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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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简史——先秦书法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于汉字的萌生同时。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目前发现的于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刻画符号但许多文字学家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甲骨文

概论：甲骨文主要是殷商后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发现。这里是殷的京城旧址，所以甲骨文又称“殷墟”文字。这些甲骨多是王室的档案材料，以后不断发现，先后出土达十几万片。

这些甲骨的内容多是占卜。因古人崇尚迷信，不论祭祀、征战、田渔、出入、收成、风雨、疾病等都要占卜，并且把占卜的时间，占卜者的姓名，占卜事情的结果、应验情况等用

刀刻在龟甲或牛骨上面。因为多是与占卜有关的文字，因此甲骨文亦称“卜辞”或“龟甲”文字。

据考证，甲骨文已有3500左右的单字。有近一半的字已经认出，其余尚有待继续辨认。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

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有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发展：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仅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

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东、西周的金文

除甲骨文外，在殷代的一种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称也是由书刻的原料而来。

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1987年公布的新说法则是：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例如九鼎则为传国重器，王都所亿即鼎之所在，故称定都为“定鼎”。铸刻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以后书法“款识”或“款式”的名称即由此演化而来。

周继殷，统治天下达800年之久，所以金文的形体是随着时代而有所发展的。

殷代的金文和甲骨文相似，因是金属铸成的字，所以笔画较甲骨文祖圆，形体也略较方正，行款一般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

周初主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接近。

例如，从有代表性的西周时的《大盂鼎》铭文(西周初期青锏器，高约1米，重153.5公斤，铭文19行，291字，记载周康王策命其臣盂，以及对盂的赏赐)可看出这时期金文的特点，即笔画往往首尾尖细，中腹肥重；字形大小、斜正不一，多具变化，风格尚似甲骨文。

西周自昭王以后，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各个王政时期的代表作品。现以西周恭王(也有写成共王的)时期(公元前946一前935年)《墙盘》铭文为例，可看出西周中期金文特点。盘，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青铜器盥洗用具，上面多铸有铭丈。《墙盘》铭文，1977年春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境内。铭分两段，前段称颂西周六世先王及时王的业绩，后段列史墙家史，铭为史墙手笔。

这种铭文已具有下列特点：(1)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笔多为圆笔。这为以后篆书用笔打下了基础。(2)字的结构比周初金文更加紧密、平稳。字形也比较有规律性，也为以后的文字统一奠定了基础。(3)章法上也比较讲究字距行列。有的严整规矩，有的显得疏朗开阔。

金文，在笔法、结字、章法上都为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发展：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

自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演变成列国纷争之局面，由于诸侯自制铜器，书法因受其影响，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列国铜器可概略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及中土五大系统；因北土、中土出土器物及铭文俱少，所以以东土、西土及南土为代表。

东土系──劲直峭拔

包括齐、鲁、邾、莒、札、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其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划变为直线，与西周之曲线笔划异趣。齐陈曼簠之严整劲峭堪称东土系之杰作。

西土系──古朴雄浑

西土系包括秦、晋、虞、虢诸国，以秦最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

秦并六国，书法亦融合各地之风，遂产生较完美之书法，为秦代小篆奠定良基。南土系──柔美浑圆

南土系包括楚、吴、越、徐等国，而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值得注意的是徐国之器『王孙遗者钟』书风与齐器较近，章法纵横整齐，端整之中又有流丽之风；可知列国之书仍相互影响，东土、西土之分，也非绝对界限，交流亦不可能循后人所定之界进行。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

石鼓文

继金文的一种重要字体则是“籀文”。一般认为“籀文”也就是狭义所指的“大篆”。汉朝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

此即是以籀为人名，因人而名书体的说法，其它尚有不同说法。但是这种文字已无迹可考了，现在可以看到这种文字体系的，就是“石鼓文”。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共十个，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秦物。石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转，原有700多字，现已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无。

《石鼓文》字势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匀圆挺拔：结体已趋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它是秦系文字继承西周书法特点的划时代的优秀作品。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颌(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

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历史上的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小学生。

后来的小篆，即是由这种文字脱化而来。

发展：三代传世之刻石，以石鼓文最着。据说其文词有诗经之遗风，书体则如“铁索金绳，龙腾鼎跃”，当奉为石刻之祖，诚为至言。

石鼓之数凡十，高约三尺，直径二尺余，本是“碣”，唐人不识，看它长的像圆鼓，便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文字则刻于四周，内容多记狩猎之事，故又称“猎碣”，但书体尚古，极为难解，历经学者考订之后大体可读，体裁为四言诗，而修辞、用韵、诗风俱与诗经相近，应当是诗经时代的作品，旦大抵为东周秦国之书，大篆之代表作。

考石鼓文之书体，与东周西土系极为酷似，但较西周金文整练，且笔划都是曲线，字型或长或方，随字而异，间架匀整，布白宽舒，有疏朗之趣，行款整齐，纵横成列，字体大小如一，益显端整浑厚之风。

欧阳修又称“其字古而有法”，并不难明白石鼓文的美丽。

周代帛书与简册

秦代之前流传下来的书迹很少，只有甲骨和钟鼎保存较多，但经过鑴刻，不免失真，而墨迹更是很难再见到。自甲骨文出土后，陆续发现一些残留下来的朱书和墨迹；最近地下古物陆续出土，先秦的墨迹渐多，如长沙附近，信阳等地皆有出土竹简、帛书等，皆是书史上十分珍贵的宝物，且将书史改观，其价质难以估计。

东周楚绘书：

长沙因为广辟土地，附椁一带的周秦陵墓多被发掘出来，此书即发现于长沙东郊的晚周木椁墓中。墓中书皆用竹笈贮藏，折叠端正，但可惜出土时未受到爱护，导致毁损过半，有许多已经毁损，只有这本完好无缺。

此书为丝质，出土时已呈深褐色，几乎和文字相混，现在为锡克来﹝Sackler﹞所有。有彩色和实物等大的照片，也有红外线拍摄的黑白照片，字迹相当清晰。此绘书纵十五寸，

墨迹如蝇头小字，肉眼不易见，分二面书写，正反颠倒；一面有八行，每行三十七字，另一面有十三行，每行三十四字，但漶漫不明的字共有二一八个。书的四周绘有奇禽怪兽及谲诡的人物，及傅青红诸彩色，每个图片的旁边还有神名及注释，内容像古代祷神之文。

至于年代，根据文字和同时出土的遗物推定，应该是晚周时的东西；根据帛上的图片，又可知应是楚国之书。

其书体为大篆，与东周金文中南土系的柔美婉曲相近，笔画以曲线为主，结体横扁，字体端整，章法整齐，有“交理玄奥，篆法奇古”之称。

战国策：

和帛书老子甲本同时出土。全书二十七篇，一万七千余字，其中十一篇和今日的战国策和史记内容相合，剩下来的十六篇大概是战国策的后半部，可以补正战国策和史记的缺失。

书体是大篆，较帛书老子甲本更为高古，曲线显著而结体繁复、风韵奇古，有东周金文南土系婉曲柔美之韵致，亦是东周末期南土书法之杰作。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

历史上记载晋代不准曾挖掘魏襄王的墓，得战国楚简十余万册；近年长沙和信阳出土战国竹简，前后达四次之多，内容多是记载赠送死者器物的谴册，只有信阳长台关有出土诸子尺书这一类的古物。

长沙仰天湖战国楚简，在民国四十二年于长沙南郊仰天湖第四十五号木椁墓出土，共四十三简，长约二二厘米，内容也是谴册。书体和战国金文中南土系的圆滑柔美相似，是大篆墨迹的杰作、书史的无价之宝。

书法简史——秦朝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

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秦朝小篆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此种书体上承东周时秦国器铭与刻石文字，会融各地书风而成，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居书史转变之关键。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但仍算少，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石权始皇廿六年诏则最能见其真相。

发展：周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O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五百余年，经历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宝”的写法，就有194种形态。

“眉”字的写法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也有百种以上。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

这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但对思想交流带来了不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有利于统治，在文字上进行了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与“大篆”区别。《峄山刻石》，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峰山(山东峄县境)时刻

立的第一块石刻。《泰山刻石》，是在此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立。《琅琊刻石》(山东胶南)、《芝罘刻石》，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于芝罘山(山东烟台市西北)刻立。

《碣石颂》，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东巡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所立。《会稽刻石》，是始皇三十六年(前210年)第五次巡行登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所刻。这些刻石都是标准的小篆书体，相传为丞相李斯所写。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字的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相统一的。

殷商人的甲骨文刻辞，企图用以沟通人与神的信息，获得神秘世界的心理感应。商周人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在于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或显示富有或权威。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的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在李斯之后，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等都以篆书为长。

秦朝古篆

秦朝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均用小篆。但结构复杂，笔画多弧形，速写不易，民间多用一种较篆而草的、能急就的字体，笔画由圆变为方折，把篆书多弧形变为多直形。这是隶书兴起的原因。晋代卫桓《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指罪人。从事劳役的人及职位较低的胥使、役吏。)佐书，曰隶字。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既是：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书法简史——汉代书法

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

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

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

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

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

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

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

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广艺舟双楫·说分》)给以较恰

当的评价。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作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等。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汉古隶

古隶和小篆之关系就如同猴子和人，乃是蜕变而来，特征在改变笔画之曲线成直线，并予省略，变圆为方，由连而断，且富有粗细之变化，由繁趋简，书写亦更加便捷，为

小篆至八分之关键。

但传下来的书迹甚少，以刻石和碑为多，武梁祠画像中亦有古隶者。

发展：

帛书老子乙本：

为惠帝和吕后执政之间的古隶“陪葬品”，它的主人因太过珍视它而带它入土，也

因此我们现在能看到它。书体篆意尚存，章法有直行而无横行，秀丽之中尚存古意。

竹简孙膑、孙子兵法﹝汉简附﹞：

这二书也为陪葬之物，看来我们得感谢古人的陪葬制度了。年代大抵为西汉前期。

两者笔迹不同，当是出于不同人之手；竹简孙膑的字体仍混有极多篆书笔法，孙子兵法

的篆法殆已净尽，笔画直，间架平正。两者相较的话，一以古质取胜，一以妍华擅美，

皆是古隶上品。

鲁孝王刻石：

今尚存曲阜孔庙之中，全文仅“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笔画已由

圆变方，字体仍属高长，结构别于小篆，乃藉于小篆、八分之过渡书体，古朴纯厚。

另尚有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这是摩崖大字﹞，祀三公山碑等遗墨。隶书的发展

汉朝自公元前206年高祖建立天下，经过60余年的治理，出现了“汉武”盛世，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造纸术的发明，对文字的发展，影响深刻。西汉初，朝廷就把隶书定为学童应试的内容之一，成绩好的可以做官。当时的“史书令史”，就是擅长写隶书的官职。汉人称汉隶书为“史书”。据班固《汉书》记载：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孝成许皇后“聪慧，善史书。”隶书的重要特点是笔画平直、结构方正，几种笔画较为固定，为汉字书写定为不变的形态。

再有就是改造合体字的偏旁，并使它固定统一。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偏旁和原独体字一样，位置也不太固定。为了字的方整和书写便利，隶书把用做偏旁的独体字规定特殊的形态，同时又把许多原来不同偏旁的篆字固定为同一偏旁，如“英”、“樊”、“莫”、“真”、“奠”等字，原篆字字底皆不相同，隶字把它们统一为“大”字底。又如“泰”、“秦”、“春”、“奉”等字也是隶变后才统一为“夫”头的字。

这样就使得隶书较篆书易记、易写，适应了时代日益发展的要求。

发展：隶书的定型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从大的方面说，隶书有秦隶和汉隶的区别。秦隶的形体，从出土文物中的权、量器的诏版上还可看到一些特点。这时隶书结体还是纵势长方的，字的大小不拘。有人称此隶为“古隶”，西汉初期仍沿用这种字体。

隶书随着时代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形成了定型的汉隶。特别是到了汉恒帝、灵帝时期(公元174～189)，汉隶达到极盛时期。汉隶定型的字体，主要是指此时期的字迹。

定型的隶书在书法上形成了自己风格。在用笔上方、圆兼用，藏锋、露锋诸法具备；在笔画形态上出现了蚕头燕尾的特点，长横画有蚕头，有波势，有俯仰，有桀尾；体势上，由纵势变为正方，又变为扁方的横势；结构上，中官紧收，笔画向左右开展，呈左右对称的“八字形”，故有汉隶“八分”的说法。

隶书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行、草。

所以隶书在书法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隶书到东汉时期已发展成定型的隶书，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的标准字体。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字丰富多采，尤其东汉时期盛行树碑立传，所以留下碑版最多，也最精湛。

所谓“碑”，在古时是宫、庙门见识日影及拴牲口的长方形石头，秦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或刻文告等，秦代称为“刻石”，汉代以后即称“碑”。

自东汉以来，各种碑的形式也多起来，有碑颂、碑记、墓碑等等，用以纪事、颂德。这些碑刻给书法留下了极丰富的珍品。据说东汉留下来的碑版达170余种。现举出几种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资证明。

1.乙瑛碑：全名为《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东汉恒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当时乙瑾为鲁相，曾奏请在孔子庙中设置守庙的百石卒史，因此得名。碑立在今山东曲阜孔庙。内容刻有奏请往返的公犊和对乙瑛的赞同。碑文雄秀、工整，风格飘逸秀丽，是著名汉碑之一。

2.礼器碑：全称为《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东汉桓帝水寿二年(公元156年)立。石在今山东曲阜孔庙，碑文为赞颂鲁相韩敕整修孔庙，建造礼器的事。书体扁平丰茂，瘦劲挺秀，属于工整风格的作品，为历代学隶者所重视。

3.史晨碑：碑的前后两面各有到字，故亦称《史晨前后碑》。前后碑各有名称，前碑称“鲁相史晨祝孔子奏铭”，内容是记载鲁相史晨的奏章，报告他到任后祭孔的情况；后碑称《史晨飨孔庙碑》，记录了他祭孔的措施。此碑建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碑立山东曲阜孔庙。字体工整，结构谨严，富有神韵，是学习隶书的好范本。

4。熹平石经：也称《石经》.汉灵帝嘉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建议在太学建立正定的六经标准文字，以免贻识后学，为此而立。传为蔡邕所书。碑石共46个，太学旧址在今洛阳市，碑立太学门前。几经动乱，原碑早已无存。自宋以来，常有残石出上，据说现已集存80OO多字，字体方正，结构谨严，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字体。

5.曹全碑：全称为《汉合阳令曾全碑》，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王敞等人为纪念曹全功绩而立。明代初年出土于陕西颌阳县，曾保存在合阳县孔庙，1956年移放在西安碑林。相传此碑明代未年即已断裂，现文物出版社已经出版断裂前的拓本。曹全碑是汉隶代表作之一，风格秀逸多姿、结构平匀，用笔方圆兼备、清丽婉畅。此拓本保存原字较多，完整如新，最适合初学隶书者临摹。

6.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故居韦荫等为表扬他而刻立的。书体以方笔为主，结构严整、端正朴茂。现有影印本，可供方笔书法爱好者临摹。

行草的兴起

所谓草书，对正书来讲就是较为草率的字，或称“急就”，快速写出的字；也可以说是正书的一种“破体”，或说是“俗字”、“异体”。在两汉隶书定型的同时，草书行书也萌发起来。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汉兴而有草书。”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又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之意，谓之草书。”章草尚有隶之意，笔画常带波桀，字与字无牵连，而今草则隶意皆无，字字相连。

发展：两汉以隶书为主流，日常应用又兴起一种草书，介于八分与今草之间特有之书体，与后世草书殊异，谓之章草。

其结构乃隶书简化而来，所谓“损隶之规矩”，“存字之梗概”也。章草每笔分写，各自独自，与后世草书有别，实为草书之滥觞焉。章草在当时算是非正式的字体，乃为“赴俗急就”而起，纯为日用所需。段玉裁认为“艸书之称，起于草稿”，大体草书稿字体较为草率，书写迅速，故颇实用，近世所出之汉简多是粗书而成就是很好的证明。

至于章草兴起的年代，许慎认为是“汉兴有草书”，汉人称为“草”，自羊欣始有“章草”之名，后来就沿用下来。至于为什么叫章草，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史称杜度、崔瑗、崔实、张芝、张昶为汉章草大家，但所传书迹不多，还好近世所出汉简保存墨迹不少，我们才能见到章草的真风貌。

王愔以史游作为急就章，为章草之始，但敦煌出土之急就觚，却是波磔洋溢之八分。传世之章草急就章应是成熟后之作品，而非章草之起源。

汉宣帝神爵四年四月简：

出于敦煌，为史游之前戴有年代之木简，是较早期的代表。其有几字己改变结体，减省笔画。笔画略带波势，书写亦草率，已粗具章草之规模。

汉元帝永光元年：

为居延汉简中有纪年者，较神爵四年更近章草。字体皆是解散隶体粗书而成，已无八分工整秀丽，为章草较成熟之代表。笔势极为飞动，极为纵逸，直行整齐不乱，堪称杰作。

新莽殄灭简：

上面是没有纪年的，经人孝订为新莽始建国后五年所书。尤此知章草至新莽己确立，书法尤臻优美。笔画已具波势，结体则是草，有许多字解散隶体而成符号，笔画亦牵连，章草笔法大体具备。且字行疏朗爽明，为章草之珍品。

汉光武帝建武简：

亦敦煌所出，包括廿二至廿六年间，共四枚，为章草极成熟之作。各简中皆有减省笔画或改变结体者，且字体近似，笔势跃动，各字独立，每笔分写，表现秀逸之风格。

敦煌汉纸墨迹：

敦煌所出亦有纸片，即是书于纸上之墨迹，为章草末期之代表作。观其运笔已极纯熟，笔势跃动而连贯，结体已和草书相同，实启今草之先河。此纸为现存最古者，距蔡伦爷爷造纸年代极近，堪称至宝。

张芝芝白帖：

刻存于淳化秘阁法帖中，米芾鉴之为：据真迹所摹刻；现在与敦煌汉简相比较确极为相近，该是汉代书迹没错。阁帖中另有张芝草书三帖，米元章则认为是唐人所作。所以芝白帖是张芝传世之唯一书迹，亦有汉名家章草之仅存，地位十分重要。

此帖字体横扁，结体是草，笔画尚存隶意，虽每笔分作，而气势一贯，笔画多简省而趋于符号化，为章草之典型，且法度严谨，而章法宽舒，“专谨古雅”，堪称章草之上乘。

书法简史——魏晋书法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

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

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

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楷书的定型

所谓行书，《宣和书谱》中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间行书存焉。”意思就是隶法解体后，写得近于谨严些的就成了真书，写得近于奔放些的就成了草书，介乎真、草之间的就是行书。行书中兼有真书的称“真行”“行楷”，兼有草书的称“草行”或“行草”。

真书也称“正书”“楷书”，因为它是汉字发展史上的正体，是“楷模”。

楷书和隶书很接近，隶书很多特点如方块形、偏旁系统、笔画等都相似，只是字势和用笔上稍有不同，很容易向楷书过渡。

草、行、楷，实际上在“隶法扫地”以前即有了萌芽。在汉瓦当文字或竹简中，早已出现这种文字了。不过真正兴起还在隶书衰退以后，特别是到魏晋之际才达到成熟、高峰时期。

刘德升：东汉书法家(生卒年月不详)。东汉桓帝、灵帝时颖川(今属河南)人。善行书。张怀瓘《书断》中说他是“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韵婉约，独步当时”。故后人有刘德升是“行书之祖”的说法。

书法简史——南北朝

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

相对统一。这是北朝。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三一七年至公元四二零年，是南朝。

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魏碑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清代大书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南北朝碑有“十美”的评述。他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二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北朝以北魏立国最久，所以北碑又称魏碑；历代书家都未重视，直至清朝的中叶，阮元首倡南帖北碑的说法，才受到注意，而后又有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的附和，遂取代帖学。

北朝承赵、燕之后，书体则出于崔悦及卢谌二家，这两个人皆传钟繇、卫瓘、索靖的遗法。因为没有禁碑之令，又民风纯朴，而演变出北碑特有的书体，与南朝的风流蕴藉大异其趣，加上佛教盛行，流行造像题记与摩崖刻经，所以传世书迹特多。这种书体是介于分隶和楷书之间的过渡书体，居汉分至唐楷的枢纽。大体来说，丰碑和造像记大部份方峻棱厉，墓志铭蕴藉姘美，而摩崖书则雄伟奇绝，惊心动魄。

发展：

丰碑：

丰碑的书体除了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所含的隶法较多，风格较古，以及东魏敬使君碑较圆柔，是特例独行的坏孩子之外，其余都是规矩的好学生，方峻而端整，锋芒毕露，如晖福寺碑、高贞碑、张猛虎碑等。

《爨龙颜碑》，南朝宋大明二年建立。此碑在清道光六年，为金石家阮元出任云贵总督时，访求名碑所得。碑文书法古雅，带有隶书意味，气魄雄浑，结构多变，给人们一种壮美的感觉。《爨龙颜碑》与东晋《爨宝子碑》，为历代书家所重，世称“二爨碑”。

《石门铭》摩崖碑。北魏水平二年(公元509年)刻，在陕西褒城县。书体柔和多味，飘逸致趣，康有为评为北魏圆笔之宗。

《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刻，在山东曲阜孔庙，无撰书人姓名，为张猛龙之颂德碑。书法劲健雄峻。清金石家杨守敬评为：“整炼方折，碑阴流宕奇特。”又评：“书法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

《高贞碑》清嘉庆卜一年(公元1806年)在山东德州卫河出上，移置德州学宫，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刻。笔法遒劲雅健，结构端正，为北魏碑中模范之作。

造像记：

清代乾隆、嘉庆以后，一些金石考古家争相访求名山，寻碑索拓。如阮元、黄易等不辞劳苦，寻访残碑断碣。黄易(小松)最早在龙门石窟拓碑四品，世称(龙门品四品》。以后又有人拓10品、2O品、多至1500品。现在所流传的《龙门二十品》为北魏时朋书法的代表作品，是魏碑书法的精华。

龙门石窟在河南省洛阳南40里，伊水两岸形成阙门的形状，人们称它为“伊阙”。(见《水经注》：“两山相对，望之若阙。”)它的两岸为龙门山，山上建有石窟和造像，即“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公元494年)，从魏至宋代，凿取岩壁建造佛像极为盛行。据统计，龙门石窟群现存洞窟1352个，佛翁750个，造像10万余尊，造像题记和碑蝎3600多块，北魏时期造像题记约2000块，其中最著名者四种，即所谓《龙门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