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产业集群案例

1日本创新型集群与活化产业集群法体系

目前，日本各地已经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日本的《中小企业白皮书》把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分为以下三种形态:（1）产地性集群：属于特定区域内的同一行业集中地，储备该区域内的原料、劳动力、技术等经济资源，具有很强烈的地方工业色彩的集群；（2）企业城下町型集群：以特定大企业的批量生产工厂为中心，在其周边地区提供多数零部件的下请（外包）企业群的集群；（3）都市型集群：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制造零部件、五金制品的制造业的集群。从图

1.1可以看到，拥有很强装备产业色彩的素材产业，如钢铁业和化工业，都被划分为“企业城下町型集群”，运输机械、电器行业也可以归为此类。一般机器、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等的中间性的产业，由于广泛地分布于整个工业地带，企业间也形成了水平分工，因而可以归类于“都市型集群”。至于精密机器、纤维等产业则可归类于“产地型集群”。图中的第4种集群类型—“单独立地型集群”，是日本产业集群中的新现象，即“地理上分布广泛，集群内部垂直整合程度高”。近年来，不少大企业都倾向于采用大型工厂“单独立地”的手法，其中尤其以电器、精密机械、一般机械等领域为多。

图1.1 日本产业集群结构

资料来源：辻田昌弘著:《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构造的变动及其原因》，2005年3月 日本的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发挥集群效应，得益于日本国内较为完善的活化产业集群法体系的完成。国家层面制定最基本的激活政策方针，再由都道府县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协会共同制定配合政策方案，最终形成了一套活化产业集群法体系。这套法律体系的服务对象群体集中于基础性技术产业集群和特定的中小企业集群。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分别针对地方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如

地理分布

集中 分散 垂直 水平

统合度

针对地方政府的主要扶助措施有：（1）对地方政府的研发支援设备、租赁工厂等的整备以及研究机器等的设置进行补助；（2）对集群以及高规格干线道路、港湾、机场等连接干线道路进行重点整备；（3）由地区振兴整备公团对开发型企业的促进设施等进行整备；（4）对地方政府开展的激活地域指导、调查企业等进行补助。而在对企业的扶助上主要表现为（1）对中小企业开展的技术开发、新产品开发、销路拓宽等项目进行补助（2）课税特例；（3）低息融资；（4）由产业基础整备基金提供债务担保；（5）中小企业投资培养公司法的特例、中小企业信用保险法的特例与中小企业团体组织相关的法律特例等。

200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产业集群计划。该计划明确指出，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境/能源将是肩负21世纪日本经济兴衰荣辱使命的重点领域，并结合国情在全国范围内规划了19个产业集群。这些企业群将在日本全国各地形成独自的“产官学”合作网络。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日本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仅2005年一年的项目支援经费就高达568亿日元。这些资金主要运用于“产官学”合作网络的形成、新技术的研发、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培养扶植市场、企业融资机制的改善、人力资源的培养等方面。从实效来看，参与产业集群计划的中小企业收益明显，销售、利润和雇员人数等各项指标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

1.3.2美国“硅谷神话”与政府研发支持体系

作为当代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产业集群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极为发达。在美国加州，随着美国新经济的诞生和迅猛发展，迅速形成了4大集群产业经济区。即以航空制造、娱乐和电子通讯业为主的南加州经济区；以软件、多媒体和互联网服务业为主的旧金山海湾经济区；以高产农业为主的中央流域经济区；以高科技制造、计算机服务业为主的萨克拉门托经济区。这四大块经济区各有特色，自成体系，具有极强的产业竞争力，如南加州的航空制造业、海湾经济区圣塔克拉拉的硅谷软件业等。

硅谷和128公路代表了高科技信息产业集群。加州硅谷IT产业集群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80年代成型，被誉为“经典产业集群”。硅谷所在的圣塔克拉拉县，拥有1700家软件公司和4.3万名职员；20世纪90年代，加州软件业创造的工作岗位年增长14%，平均每年新通过就业岗位7.2万个。此外，加州吸收风险投资一般占全美总额的1/3以上，其中1/4投向软件和通讯类企业。美国硅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高科技创新中心，引领着世界科技革命和技术创新潮流。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历程中，美国硅谷形成了以微电子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其高技术产业集群以小企业为主。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各企业虽同在一个行业，但类型多样、发展重点不同，企业在相互竞争和学习中寻求发展。据统计，在目前全球100家最大电子和软件公司中，有20%是在硅谷创业成功的；美

国100 家大科技公司有1/3总部设在硅谷。从研究与发展（R&D）的投资来看，尽管美国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但研究经费却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开支，按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60%，工业部门用于基础研究的投资增加了70%。1989年美国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达1292亿美元，比英、德、法、日、加的总额还要多。总之，美国政府大力的研发投入以及完善的研发服务体系成就了美国高科技产业集群的辉煌。

1.3.3韩国大德科技园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集群开始在纺织与成衣产业、造船与汽车等运输设备产业、消费类电子产业以及钢铁产业等形成。但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韩国的产业集群竞争实力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下层，既大多数集中在最终消费性产品和相关服务商，在专业元件产业上成就有限，机械工业与相关高级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明显不足，产业集群缺乏纵深感。但韩国大德科技园的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大德科技园是韩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产、学、研综合园区，被称为韩国科技摇篮和二十一世纪韩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为发展高科技事业，增强国际竞争力，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仿效美国、日本等国家，建立起一批集科研、教育、生产一体化的高科技园区。韩国大德科技园规划始建于20 世纪70 年代初期，现已成为与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相媲美的科学城。大德科技园从一开始就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当首批院所迁入后，特别强调为科研人员提供优厚待遇和配套服务。此外，在引进人才方面，他们也注重从旅外本民族科技人员中吸引人才的引进战略，这些成功的措施可为我国科技园的发展提供借鉴。除此之外，大德科技园紧密配合韩国骨干产业的发展，从重化工的技术开发，逐渐转向电子通信等高技术工业，带有较明显的阶段性，而且在园区规模和产学研联系方面，也是先由小区起步，然后根据需要向周围地区扩展，逐渐发展成为目前规模的科学城。而且大德科技园为使产品更快的进入海外市场，还努力加强与国外的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联系和协作，开设科技市场，进行科技成果的展示和营销。在研究新兴市场国家—韩国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思路的启发下，我国最好借鉴的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即建立科技园区应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内而外的规模化发展，继而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基地。

纽约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曼哈顿模式

曼哈顿是纽约市的中心区，总面积57.91平方公里，占纽约市总面积的7%，人口150万人。目前曼哈顿的经济增长量占纽约市总经济增长量的82%，曼哈顿地产估价约占纽约市地产估价总额的53%。曼哈顿中央商务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80—90年代达到鼎盛。主要分布在曼哈顿岛上的老城(Downtown)、中城(Midtown)。老城的华尔街CBD金融区，集中了大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及上百家大公司总部和几十万就业人口，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中城是豪华居住区，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著名建筑都坐落于此，许多非赢利的办公机构(如研究部门、专业团体、政府机构等)都集中在中城。相关的专职事务所(如房地产、广告业等)，以及商业服务业也迅速聚集发展起来。

1.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集群发展模式

纽约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提高了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也刺激了面向全球的市场需求，从而诱导了曼哈顿金融商务服务业集群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开始，纽约金融、保险、房地产业所占GDP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由1990年的26%上升到2000年的37%，上升了11个百分点。银行业和证券服务的发展最为显著，1991年纽约银行业的就业岗位超过65000个，证券、商业经纪和交易业的就业岗位增加到129000个。从服务业内部的产值结构来看，1990—2000年间商务服务所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大幅上升，从1990年的18%上升到2000年的23%，上升了5个百分点。1991—1999年，纽约商务服务业增加了258100个工作岗位，占纽约服务业就业增长的42.7%。商务服务业包括四个分支行业：专业服务、辅助服务、计算机服务、其他商务服务。其就业结构分别为，专业服务占44%、辅助服务占32%、其他商务服务占23%。在专业服务内部，人才服务就业所占比例26%、其他商务服务23%、法律服务19%、会计服务9%、管理与公共关系服务11%，这5个部门的就业占到商务服务总就业的85%以上。曼哈顿CBD的金融商务服务业集群就在纽约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据纽约市1993年统计，各行业在曼哈顿集中的情况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简写为FIBE)占89%以上，商业、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的一部分)将近86%，制造业59%，服装业高达69%。从空间的布局看分为两大部分：以华尔街为中心的金融贸易集群，是大银行、金融、保险、贸易公司的云集之地；而以第五大道为中心的商业区，云集了世界一流的名店、娱乐厅、酒吧等商业服务业。

2.金融商务服务业集群发展源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要素支撑

金融服务业在曼哈顿聚集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曼哈顿的中心地位由来已久，经济集聚是曼哈顿不断向前的动力，曼哈顿一直享有投资家优先考虑的地位，巨额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不仅投放于街道、码头等基础设施，而且投放于高级住宅区和办公大楼，这使得曼哈顿一直保持先进和现代的设施，为现代服务业集群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曼哈顿存在大量提供金融服务和消费金融服务的人群。曼哈顿的居民无论在教育程度还是在收入水平方面，都远远高于同属纽约市的其他城区。在曼哈顿的居民中，大多为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成为金融服务供求的主要客体。此外，曼哈顿的收入水平也保证了金融服务的消费。1980年，曼哈顿的人均收入为10863美元，是同城的布朗克斯(4502美元)和布鲁克林(5779美元)的2倍左右。1993—2000年曼哈顿地区就业人数增加了12.9%，2000年曼哈顿地区就业人数占纽约就业总人数的66.06%，同期，曼哈顿地区人口占纽约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9.2%。曼哈顿的就业人口又向一些部门集中，以2001年为例，金融保险业就业占了17.27%，信息服务业占了8.35%，零售业占了6.76%，房地产租赁业占3.95%，教育服务业占4%，专业技术服务业占14.37%等等(如图)。就业人口向金融服务业及相关产业集中，反过来又推动着金融服务业不断发展，从而吸引了更多的金融服务消费企业在曼哈顿集聚。

3.政府的积极规划和适时调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构建外在形态，形成有效载体，城市政府的作用就在于规划和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企业主体营造良好的环境。在曼哈顿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纽约市政府進行了积极规划和有力调控。比如，为了解决曼哈顿CBD因产业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纽约市政府对格林威治街和第五大街采取了一些调控手段，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其平衡健康发展，加强纽约商务贸易中心功能，增强吸引力。随着城市的发展，在西部建了许多办公楼、住宅楼、展览中心等，而且修建了穿过市中心区的地铁。随后，政府又颁布了曼哈顿南部规划，在岛南端建成了宽阔的环型高速公路、世界贸易中心、1.5万套公寓及办公楼。这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改造后的曼哈顿CBD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为金融商务服务业集群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伦敦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发展

金融业的发展对大伦敦地区和英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支撑伦敦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大都市区分为伦敦城、内伦敦和外伦敦地区，伦敦商务区主要集中在伦敦城外和内伦敦西区的西敏寺两个相对独立的中心节点区。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在模式上与纽约存在很大的差异，形成了城市中心、内城区、郊外新兴商务区的多点发展模式，而且伦敦金融区发展不仅突出了现代中心城市对管理决策、金融控制和要素集聚的要求，更强调产业集群功能的可持续发展，即强调综合功能和生态功能。

1．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伦敦是金融服务业非常发达的城市。一些金融服务供求的原则被提出，而且金融业和国际商务活动的活跃最终使伦敦率先成为欧洲的国际金融中心，1870-1914年，伦敦金融中心达到鼎盛，这使伦敦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英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布的调整给伦敦金融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在英国共有金融服务企业12228家（1997年），其中大伦敦金融区就有5430家，占总数的44. 4%。1989年伦敦市总产值中，生产服务业产值比重为40. 8%，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品生产与运输部门（包括部分物流业）的产值比重只有23%，

2．伦敦城市规划引导金融服务业集群的多点式发展。在伦敦城市规划中，突出了金融中心的特点，致力于建设能够集中商贸活动的特别分区。进入20世纪后，制造业的就业与居住人口逐渐外流，伦敦的国际商务机构大量增加，向原有的住宅区方向逐渐扩展，并在西敏寺城区形成了与伦敦城金融中心相对应的以公司总部和专业服务业为主体的商务活动集中区。为了在保护中心区历史风貌的同时进一步适应商务办公区的膨胀需求，20世纪70-80年代，伦敦形成了以泰晤士河码头区为代表的新城市化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伦敦第二个中央商务区。这是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不同于纽约的显著区别，出现城市中心、内城区、郊外新兴商务区的现代服务业集群多点发展的新模式。

3．金融创新成为推动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不竭动力。伦敦金融服务业集群的规模是非常大的，500多家银行中（至1991年），外国银行有470家，拥有

的资本总额达1 000多亿英镑；800多家保险公司，其中170多家是外国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每年外汇成交总额约3万亿英镑，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外汇市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伦敦主要是靠金融创新和保险技术创新，以及与金融相关产业的全球标准来维持金融中心的前卫性。在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的发展下，金融服务业的功能被日益扩展，金融业作为工业的金融服务者和信贷提供者的传统角色，已经被扩展到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上的现货贸易或期货贸易所替代了。为此，金融创新的发展非常迅猛，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技术不断出现。在金融服务工具和技术不断创新的情况下，金融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断加强。

班加罗尔软件业产业集群

班加罗尔软件业的产业规模与质量不仅在印度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流的。资料统计显示,印度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已远销世界７个国家,其中２８个国家完全依靠印度的计算机软件和服务支撑。

班加罗尔软件业取得辉煌的成就归功于政策、技术和环境因素的直接推动，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的主导、国家的扶植、政策的倾斜、国际市场的跟进与自身发展战略的结合。

印度政府免除全部进口关税;允许外商独资经营;１０年内免征所得税,等等。此外,科技园的硬件也堪称一流。庞大的地面卫星站,可以随时同世界任何角落进行畅通无阻的交流;完善的基础设施,提供诸如复印、文传、培训及保安等服务,使入园公司放心投资。尤其令投资者注目的是,这里集中了印度科学研究所、班加罗尔大学、农业科学大学、拉曼研究所国家宇航研究实验室、国家动力研究所等印度一流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是发展高科技的强大后盾。优惠的政策、完善的服务和诱人的发展前景,使印度国内外许多公司纷至沓来。据统计,仅在１９９７年,外国在班加罗尔科技园计算机方面的投资就达到１５亿法郎。“海归派”对印度IT业的发展也功不可没，他们为印度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和尖端的技术。

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解析

班加罗尔位于印度南部，人口约330万，是印度第五大城市。1991年，印度政府在这建立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个软件科技园。在短短的15年中，班加罗尔软件集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腾飞，成为了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有利引擎。1992年，班加罗尔的软件出口仅为150 万美元，而到了2004 年则猛增至42 亿美元，13 年内增长了200 多倍。班加罗尔软件园是产业集群的成功典范，业内人士称之为“亚洲的硅谷”，理论界的学者们已将其作为研究集群经济的重点和焦点。1.形成因素

(1)物质基础丰富、城市设施齐全。班加罗尔早在英国统治的殖民地时代，就已经是一座设施完善的城市了。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其已经是印度的国防工业城市。班加罗尔航空、铁路、公路交通十分便捷，卫星通讯设备齐全，对外联系非常方便。由数据显示，班加罗尔有650 所高中，有75 所医院，6 个五星级宾馆等，教育及医疗设施非常齐全，并且其境内有2500家大大小小的电子企业，大约有近万名工程师集中在班加罗尔工作。优越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使其称为印度的投资乐土。

(2)颇具实力的科研力量。软件行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有强有力的知识基础和科研环境。而班加罗尔所处的地域正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地。其境内有7 所大学、28 个研究所、292 所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创办于1898年的印度理学院现是一所致招收博士、硕士的研究生院。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大量的人才汇聚是班加罗尔具备发展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出口为导向的高科技城市的条件。

2.演进路径

班加罗尔的崛起仿佛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但研究其发生发展的过程，笔者发现社会资本和政府扶持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社会资本的联结和催化作用。社会资本是指集群中的企业同其他企业、政府部门、大学、科研机构等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具体表现为集群内部的规范、信任与合作、知识的流动机制，以及自增强的社会网络。在班加罗尔的产业集群中，社会资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班加罗尔软件企业之间互相合作、共同开发软件，诚信守约是起码的游戏规则。同时软件工程师们有种普遍的认识：信任是培育集群内部组织之间关系的粘合剂。同时软件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知识的流动效率高低与否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印度崇尚共享知识的集体主义文化，软件工程师们乐于向他人传递知识。正是这种以“信任、合作、知识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资本加速了班加罗尔产业集群的发展。

(2)政府对产业集群的扶持。印度软件业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从甘地、拉奥、到瓦杰帕伊，印度三任总理都奉行

积极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方针。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财力上的支持、创造开放的科研环境、注重人才的培养、创造平稳的法律环境等。

3.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

班加罗尔软件园采用的创新发展模式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其创新模式主要包括网络创新、环境创新和技术学习机制的创新。

(1)网络创新。在网络创新中的纵向结构模式中，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起初将自己定位于软件价值联的中间环节，随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开始向全系列软件外包继承方案和定制开发大型企业级应用软件过度;在横向结构模式中，班加罗尔软件园非常注重企业主体同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有机联系，非常注重企业同产业集群支持机构之间的有机联系。

(2)环境创新。环境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班加罗尔软件园开发建设的投入较多。例如政府兴建了高速传输数据的微波通讯网络，并以优惠的价格为企业提供厂房、办公楼、水、电等基础设施。同时印度政府先后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与软件发展委员会和信息产业部，在税收、财政、贷款方面提供了特殊的优惠。

(3)技术学习机制创新。技术学习机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联盟学习”和“导师制”学习上。“联盟学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构成产业价值链上不同生产环节的成员企业之间所进行的技术和组织的学习过程;二是不同生产环节中的同行企业以技术联盟或合作研发等形式以及企业同大学和科研机构、支持机构之间进行技术合作或培训的学习过程。“导师制”学习方式是隐性知识传承的途径，其有效运行加速了专门技能和隐性知识在班加罗尔软件集群内的扩散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