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里的传统文化

麻将里的传统文化

一、麻将起源于唐代

麻将源自中国古代唐朝时期的“骰子格”和“叶子戏”。汉魏时期，盛行博戏，为了方便发明了“马”，到了唐代，“马”演化为纸质，那时的“马”与今天麻将牌中的筹码功能大致相同。古时筹与马略有区别：筹只表示胜负的次数，不表示胜负数值的大小；马则算明数值。后世则不分筹、马，统称筹码。到明代天启年间，本来作为游戏的附属品筹码，经过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戏娱用具，即马吊牌。

马吊牌是一种纸制的牌，全副牌有40张，分为十万贯、万贯、索子、文钱4种花色。其中，万贯、索子两色是从一至九各一张；十万贯是从20万贯到90万贯，乃至百万贯、千万贯、万万贯各一张；文钱是从一至九，乃至半文（又叫枝花）、没文（又叫空汤）各一张。十万贯、万贯的牌面上画有《水浒》好汉的人像，万万贯自然派给了宋江，意即非大盗不能大富。索子、文钱的牌面上画索、钱图形。

马吊牌名称的由来，历来说法不一。但根据此牌是从马子演变而来，牌面上所画又都与钱有关：文钱是钱，一贯是一千文钱，索（条）是穿钱的绳子，即钱串；而且古时一千文钱也叫一吊钱，从中似乎可以看到“马”与“吊”的影子。若如此认识，马吊牌的名称的涵义便不言自明，翻译过来，大概是“关于钱的牌”。

其后，人们感到纸牌的张数太少，玩起来不能尽兴，于是把两副牌放在一起合成一副来玩。在玩法上，除了三张连在一起的牌可以成为一副以外，三张相同的牌也可以成为一副。也就是说，上手出的牌，下手需要还可以吃、碰。这时牌的组合就有了“坎”（同门三张数字相连）、“碰”（三张相同）、“开杠”（四张相同）。此时的纸牌又叫“碰和牌”。

与此同时，骨牌中也出现了一种“碰和”，将21种牌色每种五张合成一副。并且有了开杠、自摸加倍、相公陪打等规定。骨牌的这些打法和术语也由纸牌接受、继承下来。

大约到了清末，纸牌增加了东、南、西、北四色风牌（每色四张）。那时人们最常用的桌子是方桌，又叫八仙桌。八仙桌的名称是从就餐时可以坐八个人得来的。用于打牌时总是面向一方，这就限制在一方里不能坐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玩牌由四人来玩的习俗，四人各坐一方。人们还从四方得到了启发，在纸牌中增加了东、南、西、北风，以及三元牌中、发、白。

后来人们发现在玩麻将时常常把牌拿完了，也没有人做成牌，感到扫兴。为弥补这个缺憾，于是又增加了听用。最初的听用只增加两张，逐渐发展增加为更多的张，直到发展为如今的麻将牌。

但由于纸牌的数量一多，在取、舍、组合牌时十分不便，人们从骨牌中受到启发，渐渐改成骨制，把牌立在桌上，打起来就方便了。正宗的麻将牌从此开始。

二、每一张牌的图案都有寓意

细说起来，麻将牌的名称以及图案都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关，富含寓意。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五行说为代表，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和方位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所以，“白皮”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中”既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也代表天、地、人“三才”中的人。正是“中”的确定，使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这个天圆不是地球的圆，而是宇宙的圆。

而麻将牌中的万、饼、索（条）3种花色，则分别反映了物质的存在形式，数字则代表了物质存在的数量。在中国古代思想中，3为基数，9为极数，所以万、饼、索（条）分别有9张。除了5和3、9外，12在古代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五行、五味、五脏、五色等和5有关的物质外，还有很多和12有关的，如12生肖、12时辰、12个月……这种思想在麻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44是12的平方，108也是12的倍数。另外，在麻将规则中，规定每人抓13张牌，而1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从麻将牌的牌面图案设计来考量，不难发现，其实麻将牌中的每一张牌的图案都是有某种寓意，暗含了某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以“花牌”为例，人们通常采用梅、兰、竹、菊为图案。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被人称为“四君子”。“梅”表示高洁傲岸，“兰”代表幽雅空灵，“竹”象征虚心有节，“菊”则暗示冷艳清贞，表现了人们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也是对某种审美人格境界的向往，成为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而“中、发、白”3张牌就寓意着“中正”“发达”“纯洁”之意。事实上，与其说这些图案是源于设计者的聪明智慧，不如说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美学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达。

三、游戏规则是文化的缩影

游戏乃社会的产物，是文化的缩影。麻将的游戏规则，集中折射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

四人两两相对，安坐桌前，依照顺序，分别取牌，既先后有序，又机遇相等。不同于西方扑克牌之二人结为一伙，相互配合，麻将是以个体为单位。吃牌时，上家先于下家，体现出中国先后有序的社会规则；上家可截下家，体现出“势”的显著作用。而下家也可碰吃，体现出在特殊情况下“弱势亦可战胜强势”的文化理念和变化莫测的世态国情。

麻将技法，可体现出国人的智慧。讲究看上家、盯下家、防对家，除根据自己拥有之牌决定基本打法外，还要判断其他三人牌情状况，以决定跟牌、出牌、钓牌。及时预见、推测牌情演变，判断形势利弊，是能否得胜的关键。

麻将看似简单易学，但如何打出智慧，何时可吃，何时可碰，何时喂吃，何时喂碰，有时甚至要故意放炮喂和，以避免更大损失，则可体现出技术之高下，学问之深浅。度势审时，当机立断，属高手一大功夫，绝非凡夫常人可精当掌握者。因此，麻将既是对人预见力之检验，亦是对人判断力之考核，且兼具形、声、色、触等感觉之美，因而对牌家极具吸引力，常使人废寝忘食、通宵达旦。

从文化角度言之，麻将规则，可折射出国人的处事风格与理念。欲取得胜利，就必须看住上家、盯住下家、防住对家，而欲出纳得体，进退有据，则须揣度他人手中牌势，知己知彼。体现着国人注重人际关系，上下沟通，左右逢源，瞻前顾后，首鼠两端的行为特点。不似西方扑克牌之两两结对，阵线分明，麻将思维讲究既单打独行，又相互利用，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合而不同”的精神，也折射出国人阵线不明，兵无常法，忽视合作精神，强调个人作用的个性取向。而有用之牌保留，无用之牌弃之，更体现出在国人心目中将人分为有用、无用，高低贵贱分明的思维方式。有用者则奉若至宝，强势阶层总被倾心关照；而无用者则不屑一顾，弱势阶层常被弃之不惜。

打麻将益处颇多

从社会功能角度考察，打麻将益处颇多，对老年孤独症和多种慢性疾病，对调节神经紧张等，皆有缓解作用。《论语》有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由此可见，孔老夫子亦认为“博弈”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惶惶不可终日者多矣。特别是对于年长者，体力脑力皆在逐渐衰退之中，疾病增多，不免有日薄西山之叹，孤独忧郁之感。虽有养花钓鱼可修身养性，打拳散步可舒筋壮骨，然于心志之磨砺，脑力之保持，人际之交流，实属无补。

而若有数人相聚而行方城之戏，其间欢言笑语，尔碰我吃，其乐融融；胜负难料，却总有希望，让人心系未来。不分男女老弱，无论贵贱贤愚，规则划一，地位平等。日出三竿，

兴致正浓；月上柳梢，流连忘返。于排遣孤独，消磨时日，效果甚为彰显。因此流传甚广，经久不衰。

时至今日，麻将不止纵横于海内，并传至日本、韩国、东南亚甚至远达欧美各地，所向披靡，势不可当。在业余文化娱乐生活一向不发达的中国，麻将一直担当着家庭娱乐活动的主要角色。

当然，古往今来，多有将麻将作为赌具而设局牟利者。但切不可因噎废食，将麻将视为禁物。如何兴利除弊，的确值得社会各界尤其是体育界予以研究和探讨。

经各界多年不懈努力，国家体育总局终于在1998年6月18日正式批准，将麻将作为一种体育竞技项目，并正式编定《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已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这是麻将从家庭走向社会，成为正式体育竞技项目的关键步骤，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我们相信，只要加强管理，投入精力，麻将这一国粹必将更加发扬光大，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快乐和享受。

相关链接 >>

麻将与文化名人

梁启超：梁启超是麻将的超级爱好者，并有一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麻将对梁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徐志摩：徐志摩麻将打得最漂亮，他善于临机应变，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十战九胜。徐对鸦片与麻将还有一番妙论：“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张恨水：张恨水也与麻将有不解之缘，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麻将高手。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一次，他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

闻一多：闻一多年轻时不会玩麻将。留美期间，一次到教授家做客，饭后美国教授拿出麻将提出玩几圈助兴。闻一多连忙解释对麻将一窍不通，甚为窘迫。美国教授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还不会打麻将，以为他有意推托。闻一多只好硬着头皮上阵，临时

参阅说明书，边看边学边打。一晚上他没和一牌，甚是窝囊。此后，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慢慢学会了打牌，以应付类似的局面。

辜鸿铭：辜鸿铭牌技很差，因而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

胡适：胡适虽然也喜欢打麻将，但水平并不高，经常输牌。相对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赢，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梁实秋：梁实秋因家教甚严，乃至读书，梁才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一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从此对麻将再无好印象。但梁身边好友如徐志摩等人都是麻将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还是觉得吃力，觉得打牌还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

鲁迅：鲁迅从不打麻将，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鲁迅作品里谈及麻将的有好几处，最早一处见于《阿Q正传》。阿Q一贯好赌，但他只会押牌宝，不会打麻将，后来他回到未庄就大发议论：“未庄的乡下人只知道洋鬼子能够叉麻将，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能叉得精熟的。”足见鲁迅对麻将的深恶痛绝。

老舍：老舍是对麻将危害体会最深的一位。他23岁左右时曾沉溺于烟、酒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回回一败涂地”，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天长日久，老舍渐渐瘦弱，痰中往往带血，终于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以后，头发全部掉光。从此他才下决心戒除麻将等种种“恶嗜好”，专心读书、教书、写作，终成一代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