化的建设,这为我国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了光明的前景。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首先就是从改变师生的观念着手的。今天,全国各高校在进行着各种改革,但我们要在教育领域取得新的成就,紧跟世界潮流,当务之急就是要转变人们过去陈旧的教育教学观念,形成新的学校观、知识观、人才观、师生观、多元教育价值取向观等新的观念,学校教育教学才会与时俱进。
二、北大改革的重要举措
(一)积极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蔡元培在进行北

大改革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允许各种学术派别自由发展,允许有不同学术
观点的人在大学任教,这是思想自由的原则,也是大学的特色所在。蔡元培认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并认为这是各国大学的共同准则,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对学术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制度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也延请了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
一时间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声誉鹊起。“兼容并包”几乎成了蔡元培和北大的一个标示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兼容
并包”使北大具有了别具一格的宏大气象。也正是“兼容并包”使得中国的学术在烽火连天、内忧外患的艰苦条件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与生机。
但在今日之高校,有很多的大学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近亲繁殖”,本校毕业留校的“人才”能以很快的速度进入学校的当权者阶层而外来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处处受排挤。在引进外来人才上,“门槛”也要比“自己人”高得多。高校要发展,应该适当借鉴和发扬蔡元培的一些办学思想,提倡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多样化,不同学术思想之间展开论争,求同存异,以共同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把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引入课堂,引导学生展开讨论,提高认识,正是我们拥有自信的表现。尽管有的学生可问题,但可以肯定,更多的学生将会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美好人生与美好社会的建设者。在用人上,也要积极推进人事制度的改革,依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坚持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对教师进行选拔与任用。北京大学现在正进行的“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被认为是继蔡元培之后北大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二)对学科和教学体制进行改革。
蔡元培在学科和教学体制上的改革,首先是进行了文理扩充,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蔡元培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与术的区别就是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区别。学生在学校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把基础打好才谈得上应用。由于当时存在着“轻学而重术”的现象,蔡元培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纯粹是“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进行扩充并加强建设。我们姑且不论蔡元培对文理两科的扩充问题对现在高等学校的影响,仅就他强调基础知识的重

要性而言,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才能谈得上高深的学术研究,“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牢固的基础,要实现蔡元培所倡导的“研究高深学问
”的办学宗旨是不可能的。但在现在的高校内,系科和专业的设置却和蔡元培所提倡的背道而驰,表现出极大的急功近利性,即社会上什么专业热门学校就开设什么专业。虽然,这样做对于满足社会急需的人才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学校在开设这样的专业的时候却没有仔细考虑是否具备办好这种专业的人力、物力。在有很多专业,连培养人才的教师也是“半路出家”,对所设专业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那培养出来的学生又会怎样呢?并不是说这样开设的专就培养不出好的人才,但没有雄厚而牢固的基础,总觉得有点虚幻。
(三)废科设系和学分制的建立。
蔡元培在学科建设上要求文理沟通。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他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等科分别改为不同的院。蔡元培的这一施得到了后来高校的继承和发展,现在的高校基本上都是按照院、系的方式来对学校进行逐级管理和安排的。学分制是蔡元培效仿的美国大学中通行的学籍管理方法。他认为同在一个年级或一个专业的学生,由于其能力和兴趣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学校中实行学分制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蔡元培改年级制为学分制体现了他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落实了他沟通文理的思想,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学分制,新中国建立后,学分制被取消。九十年代以来,很多高校又开始采用学分制,然而,所谓的学分制也只是徒有其表。表面上看也是在实行学分制,实际上学生仍然是按每学期由学校规定几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的,只是在期末考试中每门学科考试通过以后再按照有关学分的规定给学生记多少学分,以达到应该修满的学分。实行这样的“学分制”和年级制又有何区别呢?要真正尊重学生个别发展差异,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就必须彻底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而不是这种名不副实的所谓的“学分制”。
(四)蔡元培的管理思想。
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的一校之长，他的管理思想也是相当重要的。首先是他以开放的
心态对待北大的管理。“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和北大的一个标志符,然而在“兼容并包”的背后所蕴涵的是一种开放的心态。这种开放心态不仅造就了蔡元培那“海纳百川”的宏大气度,更养成了他那放

眼寰宇的战略眼光。其次是他以民主的运作实施管理,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某些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在赴任北大校长以后,他又实行一系列的措施,如校长校务公开、
不忽视少数人意见等来提高北大管理的透明度和民主化的程度。蔡元培的北大管理无疑是成功的,不知他的这种管理的理念能否为现在的高校管理层参考吸纳,以之为鉴?
三、结语
蔡元培的改革已过去八十多年,当我们重新踏着先生的足迹追慕其昔日的风采时,我们得到的是更加宝贵的遗产。蔡元培先生将一所充满封建沉疴的学堂改变为中国近代的头等学府,其改革的思想有很多都值得我们今天的高校借鉴。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的北大也在进行着一轰轰烈烈的改革,而今天北大的改革究竟是喜是忧,学术界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但无论如何,这种求变求发展的思想是值得倡导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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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0.
[3]　转自郑金洲.教育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0.
[4]教育学院教育学助教,从事外国教育史研究。
人的提议,决定聘任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接替业已辞职的原学长夏锡祺,后又聘请了李大钊和鲁迅来校任教,他通过陈独秀的介绍,又聘请了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来校讲授《中国哲学史》,几乎与此同时,刚刚二十三岁的自学青年梁漱溟通过范源濂的介绍,慕名访谒蔡元培,并出示所撰《究元决疑论》一文请予垂教,蔡元培对作者的佛学造诣了解很深,此刻,他便邀梁到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同年4月初,经许寿棠和鲁迅的推荐,曾任绍兴教育会会长的周作人被聘为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这一年,蔡元培还聘请了文科教授主讲中国中古文学史;理科方面由当时知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任学长,其他学者有专长的教授有李四光、颜任光、任鸿隽、李书华等。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在法国曾邀请居里夫人来北大讲学;在德国,由夏元王栗陪同访问了爱因斯坦,并邀请他来北大讲学,蔡元培为此表示隆重欢迎,函请全国重要学术机关联名发信。在广为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的同时,蔡元培先生裁减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即使颇有些背景和来历的外国教师亦不例外,几位被裁汰的英、法教师扬言要与蔡元培诉诸法庭,此事甚至惊动了外交当局,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亲自过问,英国公使竟然造访于蔡,始而劝诱,继而威胁。然而,这些压力都被蔡元培学术至上的正气一一顶了回去,

至于个别道德沦丧毒化校风的学术败类,他则坚决予以除名,摈之于校园之外。总之,蔡元培选聘教师,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学术造诣,在这个神圣的标准之外,不曾有第二个标准,因此,国内各方面的名流硕学及后起之秀汇集于北京大学,很快便形成了崇
尚学术的良好氛围,大大激发起学生的求知兴趣,衰颓的学风骤然为之改观。同时,蔡元培深知,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授课水平,就要革除他们年年抄发讲义的陋习,就必须在教学之外从事必要的学术
研究,在他主持北大的第一年,便要求各学科成立相应的研究所,由专业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最先创办并坚持开展活动的是国学研究所,其中的小说科由胡适、刘半农、周作人以及两名学生组成,他们定期举行了学术讨论,根据研究所得分别作了《论短篇小说》、《中国之下等小说》、《日本近代小说的发展》等专题报告,既浓厚了学术风气,也促进了各人研究问题的深度,为使学者们的研究结果转化为社会文化,蔡元培与张元济协议,由商务印书馆印发“北京大学丛书”,分批出版北大教师的学术著作。1988年秋,他又提议创办《北京大学月刊》,作为师生发表学术论文的专刊,并为之撰写发刊词,系统阐发学术自由的宗旨,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蔡元培这一系列措施,对于“振兴学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史学家吕思勉评曰:“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论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真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6]
二、民主办校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革命以前虽很专制，但它的大学管理却是极端民主的,校长和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选,校长由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全校学生从不会因没有校长而发生问题,因此,他主张仿效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民主办校。从前的北大,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蔡元培接任校长后,认为这不利于学校建设和教学活动的开展。于是决定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继后还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

办事,这实质是将校长权力下放,交由教学及学术活动的主干人员自行管理,切实按照教学规律兴办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蔡元培尤为注重学生自立精神与自爱意识的培养,对此,他主要提出并贯彻“六自”方针:一是诱导“自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学生中端正风纪,“以
引起学生自尊人格,服务社会的精神。”[7]二是勉励“自学”,他指出:“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育不宜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8]因为从学习效果来看,“单靠教科书和教习,讲堂功课固然要紧”,但学生通过自学,“随时注意发现求学的门径和学问的趣,更为重要。”[9]三是提倡“自治”,蔡元培反复叮咛学生:“以后望注意“自治”二字,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10]为此,他召集学生骨干,敦劝他们分别发起组织各类学会,广泛吸引学生参予,学校则在经费、设施等方面予以鼓励和赞助,随之,学校成立了一些锻炼学生自治能力的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学生可以根据兴趣、爱好自由参加,充分表现。蔡元培还亲自主持成了一个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1999年妾”,这就把师生的兴趣、爱好引导到学术研究和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上来了,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四是主张“自省”,他指出:“学生方面,也要自省。”[11]有自知之明,存反省之心,以便及时发现自己在为人处世和学习研究中的不足,查缺补漏,不断提高。五是鼓励“自动”,他认为:“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2]六是力求“自助”,他指出:“学生应该懂得‘教我的学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一切均须自助为好。”[13]经过改革,一个合乎近代大学规范的新型学校渐渐出现在世人面前。
三、兼容并包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主张学术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聚集人才,以求学术的发展。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陈规,抱缺守残,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真正得到发展的,所以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鉴别和选择,他的这一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发之自然。然

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虽说已进入民国时代,但自由民主的空气仍然十分稀薄,在思想领域内,人们习惯于那种定于一尊的固有秩序,相当多的读书人不能革除:“专已守残之陋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蔡元培借助北京大学这块土地,励行“兼容并包”,将世界各大学的通例行之于孔孟之乡,迅速改变着最高学府的面貌。“兼容
并包”主张的最初阐释是在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他申明“大学乃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可以说,这是他对待中西两大文化系统所持的进取态度,也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目标指导。他尖锐批评学界存在着的株守一家之言而排斥其它学术的旧的积习,认为要拓宽学术视野,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广设学科,增进交流,这便是实行兼容并包的现实需要,他期望通过《北大月刊》的印行,使外界了解北大兼容并包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习相绳。借助国学经典,陈说世界通则,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传统和时代两方面求得合理性,从而使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开放、多元和自由选择的氛围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便是蔡元培“兼容并包”主张的底蕴所在,根据这样的办学宗旨,蔡元培在选聘教师、安排课程、丰富课外活动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广泛的包容性。在选聘教师方面,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激进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讲坛;在外语方面,也一改以往仅偏重英语的倾向,增设法、德、俄等国语言文学,甚至还将世界语例入选修课……在此基础上,蔡元培努力实践其“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并非毫无倾向,尽管新旧人物被“兼容”于一校,但蔡元培站在新派一边是很明显的,他不赞同因循守旧,尤其是反辟倒退,他聘用刘师培、辜鸿铭等人,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自由和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但绝不是允许他们假借学术名义作出任何违背真理和反动政治宣传,这还只是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一个小角。更重要的是,蔡元培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作文科学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新兴起,蔡元培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王栗作理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可以说,这才是蔡元培兼容并包在北大的主要表现,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我想北京大学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新思想,新科学

队伍的最前面未始不发轫于此。蔡元培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是很可贵的,正是这种思想才在校内真正造就了一种学术主的空气,即使顽固守旧的辜鸿铭也信服蔡元培的领导,固守旧学的黄侃甚至对人表示:“余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14)正是在“兼容并包”思想指导下,北大形成
了百家争鸣的生气蓬勃的局面。
四、教育开放
蔡元培在北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教育的全方位性开放,即教育的对象和内容都是多方面的。就教育对象来讲,从前就只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在蔡元培实行改革以前的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一样,人家见着的,都认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撞入,把它看作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大附近的人尤其如此,到蔡元培做校长时,便吩咐把这块匾给取掉,为了使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北大第一步的改革,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这还只大学中的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远远不够,应使全国人民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蔡元培又在北大开创了一所平民夜校,“平民”的意思,即“人人都是平等的”于是人人都有了受
?73?第2期蔡慧琴:试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
0年二月破例准许女生九人在文科旁听,以后又正式招收女生,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影响所及,各地纷纷仿效,开男女同校,教育平等之新风。在教育的内容方面,蔡元培反复申明并一再倡导,高等学校的教育目标和培养规格,应以德育、智育、体、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成为宗旨,从而把学生真正培养成为具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的精神”“崇高美术的素质”、“自爱爱人的美德”的健全人才,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产。蔡元培在北大所实行的改革无疑是成功的,北京大学因此而为当时其他高等学校仿效的样板,正如时人评言:“蔡先生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补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百年来无声无息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延名师,严去取,整顿校规,祛除弊习……学风丕振,声誉日隆。”[15]其影响所至,决不止于北大,而在于全国;其所改革者亦不止于教育,而在于整个文化。特别是其“学术至上,民主办校,兼容并包,教育开放”,今天对我们现代高校的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校园里,我们也

要注意学生的全面发展教鄙视劳动技术的片面现象,使学生德才兼备,又红又专;要使学生真正具有爱国之情,报国之心,卫国之心,效国之行,为“四化”建设尽心竭力;使学生树立良好的学风,改变那种“六十分万岁”、混毕业文凭、不求上进的观念,端正学习态度;引导学生自尊、自学、自立、自强、自省、自助、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学习技能,开发智力,开阔视野,拓宽学生思路,创办各种不同的社团,同时发动教师
和学生的主动积极性来治理学校,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能发挥自觉主动作用,使其文理渗透、学术并重,知行统一,面向社会发展,服务市场经济;引导学生文明礼貌,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男女交往举止得体,衣着整洁,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讲究卫生等,使学生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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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蔡尚思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M].
?74?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1999年
,女,江西奉新人,扬州大学教育行政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学与教育法律政策研究。
蔡元培“兼容并包”聘任制对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启示
黄道香(扬州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关键词]蔡元培;“兼容并包”;岗位聘任制
[摘　要]近现代教育家蔡元培在北大担任校长时不拘一格广聘合格教师,实行“兼容并包”聘任制,又制定并坚
守“兼容并包”聘任的原则,在北大实行革故鼎新,开创了一个具有良好氛围的多元化学术格局,这对当今我国
高校用人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岗位聘任制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兼容并包”聘任制是蔡元培在北大实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学术氛围的一项重要措施。他的“兼容并包”政策并不是无标准无原则的,而是坚持以“积学与热心”为标准,坚守以学诣为主,不求全责备;耳听为虚,眼识为实;群策群力,又最后把关;真才实学者终身聘用,不合格者解聘等原则,保证“兼容并包”向良性方向发展,这对当今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一、蔡元培“兼容并包”聘任制及其聘任标准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囊括大典”,指对待古今

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则指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自然,这两者是相互依存和关联的。[1]因而,蔡元培对
教师实行了“兼容并包”聘任制。蔡元培对北大改革最重要的方面是从学术自由的核心,即应聘合格教师、解聘不称职教师及受聘教师所享有的言行自由入手,延揽人才,不拘一格延聘优良师资。他认为学术研究是大学的宗旨,要服务于这个宗旨应有一定的标准,由此可知,他的“兼容
并包”不是无标准的。他在1919年9月20日北大第22学年开学式上演说时说道:延聘教员,不但要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兴趣研究,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这就是他所说的教师要“积学与热心”的标准,也可以说是当时北大聘任教师的三条标准:学有专长;献身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善于引导学生的能力。另外,鉴于他到任前,北大学生的当官之意远胜于向学之心的状况,蔡元培特意对教师资格作了一个规定:“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以免学生通过官师的援引去做官。”[2]
蔡元培所谓的“兼容并包”聘任制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不拘一格,不受年龄、学历、国籍等的约束,突破那些非学术的标准聘请教师。比如,在年龄方面,北严的职称制度和年龄限制。当时教授中有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最年青的是梁漱溟,只有二十四岁。蔡元培对教员的尊重,
不分年龄,均一视同仁。教授的薪水不以资历、年龄来划分,而以学术水准和贡献大小来划分。又如,在学历方面,学历可以成为辨识人才的一个参考要件,但并不是蔡元培选聘教师的主要标准。只要富有研究的兴趣和才能,无相应的学历文凭都可以应聘北大教师。当时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由于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后发觉他很有研究哲学才能,就决定请他去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课。再如,在国籍方面,在蔡元培看来,人才的标准与其所受教育的土洋背景无必然关系,他聘请教授只考虑其本身的学术水平,而不考虑其国籍。众所
周知,地质系外籍教师葛利普就是长期在北大任教的。蔡元培尤其注意聘请世界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如哲学家杜威应邀来北大及各地讲学两年,以后,罗素、泰戈尔等来北大讲过学。此外,蔡元培还广聘国内知名人士,如他聘请胡适、鲁迅、李大钊等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文科,聘请李四光等知名科学家到理科,集中全国优秀人才于一堂。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聘任制,使北大成为具有全国最高学术水平的高等学府。
二、蔡元培“兼容并包”聘任的原则
蔡元培不拘一格网罗人才不是无原则的,

他在“兼容并包”聘任制的具体运作中制定并始终坚持用
人高标准的几个原则,保证了聘任制向兼容并包的良性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学诣为主,不求全责备。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这就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3]这是蔡元培发展大学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基本精神。从这一精神出发,他强调,既然大学是学术研究的机关,那
么,对于教员应该持“以学诣为主”的方针政策,他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4]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处。
第二,耳听为虚,眼识为实。
蔡元培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具有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等最基本的素质。因此,他虽不是顶尖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但他却有眼光发现和凝聚大批一流人才。别人推荐的人才,蔡元培必须耳听后还要进行眼识,对被推荐者的文章或著作进行鉴别,这是他决定是否聘请对方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比如,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蔡元培没有立刻应承,而是翻阅了《新青年》杂志后,确定了陈独秀为青年的指导者,才决定聘他。可见蔡元培聘人要求之严格。
第三,群策群力,又最后把关。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组织了一个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聘任教职员。委员以教授为限。除了他所看准的杰出才能的人他亲自聘任教授外,在聘任其他教师时主要还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尤其看重教授们的共同推荐。蔡元培在制度上明确了教授在治校选才上的重要作用。规定聘任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人出席不得开会。这一条说明蔡元培在用人上坚持自己把好最后一关。凡新聘或延聘的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审核相当严格。
第四,真才实学者终身聘任,不称职者解聘。
“兼容并包”聘任制体现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精神,也反映了蔡元培珍惜人才、知人善任的民主作风。由于蔡元培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使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变化。文科、理科方面他都长期聘任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延聘人才的同时,蔡元培大胆地解聘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比如,徐佩铣是北大当时既无学问、德行又差的一个教授,他组织过声名狼藉的“探艳团”。所以蔡元培上任不久就解聘了他。辞退外籍教员一事,也曾引起不少风波,但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蔡元培敢于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表现了他革新的决
心和勇气。

三、对当今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启示
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呼声已有多年了,但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无法真正体现,也未能对教育产生影响。近几年来,有些高校虽然开始进行了内部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模式,但各高校的各种所谓聘任还只是对局部岗位的聘任,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相当一些高校用人制度改革还未真正实行就急吼吼地改革人事分配制度,这样颠倒越位的改革不仅收效甚微,且使用人制度改革相当被动尴尬。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认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推动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更好地
促进人才流动,改善引进机制,使教师真正成为大学的核心,以最大可能来发挥教师的积极性,能动地培养出具有扎实基础知识、独立的思想人格和世界
性眼光的大学生。”[5]这与蔡元培的用人标准相对应。蔡元培的“积学与热心”用人标准就是要求所聘
教员学有专长,对学术研究感兴趣并具有献身精神,同时要求所聘教员热心培养学生学术能力。蔡元培
第4期蔡元培“兼容并包”聘任制对我国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启示
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是:健全和完善高校岗位聘任制是当今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重点,也是高校用人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全面推行岗位聘任制是新一轮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精要和实质所在,也是高校用人制度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须迈出的基础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如何健全和完善高校岗位聘任制呢?结合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聘任制,本人以为有如下几点措施:
1.实行真正的全员聘用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激励竞争机制。要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的用人机制,来进一步优化高校的人才资源配置,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象蔡元培那样,打破身份、年龄、国籍等的限制,按教育教学任务设置教学岗位,按学科发展规划和科研任务设置科研岗位,按教学科研规律设置配套的岗位群,重点解决任务和岗位,岗位和职务两个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学校的内在活力、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2.健全高校岗位聘任的保障机制,完善岗位聘任的配套措施,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做好失业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应建立起高校用人制度的法制保障。主管部门领导和高校自身领导应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自觉改革、培育与我国市场取向及市场要素相贯通的高校用人市场。蔡元培改革北大时还未实行市场经济,但他能充分认识到当时北大在旧体制中的生存危机,毅然实行改革,使北大死灰复燃,充

满了生机。同样,当今有关领导更应充分认识到高校在竞争性市场体制中的生存危机,从深层体制中挖掘原因,彻底根除落后腐败的用人机制,实现高校用人制度的公开、公平、公正。
3.做好教师职务的评聘及聘余人员的安排,这也是健全和完善岗位聘任制不可忽视的环节。就评聘而言,传统的评聘标准导致了太偏重学术而轻视应用的弊端,促使有些教师将评职称作为个人发展的最终目的,以论文、评奖和展品为追求的目标,而事实上相当教师的应用技术还很不够,导致学生的应用水平跟不上。长此以往,在利益导向上引导教师将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在职称评定上,而不是培养学生的
真才实学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却不是这样,他不受职称、年龄的限制,以学诣为主,知人善任,使一大批中外有识之士得到重用。有关领导何不借鉴蔡元培“积学与热心”的用人标准呢?在聘余人员的安排方面,这一直是历代领导改革用人制度的难点。但不管如何难实行,对待聘余人员要着眼于教育与提高,要做到“无情下岗,有情安置”。要积极为待聘人员试岗、换岗和重新上岗提供机会。要从稳定高校和改革大局出发,转变思想
观和择业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真才实学者终身聘任,不称职者解聘”的合理原则。高校聘任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朝令夕改。健全和完善高校岗位聘任制还有待有关领导和教师及社会的协作、理解和支持,共同推进高校用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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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蔡元培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271.
[5]钱理群,高远东.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18.


144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论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及现代价值
周彦良(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辽宁锦州121000
【摘要】作为伟大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改革家，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博大而精深，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
其教育思想，汲取其精华，对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蔡元培;教育思想;价值
蔡元培(1868一1940)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上任伊始，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将北大从具有浓重封建性教育特点的学校改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著名的高等学府。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其

教育思想宝库中最为璀璨的明珠，研究他的高教思想，汲取其科学的大学教育理念，对促进当今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
(l)对大学性质的科学认定。
1917年1月，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北大1918年开学时的演说词中，他又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此后，在他主持北大校务期间，关于大学性质这个问题，诚如他自己所说，“每年开学时候总
说一遍”。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科学认定，亦是他办学的指导思想及大学教育的出发点。蔡元
培如此强调这一问题，与他自己对大学教育的科学理解有关，也与当时的北大现状有关。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均是京官，被称为老爷。他们读书不是志在学问，而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管理资格之机关”，混到年限满后，拿到毕业文凭，就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着重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主张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而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所以蔡元培进一步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实以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的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须有各种教学的研究所”。由于他的倡导北大于1917年底，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开创了中国在大学设研究所之先河。
(2)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因此，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1918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他写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

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也。”1919年，蔡元培又将这一思想更明确地表述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由于有如此宽松的教学环境
，在北大教员中，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尽管他们的政治倾向不同、学术观点迥异，但是他们各有所学，在学术上各抒己见，在当时的北大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带来了北大学术上的繁荣，充分体现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3)实行全新的学科设置制度，废科设系，沟通文理。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学科设置问题，提出了“学术分校”的主张，他提出:“大学专设文理两科，其法、医、工、商……为
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第二，文理二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园等各种设备，已非易事，如若遍设其他各科，要再增设医院的病院、工科的工场、农场的试验场等，困难就更大”。在蔡元培看来，“学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故是“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学”重于“术”。因此，为了表示“学”与“术”的区别，他主张仿效德、法等国的成例，“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在阐明了理论与应用的关系之后，蔡元培还进一步提出了“沟通文理”的主张。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科、理科来区便觉得

自然科学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因与文科隔绝，便认为哲学无用而陷人机械的世界观。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合为一科”，提出“为融通文、理的界限，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的某些学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的某些学科”。为了保证他的观点的实施，他在制度上实现了改革。1919年，北大撤消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14个学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用“教授治校”的方法管理学校。
教授治校是蔡元培民主教育思想的体现。蔡元培人主北大后，便着手实行其主张，逐步建立了教授治校的体制。首先，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成员由各科学长和教授若干人组成，校长为评议会议长。其次，组织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
教
务。教授会主任由会员选举产生。蔡元培长期留学德国，推崇德国大学在管理上的民主精神。他认为德国革命以前很专制，然而大学的管理却是极端的民主。校长与各科学长均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每年更换一次。而且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的教授按年轮流担任，但学校的工作却井然有序，不会因校长的变换而出现问题，对此，他非常赞赏。与此相反，旧北大虽然在19巧年11月建立了评议会，但校长仍独揽大权，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庶务主任几个人办理，连各科学长都无权参与管理，对此他十分不满。因此，他主张仿效德国大学管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他说:“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更深刻的原因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教育质量，使学校走健康运行的发展轨道。1920年北大开学时，他说:“我希望本校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不要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大受影响”。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中，又说:“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翌年，他还说:“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大支柱，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二、蔡元培高等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l)秉承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推动学术的繁荣与发展。
蔡元培在20世纪初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这充分体现了他先进的办学理念、博大的心胸和充分的学术自信力。“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让北大有了自由、民主的灵魂，带来了学术上的繁荣、思想上的进步。北大之所以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成为“五?四”运动的源头，与蔡元培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今天的高等教育仍有指导作用，而且我们也应该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大学是学术的聚集地，各种思想、学说、观念、理论流派只有在相互的碰撞、辩驳、接纳、融合中才能得到完善和发展。正如蔡先生所言:“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可见，各种学说纷呈，不仅能够带来学术上的繁荣，提高学术
水平，而且更主要的是使学生受益，让他们有更丰满的各种学术知识、宽广的人
格，养成勇于探索的学术勇气。大学又是新思维、新思想、新的科技知识的发源地。宽松的学术氛围、自由的言论状态有利于新的思想的萌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发展需要动力，动力不仅仅是新的科技知识，更应该是这种新的科技识所赖以产生的、紧扣时代脉搏、科学的阐释社会的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经济、法律等诸多领域的具有巨大前瞻功能的新观点、新理论。丧失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科技上的创新无从谈起。必须给予大学更多的自由空间，暗哑单一的学术状态禁锢着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扼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当然，培养出来的也只能是思想狭隘、鼠目寸光的人，对社会发展无后劲可言。
(2)重视科学研究，让大学真正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
蔡元培改革之前的北大，教师与学生的封建意识很浓，与科举时代一样，学生求学非为学问而为做官，所谓“千里求学只为官”是也。他们普遍认为，读书上大学是为了取得未来官吏之资格。蔡元培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认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极力主张大学“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乃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为了保证这一思想的实施，他还做了制度上的保障—在大学内设立研究所，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理论刊物《北京大学月刊》，延聘中外著名学者到校演讲，重视办好图书馆，整顿扩充实验室等，为师生开展科学研究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蔡元培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及实践给予我们如下几点启示:首先，研究高深学问乃是高校的应有之义，是立校之本。研究学问，走学术研究之路的大学教育思想，起始于德国19

世纪初创立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创建者之一洪堡德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在高深的专门学问的研讨和科学学术水平的提高上”。一个世纪之后，蔡元培将这一思想用之于北大，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北大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今天的高校仍然需要走科研兴校之路。评估一所高校的办学能力，不应仅看其学校的规模，占地多少，有几个博士点，有多少在校生……点应评价其科研水平，看学校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是否处于领先的地位。其次，在大学中，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但支撑教学、保证教学质量的应该是教师的科研功底，这是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的最主要的途径。最后，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不仅限于教师，还应包括学生。学生的科研即使不能取得很好的成果，但程中仍然要让他们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熟悉科学研究的
规律、原则、程序、方法。正如蔡先生所言:“养成学间家之人格”。
(3)让教师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走科学、民主的管理之路。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承担着文明成果的传承、发展的重担。一代又一代的教师展开了一场绵绵不绝的接力赛，辛苦地传递着文明的火种。在当今中国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中，每一个流派都十分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但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起主导作用也是大家公认的观点。教育不能没有教师，学生的学习离不开教师的培养、启发、辅导。以此论之，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但教师应该是学校的主人。可是，考察中国4000多年的教育史，教师成为学校的主人几近空想，即使有人主张“教师是学校的主人”，那也是很难落到实处的口号。但是伟大的蔡元培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在他主持北大期间，虽然他贵为一校之长，又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但他不独断，不专制，走民主化的高校管理之路，通过教师，特别是教师中的佼佼者—教授来管理学校，形成一股管理上的合力，共同促进北大的发展。中国今天的教育流弊很多，其中教育内部的专制可视其为是一个最大的毒瘤。家长式的“一言堂”管理随处可见，不按教育规律办事亦是屡见不鲜。在学校的各项事务中，教师基本没有发言权，除了辛辛苦苦的授课之外，当然总是处于“被领导”的地位。这就极大地损伤了教师的积极性，不利于学校的发展。今天的学校管理应学习80多年前的北大:高校设“评议会”、教授会”，中小学设“教师会”，让教师参与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来。学校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