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斯大林的农村集体化

解读斯大林与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思考

摘要：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指的是一个全过程，1929年到1937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第一次开创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迅速改变当时苏联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时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一场过早过急过快的运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给苏联农业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分析和研究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总结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推动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斯大林；农业集体化；全盘；教训

正文：

一、背景

1.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在当时苏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摆在苏联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2.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与布哈林围绕着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展开了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1928年至1929年，昔日盟友此时已是势不两立的对手。

粮食收购危机是引发斯大林与布哈林争论的导火线。1927年，苏联的粮食收成增加，但由于农民在获得一定积累后，不愿意再低价出售粮食，国家的粮食收购量大幅度下降。该年底至1928年春，苏联境内出现了严重缺粮的现象。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这场危机的爆发，不但拖了工业化的后腿，而且使城市和军队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联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粮食征购问题，当时包括布哈林在内的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实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采用“非常措施”在全国强行征购粮食。

但是，随着“非常措施”的执行，布哈林等人看到执行这一措施产生的严重后果后开始反对这一做法。布哈林与斯大林由此出现分歧。布哈林及其支持者认为，如果继续执行“非常措施”，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会动摇苏维埃政权的根基。他们据此反对农业集体化，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农业政策。相反，斯大林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是“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对苏维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他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改造小农经济，在农村发起集体化运动。

本来，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也曾设想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认为社会主义“要沿着逐步改善小业主的经济状况（而不是使他们限于贫困）的道路发展”。但是，形势的变化促使斯大林转变思路，他开始放弃这一设想，转而提出集体化的设想。

在1928年7月召开的联共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与布哈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各自亮出了关于农业问题的见解。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困难是由于不正确的政策和经济领导造成的，摆脱粮食困难的出路不是发展集体农庄，而是发展

个体农民经济和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无论如何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把农民赶进公社。斯大林则在题为《论工业化和粮食政策》和《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的发言中，提出了著名的“贡税”论。他认为，为了推进国家工业化就必须向农民征收额外税，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农村问题的出路就是提高个体农民经济的生产率，把小经济联合为一切形式的大经济，巩固并发展国营农场。在斯大林看来，农业集体化不仅将直接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为工业化积累足够的资金，而且将使苏联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至此，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已经现出雏型。

1929年1月30日，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点名指出，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是“右倾投降主义集团”。1929年4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作了《论联共（布）党内右倾》的讲话，指责布哈林走的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会后，布哈林被解除了《真理报》主编的职务。11月，布哈林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随着布哈林等人的全面溃败，联共党内关于农村问题的争论宣告结束，斯大林对农业问题的认识成为党内唯一正确的农业工作指导思想。⑦

三、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实行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 中央大力推进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这一运动始于1929 年下半年，至1937年完成。

到1929年11月初为止全国只成立67400个集体农庄，集体化的农户只有约192万户，占全部农户的7.6%。参加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为贫农中农很少。在全盘集体化时期，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逐户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乡整区的农民全盘入社，中农开始大量加入（在此之前，参加集体农庄的大都是缺乏牲畜农具的贫雇农）。正如斯大林所说：“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且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苏联改变了原来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而代之以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①关于富农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于是，联共中央作出规定：“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根据联合到集体农庄里来的贫农、中农、地方苏维埃作出决议，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使之成为不可分割的集体农庄基金。边远的、坏的土地分配给富农，并把最凶恶的富农驱逐出境。”至于消灭小农经济的问题，斯大林以为，小农经济每天都在生产出资本主义分子，因此，要建成社会主义就要一定创建集体农庄，以实现消灭小农经济的目标。这其实是斯大林阶级理论与集体化理论的交叉结合点，体现着斯大林关于农业问题和阶级问题认识上的内在一致性。

到1937年底，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增至1850万户，占总农户的93%，243700个集体农庄拥有播种面积的99.1%，全盘集体化完成。

四、对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思考

（一）、起因

1. 外因

斯大林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重要外因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及其战争的威胁。

1924 年斯大林上台执政时，苏联面对的国际形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

和战争的迫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风暴曾波及到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些革命均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世界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敌视苏联，在经济上对苏联进行封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执政的斯大林及俄共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对付外敌的入侵。因此，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落后国家，为了迅速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显然不能放慢建设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于是，斯大林提出：“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能否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化，在短期内从经济上和技术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实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样，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在战争的现实威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要生存就必须备战。备战就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统一，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由中央统一调拨和使用。备战就要求优先而且迅速地建立和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必须高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与之相适应的必须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否则，苏维埃政权就难以生存下去。

2. 内因

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急于解决国内复杂的社会矛盾，克服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众所周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于一个资本主义未充分发达、小生产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国度，直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全国还保存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和农村经济中的中世纪残余。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个体农业及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大大高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在斯大林看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同一类型，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必然会产生一些人贫困，另一些人发财致富。只要这种状况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先进技术改造小农经济，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实质上是两种经济成分“谁战胜谁”的问题。

因此，斯大林认为，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克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迫切需要。他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工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即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要巩固苏维埃制度并使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单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整个农业社会主义化。必须通过集体化，引导小农经济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全面、彻底地改造小生产，才能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

3. 直接原因

发展粮食生产，缓解工业化进程中的粮食危机，是迫使斯大林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最直接的原因。

在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为了迅速改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处境，1925 年12月，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工业化方针的大力推进，苏联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工业用粮和对其他各种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同时，急需更多地出口粮食和农产品以换取机器

设备。而当时农业发展速度与工业发展速度严重地不协调，农业生产发展很缓慢，商品率很低。1925-192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2.8%，而农业总产值只增长了5.1%。1926-1927年，农业的商品率只为11 % ，仅为革命前1913 年的一半。1927年底，粮食紧张，收购计划完不成。而富农又趁机囤积粮食，不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投机倒把，更加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

斯大林认为，加速集体化是解决工业化用粮和其他农产品采购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把“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由个体的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必须“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否则，就不能解决谷物问题，不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摆脱破产和贫困，不能真正发展农业，甚至还会影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影响工业化进程及其发展需要。此外，斯大林还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为农业提供的机器设备不断增多，这就为加速集体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已有集体农庄的榜样，使农民认识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似乎农民普遍有了走集体化道路的强烈愿望，这又为加速集体化提供了群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建立起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庄和农场，就可以使苏联农业大发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

（二）、经验和教训

1. 农业集体化是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

苏联是第一个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开辟发展农业的新的历史道路的国家。农业集体化是苏联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伟大尝试，它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但它毕竟停留在理论认识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将理论付诸实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历史时代的开端。农业集体化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闯出了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小农经济的道路，同时也为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教训。

2. 农业集体化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如何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同苏联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和重压下得以生存和发展，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力推进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为解决这一难题，摆脱困境而展开的一项重大举措，并逐渐形成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农业集体化构成这种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农业集体化以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正是这种模式，保证了苏联在当时国内外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和政局的稳定，保证了苏联在20世纪30 年代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为后来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模式，为40 年代至50 年代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与美国并列的世界强国创造了条件。这种模式所包含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原则，如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等，至今也难以完全否定，也为后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

3. 农业集体化缓解了粮食征购危机。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农业集体化大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商品率,确保了粮食征购量大幅增加，保证了工业化用粮需要，基本上解决了粮食危机问题。1929-1930年，个体农民交给国家的粮食约为7. 8 亿普特，集体农庄交的粮食不过1.2亿普特。到1933 年,集体农庄交给国家的各种粮食为10亿多普特，个体农民虽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粮计划，可是总共只交了1.3 亿普特左右。

4. 纵观整个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从任务的提出到解决任务的方式，不完全是基于农业发展的自身要求和可能，而是从实现工业化的需求以及国际局势出发决定的。任务本身就包含了超越条件的冒进因素。因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命令、集体化进程过急过快等失误。同时，还反映出在集体化问题上指导思想和理论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不成熟，以及对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某些规律认识不足等问题。具体来说：

（1）、忽视了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需要以生产力的一定水平为条件。

尽管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前，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艰苦努力，苏联农业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经济仍然是分散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农艺水平还很低，还是一种半自然性质经济，农业发展速度及其商品率都很低。在这种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可能很快消除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何况，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和经济局限性，使得他们对以国有化和集体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抵触情绪。所以说，尽管发展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全盘集体化仅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且在集体化进程中，还急于提高集体农庄的公有化程度，这不仅违背了生产关系变革不能过急和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而且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思想觉悟和水平，违背了改造农民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剥夺剥夺者，不能剥夺劳动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些错误在一些地区不仅引起了农民反对集体农庄的行动，而且在富农的煽动和影响下，在个别场合发展为反对苏维埃的行动。这不仅阻碍了集体化运动的发展，而且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危害。

（2）、农业集体化形式过于单一，忽视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和需要的多样性。

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等是不一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多层次的，与之相适应，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从向共产主义过渡角度看，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过渡阶段，即成长着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素取代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阶段，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单一因素的社会。在经济上，它要求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却并不排除少量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其作用、地位及其性质也与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重大差异，它们并不能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构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因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并不是很高且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急于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完全排除了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有益的作用，显然有点操之过急。

五、总结

斯大林时期，苏联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又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因此无论是从解决国家政权的基础问题出发，还是从避免苏维埃国家被资本主义吞灭方面考虑，苏联都必须迅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实现国家

现代化。国家现代化首先是指工业的现代化，尤其是重工业的现代化。作为农业国，苏联的农业必然要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持者。

小农经济是半消费经济，粮食的商品率极低。这种经济不能推进工业化进程。所以，为了发展重工业，必须把小农业变成大农业。而作为社会主义苏联，迅速改造小农业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农业集体化。因为在集体农庄中，农民可以在大片土地上使用机器拖拉机，这样，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商品粮和原材料，同时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工业发展准备后备军，又可以解决农业机器设备的销售问题。

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紧迫感，是苏联农民能够忍受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带来的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斯大林不断提醒苏联人民，“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口号就像悬挂在苏联人民头上的利剑，鞭策苏联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所以尽管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抵制行为，比如宰杀牲畜、毁坏工具、怠工等，但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农业全盘集体化特殊目的性使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思想更注重其政治功效，而把发展农业经济放在从属的地位，这严重影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济意义的发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谷物和主要畜产品不仅没有增产反而减产。

斯大林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形而上学地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异与斗争，才导致出现失误和偏差。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也犯过同样错误，片面追求又“大”又“纯”。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正确地认识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明确指出，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发展不平衡，存在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出发，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经过2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同时，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分别适应各自不同的生产力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有益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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