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及对世界的影响

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及对世界的影响

摘要：本文简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主要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派别，以及各自的流变过程。进而探讨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各自的特点以及之间的差异。最后阐述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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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发展过程

恩格斯指出：“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也是自然哲学家。”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主要指公元前五世纪之前的伊奥尼亚学派，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希腊哲学从探讨万物的本原开始。哲学家们在对“始基”的提出过程中，阐明其演变的内在逻辑，从而揭示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何为本原呢?“本原是万物的根源或元素”。亚里士多德对此也有过解释。他认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他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在古希腊，自从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后，“始基”观念便存留在先哲们的运思中。米利多学派作为西方最早的哲学派别，他们在寻求万物始基时，摆脱了宗教迷信的传说，依据对自然的直观猜测，首次提出世界的物质性始基思想。这表明了人类思维开始向神话阶段告别，开创了科学认识自然的新路。

泰勒斯之后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因为一切都生自无限者，一切都灭入无限者”。但他没有说出“无限者”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无限者”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没有固定形态或固定性质的原始物，它还不是事物某种共同属性的抽象，是一种感性具体物。阿那克西曼德没有从泰勒斯命题中思辨的水与感性的水内在的矛盾来把握思维发展规律使然。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是将一切具体性、个别性、特殊性都否定和抽象掉了。在希腊哲学开始时，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西曼德，在从个别到一般的过渡上经历了两个阶段：泰勒斯从个别的水上升到一般的水；阿那克西曼德则从一般的水(也是个别的物质)上升到一般的物质。在人类思想抽象发展的过程中，后一阶段超越了前一阶段，这是人类从认识个别转向认识一般过程的一个积极成果，表明人类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

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米尼提出了以“无定形”的“气”作为万物的始基，以一个确定的元素代替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的东西。并认为气有两种内在的动力，即稀散和浓聚。他说，当气“很稀的时候，就形成火；浓的时候，就形成风，然后形成云；再浓，就形成水、土、石头；别的东西都从这些东西产

生出来的。”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既坚持了阿那克西曼德作为始基所应具有

的无限思想，又抛弃了他把一种不定形的东西作为万物始基的见解，而且“气”比泰勒斯的“水”有更大的存在范围和变化性。

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作为万物的始基，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一切事物的本性都是由数造成的。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数的观念，以数作为本原，在抽象思维程度上较米利多学派前进了一大步。“数”的概念已经抽掉了千差万别事物的具体的质，注重事物的量。这就比“水”、“气”之类更能说明万物的本质。但是，把数看作独立存在的万物的根源，这使其哲学带有极大的神秘性和唯心主义倾向。毕达哥拉斯提出的“数”，就寻求万物的本原说，是开辟了和米利都学派不同的途径，就寻求现象的本质说，也比米利都学派深入一层，这种无形体的数是比可感知的事物更为本质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综合了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并将二者扬弃以后保存在自己的新的形式中，从而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世界观方面作出了概括和发展，成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集大成者。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始基，“变”是火的基本性质，火的变化生成了万物，万物最后又复归于火。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变化、必然性、规律(“逻各斯”)和对立、统一等范畴，并用这些范畴来论证始基范畴，不仅如此，赫拉克利特在论述始基的辩证特性、阐述“一切皆流”的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存在与非存在这对范畴。从表面上看，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或“火”，和米利都学派的“水”、“气”等一样，都是感性具体物。从这一点上讲，赫拉克利特和米利都学派是有联系的。但从根本上说，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火”与“水”、“气”等完全不同。用现在的哲学语言来说，“水”、“气”等是物质，而“逻各斯”、“火”则是物质的运动。

存在与非存在这对范畴虽然是赫拉克利特首先提出的，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逻辑上对这对范畴进行论证。与赫拉克利特不同，爱利亚学派不仅从逻辑上论证了存在与非存在，而且把“存在”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巴门尼德不同意赫拉克利特“我们存在又不存在”的说法。他说：“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存在自身同一，存在就是存在。凡是可以思议的都是存在，凡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不存在。爱利亚学派认为，存在的特征是无始无终、静而不动、永恒不变。从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角度来看，爱利亚学派的“存在”比先哲们提出的本原更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针对赫拉克利特运动、变化的始基观，爱利亚学派对存在范畴作了各种逻辑规定：首先，存在是永恒的，即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存在；其次，这种永恒的存在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再次，这种无限的存在也就是惟一的存在；最后，这种永恒、无限、惟一的存在是不变的。爱利亚学派对“存在”

的种种规定，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这对于赫拉克利特来说，是一种反动、倒退。但是，这是人类认识前进运动中的暂时倒退，正是由它演化出了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有限与无限、动与静等一系列哲学范畴。

二、中国古代哲学的流变

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周，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就提出五行学说和殷周时期的《周易》提出的“阴阳”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此基础上，中国哲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先秦子学

先秦哲学主要指先秦至汉初这一时期的哲学。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产生了儒、墨、道、法等家。

先秦的儒家也往往被称之为原始儒家，发端于孔子，其代表人物还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凡是人都有仁性，天生的恻隐心，能对别人的痛苦与欢乐产生共鸣；仁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还是一种孝、忠的品质，能做到在家庭、家族内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社会生活中“忠君爱国”。“仁”在这里实际上是人的完美的品质修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不仅为“仁”找到了人性的根据，即人天生就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的萌芽，经过一番“修身”、“养性”的培养，就可以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且他进一步以这种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仁政”学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这些“重民”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思想奠定了整个儒家学说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长期与儒家相抗衡的是道家，道家自先秦时期形成后，历两千年而不衰，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先秦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建构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同时也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准则。他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产生和演变，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的观点。他还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他提出了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反者道

之动”的命题，猜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并意识到对立面的转化，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并从事物的矛盾性角度，提出了“不争”的处世与修养原则。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产生天地，天地和气产生万物，物生是气的“聚”，物灭是气的“散”。庄子哲学最有特点的是他的人生哲学，他认为，人要按自然本性生活，就要消除名利欲望，保持心灵的恬淡虚静。老子、庄子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自然主义先河，他们人生哲学中的反等级、宗法、专制思想，以及崇尚自由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有较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

墨家是先秦时期与儒家双峰并峙的学派，同被称为“显学”，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提出“兼爱”的思想，他认为，要稳定社会秩序，就要使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墨子的治国主张包括尚贤和尚同两个方面。尚贤即任贤使能，任人唯贤。尚同即由天子来“一同天下之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从哲学上看，支撑法家变法和构筑思想文化体系的有两个理论观点：一是性恶论。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并且从经验层面观察人性的生理需求和实际行为，主张人性普遍好利恶害，贪婪自私，完全不能期望以礼乐化之。韩非子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用严刑重罚来治国，并通过法势术的结合巩固专制统治。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二是历史进化论。他们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永远行得通的基本法则，人们就应根据当今时代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2、两汉经学

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故其哲学流变由先秦诸子之学转入两汉经学。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经典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它以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特色，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天人是相互感应的，感应的根据是天人皆有阴阳，而阴阳消长的原因，在于五行的“相生”和“相胜”，五行生胜，才导致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诸如自然界的四时代谢，社会上王者四政（庆赏刑罚）迭用，个人四气（喜怒哀乐）转换。

两汉经学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天人感应论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罩上了神学的色彩，而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家崇尚仁义，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以明显的自觉意识，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先秦儒家修养论的理论性发展。阳德阴刑、独尊儒术的主张，则反映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王权相结合、为专制王权服务的自觉性，这表明，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3、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即玄学应运而生。魏晋玄学的基本特点有：

以“三玄”(《易》、《老子》、《庄子》)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基本内容，有提出“以无为本”及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自己的本的思想；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为其哲学目的；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强调在论证问题时把握义理，反对执着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

玄学的兴起，改变了整个社会风尚，人们鄙弃仕途，看重学问，追求精神的自由，也因此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并产生了《广陵散》、《兰亭集序》等空前绝后的艺术杰作。东晋之后，玄学与佛学渐趋合流，走向衰微。

4、隋唐佛学

佛教自印度传入后，通过由汉代到唐代六百余年的消化，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中国佛学渗透了中国哲人的智慧，特别是道家、儒家和魏晋玄学的哲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禅宗，其中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流传最长、影响最大、最中国化、最世俗化的宗派。

禅宗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依存于心，法和佛也就在“心”中，禅宗的代表人物惠能提出“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坛经》），就是强调向内心追求成佛的道路，他所谓的“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坛经》）就是他的“见性成佛”理论的简明概括。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中国佛教的人生哲学模式渗透了儒家乐天知命、安贫乐道、顺应时势以及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人生理想，只是这种人生哲学更加消极，佛教理想的人格是超尘脱俗，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这种人对尘世的一切荣辱沉浮、喜怒哀乐，都可以无动于衷，可谓，“心如古井”、“形如枯木”；这种人不关心现实的命运更无从向未来进取，只能是随缘而安；这种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命定的，一切要顺其自然，与世无争，任何计较都是违背佛性的。佛教的这种人生哲学模式给后世的中国社会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对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更是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5、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它发端于北宋，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成熟于南宋，朱熹集大成，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理学体系；兴盛于明代，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建立起心学体系，以与程朱理学相抗衡。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气、心、性的范畴，不仅继承了孔孟、周程的思想，而且还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内容。他将上述范畴融铸为“天理”，

将儒学的伦理规范、道德精神提升为宇宙本体，然后再通过理本气末、理一分殊论证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统一性，以“性即理”为中心命题从宇宙本体论中推衍出人性与物性，并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来论证人性中的善恶问题，最后在通过居敬穷理的修养功夫达到人性的完善、人性与天理的统一。朱熹把理气论和心性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思想体系，它适应了统治阶级重视纲常伦理，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并对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守仁是宋明理学中“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颇具特色。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心外无物”是说物不可离心而独立存在，“心外无理”是说理在心中，而不能独立于主体之外，从而凸现了“心即理”的本体论。“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心学体系中的又一重要内容,他从“知行本体”的概念揭示“知行合一”的内涵，知是指人的意识，主要是道德意识，行是指人的一切行为，包括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践履行为和纯主观的心理行为。

所谓“致良知”，即是扩充良知，一方面除去心中的自私念头和不正当欲望，保持善良心地；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接受磨炼，习行践履，把心中的善意具体地表现出来，由此看来“致良知”实际上是一套修养德性的工夫。

中国古代哲学经过几次大的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达到其发展的高峰，再往前发展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

三、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之比较

中国古代哲学派系庞杂，众说纷呈，即使是各流派内部，在许多问题上往往互不一致。但是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古代哲学还是有其基本特征，当然这些基本特征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将其绝对化。概括起来说，中国古代哲学有以下的基本特征：

1、重人生。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常从生活实践出发，研究各种哲学问题，因此特别注重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中所讲的心、性、情、气、意、良知等都表示对人生、人性以及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精神的逍遥与解脱，是道家矢志不渝的追求；佛教则把追求净化超升，从而达到“涅槃”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2、重践履。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家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谓“乐之”，就是依其所知之实践，而获得一种乐趣。当然这里的践履并非人类的生产实践，而是偏重于个人的修德重行。

3、重道德。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讲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哲学。无论是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这种重视道德践履的传统，是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发达的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宗教不发达的原因。

4、重和谐。重和谐是中国古代哲学一贯传统。《易传》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所谓“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是包含着浮沉、升降、动静等矛盾和差别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和动态的和谐，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谐。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一致，中国传统哲学也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的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包括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从而达到“人和”的境界，因此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

5、重直觉。中国古代哲学不重视形式上的精密论证，也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而只注重生活的实证，或主体的直觉体验，体验久久，有所感悟，以前的种种疑惑豁然开朗，日常的经验得到贯通，这样也就有所得，所得所悟的记录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哲学著作。由于是所得所悟的记录，因此中国哲学著作就少有西方哲学著作那样的严密论证和逻辑结构，而多是一些文章断片。中国古代哲学重直觉而忽视了逻辑的推理和概念分析的特点，是中国哲学知识论贫乏和道德哲学发达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些特征无疑地体现了在古代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严重分离。我国古代哲学家不甚关心世界的本原问题，对自然知识知之亦少，在他们那里，人伦道德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这对哲学自身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的发展都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哲学没有了自然科学就像无本之木，再也不能成长，最后，哲学陷于僵化：思想单调贫乏，没有生气，哲学界儒学一“花”独放，以致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最终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科学没有了哲学就像轮船离开了航标，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只能在原地徘徊，以致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基本上都是直观性的、实用性的，不能形成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不能发展成近代自然科学。因此近代中国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是历史的必然。

与中国文化相反。古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在古代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古希腊自然哲学。恩格斯说过：“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确实如此，从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到毕达哥拉斯再到亚里士多德，哪一个人的思想不是既闪烁着科学的光芒又充满着哲学的智慧，这一传统给予西方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既有利于自然科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发育成为独立的学科，又有利于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一优势，被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发挥得淋漓致尽。因此，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形成，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爆发

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势了。

四、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世界的影响

上面我们看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各自的典型哲学思想，探讨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及之间的差异，那么这些哲学思想作为方法论又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既然对科学失去了兴趣，终身都为修身养性而忙碌，那修身养性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成为圣人。圣人就是把哲学上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铸成“内圣外王”之人格，从而以身殉天下之人。这样，古代中国的大地上，随着滚滚红尘，诸子百家频繁地往返于诸侯之问，推销他们那深刻哲学化了的政治主张。他们之间主张虽异，却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天下一家。一家就是一个整体，个人看问题、处事情都应以整体(天下)为根本，为了这个整体，个人可以舍生成仁、赴汤蹈火，因此养成了后世的中国人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一关于整体的思想还和中国古代丰富的辩证法一道，给中国医学以巨大的影响。中医理论的基础(阴阳、五行)就是在整体中寻找部分之间的辨证关系，阴阳也好，四诊八辨也好，尽皆如此。因此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中医独树一帜，有自己完备的理论体系，能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实与哲学与医学的紧密结合、哲学给医学的方法论指导是分不开的。

古希腊人数百年间在科学文化上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们既注重理论思维，注重对自然界本原的理论性探索，又比较重视数学，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些都有利于使人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在这方面，古希腊的自然科学，可以说是发展到了古代自然科学的最高形态。他们不但是逻辑方法，就是严格的定量的数学方法也渐趋成熟，实验方法也已发轫，这些都为近代自然科学在欧洲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在沉溺于科学的同时，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程度也就远较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逊色多了。赫拉克里特曾经说过：“宁愿获得一个因果的解释，而不愿得到一个波斯的王位。”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借王道施行各自的政治主张。所以，当敌人的利刃架在阿基米德的头上的时候，他可以正在自己的家里研究数学问题。这种情况恐怕发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想象了。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古希腊人是把自然界作为“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来看待和研究的。他们思考的是自然界的辩证图景，可是在古希腊科学哲学基础上产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却背离了辩证法这一优良传统，思想家们把有机联系的自然界分解成许多互不相连的部分，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反映在哲学上；就形成了否定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近代形而上学，那就是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这一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被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所吸收，就形成了西方不重视自我修养而一味强调发挥个性，不重视集体主义而

一味强调个人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今天，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这两种迥异的价值观，在东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影响，中西哲学差异所造成的对传统文化影响不能说没起极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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