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_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_王斌

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

王斌

内容提要从空间视角梳耙人类的传播史，我们可以看到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对人类时空感知及空间观念的更迭，同时也可以看到人类如何在拓展了的、再造了的空间中展开包括传播活动在内的社会生活，传播与空间二者经由人类交往实践呈现出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把传播活动与其所嵌入的及其所生产的特定空间情境结合起来，可以超越用技术逻辑来分析传播媒介。关注传播媒介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与机制，是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的转变。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时间和空间就成为考验一切和积淀一切的最根本的两个物质向度。随着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浸染，时间和空间被嵌入丰富的人类生活而不再是没有表情的测量仪，信息传播媒介诞生以后更是赋予时间和空间以多样化的意义和象征。对于媒介时间的探讨已在国内展开，本文拟对媒介与空间的演化关系进行梳理。

在人类传播的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地域空间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信息系统，距离是封闭、隔离社会的手段。早期的媒介———石头、泥版、纸草、羊皮卷和纸，都有其质量和体积，当它们不能或不容易被挪移、携带时，人们不得不去特定的时空体验它们。［1］媒介形式变迁的逻辑之一正是向着逐步克服这种物理地点导致的信息传播障碍而进行的。最早的传播行为依附于人的商旅行程，而电报的发明首先使得信息运动与人的运动发生了分离，移动个人信息终端的使用又把二者再度紧密结合。随着各种新的传播技术的出现，不同地点之间的信息差异得到缓解，沟通的深入改进了这种差异带来的心理感受。媒介在塑造着地域形象和地域文化，空间也日益成为影响传媒存在的核心力量之一。媒介与空间的关系演变说明，不管是早期的实物传播介质还是现代的数字化传播媒体，都是地域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前大众媒介时代的传播与地理

大众媒介到来之前。社会沟通机制依赖于地理空间中的基础设施，其对信息、人员、物品的交换功能举足轻重。以古代中国社会为例，构成制约传播行为的地理要素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及其发展。潘家庆认为村镇和城市的兴起是一种传播机制：［2］

文字对古代人来说，是用来弥补个人记忆之不足，并非如今日以传递资讯为目的。但到了西元前八千年，第一批村落开始在伊朗、阿拉伯、叙利亚、亚美尼亚及北非等地出现，显然为人类带来了文化方面的重大意义。

村镇兴起前，族群聚落不过一二十人，最多百余人，但一个典型的村镇少则数百人，多则近千人。这种聚落，造成传播沟通的需求。数百人的村镇，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政府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设立学校，教育下一代；过去一般人自管私人财物，到了村镇兴起，需要有人能记录物品谁属相当重要；为了防止近亲通婚，族谱记载变得重要；甚至法律规定也愈形重要；当农产品大量生产后，人们需要有关年月节令的资讯，以便播种与收获……这些事情，皆说明传播与沟通行为的迫切。而这种传播与机制，又引发了更多社；这些机制，。

城市中的政府部门是社会信息的生产中心，不仅产生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的通告、法令、公示，而且为了做出决策又常常扮演收集社会各阶层情况的角色。同时，市民生活的成熟催生了集市，除去互通物资有无的经济功能，集市也汇聚了生产生活的各种信息，并且因为古代社会缺乏物质信息媒介，信息传达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集市的人际接触优势在传播到达的人群规模和传播效果上有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基于生产交换的信息沟通拥有强大的内驱力，即使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长城，也不能阻断匈奴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传播，战事息宁时也在关塞周边发展起了繁荣的“关市贸易”，［3］比如通过市集，匈奴就从汉人那里学到了计算和登记的方法，以稽查他们的人口和牲畜，而汉人则得到了良马和养马方法。

第二是交通网络。在电子媒介诞生之前，信息的传达有赖于人的行动，水陆交通要道上常年往来着商旅、军队、信史、官差等等在外出交往方面表现活跃的人群。各种信息经由他们携带并得以传播。以我国古代的重要运输渠道运河为例，自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开始，沟通海、河、江、淮、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逐步形成，纵横交错的水运网给沿岸城镇带来了货船、官吏、商贩、物资和文化交流，有学者通过对运河城市发展史的研究发现，运河在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和促进信息传播。［4］陆路上的资讯流通则以馆舍为结点、驿路为网线构成了传播网络。秦汉时已有亭、邮、驿、传等馆驿存在，汉代每30里设一驿，驿卒头戴红巾、身着红袖衫、背红白相间的信袋，［5］用醒目的标志提示路人闪避，驿路为长距离的信息传送提供了保障。城市和交通网络作为传播行为发生的一种基础设施，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西汉时期，城市规模惊人，数量庞大；全国性的水陆交通体系初步建成，地理上的传播网络的完备对于维系西汉的大一统封建统治和社会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6］

第三是在城市和交通逐步发达基础上的区域人口流动。人的个体是视觉、听觉、动感兼备的传播工具，人群的流动、迁徙带来了生活方式和条件下，人群的流动促进了文化经济和技术在不同地域间的散布，客观上起到了平衡地区差距的作用，在古代中国多民族的社会背景下，通婚、招徕等政府倡导的行为还起到了民族融合的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后，虽然有各种印刷和视听媒介，缩减了距离意义上的传播障碍，但是地理因素仍然有独特的传播功效。展览设计、城市建筑、生态景观等等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地理单元所包含的符号意义和空间内涵不仅丰富了传播媒介的样式而且本身成为了一类重要的传播内容。由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演进，自然因素被赋予了更多人文意蕴，多样化的地理单元与相伴生的传播者、传播内容、接受者构筑了一种布满意义和象征的传播环境。譬如构成都市空间的主体地理单元———建筑和建筑群，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就融入了设计师和普通市民的传受互动行为。它们虽然是物理载体，但是由于所在地段的位置特点、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当下的时尚氛围等各有差异，其最终形式已经不止是建筑师自身的设想和构思，而是与城市形象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设施；建筑落成之后，橱窗、电子屏幕、广告牌、招贴、霓虹灯、涂料等等各种装饰品又载入了可以更换和流动的信息，赋予了建筑丰富的传播手段。因此有研究者称建筑是一种“类大众传播媒介”，［7］其设计、展示和使用都是沟通社会公众的传播活动。

二、联结与划分：印刷媒介对空间的结构化改造

言语在一个时点上只能产生一种声音，它促使人们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组织有关他们体验的叙述。而书面媒介是按照空间来安排的，它产生的是一种“联结空间的效应”。［8］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都是在非常有限的区域进行，随着雕印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图书和印刷材料的制作方法得以改进，信息能够流向更广泛的人群和地方。

早期书籍的形式主要是手抄本，相当长的时期内书本的流通控制在官府系统和宗教场所。中国在隋唐时期已有少量雕版印刷品，但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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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节点，他们是当时信息复制工作最主要的承担者。到了晚唐时期（公元9世纪后期），雕印书籍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在抄本时代，所抄文献的内容有限，尽管在隋唐民间和官府的抄书都很盛行，但内容主要是宗教经典。雕印得以广泛使用后，信息传播的内容大大拓宽，如一般的诗文集、学术著作以及蒙学读物、字典、韵书、通俗读物等。

印刷媒介较之手抄时代有两个变化，加快了信息在社会人群中的扩散。一是提高了传播速度和效率，扩大了信息流通的人群范围和数量。自唐至明约七百年间，学者们普遍估计，印刷术使文献制作成本平均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左右。［9］印刷术降低了信息复制成本，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除了刻印典籍和政府文告的官方印刷，刻印文集、族谱的私人印刷，刻印佛经的寺院印刷，更出现了面向市民生活需求的民间书坊业。书坊的生产能力较强，印制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尽管封建统治者认为，时令正朔、月大月小、日食月食等均属“天意”，民间不得乱自推算和私自印卖历书，但民间使用这类日常信息品的庞大需求促生了印刷业涉足。唐文宗大和九年冯宿出使剑南两川，见当时的四川及淮南地区均有版印的日历销售于市“剑南两川坟准闸坦旨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10］雕印还传播了大量农业技术、医药书、地图、家用百科等知识。到宋代，印刷术已经精熟，书坊直接参与了更为大众化的信息传播：话本的生产。职业说书人在勾栏瓦肆中的口头创作经由书坊的整理印行，变为小说话本，在更广泛的市镇人群中流通。印刷业的进步和发展使许多小说话本从原先“说话”艺人的私人“秘籍”逐渐变为公共财富。［11］明朝中叶，市民阶层文化普及率提高，文化消遣的需求增长，印刷术又及时地推广了通俗小说的传播。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卷廿一〈小说戏文〉记载：“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12］

二是印刷媒介核定了信息内容标准，构筑了和理解能力不同，同一个内容有诸多版本，特别是对科举士人来说，要花费精力校勘文字和研习版本差异，文字不一不利于对经典的学习和考试录取。而印刷术的应用使得传播内容的外在形式统一，版面、篇幅、和字体一致，印刷媒介产生了标准化的学习内容，有助于教育的发展。后唐宰相冯道与李愚曾联名向后唐明宗上书，“长兴三年（932）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13］冯、李二人提议“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14］在书坊发达的宋朝，国子监承担了科举教材的印制。国子监版本作为范本对于版式、字体的规范化起了促进作用，吸引了众多学子投身科举考试。宋代与唐代相比，科举及第名额增多，及第后的地位待遇也提高了。每次取士达数百入，进京考试的人数则多至数十倍，这些学子是监本书的购买者。［15］参加科考已是一种社会大众行为，书坊的大量标准化生产，给成千上万的科考举子提供了便宜而实用的科考用书。

印刷品的流行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渗透如此之广，不但扩散了信息，而且通过人们对信息的阅读和使用形成了一种共享经验，在彼此远离、素昧平生的市井百姓之间建立了某种共同话题，这是对比较封闭的社会空间的重要改造。更重要的是印刷品借由书坊、书肆等印卖场所，水路运输渠道，以及科举士人、藏书家等流通者搭建起一个传播网络，这一网络由于每个节点是分散的，节点之间的信息交换也难以追踪，从而使官府对社会空间的联结表示出焦虑。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上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从之。”［16］明代对于撰写、刊行、销售“妖书”的处罚更加严厉。《大明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所谓的“妖书”传播，往往与社会群体的共同阅读体验和集体行动相关。明代的民间会党活动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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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宣传品来传播信息、发展会众。研讨学问的书院也成为危险的团体，明政府认为“书院很容易从一个学术活动中心演变成为一个政治演说场所，书院主持者也很容易从一个学说阐释者演变成为与地方政府相抗衡的政治力量”。［17］明代还出现了一些雕印的匿名揭，也即不具名的散发传单，针对一些社会舆论事件而作，由于能抓住民众心理，需求量较大，广泛印行。［18］

欧洲在古登堡革命（the Gutenberg Revolu-tion）之前，中世纪的信息生产主要控制在修道院内，僧侣们从事宗教经典的手抄传播。12世纪时大学的建立推动了一个新的阅读阶层的产生，人们心智生活的中心开始移出修道院。学者、教师、学生和各种工匠一道构成了一个日渐活跃的书籍流通体系。传播中心流动到附属于大学的，由抄写者、各种职业性工匠和文具商（stationarii）组成的工场或作坊，［19］以迅速地制作大学所需要的廉价书籍。从15世纪开始，欧洲人逐步掌握了印刷术。到了15、16世纪时，印刷所大多设在商业中心城市而不是集中在当时的大学所在地。［20］作为一项商业事业的印刷，为了进行更有效率的市场活动而选择在商业发达之地，以适应当时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的信息需求。一些最前沿的学术活动从讲堂和学院移向了印刷所，印刷工场成为一些城市的学术文化中心。

17世纪的英国，除了书籍，还出现了多种廉价印刷品，主要有单面印刷品（broadside）、小册子、报纸、历书、笑话集（jestbook）以及小本的诗歌集或故事书（chapbooks）等，把信息和知识的传递范围进一步扩大。17世纪末，英国大约有1万左右的行商小贩背负着货物行进在住宅、市场和各种游戏场之间，而印刷品通常就夹在别针、玩具和饰带等小百货之中。稍有成就的行商则会买上马匹、驼鞍或马车，以装载更多的货物在更广的区域销售。［21］廉价印刷物通过这些游商和各类商店的兼营而传播到尽可能广泛的人群之中。印刷术在德国诞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几乎传遍西方世界：1466年传入罗马，1473年传入匈牙利，1476年传入英国，1502年传入美洲新大陆。

更重要的是，印刷媒介在欧洲扩散之后，随16新发现的世界。欧洲地理上正在形成连成一片的文明地区，地理上进行贸易的关卡减少，传递信息的障碍也随之减少。［22］整个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商业民族在全球的经商中，无意中传播了欧式印刷术和简单的公报式的报纸。从17世纪开始，英国作为工业民族逐步替代了西、葡、荷等国，有目的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发展工商业，传播西方文化，将报刊移植到世界各地。因而，印刷所的兴起改变了教会对文字传播（written communication）的控制力，拓宽了公众获取印刷材料的途径，还包括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的增长，本国语或民族语的发展，以及个人有权在公共场所表达他或她的意见这一主张的出现，［23］这些都成为大众传播时代来临的重要因素。

不过，空间偏向的印刷媒介一方面前所未有地联结起原来分隔的地理空间，大大改善了人们互相了解的能力和刺激了人们追求知识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社会距离”，早期印刷媒介特有的知识色彩使其宣讲和呈现的世界迥异于现实的日常生活，读与不读不仅是两种行为状态的区别，更是空间的切换和分隔。印刷术的普及导致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它使得一个人的“默读”成为常态，人们拥有自己的个性空间（至少是想象的空间），可以通过阅读这种仪式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作者的世界之间展开个性化的神秘交往。正如波兹曼描述的：［24］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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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群因为识读能力的差异而自然分化。印刷媒介“第一次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但是又把“数量巨大的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循序渐进的特点，还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25］但与阅读相关的社会分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状态。由此，又衍生出社会对分割空间的再组织。晚清社会即是对此种情况的一个放大：普通民众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地域分布范围都远远大于受过一定教育的士绅阶层，而前者的低程度文化水平显然不能胜任文字印刷这种媒介形态。报刊要想起到启迪民智的作用，必须重视中间环节的打通，把信息实质性地传递到民众那里，这就要藉助于规模化和结构化的“辅助传播网”［26］，也即形成一种分享印刷媒介的社会机制。

清末广泛设立了阅报社、讲报社，开展以官吏和士绅阶层为主体、城乡百姓为对象的读报、讲报活动。据统计，从1905年4月到1907年10月，仅北京一地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阅报社45处。［27］阅报社的开办解决了民众读不起和没有阅读能力的问题，因为“清末的阅报讲报活动具有较为规范的组织形式，多有固定的场所，并分为陈列各类报刊供阅读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的阅报所（社、处）和配备专职或兼职讲解人员，以朝佣夕趁、不通文墨者为对象，侧重讲解报章的讲报处（所）”。［28］其运作结果不只是消减了老百姓接触和阅读报刊的阻碍，也构筑了一种富有文化气息的市民活动场所。单独的阅报讲报场所仍有其局限，未必定然吸引下层民众，因此又有人干脆把此类馆舍直接办在茶馆、寺庙等众人聚集的地方，以及在路旁和街头讲报、贴报。读报、听报、议报成为“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地点不仅是人们社交的场所，也成了人们主要的信息活动空间。

阅报社除提供阅报方便外，还针对广大民众开展讲报、演说等活动。如京师骡马市大街的讲报说书社成立不久，就附设了国民识字义塾。［29］于是阅报社在传递信息的单一功能基础上，又添加了启蒙教化的角色。这种功能多元化还可以从阅报社的日常流程中看出，1905年7月成立的“”种攘纸，阅者须按次传观，阅毕仍放置原处”，“阅报时不得信口吟哦，高声喧笑”，“饮茶、吸烟既特设一桌，阅者不得在阅报桌上随意取用”，“室内置有痰盂以外不得任便吐唾”，“报内常有精细图画，阅者不得裁割携去”［30］，这些“文明规范”无疑是对社会风俗改良的倡导。因此，阅报社在弥合识读能力差异之“社会距离”的同时，也生产出一种接收新知、增进交往的社会空间。阅报社在知识启蒙、政教宣传、风俗改良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多元角色促进了市民生活空间的增长。有学者认为阅报社的主办者及相关的社会团体，“渐转变成为基层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方力量”，“构建起新的社会文化网络和权力网络”，这些新网络是“公共领域雏形的显现”［31］。

三、电子媒介对空间的复制和再生产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印刷媒介对空间的改造方式，无论联结还是划分，其作用机制是印刷媒介解决了快速生产的问题：通过标准化地产出传播物品，大大提升了传播生产效率，也就提供了信息与更多民众见面的可能性。因此，传播媒介的影响可以说来自其控制空间的能力。“它们通过缩减人与地点之间发送信号的时间（即讯息发送与接收之间的时间差）来实现这一点”。［32］但印刷媒介改进的是信息生产阶段，在信息发布阶段并没有新的创造，印刷品被快速地复制出来后，仍然不得不依赖商旅队伍缓慢地传递到各地，及至这些印刷品为人所接触到、阅读到、理解到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陆路、船运逐步发达以及后来的铁路与空运使印刷物获得快速而广泛的发行，但这并非媒介自身的功劳。而始于电报的电子通讯的发展，开始能够同时解决快速生产与快速发布的问题。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电报（telegraph）、电话（telephone）、电视（television）的词根都来自希腊语tele，其意是“远，距离”。它们的功能都可以理解成把远方的事件带入到人们的地方性之中。［33］重要的是，电子媒介的两个特性使其对空间的联结与印刷媒介有所不同。其一是快速，远方的现场被即时拉近到此时此地，其二是形象，电话里的声音和电视里的画面都是生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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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地联结远方场所，远方空间的呈现是具体的丰富的，与其说电子媒介是联结空间不如说是复制（doubling）了一个空间。人们观看电视时，同时身处一个物理空间和一个被复制来的远方空间，在物理空间中他们是家庭主妇、上班族、候车者等等，在远方空间中他们是观光者、热心人、批评家等等，看电视的过程既是把远方空间复制到现时所处空间的过程，也把人的注意力、人的感情、人的身份挪移到远方空间里事物上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现场救援”这样的面向全世界的慈善活动呈上升趋势。［34］这些活动通过电视把遥远地区的问题（饥饿儿童、环境破坏、野生动物保护等）带到了西方人的客厅里。他们利用的不仅仅是电视的传送速度，而且也利用了电视技术能够把图像直接送到观看者的私人空间，从而把慈善捐助带到了普通人的家里。电视为那些天各一方的人提供了联结爱心与责任的纽带。

当代的电子媒介已经日益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对彼处空间和情境的复制在规模上和种类上都成为密集发生的常态，远方空间和现处空间的关系突破了“边缘－中心”的模式，二者的交织也反映了人们生活中日益紧密的嵌入关系。9·11事件中有一个极端的场景：一名乘客在飞机撞向第二幢大楼的时候正在用电话和父母通话，而他的父母当时正在通过家里面的电视观看这一惨无人道的灾难，他们通过电视亲眼目睹了儿子乘坐的飞机撞入大楼。在这个案例中，电视与手机使日常生活和新闻事件互相融合，使事实和对事实的叙述同步，使个体同时看到生前与死后。［35］

随着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被拍摄下来、记录下来并进入资讯流通体系，这种突发事件将很快嵌入全球传播，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正如吉登斯所分析的，［36］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情境地理学’：媒介愈来愈使我们成为其他地方所举行的演出的‘直接’观众，并使我们参与到不是‘物理在场’的观众之中。结果，‘物理场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传统联结渐渐被损；被调节的会在先建会经式间，建构起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社会关系和特定场所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的情形，电子媒介生产出另一类空间－社会模式：人们在卷入在场空间和远方空间的同时，与远方空间中的事物也发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换言之，复制空间的过程也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因此，经由媒介的作用，空间得以被生产和再生产。

电子媒介对空间的复制和再生产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身处一个媒介遍在的社会，人们普遍拥有从此处空间卷入彼处空间的（精神上或者行动上的）现实经历，这孕育出日常生活中广泛的参与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自我体验的确认、强化。

如果说口头传播创造了社群文化，而书面传播创造了阶级文化，那么电子传播则创造了一种“细胞”文化———即社会各个群体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相互争斗，并且出现了一种不受地点限制的新型公众。……电子传播制造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理念：一方面是因差异而产生的社会多元化和分层化；另一方面则是参与型民主的重要性。

如果你生活在以口头传播为主的文化环境中，那么你与其他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个人和群体依据代代相传的传统来进行决策。如果你是以书面传播为主的文化群体中的一员，决策所依据的是储存在档案中的“真理”。那些有机会接触信息的人会组成一个特权阶级，对社会性决策产生严重影响。但是当今，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以电子文化为主体的环境当中，我们大都认同于相互争斗的某个利益群体，我们会听到众声喧哗。社会性的决策必须在听到所有的声音之后才能做出一以某种方式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从而创造出尽可能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形式。［37］

那么，印刷媒介时代作为满足好奇心、增长见识的远方的事物如何在电子媒介时代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而引发情感卷入和社会参与，影响到社会关系和社会决策的改变？这与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有关，麦克卢汉曾以电灯为例，说明媒介是如何变革人们的社会感知方式。他认为电灯的出现，其意义不在于它所带来的光明，而在于它所导致的传统时空关系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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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作得很早，这无疑就影响了人们构建自己生活的方式。媒介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机制，从生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看，是由于媒介使用经历了一个家用化（domestication）的进程。伦敦经济学院的Silverstone教授这样理解媒介的家用化：“它是一种过程，我们在其中使某物隶属于我们，受我们的控制并能印染上、表达出我们的身份”。［38］

家用化体现出媒介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近，媒介接触和消费的场所从外部空间逐步进入人们的私人生活场所。尽管本文前述的清末阅报社现今还以阅报栏的形式存在于街头、学校等公共场所，但毫无疑问人们现在阅读报刊的地点更多是在办公室、电梯、卧室乃至卫生间。新闻学者对英国的情形作了细致描绘：［39］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读报纸还属于公众性质的行为，主要是指在咖啡馆、小旅店和商店的报纸橱窗等地方，大声地朗读给各个群体。到了19世纪末，它却成为了早餐桌上，或者火车上和电车上的个体的私人活动。同样地，广播也日渐成为在家中与家人共同收听的一种活动，但它最初是一种为数量庞大的人群提供娱乐节目的技术。在20世纪20年代初，集体收听的各种组织会定期见面，以便共同收听广播，并且讨论所听到的内容。影像文化也是以这种形式发展演变的：20世纪之前，工人阶级经常在街道上进行大众娱乐。然而，自电影出现开始，他们就离开了这些地方。后来，电视的兴起又把对影像的大众消费限制在户内。

时至今日，社会的移动性已被广为承认，私人空间又逐渐从户内流动到户外，从收音机、随身听、传呼机等移动的传播接收器到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的个人信息终端，媒介不仅越来越靠近人，而且紧贴人的行动，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起居作息。这一种独特的现代环境可用英国哲学家威廉斯的“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来定义。他指出［40］，社会中最活跃的一层人正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个人的小家庭中，或者说生活在个人的和有意自我封闭的独处环境中，与此同时，这种受限制的个人小天地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动性。

新的移动媒介对个人生活持续地侵入使得空

，必局限于特定的地理节点，而是随时随地；使得空间的界限不再明显，当你戴上耳机听音乐，立即便可把地铁里噪杂的人群置于身外，当你拿起手机聊天，公共场所保持安静的习约便可能在你脑中模糊。互联网更把全世界凝结在鼠标的轻轻一击，打开网络，你拥有无限大的空间。媒介对空间的再生产甚至宣告了空间最初得以产生的基础———地点和距离———的死亡。

然而，所谓的“媒介化社会”把穿越空间的想象力推演到极致后，人们也发出不无担忧的疑问。有人指责收音机和电视机这种早些时候的电子媒介，因为它们鼓励以家庭为基础的消费，达到私人化的效果。随身听让人们将私人化的乐趣带入公共领地，是倡导“不顾别人、不合群、个性化倾向”文化的终极消费商品。互联网对全球范围内联系的倚重，使得学者们担忧互联网会减少日常社区沟通和面对面的人际关系。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既然可以发展出超越距离的传播媒介，借此进行跨越空间的传播活动，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够创意性地把它们“再地方化”。也即本地社会成员借助于信息传播技术，在各个层面的社会行动上，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实现重新的社会组织和连接。［41］媒介可以改造和再生产空间，空间也可以改造和再生产媒介。

四、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

从空间视角梳耙人类的传播史，我们可以看到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对人类时空感知及空间观念的更迭，同时也可以看到人类如何在拓展了的、再造了的空间中展开自身的社会生活———当然包括传播活动在内，传播与空间二者经由人类交往实践呈现出一种互相建构的关系。把传播活动与其所嵌入的以及所生产的特定空间情境结合起来，可以超越用技术逻辑来分析传播和传媒。关注传播媒介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与机制，是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的转变。

空间是一个悠远的学术话题，虽然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对空间的意义探讨解决了其普遍性和题，但却凿通生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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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到“在场”的日常生活情境。作为经验现实问题研究的社会科学需要另外一种切入角度来演绎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和深层底蕴。［42］其空间转向的着力点一是对社会关系的重视，二是对生活脉络的重申。吉登斯对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了相应的论述，他认为［43］，“我们不能将空间看做是塑造社会集团活动赖以发生的无内容的空纬度，而是必须将它和互动系统的构成联系在一起考虑”，他借鉴地理学的观点和戈夫曼的戏剧论，将空间纬度纳入到他的结构化理论：社会互动由一定时空下的社会实践构成，空间形塑社会互动亦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联结空间与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践。

吉登斯关注真实发生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其理论视野中的社会事件和社会行动都应当是在特定的时空位置上发生或存在的，吉登斯指出［44］：“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着结构性特征。我们可以考察社会活动如何开始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制度的结构化。”于是，时间和空间概念不仅引入了社会理论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

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方法原则对传播研究的转向有指导意义。他主张的是一种多元论的方法原则，［45］从个体心理、社会行动、社会制度、实践场域和历史过程等多种维度的综合中，对社会生活开展一种总体性研究，主要关注点不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而是以日常生活为主要研究领域。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也就是强调传播活动的条件性，在历史的动态过程中理解传播，不要仅用功能主义的抽象原则来图解多种多样的传播活动，也不要仅用文化研究来解释阅听人的一切行动，而应把主体与客体通过传播活动结合起来，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人的日常生活脉络结合起来，重视特定时空位置与传播的相互生产，这不只是传播研究需要推进的理论内容，也是对现有研究方法与原则的进一步完善。

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我们需要质询传播活

－。牵涉到地域、场所、设施等自然地理状况，也牵涉到家居生活、工作流动、休闲活动等社会环境状况。空间转向不仅是对“地点抽离”、“消失的地域”等乌托邦式的欢呼做出严谨的分析和批评，还要超越对空间意义只是做出存在抑或消失的简单判断，而应同时分析地域是如何被生产的，又是如何被联结和被消解的这一演化历程。

因此，传播的空间性是指在特定的地理性层面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传播活动、社会关系相互建构形成的结构特征。当下，媒介密集的都市中交融了城市规划、产业创新、社区重建、文化消费、创意生活等诸多活动，它既是物质空间，也是行动空间和社会空间。城市空间的社会性体现在它“既是人类行为实现的场所和人类行为保持连续的路径，又是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迸行维持、强化或重构的社会实践的区域”［46］。因而空间是一个可重构的结构体，是社会建构的实践场所，对应着丰富的社会关系类型和日常生活情境。传媒业的空间形态也就是指传媒业在多样的物质性和符号性情境中展开时所呈现的样式和类型，也即在特定生活脉络（living context）下展开的传播过程。从“空间面向”的视角切入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看待与理解新闻业的新方式，可以将传媒创新、传播维权、用户参与、社区行动等等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

从目前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来检视，空间视角的媒介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极富潜力的研究领域。事实上，对空间与传播的论述一直存在于媒介研究的传统中，虽然并未成为一个集中和明确的研究方向，但不同的研究者都涉及过这一范畴。最重要的一支研究传统是传播学中英尼斯所开创的媒介形态（media morphosis）研究，如《传播的偏向》（1951），包括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菲德勒和莱文森等人，从媒介技术演化史来考察传播对人们时空观念的变革。另一支是社会学家帕克所开创的社区媒介（community media）研究，如《移民报刊及其控制》（1922），包括Janowitz （1952）、Stamm（1983）等人，直至近期的鲍尔－洛基奇把媒体系统依赖论更新为传播机体［47］

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

会整合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对各领域的渗透，产业经济学、地理学、文化理论等都开始关注信息时代的空间问题，如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城市信息化、文化景观的形变等等，这些零散的但是逐渐扩大的研究成果把空间研究推到了学术前沿，也促使传播学者做出相应的思考和学科努力。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后，新的传播实践对空间意涵的变革。这一领域在主题和方法上都蕴含着传播研究创新的契机。作为研究风向标的大型国际会议也开始关照相关的议题。2008年，新媒体的重要会议“互联网研究”第九届年会（Internet Research9.0）主题是“Rethinking Community，Rethinking Space”，国际传播学会（ICA）的年会也设立了专场讨论“Communication and Space：New Per-spectives in Media Studies”，其意图是研讨“如何理解作为空间生产的传播，如何理解空间的传播性、异质性和过程性”？［48］当这些理论导向的发问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我们对传播与空间的关系有了较为多元和深入的理解后，城市文化建设、创意产业规划、媒体组织扩张等更具体的议题才会有可靠的框架来把握和实施，因此，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既是学者们对长久以来的一个潜在问题的显性化，也是对日益增多的与空间相关的传播实践的理论回应。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受众媒介接触－使用状态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60008）的研究成果。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讲师，博士

注释

［1］约书亚·梅罗维茨，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

社，2002年，111页。

［2］潘家庆：《媒介、历史与社会》，台北五南，2004年，25页。

［3］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196页。

［4］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5］

一步参见郝朴宁等：《中国传播史论》，云南大

学出版社，2005年，90－97页。

［6］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94页。

［7］周正楠：《媒介·建筑———传播学对建筑设计的启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李特约翰，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第7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354页。［9］翁同文：《印刷术对于书籍成本的影响》，《清华学报》新6卷1－2期（1967）。

［10］转引自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308页。

［11］张兵：《宋辽金元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59页。

［12］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255页。

［13］《旧五代史·唐明宗纪》。

［14］《五代会要》卷八。

［15］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159页。［16］《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之三四。

［17］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250页。［18］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240页。［19］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6页。

［20］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88页。

［21］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130－133页。

［22］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第2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9－10页。［23］威廉姆斯，刘琛译：《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22页。

［24］尼尔·波兹曼，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0页。［25］陈力丹、闫伊默：《传播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20页。

［26］桑兵认为晚清的民众“仅仅粗通语言文字，无法完全理解传媒发送的各种信息。加上书

面语和口语相分离，难以产生预期效果”，而

辅助传播网就是“有助于下层民众理解传媒

信息的接转中介”，比如学堂生、社会团体

等。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学林出版社年，400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27］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399－

405页。

［28］李斯颐：《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29］尤育号：《启蒙大众与清末社会文化变迁的大众化趋向》，《阴山学刊》2006年第3期。［30］《大公报》1905年7月22日。

［31］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221－222页。

［32］詹姆斯·W.凯瑞，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复出版社，2005年，106页。

［33］王萍：《传播与生活：中国当代社会手机文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年，56页。［34］迈克·克朗，杨淑华等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7页。

［35］胡春阳、姚玉河：《对手机传播社会含意的多重理解》，《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3期。［36］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96页。［37］李特约翰，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第7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356页。［38］罗杰·西尔弗斯通，陶庆梅译：《电视与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258页。［39］《旧五代史·唐明宗纪》，19页。

［40］转引自保罗·杜盖伊等，霍炜译：《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2003年，128页。

［41］郑中玉：《沟通媒介与社会发展：时空分离的双向纬度》，《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

1期。

［42］潘泽泉：《空间化：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43］安东尼·吉登斯，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518页。

［44］安东尼·吉登斯，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40页。

［45］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410页。

［46］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28页。

［47］Janowitz，M.1952.The Community Press in an Urban Setting.Glencoe，IL：Free Press.Stamm，

K．R.1985.Newspaper Use and Community

Ties：toward a Dynamic Theory.Norwood，NJ：

Ablex.鲍尔－洛基奇、郑朱泳，王斌编译：

《从“媒介系统依赖”到“传播机体”———

“媒介系统依赖论”发展回顾及新概念》，

《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2期。

［48］How can we understand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how can space itself be

conceived of as communicative，heterogenous and

processual？

从技术逻辑到实践逻辑：媒介演化的空间历程与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

routes，hotels，etc．，and covered all aspects of life such as implementation of laws，taxa-tion，military affairs，and trade．Its wide distribution and rich contents were of much help to the smooth communication of official decrees and active exchange of nongovernmental information．The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fficial Notice was of journalistic，per-suasive，instructive，and spatial nature，and it possessed such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as exchanging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information，controlling and guiding public opinion，and declaring the feudal power．Compared with the court bulletin spread only in the offi-cials，Official Notice was a communication media with wider distribution and more radia-tion．

58The Spatial Turn of Media Studies：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mbedded in Everyday Life Context

Wang Bin

Human communication usually occurs in some spatially defined situation，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s in a sense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people accept and use them in different time－space arrangements．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people's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everyday life．More specifically，it examines changes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different spa-tial contexts，from the physical settings to the local connections and the social control．68Structural Defects：Reconsideration for the Gatekeeping Theory in the Age of In-ternet

Luo Xin

The basic structure of gatekeeping theory is composed of the gatekeeper，the gate，the gated，the gatekeeping mechanism and the gatekeeping relationship，etc．Traditionally，m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gatekeeping theory were focused on the gatekeeper，the gate-keeping process and the analysis levels of gatekeeping．As a result of omitted factors such as the gated，the gatekeeping relationship and the gatekeeping mechanism，the theory is of structural defects．In the age of internet，the gatekeeping theory needs structural adjust-ments，for instance，from the silent gated to the challenging gated，from the dominant re-lationship to the opposed/collaborative gatekeeping relationship，from the single mecha-nism to the multivariant gatekeeping mechanisms．Based on a level analysis of factors a-bove，it is put forward that dynamics，transparency and complexity are the tendencies of structural research on gatekeeping theory．

77Study on Application of the Reporter＇s Privilege

Luo Bin and Song Suhong

The Reporter's Privilege contains such conflicts among objective truth and legal truth，journalism ethics，civil entity responsible of private law and citizenship consciousness，procedural obligations of public law，freedom of express and justice，and it is only relative privilege which owns common applied principle in two legal system，that is“Overwhelm-ing Public Interest Necessity”principle．Based on the principle，the privilege has been in been in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