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服饰文化

第一章历史上的苗装

五、历史上的苗族服饰变迁

苗族没有统一的文字，本民族文字典籍缺乏。清以前的汉文字典籍对苗族记载又过于简略，对其服饰描述往往寥寥几句，另一方面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亦十分稀缺。所以，我们很难像苗族学者沈从文先生复原中华民族服饰变迁脉络那样去复原苗族服饰的发展脉络。没有办法复原上古、中古的苗族服饰，这是一件憾事。或许这正是作者以后努力的方向。

从“三苗墅首”这句古话来看，仿佛苗族人民的头部装饰变化比较缓慢。时至今日，在贵州大方、水城、纳雍一带的被称“小花苗”的苗族支系男女仍将红色的毛线混入发内盘在头上。织金、盘县、毕节等县的苗族女子更是将大把假发或毛线掺发盘结，这或许就是“三苗发首”的遗风。可是，我们不能据此风俗而要妄断苗族服饰变化的缓慢，没有发展。其实，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可能不踏着与时代同步的节拍，不可能不受到时代风潮的冲击。苗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他们居住在中南、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与中原民族及其他民族相邻而居，接触在所难免。前文提到的战争与迁徙过程中把过去生活地方的山川、河流和城郭做成衣服穿在妇女和儿童的身上，并世代传承至今日。那么我们要问，在这次演变之前呢?他们穿的是怎样一种服饰呢?从这则传说中我们不难窥见苗族服饰是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民族的服饰变迁是民族文化变迁之一，它同民族的其他文化变迁一样，受到内力和外力两方面的驱动。变迁呈自发性、自觉性的和被迫性或强制性的。自觉性、自发性的变迁一般表现为渐进的、局部的增减状态。这种变迁主要是由于纺织工艺的改进，新材料的引进使用等原因。当然，作为一个民族，也可能因为本民族倡导的改革等，加速了民族服饰的自觉变迁，这种变迁也可能表现为突进的方式。被迫性或强制性的变迁一般是由于封建王朝政令或统治民族的强制措施造成。这种变迁常常表现为突发性的，传统的服装为新服装取代。从这层意义上讲，服装的保守与反保守常常成为政治化的问题，有的甚至成为爆发民族战争的诱因。

苗装在其历史上，经历了自觉性和强制性的变迁。

如果将清代文献记录的苗装和“苗图”中描绘的服饰与后来的服装及现存的苗装相比较，从中不难发现苗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迁特别在当代更是十分明显。其中，男装的变化，显得更为迅速。从各类“苗图”及田雯《黔书》、乾隆时期的《贵州通志)、爱必达《黔南识略》、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李宗的《黔记》的记载中清楚看到清代绝大部分苗族支系依旧保持有别具风格的男装。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的田雯《黔书》记载：生活在贵阳一带“东苗”、“西苗”支系的苗族“男椎髻，著短衣，色尚浅蓝，首以织花布束发”。居住在贵定县平伐司一带苗族“男子披草衣，短裙”。<苗蛮图册》绘制的82幅图中，几乎每一幅部有椎髻男性，且都是民族服装打扮图三十九，绘有5个男人猎虎图，其中靠近虎的一人左手执木牌，右手执镖，一人执长镖随后，另三个殿后者同执一弩。他们的装扮为，执木牌走在最前者头戴铁盔，肩、胸、腿都穿有护甲。其余四人没有穿甲衣，他们装束为椎髻束发，长衣短裤，衣色青黑，裤长至膝部，绑腿赤足。画面上的文字是这样写的：“九股苗在兴隆卫凯司……头戴铁盔。前有护面，后无遮肩，用铁皮围身，铁片缠腿。健者能左手执木碑(牌)，右手执镖，口衔利刃，行走如飞，携带药弩名臼偏架，三人共矢，发无不贯。”图十四所绘“红苗”男子装束是椎髻，穿交襟宽袖上衣，束腰。下为中长裤，绑腿赤足。124j应该说，<黔书)、<苗蛮图册)所反映的是清初的苗族服装面貌。到清中后期，这种男装亦有了明显的变化。据田雯(黔书》记载，居住在都匀府之陈蒙烂土、天坝(今之福泉、麻江等)一带的“夭苗”支系“缉木叶以为上服，衣短裙”。乾隆年间的(苗蛮图册)图二十一“天茁”说明文字也这样写：“缉木叶为衣，著短衣(裙)。”而80多年后的道光年间，罗绕典写《黔南职方纪

略>时记载“夭家苗，平越有之。男女衣俱尚青。女工纺织，善染……”再没有了“缉木叶为衣”的痕迹。同书又记番州(今惠水鸭绒、鸭寨)“谷蔺苗、八番(苗)老户，然皆剃发改装，与汉俗同”。说明在清中后期以后，苗族男人改装的现象增多。当然，这种改装，有与外界接触增加，受外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市场的纺织布料的影响，产生了变迁。再以“谷蔺苗”为例。他们之所以出现到道光年间就改装，“与汉俗同”，是因为他们与市场、与外界发生联系密切有关。这个支系苗族妇女善于纺织，她们纺织的布称为“谷蔺布”。这种布很早就成为商品，流通于市场，<黔南识略)说“其布最精密，名谷蔺布”。<苗蛮图册)图四十二附文说：“谷蔺苗”“女纺织最精，入市人争购之。俗云：欲作汗衫裤，须得谷蔺布”。当然，改装是对男人而言的。直到当代，1992年作者到过去“谷蔺苗”居住的贵州惠水鸭寨、鸭绒一带调查时，仍见到善织的风气，部分苗族妇女仍珍藏有民国时期的古衣裙。

清代苗装，不论男女，自发性变迁比较快的地区是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相处的地区、苗族人民迁徙频繁的地区。如早在(元史)就有记载的“平伐苗”，在《黔书)、《苗蛮图册)也有记载，图册之图六二附文说：“平伐苗在贵定新添营。男子披草衣，着短裙。妇人穿短衣桶裙，长簪绾髻。”<黔南识略》也说，有别于“青苗”、“花苗”、“仲家”、“仡佬”等的“在干伐者曰平伐苗，花衣短裙，妇人桶裙，绾髻……”但在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却全无“平伐苗”的记载，前后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当然，或许是迁走了或许是融合了。从罗氏书中看，平伐司在道光年间已是“民多苗少”。据成书于嘉庆十八年的李宗防(黔记)载，当时生活在施秉、余庆、黄平一带的“仡兜苗”“男子衣服同汉人，妇人细褶长裙”。诸如思州、镇远、石阡、铜仁等过去“苗疆”地区也出现同类情况。这种看似自然变迁的现象其实与明代开始的移民屯军政策，特别是清初高压政策有极大的关系。在整个苗族地区，应该说直到明代，其社会基本状况还是或为“无土司所辖”之“化外”之地区或是在“土司”、“土目”的管辖之下的基本沿袭自唐代开始的“羁縻”州县地区。苗族社会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点，苗族服饰在这种氛围中自主发展。清朝建立以后，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改变了。翻开史籍就能清楚地看出，雍正年间，东起湖南湘西，西至云南、四川，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的同时，清王朝在苗族地区或改土官设流官或“开疆”设制，安营设堡，镇压苗民，霸占苗田，屯田移民，苗族人民相对稳定安宁的生活完全改变了。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里大量记载了移民涌入以后苗田被强行典卖，苗民失去土地或迁徙或沦为佣工的资料。如卷五记载乎越(今福泉)一带情况：“及主削乎播难(按：播州苗民起义)，苗户凋零，十存一二，经督抚……重为厘定，将旧日荒芜苗产丈量定赋，听各有客民愿占籍者酌价缴官，此又客民居苗地耕苗产之原也。”不能不说，清初大量移民、屯军屯田，把苗族不自觉地融入到多民族的社会之中，这是加速苗族服饰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苗装迅速变迁、消失的重要原因是受历代封建王朝的强制同化政策影响。中国历史上不乏以改装达到统治的政令。而清王朝的“剃发留头”政策更是残酷和严厉。这种政策虽然遭到苗族人民的反抗，但反抗又遭致更残酷的镇压，纵贯清朝200余年时间“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苗民起义，就是对清王朝的屠杀政策和强制同化政策的抗争。每一次起义的失败又遭到更残酷的杀掳和强制性改装。据民国<铜仁府志)摘自前志的资料说明这块过去被称为“红苗腹心”地区，自“前明设府以来，其遥远者土司不能辖。顺治十五年，知府梁懋宸率众至铜鼓滩攻杀之，追逐数十里，苗始知惧”。后来苗族起义反抗，雍正“九年讨平之”。乾隆、嘉庆年间，石柳邓起义被镇压，“改松桃为直隶厅，更设苗弁，自守备迄外委一百余名，隶以苗兵，听其约柬。由是风俗顿改，饮食衣服与汉无殊”。镇压这次苗族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总理苗疆边务”大臣的傅鼐在“善后事宜”中就强制苗族“发则不论生熟苗人，皆令剃之”。125j比起清初“唯寨长剃发”来更加严厉。因此，湘西、黔东“红苗”地区，自嘉庆元年以后，“男皆剃发，衣帽悉仿汉人，惟项带银圈一二圈，亦多不留须者。……近城女苗闲学汉装”。时至清末民初，过去的“红苗”地区男装几乎全部消失，女装也逐渐

“满服”化，没有了过去用斑丝、红布作成的褶裙。服饰色彩也由过去的尚红到光绪年间以后的尚青(光绪<铜仁府志·苗蛮)：“青布裹头，衣尚青布……近则少妇多用浅蓝，亦名月蓝。”)，所以说，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强制改装在民国时期杨森任贵州省主席时亦下令执行过。甚至发生委派官吏、动员学校学生在道路上设卡强制“剪发换带”的事件。

再次，苗族服饰变迁还来自苗族内部精英分子的改革倡导。历史上，倡导苗族服装改革比较著名的是黔东南锦屏县境内清水江、亮江沿岸地区和雷山县西江及其周围地区。道光年间，锦屏县娄江苗族举人、黔西州学政杨学沛在娄江、偶里、稳江、铜坡等“二十一早半”地区倡导进行改革，内容涉及婚姻、乡规、服饰等。服饰改革主要针对妇女。规定头饰：未婚者蓄长发，加红绒线编成辫垂后或盘于脑侧，红绒头垂下左肩；已婚者将发绾髻于脑后，不加红线，插以弯弥(银簪)。平时不包帕，干活时搭布巾于顶抵尘灰。戴小手环，上装：衣作矮领，袖长及腕，腰宽大，衣长及臀，左衽大襟，两侧开叉，布扣，束蓝或绿色宽腰带。下装：改褶裙为筒裤。衣裤布料颜色不限。并把改革内容碑刻昭告。此项改革影响颇大，至今不但此地，且邻近的大同、秀洞、铜鼓、小江、九寨及至天柱高酿、湖南靖州县与锦屏毗邻地区多数仍袭其装型制。[2，)清末民国初，以雷山县西江地区为中心亦出现了一次服装改革，这次改革以后，过去的褶裙和多襟绣花衣“欧贝”(译“雄衣”)演化成为节日、婚庆、走亲访友的盛装。出现了一种以紧袖短上衣，贴身长裤为日常生活装、劳动装的服饰款式。这种服饰迅速流传到丹江、台拱、凯里等邻近地区，成为今巴拉河流域仍在流行的服装式样。注释

[1]“传统苗服创新展”罗麦瑞(序)，台北，1993年。[2]<战国策·魏策)。[3)15)I了儿真1]伍新福<苗族历史探考)，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4]宋代朱熹<三苗记>把当时他任职的谭州(治今长沙)境内苗，溯源于古代“三苗”。明代郭子章(黔记)云：“苗人，古三苗之裔也。”明代杨慎(滇积记)说：“苗者，三苗之裔，自长沙沅辰尽夜郎之境皆有之。”清代田雯(黔书)说：“古称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则鄢郢以上皆苗也。”今<苗族简史)亦持此观点。[6儿8]<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9]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资料)第4集<苗族古歌·跋山涉水)。[10][16](寻甸苗族故事卷)，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12]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13]石宗仁(中国苗族古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4](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15]贵州省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资料)第51集，1982年。118儿21)(苗蛮图册)影印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119儿21)[22]刘咸(苗图考略)，载<方志月刊)1936年1月9卷1期。[20]刘咸<苗图考略)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室藏(黔苗图志)有图82仲，大英博物馆藏有“苗图”6种，牛津大学博林图书馆有“苗图”1种，“苗蛮志”1册，牛津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苗疆图说)1册，牛津大学比里博物馆藏有“苗图”2部。[25]清朝光绪年间<铜仁府志·苗蛮)。[26]傅鼐<治苗沦)。[27]<锦屏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