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探究_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整合分析模式
1．引言
转喻作为语言使用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原本是修辞学的传统研究课题。近三十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转喻研究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相应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关联理论对语言现象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转喻作为一种语用现象也引起了语用学家的重视。在认知和语用层面上，转喻研究虽然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现有研究尚未全然揭示言语交际中非规约性转喻词语的理解机理。关联理论认为，人类交际的实质是推理交际，强调演绎推理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Cummings 2005：90），但是，仅靠关联理论
指导下的推理机制和关联原则还不足以解释转喻的理解机理。Lakoff 和Johnson （1980）认为转喻是理想认知模型（ICM ）的一种类型，同一认知域中相关概念的激活就是转喻的认知过程。目前，转喻的认知研究已涉及到语言的不同层面，如指称转喻、言语行为转喻、语法转喻和语篇转喻（Thornburg ＆
Panther 1997；
Ruiz de Mendoza Ib觃觡ez ＆
Otal Campo 2002；Barcelona 2007；Mili ＆Vidakovi 2007；Langacker 2009）。但是，学者
们对言语交际中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还少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吸收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人们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如何确定某一词语的转指信息、理解转喻的交际意义。
2．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在转喻研究
上的互补性
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都关注转喻研究，注重对意义构建心理过程的描写，但它们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认知语言学主要从概念结构的角度来研究转喻，强调认知机制在语言理解中的作用（Evans ＆Green 2006；Jing-Schmidt 2008；张辉2005）；而关联理论则认为转喻是语言的解释性用法，强调语用原则和语境在转喻词语理解中的作用（Papafragou 1996；Song 1998；Wilson 2006）。在转喻的认知和语用研究基础上，我们试图探讨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之间联系
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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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整合分析模式肇庆学院
江晓红
提要：本文以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转喻研究上的互补性为理论框架，分析转喻词语理解所涉及的认知和语用因素，提出言语交际中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分析模式，探讨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转喻理解的关键是确立喻体和本体概念之间的联系，但概念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动态生成的。听话人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选择和构建语境假设，确定转喻关系，进而获取转喻词语的转指信息及其认知效果。
关键词：转喻词语、相邻性、语境假设、特定概念、认知效果［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05（2011）01-00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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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冉永平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同时感谢《现代外语》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本研究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编号：08GK-04）的阶段性成果。
2011年2月February 2011第34卷第1期Vol．34No．1
现代外语（季刊）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Quarterly ）
和统合的可能性，以揭示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
2．1认知语言学对关联理论的启示：从邻近性到转喻推理
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理解过程是由单一的关联原则支配的，人类认知倾向于最大程度地寻求关联，因而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Sperber＆Wilson1995）。无论在语言表征理论还是在新近提出的词汇语用观中，关联理论都一以贯之地坚持命题或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基础，其目的是强调逻辑演绎在语用推理中的作用（Wilson2004；Wilson＆Carston 2006）。关联理论将隐喻等词语的“松散用法”（loose use）视为特定概念建构的语用扩充过程（Sperber＆Wilson2006；Carston2010），然而，只要求与关联一致并不能解释明说和隐含的产生过程是否包括其他概念机制。关联理论规定了隐喻和转喻产生的语用制约原则，却忽视了其概念运作机制。例如：
（1）a．My tender rosebud went to movie with her new boyfriend．
b．The ham sandwich is getting restless．
虽然隐喻和转喻词语都涉及概念之间的转指，如例（1a）中的“rosebud”和例（1b）中的“ham sandwich”都可指人，但它们却是基于“相似”和“相邻”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在例（1a）中，由于玫瑰花瓣和恋人都具有娇嫩可爱的特点，由rosebud喻指love的语用扩充过程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特定概念ROSEBUD*不仅指花瓣，还可泛指像花瓣一样娇嫩可爱的东西，其中包括一些年轻漂亮的女性，是编码概念ROSEBUD外延的扩展。但是，在例（1b）中，从“火腿三明治”到“买主”，二者所指称的对象并无相似性特征，也不涉及词语外延的扩大，因为他们之间的联系依托的是事物的相邻性，而非其字面意义的逻辑推演（logical entailment）。
认知语言学在隐喻和转喻的研究中，区别了基于“相似”和“相邻”两种不同的认知机制，强调联想推理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是一种认知过程，人们通常借助与某一参照点的联系来认识事物。例如：（2）陈晓旭下矿井，林黛玉变村姑。
（3）现在踢球不是风光的行当，就怕你一不小心踢成了“国脚”。
（4）城市多喝一杯奶，农村致富一家人。在例（2）中，人们借剧中人物“林黛玉”建立与饰演该角色的演员“陈晓旭”的联系；例（3）用“国脚”来指代“国家足球队员”；例（4）由“城市”转指“城市里的人”。以上例句表明，转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临时性的意义关系，依赖于人们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Panther＆Thornburg2004）。认知语言学关于转喻邻近性特征的研究，对关联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寻求转喻词语所在话语的关联性解读时，话语的明示信息、语境假设和认知效果之间的相互调节和顺应所涉及的命题或概念之间的联系不仅具有相似性，而且还应包括相邻性，这样才能更充分地解释转喻这类语言现象。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思维和推理方式，人们用转喻来说话和思维是我们日常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Jakendoff（2002）在分析经典案例“ham sandwich”时指出，人们在推理中涉及到一种具体的、基于转喻的推导过程。例如：
（5）The ham sandwich over in the corner wants more coffee．
根据“OBJECT FOR PERSON ASSOCIATED WITH OBJECT”的推导原则，Jakendoff认为ham sandwich的指称锁定涉及转喻推理，尽管他没有使用概念转喻这一术语。转喻推理通常涉及一些已经常规化的转喻模式。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人们可通过概念之间的邻近性，即转喻关系模式进行推理，构建转喻词语在即时性话语中的交际意义。可见，认知语言学关于转喻推理的研究，可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观。如果仅仅强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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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推理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将会丧失对诸如转喻这样基于联想认知现象的解释力。
2．2关联理论对认知语言学的启示：动态语境假设
孤立的词语不能称为转喻，人们往往会通过具体的语境来识别转喻。同一词语，可以构成非转喻性话语，也可以构成转喻性话语。例如：
（6）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b．治本当然要从中央各部门做起，从中南海做起。
同样是“中南海”，在不同语境中所指的对象却完全不同，在例（6a）中指中央政府所在地，而在例（6b）中则转指在那里办公的中央领导人，是典型的“地点代人”的转喻用法。显然，转喻的使用和理解都离不开一定的语境，但是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对认知语境在转喻理解中所起的作用，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认知语言学看来，认知语境是人们在经验、认识基础上对某一概念的心理认知构造网络。转喻理解与长时记忆中的概念结构有关，是大脑中固有的转喻关系的自动激活（Panther＆Thornburg2003，2004；Ruiz de Mendoza Ib觃觡ez＆Hern觃ndez2003）。例如：（7）a．I got myself a new set of wheels．b．The Ford behind me was honking violently．
c．Ringo squeezed himself into a tight space．
在例（7）中，根据有关小车的背景知识，对“小车”的转指可分别通过它与其他事物不同的相邻方式实现。如（7a）以车的部分替代车的整体，（7b）以车牌指代车，（7c）则以开车的司机转指所开的车。根据这种“共有知识”的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必备知识是交际双方共知共享、事先存在的。然而，在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即使处在同一现实环境中，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世界知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一种心理现象，交际者只能推测而不能确定对方具有某一知识（Sperber＆Wilson1995）。那么，人们是如何用这种不确定的语境去推导那些因时间、地点和交际意图都随时可能变化的即时性话语的意义呢？
关联理论认为，在动态的言语交际中，语境并非一些事先确定、一成不变的外在因素的简单汇合，而是动态生成的，是一种心理建构体，是推理过程中一系列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假设。言语交际中的确存在一些客观外在因素影响语言的表达和理解，但这些因素必须转化为交际主体的认识后才起作用。在言语交际中，说话人的明示和听话人的推理是成功交际的两个方面。说话人的表达是一个复杂过程，他必须顾及听话人的心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考虑如何在表达方面用可能被听话人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图；而听话人则须透过说话人的话语识别说话人的真正意图（Sperber＆Wilson1995）。因此，交际双方不是被动地受控于语境，而是在众多的现存因素之中主动选取、利用、甚至创设某些因素，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这种动态语境观为转喻的识别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基础。例如：
（8）我们站在这朝霞染红的峰顶，看见了从南湖的小船到不尽的未来，有一条如何漫长、曲折而壮丽的征途啊！（魏钢焰《忆铁人》）对例（8）中转喻词语的理解取决于上下文语境和读者的认知背景。其中，南湖的“小船”可激活读者的语境假设：中共一大曾在南湖的一只小船上召开。该假设虽然在文中未曾提及，但读者可根据最佳关联期待进行联想推理。如果离开了这样的语境假设，南湖的“小船”和“中共一大召开”便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当话语理解涉及在特定语境下获取转喻词语的交际信息时，交际双方互为显映的认知语境是成功识别转喻的前提。
可见，确定即时性话语中转喻词语所依存的相邻关系，是理解转喻的关键。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的知识结构就如一个个由不同的概念构成的网络体系，概念之间由于彼此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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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构成转喻关系，任何一个节点的激活都可影响到与它关联紧密的节点，这种基于联想的认知机制似乎还缺乏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指导原则。在概念的激活方式上，关联理论认为一个概念的百科知识是由有组织的命题组成的，而每一个命题又包含其他概念，这些命题的其他概念将通过这些命题的激活而被激活（Matsui2000：120）。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听话人积极构建与转喻的本体和喻体相关的语境假设，从而确立本体和喻体两个概念之间特定的邻近关系（江晓红2009）。因此，语境假设可弥补转喻联想认知机制的不足：转喻识别的关键是确立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但概念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动态生成的。在确定概念的相邻关系过程中，语境假设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分析
3．1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整合分析模式
基于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对转喻的研究，我们认为以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的互补性为分析框架，可为特定语境条件下转喻词语的理解提供更有力的解释。一方面，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理解与长时记忆中的概念结构有关，指出转喻理解涉及相邻概念之间的扩散激活，为意义的多样性提供了可选的基础，扩展了寻求关联的路径，但认知语言学尚未对转喻邻近性特征的语境依赖性和语用制约原则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关联理论虽然为话语和词汇理解提供了总体的关联原则，要求听话人在解读词语的交际意义时，进行以语境条件为基础的意义选择、调整和构建，但针对具体的语言现象，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明转喻理解过程中概念结构的具体认知操作（Panther＆Thornburg 2003；Ruiz de Mendoza Ib觃觡ez＆Hern觃ndez 2003；Koch2004），进而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确立概念之间的邻近关系，并通过转喻推理构建特定概念，获知转喻词语的认知效果。因此，我们提出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整合分析模式，试图将关联、语境假设、邻近关系、特定概念和认知效果结合起来，揭示特定语境下转喻词语解读的认知语用过程。
在这个整合分析模式中，关联是前提，每个明示话语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转喻词语的使用也不例外。其次，关联与语境假设是互为联系的。言语交际的过程就是认知语境的参与过程，涉及语境假设的选择和扩展。听话人与说话人在语境假设上越是趋同，就越能实现说话人所传递的信息与听话人理解结果之间最大的认知关联性（冉永平2004）。此外，在寻求转喻词语的关联性解读过程中，听话人积极构建与转喻的本体和喻体相关的语境假设，将二者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建立本体和喻体两个概念之间特定的邻近关系，并以此作为转喻推理参照的依据，进而构建特定概念。当听话人寻找到某一词语在话语中的关联性解读时，该词语的语用处理随即停止（江晓红、何自然2010）。值得注意的是，获取词语的转指信息只是整个话语理解的一部分，是完善命题、获得转喻词语认知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转喻词语的完整理解一般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转喻词语的转指信息，即通过构建特定概念，识解喻体所“指称”的本体；二是人们使用转喻词语的交际意图，也就是转喻词语所传递的特定的语用含意或认知效果（Carston 1996）。例如：
（9）Peter：Will you go to the concert tonight？
Mary：The saxophone has caught a bad cold．
在例（9）中，Mary的话语作为一个明示交际行为，引起Peter的关联期待，Peter假定Mary提供的信息与自己询问她是否去听音乐会的问题有关。Saxophone作为语用信息处理的起始点，触发了该概念地址下的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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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逻辑信息。Peter根据常识断定感冒一般指人而不会是乐器，去掉saxophone作为一种乐器的外延逻辑方面的信息，听话人更为关注词语的内涵意义，即与特定词语有关的百科知识。从现有观点看，内涵不仅限于对象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而是包含了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一切方面的内容（徐盛桓2009）。因此，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Peter可构建的语境假设是：“A saxophone is usually played by a saxophonist in a concert”，从而建立“萨克斯管”和“萨克斯管吹奏者”之间的具体邻近关系，并经由“乐器代乐器使用者”这一转喻模式进行推导，构建特定概念SAXOPHONE*，即萨克斯管吹奏者。然而，转喻词语的指称确定只是完善命题一个组成部分，在关联原则指导下，听话人继续遵循省力原则，寻求转喻理解的认知效果。如得知萨克斯管吹奏者感冒后，Peter 感到很遗憾，因为他和Mary今晚都欣赏不到优美的萨克斯音乐了，或者他们会改变原来去听音乐会的计划。
从例（9）转喻词语的解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框架下的语用推理和总体的关联原则还不足以解释转喻理解的全过程，这是因为关联理论尚未涉及概念之间的邻近关系和转喻推理。虽然话语理解就是寻求最佳关联，但寻求关联的路径不同。转喻理解的关键是借助听话人构建的语境假设来确立概念间的邻近关系，并经由转喻推理构建特定概念、增强认知效果。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的整合分析模式可更充分地阐释转喻理解的认知语用过程。
3．2构建特定概念
这一新的整合分析模式符合转喻本身的特点，一是转喻的形成动因以事物的相邻性为基础；二是转喻在言语交际中的使用满足人们的最佳关联期待。为了进一步说明该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分别从“构建特定概念”和“增强认知效果”两方面分析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
邻近性作为转喻的核心概念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喻体往往即兴而成，对语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当话语中某一词语的指称发生转移时，上下文一般要有所交待。关联理论在新近的词汇语用学研究中，特别强调词语所在的话语语境（discourse context）的重要性，因为上下语境会影响听话人记忆中的信息可及程度以及具体的关联期待（Sperer＆Wilson 2006；Wilson＆Carston2006）。例如：
（10）有一次他到汽车运输队去，何顺刚从外单位调来不久，不认识自己的党委书记，反而把祝同康当成了蹬三轮车的老大爷，拿他取笑着玩：“老大爷，你那三个轱辘的想跟我们四个轱辘的抢买卖！”（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
（11）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白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在话语理解过程中，读者遵循最佳关联原则，根据话语的明示信息和语境进行推理。在例（10）中，对“三个轱辘”、“四个轱辘”的理解取决于前文“三轮车”和“汽车”的叙述。由于读者可启动语境假设：“三轮车是三个轮的，汽车是四个轮的”，所以他能通过“部分代整体”进行推理，构建特定概念“三轮车”和“汽车”，获知“三个轱辘”、“四个轱辘”在文中的转指信息。在例（11）中，如果“七板子”一词单独出现，读者很难理解其真正所指，但后续话语清楚地说明了它与下文出现的“船”有联系，从而形成语境假设：“用七块板子做成的木船”，并根据“质料代工具”推导出“七板子”转指“木船”。对即时性话语中转喻词语的理解，离不开特定语境下交际信息的临时构建。上下文语境是转喻理解的基础，因为有了语境的制约，本体与喻体之间的邻近关系才得以突显，而不是按人们的经验和意愿随意联想的结果。
对转喻词语的理解，除了上下文语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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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外，有时还依托事件所涉及的时间、场所和人物等现时情景因素。又如：
（12）服务员：“欢迎光临，请问您点些什么？”
顾客：“两个老北京鸡肉卷。”
服务员对后台的工作人员说：“两个老北京在等着你呢！”（王勇《吃饭》）
（13）酒家道：“客官，你须见我们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三碗不过岗’”。（施耐庵《水浒》）
（14）a．那个阑尾今天动手术。
b．13号床今天已经打过针了。
在例（12）中，工作人员进行以特定情景语境为基础的最佳关联选择，顾客的回答可帮助他构建相关的语境假设，并最终断定“老北京”转指“老北京鸡肉卷”。现实情景制约着语言形式的选择和使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例（13）中，酒家门前招旗上写的“三碗”实指“三碗酒”。在例（14）中，医生谈到的“阑尾”实指“阑尾病人”，而“13号床”则转指“13号床的病人”。现时情景有助于突显邻近事物间的联系，转喻邻近性的识别离不开具体的语境假设。词汇语用信息的语境构建就是寻找词汇信息的最佳关联，以满足所在话语信息的最佳关联期待（冉永平2008）。
事物之间的邻近关系还依赖于人们特定的认知背景，只有认识到邻近关系，才有可能以此关系作为使用或理解转喻的依据。再如：
（15）母亲其时住院开刀，我们三个小孩子，常常被半夜里闯进来的大半屋子的红袖章们吓得卷缩在一隅，头上飞啸着雷电一般的厉叱。（何立伟《一点不能忘记的记忆》）对例（15）中转喻词语的解读，取决于读者有关的背景知识。其中，“红袖章”是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在手臂上佩带的标记。如果离开了这样的语境假设，读者就很难发现“红袖章”和“红卫兵”之间的联系。通过构建相关的语境假设，作者于是从“附属物代人”推知“红袖章”在句中的真正所指。词语转指信息是以关联为取向的，当读者寻找到转喻词语与整个话语解读的关联性时，特定概念的构建随即停止。
以上分析表明，在转喻词语的理解过程中，交际双方互为显映的认知语境是成功识别转喻的前提。一方面，说话人需针对听话人的特点做出方方面面的考虑，一旦判定听话人有能力处理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他就可能省去一些不言自明的冗余信息。另一方面，转喻作为一种概念提示，可激活各种各样与之相关的百科知识，所以听话人须做出语境假设，猜测说话人的真正所指和交际意图。只有这样，听话人在建立概念之间的相邻关系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因此，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构建语境假设、确定概念之间的相邻关系是识别转喻词语、构建特定概念的关键。
3．3增强认知效果
由于认知语言学专注于语言的认知机制和概念结构，因而少有论及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作用。与此相反，关联理论非常关注在不同语境条件下言语交际的认知效果（Gibbs＆Tendahl2006），提供了考察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效果的理论基础，指出人们在交际中常常使用间接指称的原因，弥补了认知语言学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在言语交际中，指称锁定是确定明义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定概念建构在指称锁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转喻词语的信息转指只是说话人话语意义的一部分。在转喻词语的理解过程中，喻体作为一个不同于本体的概念，它激活的信息就不止是本体，而且还有它所激活的联想意义：或是突显本体概念的某些特征，或是赋予本体特别的含意，从而丰富转喻词语的表达力，增强转喻理解的认知效果。例如：
（16）他一眼看中了祥子：“大个子，怎么样？”（老舍《骆驼祥子》）
（17）姑娘有二十二三岁，不难看。来了一顶轿子，她被人从屋里掏出来，放进轿中；轿夫抬起就走，她大声地哭，没有锣鼓。轿子就那么哭着走了。（老舍《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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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6）通过使用“大个子”转指“祥子”，是典型的“特征代人”的转喻，听话人需投入比直接使用“祥子”更多的认知努力。其实，祥子有很多特点，如忠厚、勤劳、不爱说话、健康、结实等。但根据上下文语境和读者的关联期待，“大个子”一词显然激活了“体格强壮、有力气、有胆识”等语义内容，使本体的相关特征得以突显，表达更为形象。根据认知效果和认知加工之间的消长平衡（trade-off）（Sperber ＆Wilson1995），这些额外的认知效果可弥补听话人为此消耗的认知努力，从而获得最佳语境关联。例（17）用“轿子”转指“新娘”，属于“工具代人”的转喻类型。作者如果直接使用“新娘”往往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却未必能达到同样的认知效果。读者根据已有的经验和认知，将“轿子”和“新娘”联系起来，虽然在解读转喻词语时需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但却获得了额外的认知效果。旧时迎娶新娘时，新娘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因此围观人群只能看到轿子。读者由“轿子”及“人”，再由“人”及“哭声”，从渐行渐远的轿子和哭声中，更能体会到新娘的迷惘和孤单。再如：
（18）她初恋谈的是县兵役局一位肩章上一颗“豆”的少尉排长，可是那年月时髦姑娘们流行的歌决是：一颗豆太小，两颗豆嫌少，三颗豆正好，四颗豆太老。她很快就和“一颗豆”吹了，不久找了一位“三颗豆”。（古华《芙蓉镇》）
根据上下文语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听话人启用较复杂的信息加工能力，识别在例（18）中不同数量的“豆”分别指代不同级别的军衔。转喻词语的使用不但使文体显得活泼风趣，而且听者还能从中获得一系列的弱隐含，共同满足话语的最佳关联。在婚姻大事上，如果女孩仅仅将几颗“豆”即军衔的高低作为选择对象的唯一指标，听话人自然可从中推断出该婚姻的基础或预测她的婚姻前景，从而体会到说话人对那位时髦姑娘的戏谑和嘲讽的态度。由此可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听话人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选择和构建语境假设，在构建特定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说话人意义的明说和隐含内容，增强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效果。
4．结语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转喻词语理解的认知语用机理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单从认知语言学或关联理论来阐释转喻的理解，都存在不足之处。但以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转喻研究上的互补性为分析框架，则可以解释转喻词语所涉及的认知和交际因素，为特定语境条件下转喻词语的理解提供更为有力的解释。因此，本文提出转喻理解的认知语用整合分析模式，探讨了转喻词语转指信息的构建以及转喻词语所传递的认知效果。这一整合分析模式填补了关联理论在词汇语用学中的转喻研究空缺，拓展了认知语言学在转喻交际功能和作用方面的研究，为转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探索性，所得结论还需进一步通过心理语言学实验进行验证，并寻求以用法为基础的语料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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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9-22
作者修改稿，2010-10-20
本刊修订，2011-01-08
通讯地址：526061广东省肇庆市肇庆学院外国语学
院
＜jiang99133＠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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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A cognitive pragmatic study of metonymic expressions：An integrated model of relevance theor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by Jiang Xiaohong，p．34
This paper argues for the joint work of relevance theor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r the study of metonymy，and aims to formulate a cognitive pragmatic explanation of novel metonymic uses of words in verbal communication．Metonymic relations are not rigid and pre-stored in mind to influence metonymy interpretation but constructed on line in context．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metonymic expressions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reference point and the specific context，which function as contextual assumptions to construct an ad hoc concept and derive extra cognitive effects．
Chinese EFL learners’acquisition of English past tense verb forms：Selective integration vs．selective fossilization，by Hu Jiehui，Liu Tao，Su Yuanzhang and Yao Dezhong，p．42 This study probes into Chinese EFL learners’online processing of English past tense verb forms in a self-paced word-by-word reading task．In reading the sentences with correct and incorrect past tense verb forms，subjects’reading time（RT）showed no difference for the tested words．However，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T occurred in processing the correct and incorrect S-V agreement forms of the present tense linking-verb“BE”，which implies a high level processing ability that may be automatic because of selective integration．Chinese EFL learners’processing ability of English past tense verb forms was found low and not automatic because of selective fossilization．Various hypotheses about the impairment of interlanguage gramma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re also discussed．
Effects of semantics，frequency and L1upon L2acquisition of English middle construction，by Chinese and Korean learners of English，by Gao Yusong and Xue Xiaomei，p．50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semantics，frequency and L1upon L2acquisitio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onstruction．60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16Korean learners of English and24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were chosen，for which a grammaticality judgment test was designed to elicit their behavior．The results show that semantics，frequency and L1had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their judgment．Moreover，some behavior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factors，semantics and frequency had different impact upon the participants，and the native speaker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 frequency of the construction while the L2learners tended to use more grammatical rules and the guessing strategy．
Second language register awareness at the interface of syntactic competence and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Evidence from writing assessment，by Zheng Chao and Feng Jie，p．58
This paper reports an empirical study for which40L1English teachers and110L2English teachers were chosen for a grading task of3content-similar，structure-different paragraphs written by L2English learners．The results show that L2English teacher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syntactic transformation skills while paying much less attention to register features，and therefore lost the sensitivity to some improper output．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hetoric principles for literary elegance taught in the schools of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taken as daily writing rules in L2classroom training，and the learners’attention should be diverted in time from abstract syntactic variability to the appropriateness of wording and sentence making in accordance with a special 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