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国企业家精神_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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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世界讨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基督教新教伦理、特别是喀尔文教派之间关系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八十年代该书曾引起过海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快速发展，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大家热烈地讨论“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关系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导论》中说：“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而且永远要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手段获得新的利润。”韦伯认为，作为

企业家的一生必须不断地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这种精神是“超越而又非理性的”，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性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6－7页）

关于“韦伯氏”问题的讨论，也许现在已经过时。我现在重提它是想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讨论这一问题。照韦伯的看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是以不断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为“手段”。如果我们把“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改变成为：以增进人类社会福祉和企业家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不断赚钱为“手段”，从这个视角考虑经济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也许比较符合儒家的理念。

在《周易·系辞下》中说：“何以聚人？曰财。”意思是说，要用财富把老百姓凝聚在一起。这里“财富”是“手段”，把老百姓凝聚在一起是“目的”，这也许是儒家哲学（儒学）的精神所在。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一生追求的是“天下有道”，这个“道”就是“人的福祉”，这才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在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或者说是“后现代”的时候如何实现，我想也许应该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不断获取利润”为“手段”来实现。在这一为了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赚钱为“手段”的情况下，企业家个人的精神境界必会不断升华。

《周易·系辞下》中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们取得有效用的利益而安身，以达到对道德的推崇。在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中，其自我身心内外必定能和谐，有一个安身立命处，也就是宋朝儒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如果，我们真能做到以增进人类社会福祉为“目标”，把

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以法治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以德育人”的社会。如果中国的企业能是“以法治企业”，“以德教化员工”，那么儒家以修身为本的人文教化的资源是不是对我们的企业建设有意义呢？

儒家思想

与中国企业家精神

编者按：

前不久，我国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在京逝世。2006年，老先生曾有一篇论述儒家思想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发表于当年《乾元国学通讯》第五期。为纪念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突出贡献，本刊特将这篇文章转载如下，相信读者会从中受到诸多教益。

文/汤一介

“用一切最理性的方法赚钱”为“手段”，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在做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了，是做着“立大本行大道”的大事业了。（《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而对个人自身说，其人生境界，又是寻得一个身心内外和谐的“安身立命”处。所以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也。”

如果自己的身心内外能够做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大乱，在自己和天地万物之间，对自己安宁康泰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自己的身心内外做不到中正和谐，既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的身心也将是不安和错乱的。这对于“家”和“国”也一样，我们不能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人类社会福祉”和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中国的儒家哲学思想对解决今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的身心性命也许仍然有意义。为此，我想简单谈谈“儒学”对当代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它和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塑造是不是也有些关系。

要了解“儒学”对当代人类社会有什么意义，先得了解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什么要解决的问题，而“儒学”能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有什么？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目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已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二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这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这中间的矛盾极其复杂而难以解决；三是，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问题，个人的身心内外的矛盾已成为时代病。也就是说，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这些矛盾如何解决？儒家思想能否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认为，我国儒学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也许可以为我们解决上面提到的三大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下面我对儒家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合天人”）、“人我合一”（“同人我”）、“内外合一”（“一内外”）作点介绍，至于能否对企业管理有用，是否对塑造中国企业家精神有意义，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不过我想，它也许可以为企业家提供一条从宏观上考虑问题的思路。

我们的地球，为什么会发生“生态问题”？也许原因很多，但是人类对地球自然环境的破坏，是造成当前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中提到：人类和自然正在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是由于近两三百年，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利用和征服，虽然对改善人类生活条件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由于对自然资源的无情破坏、过量和无序开发，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说和西方文化传统的“天人二分”观有关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这就是说，西方文化传统曾长期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的关系看成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外在关系，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二元，为了“人”的需要可以不考虑到“自然”；对“自然”的征服也不必考虑“人”的生存条件。

如果自己的身心内外能够做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大乱，在自己和天地万

物之间，对自己安宁康泰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自己的身心内外做不到

中正和谐，既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的身心也将是不安和错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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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儒家的思维模式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儒家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到“人”（人道）；同样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这个观点已被提出。《郭店楚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说的是，《易经》这部书是讲如何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的道理。中国历代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大多继承和发挥着这

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可以朱熹的话为代表，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这是说，“人”和“天”有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因为“人”是由“天”产生的，是“天”的一部分；但一旦“人”产生之后，“天”（“天道”，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人”就有保护“天”的责任。因此，“人”不仅应“知天”（知道利用“天道”的规律），而且应该“畏天”（对“天”有所敬畏）。因为照儒家看，“天”不仅有自然意义上的“天”，而且有神圣意义上的“天”。

现在人们只讲“知天”，而不知对“天”有所敬畏。但是，儒家认为，“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而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大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不了解“地乃是生长养育万物的载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则不能体现“天”的活泼泼的气象，不能体现“地”的孕育万物的功能。由于“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正说明“天人合一”思想体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的责任。“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为两截。现在，我们既然看到“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思维模式，不仅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实现“人”和“天”的和谐（协调）发展另一思考的路子，而且是“人”同于“天”的一种人生境界。我们

企业家们能不能考虑利用儒家这一“天人合一”的思

想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发展中国的企

业，以使其在世界上树立起一更有思想文化内涵的企

业精神，和有中国气派的企业家形象而贡献于人类社

会呢？

当前在人与人之间，扩而大之在民族与民族、国

家与国家之间，由于对权力与欲望的极度膨胀，对物

质利益的片面追求，对自然资源的恶性争夺，造成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社会的冷漠、互不理解甚至仇

视；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形成对

立，互不信任，以至于发生种种冲突和战争。我们可

以看到当前的“新帝国主义”在全球行使“霸权”，

各种“原教旨主义”又在全球发动恐怖袭击，这样下

去人类社会终将瓦解。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儒家文化

中找到某些有益于使人类走出这一困境的资源呢？

我认为是有的。在《郭店楚简》中有一句话也许值得

我们深入探讨：“道始于情。”这是说，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是由感情开始建立的。樊迟问仁，孔子曰：“爱

人。”这种爱人的思想由何而来？《中庸》引孔子的话

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

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基础的。但“仁爱”之心

不能停止于此，必须“推己及人”，所以《郭店楚简》

中说：“爱而笃之，爱也；其继之爱人，仁也。”“孝

之放，爱天下之民。”这就是说，孔子的“仁学”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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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亲亲”扩大到“仁民”。所以孟子明确地提出“仁政”思想。“仁政”的思想内涵应说是极为丰富，但我认为孟子说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最为重要。孟子的意思是说：对“人”的道理是，要使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稳固产业，他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稳固产业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思是说，“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他自己的土地。

但是如何把孔子儒家的以仁爱思想为基础的“仁政”实现于社会呢？孔子说：“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说，只有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有一解释，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这话很有道理。因为“仁”是人自身的内在品德（“爱生于性”），“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人们进入社会必须遵守一定的礼仪制度，而对礼仪制度的遵守应该是出于人的“仁爱”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这种把“仁爱”精神按照一定规范实现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社会就会安宁和谐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儒家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应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治国”、“平天下”应行“仁政”，不能行“霸道”。行“仁政”将会使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共处”；行“霸道”只会引起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以至于战争。我们中国的企业是不是可以考虑以“仁政”的某些观念作为自己企业的精神资源，如“使每个人都有恒产，又有恒心”，也许可以创造出超越西方企业理念，使中西企业文化理念相结合的新经验。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郭店楚简》中说：“闻道反已，修身者也。”听到了合乎道义的道理要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儒家经典《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儒家认为如果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那么“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人类的和谐社会就可实现。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既然是建立在人的道德修养（修身）实践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协调。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提高自我的道德学问以为社会的福祉才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并不容易，那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为人类长远利益考虑的胸怀。“讲学”同样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自己天天提高，而且要求负起对社会人文教化的责任。“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是要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能成为一合格的人。“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做到“日日新，又日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路径。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有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也许儒家正是可以为我们造就一种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吧！

我们中国的企业是不是可以考虑以“仁政”的某些观念作为自己企业的精

神资源，如“使每个人都有恒产，又有恒心”，也许可以创造出超越西方企

业理念，使中西企业文化理念相结合的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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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现今中国的影响和作用

儒家思想对现今中国的影响和作用儒家思想自北宋经朱熹的推崇而发展成为中国正统思想之日起到我们生活的今天已经过了几千个年头了，但是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并没有逐渐的淡出公众的视野反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不论是在思想文化上还是伦理道德层面上，儒家思想都给予现代社会深刻的启发。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儒家的一些思想在当今社会被奉为一种准则，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孝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修身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求实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主张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强调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从而达到生态平衡，这种思想对于现在社会的资源保护、合理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借鉴意义。现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中“仁政”“民本”“人与自然和谐”“五义”等观点为基础结合时代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八荣八耻观”“科学发展观”等无不凝结着儒家思想的精华。儒家思想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中，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 2、儒家思想对促进统一、和平有现实意义儒家思想充满了统一、和平理念。孔子在那个时代就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今天，“大一统”思想逐渐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中国现时期的外交政策都可溯及到儒家思想中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儒家文化的这种思想对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分离会实现统一，和谐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一定能够实现。 3、儒家思想对选拔人才的影响儒出身于“士”，在儒家看来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的条件和责任就是：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中国企业家精神

中国企业家精神马云说生意人以钱为本，一切为了赚钱；商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企业家来看是影响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创造价值，影响这个社会。这里我不想讨论生意人、商人、企业家的区别，我只想说企业的业主之所以称为企业家，这里面有一份社会责任，这个责任分为三个层面你要对员工负责、你要对企业负责、你要对社会负责，那一责都不能少，少了那一责你就是罪人，甚至千古罪人！企业不盈利就是不道德就是违法。一个企业不赚钱他对国家来说是一个负担，贷款或融资还不上，国家税款缴不上，国家的一些政策还要照顾它，这难道不是国家的负担？再说企业不赚钱给员工发不起工资，发不起工资对国家来说这个企业就是违法的！对员工来说拿不到工资就没办法好好生活，这也就造成了很多人铤而走险，给社会造成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这些难道不是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吗？我常说企业家三千三万，有些人不理解三千三万是什么？这里我做一下解释：千辛万苦、千风万险、千委万屈。什么叫千辛万苦，首先要说这是大企业家的苦或者说是大集团甚至是国际集团企业家的苦，你想想他们成天要到下面去巡视、开会、学习、接待、处理紧急事项等等，避免不了要坐车、坐火车、坐飞机、坐轮船等等，很多人会说这有什么不就坐车坐飞机吗？你只要坐着就可以了！不行了就睡一会，但是我们可能忘了还有一个词叫舟车劳顿，坐车坐飞机也是很辛苦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坐一天的车回到家都会说‘累死我了！’那要是让你成天这样你是什么感觉？再说企业从无到有，

技术、人员、系统、财务、后勤，那一项都不能缺，那一项都少不了企业家，市场从零到有，服务、市场、回款、销售、调研，我们又能少了哪一个，哪一个你不懂你都不是合格的企业家，这难道不叫千辛万苦吗？有人开玩笑说，我羡慕那些空姐成天免费飞来飞去，企业家也是成天飞来飞去，人家是空姐我是空哥，所不同是人家是免费我掏钱。再说千风万险，企业家压上身家性命，借遍亲戚系朋友，创造一个平台让大家有份工作有份收入，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赚的钱是员工的、是企业的、是社会的，但最终是社会的。温州曾经有个企业叫均瑶乳业，他的总裁王均瑶先生因为癌症离世，你说他没钱嘛？媒体在他的遗体前挂了一幅挽联，年仅33岁，留下33亿，他生前是没有时间去治疗，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在处理企业的事，他是不能安心治疗。在安徽桐城有个六尺巷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在清康熙年间，张英是当朝宰相，在他的老家安徽桐城，他的侄子和当地吴员外都看上了一块风水宝地，两家人就圈地盖房，到建围强时两家谁也不想吃亏互不相让，最后吴员外告到县衙，县老爷一看两家都惹不起谁也不敢得罪，最后张英的侄子给他写了一封家书，想让他出面调停，但是张英看了信之后回了四句话，他侄子看到信之后到吴员外家给他看了信，两家又互相让出三尺，形成了现在的六尺巷，张英那四句话也就成了经典“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存，不见当年秦始皇”，钱再多有什么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难道不是企业家的千风万险吗？地产老板大胆冒险、疯狂追求利润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只能是

国学大师汤一介阅读题及答案

国学大师汤一介阅读题及答案 “当一个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前夜时，它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北大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汤一介如是说。汤一介生于天津，父亲汤用彤是国学大师，早年留学美国时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其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的必读经典。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贺麟、冯友兰等文化大家往来于汤家，汤一介耳濡目染，年轻时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思考。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汤一介着力于构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基本命题阐释儒学，使之有益于当今世界。汤先生的学术兴趣，原在道、佛与魏晋玄学。1983年在哈弗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深感外国学者、世界哲学界更关注中国的儒家思想及其作用，此后他开始关注儒学。思考儒学对今日人类社会的健康、合理发展的贡献。作为国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汤一介在北大成立儒学研究院，整理九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当时，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论”风行一时。对此，汤一介立即给予批评和回应。他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怎样实现文化共处呢?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举办了“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动了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他先后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在非有非无之间》《佛教与中国文化》一系列著作，主编了《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国学举要》等大型丛书。汤一介认为，建立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化的解释学”非常必要，中国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解释经典的资源和方法，如果加以系统的整理，定会得到某些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晚年汤一介全身心投入《儒藏》的编纂工作。1990年，63岁的他就想做这个工程。在他看来，中国已有《佛藏》《道藏》，可一直没有《儒藏》。虽然明清两代就有学者提出要做《儒藏》，但最终都没有实行。汤一介说：“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思想，儒家经典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承过程，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至今。现代科技手段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和保存方式，为大规模整理和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 2021年《儒藏》启动，由汤一介任首席专家，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近400名学者参与，迄今已出版100册。在汤一介等学者的构想中，《儒藏》最终将包含书籍3000余种，约10亿字，规模将超过《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历史上较有价值的儒学著作，计划于2025年完成。汤一介常对身边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一、儒家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与中国企业家精神_汤一介

59 2014.10 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世界讨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基督教新教伦理、特别是喀尔文教派之间关系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八十年代该书曾引起过海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快速发展，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大家热烈地讨论“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关系问题。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导论》中说：“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而且永远要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手段获得新的利润。”韦伯认为，作为企业家的一生必须不断地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这种精神是“超越而又非理性的”，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人必须用一切最理性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6－7页）关于“韦伯氏”问题的讨论，也许现在已经过时。我现在重提它是想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讨论这一问题。照韦伯的看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是以不断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为“手段”。如果我们把“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改变成为：以增进人类社会福祉和企业家个人精神境界的提高为“目的”，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不断赚钱为“手段”，从这个视角考虑经济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也许比较符合儒家的理念。在《周易·系辞下》中说：“何以聚人？曰财。”意思是说，要用财富把老百姓凝聚在一起。这里“财富”是“手段”，把老百姓凝聚在一起是“目的”，这也许是儒家哲学（儒学）的精神所在。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一生追求的是“天下有道”，这个“道”就是“人的福祉”，这才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在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或者说是“后现代”的时候如何实现，我想也许应该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不断获取利润”为“手段”来实现。在这一为了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而以一切最理性的方法赚钱为“手段”的情况下，企业家个人的精神境界必会不断升华。《周易·系辞下》中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人们取得有效用的利益而安身，以达到对道德的推崇。在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中，其自我身心内外必定能和谐，有一个安身立命处，也就是宋朝儒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如果，我们真能做到以增进人类社会福祉为“目标”，把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以法治国”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以德育人”的社会。如果中国的企业能是“以法治企业”，“以德教化员工”，那么儒家以修身为本的人文教化的资源是不是对我们的企业建设有意义呢？儒家思想与中国企业家精神编者按：前不久，我国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在京逝世。2006年，老先生曾有一篇论述儒家思想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发表于当年《乾元国学通讯》第五期。为纪念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突出贡献，本刊特将这篇文章转载如下，相信读者会从中受到诸多教益。文/汤一介

从儒家思想浅谈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最新教育文档

从儒家思想浅谈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正文：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善于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心自觉，善于启发学生甚至教者的性情与智慧。在当代的教育中，如何发扬那种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开拓创新，穷通变易，使我们“更诗意地栖居”，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我们只有更好的理解古代教育思想，了解其起源、特征，才能更好地让其为今所用。我国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各具特色的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汉以后，儒家的独尊地位使得儒家的教育思想得到贯彻，成为正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正统和核心。各学派教育思想的滥觞儒家的“仁、义”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特别向往西周时代的政治秩序、典范人物和礼制和文化，并在继承西周时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仁义的伦理思想也用在了教育中，他的言传身教被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收录在《论语》一书中。其中不乏“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第46页]等重要教育思想。

（二）道家的“天道” 道家创于春秋末的老子。主张“绝学”和“愚民”。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它永远不变地存在着，不停地在天地万物中间运行着。这体现在教育目的上，就是要求人们把“道”当作认识、追求、实现的总目标，一切教育思想和活动都围绕着“道”而展开。（三）法家的“法制教育” 法家是一个以论述社会政治观点为主的学派，在学术渊源上与儒家有关。与道家一样，法家也并非完全不要教育，只是一味提倡法治教育而已。韩非明确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钱伟;阎志英从"法制教育"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期刊论文]-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09) 21—23．]法治教育固然必要，但教育绝不仅限于法教，教师绝不仅限于官吏。（四）墨家的“以求天下之利”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家私学是一个组织严格、纪律性极强的宗派集团。墨家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家弟子的思想与行为。严格的自我磨炼，又使墨家弟子不仅具有为墨家教义忘我牺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有相当团结的集体凝聚力。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征

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关系

核心提示：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五经》、《四书》正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五经》、《四书》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

企业家精神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现代企业管理》课程结业论文企业家精神的现状及原因分析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所在学院：经济管理专业：中国·大庆 2010 年 6月

摘要: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企业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而企业家精神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认真审视当前我国企业家精神的现状，重新塑造中国企业家精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关键词: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成因 1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对企业家概念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市场机会,并组织生产要素实现市场需要的人。熊彼特则强调企业家是不断在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的人。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敢于担当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的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从市场经济行为主体角度而言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在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在产品、市场、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有目的的创新活动、价值取向和基本信念、精神状态与道德行为原则的总称，是企业精神的人格化、具体化。企业家的精神是推动企业家及企业活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合作和道德是企业家精神的三大支柱。 (1)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也是企业家的标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企业家自身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在21世纪，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创新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承担者，他们的创新精神是国家发达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企业持久不衰的动力企业家不仅是创新活动的主体，而且是企业技术核心能力形成过程中关键的人力资本保障。由于企业家精神的存在，企业才具有创新的活力，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才得以激发，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创新的氛围。 (2)合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精华。竞争与合作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都是利益关系的调节方式。竞争是动力，合作是方向。合作就是把各家的优点和长处综合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合作精神是面向未来的企业家精神。百事与麦当劳的合作、宝洁公司与联合利华项目合并都是典型的例子。 (3)道德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良好的道德是企业家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它能产生威信，使企业家赢得员工的信任，它能产生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责任感，并进一步转化为对企业的忠诚，产生强大的内聚力。日本松下集团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产品质量，总裁松下幸之助先生对待下属一律同仁同时也被传为佳话。企业家良好的道德角色还有利于树立良好公众形象，保持与消费者长久不衰的亲和力，赢得更多的合作者及他们的信赖和支持，同时也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商机和效益。

儒学是如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是如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过程：（1）先秦儒学：社会大变革，为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由于战争不断，在战争中衰败的诸侯大臣们，他们畜养的家庭文人乐师流落四方，促使了学术下移，形成了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的转变。因而形成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互相争辨成为可能。儒学就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2）两汉儒学：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由于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所以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家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前124年，汉武帝下诏，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后理学取得官方地位。影响：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 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国度，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功用”上来思考、来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来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像出土文物一样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在这些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化石、西汉古尸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一种文字形态的古化石。（其实，在这些中国人心中，儒学还不如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古尸有价值，西汉古尸还可以向外国人夸耀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进技术，墓中的漆器多么精美，丝织品多么精致，而儒学不过是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产物，等等。）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认为儒学在当今中国不仅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面，我就具体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学究竟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大用”。具体分析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用”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实有非常大的“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主流的思想与正统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用”，这一“大用”的就是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并非创立于孔子，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二帝是尧、舜，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所以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严格说来，儒学已经有六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基本经典《易经》最早由伏羲画卦，现在经专家考证可以追溯到约6500年前。我们知道，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现的是中国“古圣人之道”，这一“古圣人之道”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所以说儒学也就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的“国学”。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的载体；我们可以说，离开儒学，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就无从展现，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大用”，儒学的这一“大用”就是儒学体现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一、儒家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中国梦与企业家精神

中国梦与企业家精神准考证号：姓名：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和当今中国梦的意义，紧接着描述了企业家精神的特点和外延。最后论述了企业家精神应当融入当代中国梦之中，成为中国梦的实现一份推力。同时，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融入中国梦的要点。关键词：中国梦企业家精神创新社会责任一．何为中国梦？泱泱华夏，5000年的历史，沉淀至今给了我们13亿人民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5000年的风霜雨雪，历朝历代，无数眼光高远、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都有着一个梦，一个强国的梦，一个中国梦。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梦”进行了新的阐述：“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我们说的每个人都有梦想，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梦，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因为这个梦想，它是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国家不富强，就会被人欺侮；民族不复兴，就无颜担当龙的传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简单地重寻昔日的荣光，而是要让曾经饱受列强欺侮、目前尚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国才能富民，强国也是为了富民。没有人民富裕，发展就不算成功；没有人民幸福，复兴就不算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进一步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富裕、更有尊严的生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一句话，“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二．企业家精神的特点与外延企业家，来源于法语“entrepreneur”，原意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发展到现代已经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定义。但是公认的企业家所具备的特点有：1、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管理者；2、富有冒险精神，敢于创新；3、具有社会责任感。长期以来，企业家的概念通常是从商业、管理及个人特征等方面进行定义。进入20世纪后，企业家概念的抽象――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就已拓展到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的领域。从“企业家精神”这个术语的内涵上分析，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品质，“精神首先是一种思想形式，是一种驱动智慧运思的意识形态，”但“精神不完全是仅仅表明个人意识状况或过程的心理的、主观的概念，精神相对于意识，它似乎应该是对意识的一种价值抽象。”企业家精神也是表明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的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企业家群体独有的显著的精神特征就和其他群体特征区别开来，人们日常也把它看作是成功的企业家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并以此标尺可以识别、挑选和任用企业家。

2018届高考语文总复习验收达标练(四十一)传记“为什么这样写”类题目课件

（四十一）传记“为什么这样写”类题目验收达标练一、题型对点练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2题。汤一介：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2014年9月9日晚上8点56分，87岁的汤一介先生与世长辞。尽管没能见到自己主持的《儒藏》①全部出齐，也没能见到新版的《汤用彤全集》面世，但没有人会对汤一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有任何疑问。仅在2014年他就出席了三套大书发布会——10卷本《汤一介集》发布会、《中华佛教史》发布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发布《儒藏》“精华编”第一批100册出版首发式。此外，由他主编的《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什刹海书院2013年年刊》也于7月份出版，他还亲自撰写了序言。汤氏家族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汤一介的祖父汤霖为汤氏家族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汤一介1927年在天津出生后，父亲汤用彤似乎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的含义而为儿子取名“一介”，希望孩子能够一生读书做学问，以传承汤氏家族的家风。这一点，汤一介以其一生的经历告诉世人，他做到了。少年时代的汤一介饱尝了战乱流离之苦。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成年后开始独立思考人生、社会等问题。考大学时，汤一介选择了北大哲学系。 “文革”开始以后，汤一介成了“黑帮分子”，多次遭到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批斗会的开场白照例是“现在开始批判‘黑帮分子’汤一介”，接着就是要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71年夏，去干校劳动的汤一介回到北京，担任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工作。1973年，汤一介被选入梁效②写作班子。后来，汤一介称这段岁月是“身不由己，无心为恶”。“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被隔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摘要：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推动作用；而其中存有的封建内容则会严重制约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只有加强对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正确引导，做好保留精华，剔除糟粕的工作，才能使儒家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关键词：儒家思想、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未曾止息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它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深层次精神支柱。同时，它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系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更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载入史册，其思想甚至为一些西方国家所借鉴，而多不胜数的孔子学院也纷纷在不同国家建立起来，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依然很深远。一．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其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教育在儒学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孔子以后的历代儒家,他们也大多数既是思想家、政治家,而同时又都是杰出的教育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尊孔读经的入学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的许多积极因素,多来源于儒家人物直接的教育实践。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