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论述题

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论述题

1试论《史记》的叙事艺术。

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因果关系的探索展开；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结合作品进行论述）

2试论曹植诗歌的风格及其成因。

曹植诗歌的风格，《诗品》评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前期创作表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后期表达理想与现实矛盾所激起的悲愤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壮，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这种风格的形成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

3前人评价司马迁有“爱奇”倾向，请结合《史记》作品谈谈你的看法。

司马迁的“爱奇”，既有神奇鬼怪之事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对特异性人物的推崇与偏爱。建功立业、隐忍就功名、悲剧人物、游侠刺客等。体现司马迁的历史观和审美观，寄托自己的理想，体现褒贬倾向。使《史记》文章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4《史记》的文学成就

答：《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成为中国传记文学的千古典范作品。

㈠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一部《史记》，相当篇目可以看作是我国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史记》象一道漫长的人物画廊，其中有特色的人物几百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近百人，为后代小说、戏剧创作提供了写人的楷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表现在精心选材上。作为史书，《史记》不能象小说那样虚构，必须按照真实的材料刻划人物。因此，精心选材是传记文学写作的关键。太史公在选材时为突出某一人物形象，体现某一创作意图，往往采用“互见法”。即在写一个人的本传时，往往只将传主的主要事迹、性格写入本传，而将他的其它事迹、性格分置于他传中。这样既保证了各篇的完整性，又使得各篇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如写刘邦，刘邦本传《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的历史功迹及其作为政治家的不凡个性，而刘邦的一些“无赖”行径则可见于其它一些相关的人物传记中。这样既通过《高祖本纪》正面肯定了刘邦的历史功业，又以他传对刘邦的一些不好的品行作了揭露，从而使后人能对刘邦的事迹、性格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

其次，太史公为了突出人物的某一思想品质，往往在一些篇章中集中只写几件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为突出蔺相如、廉颇“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一思想品质，主要写了三件

事：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

此外，太史公还通过情节描写特别是戏剧性的情节场面；某些心理特征的描绘；对比衬托；细节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语言等手法来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㈡谋篇布局，匠心独运

全书一百三十篇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一个整体，互相补充照应，同时又独立成篇。而这些独立成篇的传记，有的是人物传；有的是叙事文；有的象抒情文；有的象单篇的专论。在文章的组织方面首尾呼应，组织严密，常以某些穿插贯穿全篇。而在穿插中又有灵活的变化，使人感到神秘莫测，波澜起伏。这些穿插有情节的穿插，议论的穿插，奇闻轶事的穿插，而结尾又往往耐人寻味，给人以余音绕梁的感觉。

㈢悲愤慷慨，有强烈的抒情性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是作者用他的全部心血和生命铸成的，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善恶。《史记》就象《离骚》一样是一部长篇悲愤诗。我们从《史记》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浓重的个人身世之悲与历史悲痛的同体整和、同体震颤。可以说，《史记》的情事之悲愤是中国史书千古以来绝无仅有的。

㈣语言艺术的高度成就

《史记》总的风格是朴拙雄浑，有感情，有气势，有力量。《史记》各篇随着内容的不同又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时而雄姿悲壮，时而冷峻深刻，时而又低回婉转，总之，能尽其语言巧妙传神之能事。

5南北朝民歌有何不同

答：a. 从题材看，吴声西曲专写男女爱情，北歌则充满了批判现实的精神，视野广阔得多，战争惨景、贫富对立、民风土俗、英雄人物等都有涉及，老女、孤儿、寡妇、穷汉、战俘，骑射称雄的健儿，背井离乡的游子，种种人物都在诗中出现，歌辞描写的也正是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b.从风格看，南北乐府民歌的风格同样显著不同。南歌专写缠绵婉约的情爱，风格委婉细腻；北歌则抒发了一种慷慨悲壮的情绪，风格直率粗犷。它的语言也不像南歌那样清丽，而在质朴中带有俚俗粗野的气息。

c.南北民歌内容、风格的不同，同它们的声调是大有关系的。“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皆胡虏之曲。”，吴声西曲是侑酒佐饮的女乐，声调软，内容风格自然婉曲；而鼓角横吹则是军中马上的武乐，声调以雄浑悲忼为特色，北歌的风格正同这种声调互为谐合。

d.从艺术形式看南北乐府民歌的形式体制相对比较接近，北歌也大都是短小的抒情诗，五言四句的最多。北歌有一部分本用外族语言写成，曾经过汉译；一部分则直接用汉语写，南北朝同是五言诗的昌盛时期，民间歌辞也多五言本是不难理解的。加上北方民歌再由北入南时经过南方作家的翻译润色，在体制上更容易同南方民歌接近了。不过南歌有五言三句、五句和六句者，北歌的七言二句、四句体也不见于吴声西曲。

6、班马异同论

答：“班马”指的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与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两人在史学上、文学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既有类同之处，又有不同特点。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班固所著《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体制上承袭《史记》，只是把“书”改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前半部照抄《史记》，武帝以后是新作。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思想上既吸取了各家学说，又自成一家之言，具有卓越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班固及其《汉书》在思想上尊奉儒家，有明显的正统观念。《汉书》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肯定了一些正直之士，批判了一些奸佞小人，这与《史记》有类似之处，但不具有《史记》那样强烈的思想锐气和广泛的人民性，有时还表现出与《史记》针锋相对的观点。

《史记》与《汉书》在史传文学上都有高度成就。《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成为中国史传文学的千古典范。《汉书》在描写手法上继承了《史记》的一些传统，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它没有《史记》那样的奇崛多姿，但文章组织严密，语言受到汉辞赋散文影响，繁富绮丽，凝炼整饬，具有一种雍容典雅之美。

7、“建安风骨”是指什么样的文学风貌？

答：“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建安时代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著称，被后人尊为文学的典范，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首先是指建安时代的文学（主要是诗歌）内容充实、感情丰沛的特点。建安时代的作家，由于摆脱了儒学的束缚，本来就很注重作品的抒情性，又由于他们久经战乱，思想感情表现的就更加慷慨激昂。

其次，“建安风骨”是指建安诗文所突出具有的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建安诗歌是从乐府诗歌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虽然也讲究辞采，但仍然保持了乐府民歌质朴爽直的本色，不像后来文人诗那样过分地追求富丽的辞藻，因此明朗刚健的风格就更加突出。

第三，它是指建安诗文风骨和藻饰恰当的结合。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曹植。

此外，“建安风骨”还可以从志深笔长和梗概多气来理解，政治理想的高扬、悲凉慷慨的风格、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对人生短暂的哀叹是“建安风骨”的具体体现。

8、论述《古诗十九首》的思想主题、艺术特色及其意义

答：《古诗十九首》是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集体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其主题多半是写游子思妇的离情别绪与下层文士人的生命慨叹，曲折地反映了东汉覆灭前动荡不宁的社会生活。《古诗十九首》充满了一种对人生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暂的悲慨。这种人生悲情的表达，后来弥漫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调。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主要有如下几点：

①善于抒情，融情入景，寓景于情。如《迢迢牵牛星》，通篇描绘牛女形象，而男女离别之情，已隐含其中。

②善于以事传情，通过某些生活情节抒写作者的内心活动，使抒情中带有叙事意味。如《西北有高楼》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情的描述，抒写了一个怀才不遇、失路徘徊的下层文士的苦闷。

③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以衬映烘托，能达到一种虽着墨不多却语短情长的艺术效果。如《冉冉孤生竹》写新婚女子对丈夫别后深长的思念，即以孤竹结根泰山喻女子托身君子，为后面抒写久别之苦作了很好的铺垫。

④语言上具有浅近自然、意蕴丰厚的特点。如《行行重行行》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虚写思妇对丈夫久行不归的怨愤，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极写思妇刻骨的相思，以“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描写思妇对丈夫的猜度，都具有深衷浅貌、短语长情的特点。《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东汉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钟嵘《诗品》称之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正说明了《古诗十九首》所取得的高度艺术成就。它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

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而它所流露出的生命悲情，不仅强烈地表现出特定时代里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9、钟嵘为什么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正确吗？

答：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就陶渊明诗歌的主要方面而眼，应该说是正确的。

古代有很多隐士，但大多是有意为之，并不是真正的归隐，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也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但陶渊明却是一为真正的隐士，他活了63岁，其中有五十多年是在乡村度过的，而且从他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隐居躬耕生活的题材，这些优美的田园诗，情感真挚，风格浑融，没有厚实的生活基础，是写不出来的。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他对隐逸生活的由衷热爱，而且也表现了他冲淡旷达、安贫乐道的品格。在陶渊明以前，没有人像他一样把隐逸生活写得如此的生动多样，正如朱自清在《陶诗的深度》中说的：“田园诗才是陶渊明的独创，他到底还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的评价没有错。”

不过，陶渊明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悠然自得，他的内心还是有一定的冲突的。他的隐居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早期受的教育是纯粹的儒家教育，因此希望建功立业、大济苍生是他的追求。但是，时局的混乱以及政治的黑暗，使他的仕宦之心冷却了下来，归隐田园便成为他的必然选择，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的归隐也就弄假成真了，而且他觉得他最适合的生存方式应该是田园的生活。而且，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还有对贫苦的悲叹，对死亡的忧惧，他也并没有完全忘却政治。所以，他没有脱离他所属于的社会和时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渊明“并非整天正夜的飘飘然”，“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