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媒体化评析

MG1106021 中共党史熊超

摘要：政治媒体化是当代商业媒体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形态。台湾政治媒体化的生成与运转无疑都合乎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从台湾与大陆特殊的时空政治环境又决定了台湾政治媒体化的生成与运转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极具民族和地区特色。本文从政治媒体化理论概述，台湾政治与媒体融合的发展阶段，台湾政治媒体化的表现及其实质等方面对台湾政治媒体化作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政治媒体化阶段表现实质

一、政治媒体化理论概述

政治媒体化是当今媒体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揭示了新闻媒体与政治治理不可分割的关联,政治越来越受媒体的控制,媒体也演变为政坛的斗秀场。政治媒体化已逐渐普泛为一种时代特征。

政治媒体化理论，是由美国学者 T i mo thyCook在5治理新闻: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6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作者 T i mothy Cook是 W i- llia m学院的政治学教授, 他在研究了美国政治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后, 得出结论: 在美国, 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新闻界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越来越远离现实。新闻界远没有成为第四种权力, 新闻界仅仅是游弋于政府三权中的一个政治机构, 而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政治变得越来越受媒体操纵, 媒体也越来

越演变为政坛高潮迭起的斗秀场”【1】。Timothy Cook进而把制造新闻与政治治理的不可分割性, 称为政治媒体化。这个观察角度,将有助于人们理解现代政治的特殊本质。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社会的整合、政策的宣传、群众的发动、各种关系的协调、各种议题的讨论等, 无不依赖于媒介。政治媒体化已上升为西方政治的明显特征。从民主政治角度看,在当今媒体社会中, 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确实至关重要,并已成为现实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事实上, 各种政治主张如果不通过媒体进行传递, 已很难真正到达公众那里了。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政治媒体化,作为一种现象,它是政治发展的产物, 并日渐凸现为当今媒体社会具有普泛性的特征, 同时也展现了政治传播的一种新的操作方式；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它则揭示了在媒体高度发达、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今天,新闻传媒与现代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

二、台湾政治与媒体融合的发展阶段

1、国民党威权体制下的台湾媒体与政治。

1949-1987年，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全面戒严，严厉控制政治体系内的言论和思想。1950年颁布《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管理办法》规定：“凡诋毁政府首长、记载违背三民主义、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散布失败投机之言论及失败之报道，意图扰乱人民视听，妨碍戡乱军事进行或诲淫海盗之记载，影响人民秩序者皆查禁之。”为了将社会舆论和民众思想控制在其意识形态范围之内，除掌握党营和

军方报纸之外，国民党政权对主流媒体进行政治拉拢和经济保护，使主流媒体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侍从。比如，国民党政权自1951年6月开始实施“报禁”政策，通过“五限”方针——“限纸”、“限价”、“限张”、“限证”、“限印”，以限制申请登记证和限制纸张的方式保障既有报纸经营者；对既有的报纸经营者，则以“限张”、“限印”为制约，确保其不越雷池，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拉拢。国民党政权一方面通过严厉的出版法钳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确保台湾社会言论整体的沉默，另一方面，对既有的主流媒体采取胡萝卜政策，确保其在预设声道内发出声音。

因此，威权的国民党“党国体制”控制媒体的特点：“一是透过党政军三头马车控制大众媒体；二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并重，一方面用军警特镇压异己，一方面用媒体塑造特定的世界观；三是行政命令与所有权操控，对于频道、资本、人事到内容巨细靡遗的管；四是意识形态与市场牟利兼具的广电特权，实为恶质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2】。

2、报禁解除之后的台湾媒体与政治

国民党执政当局通过官控商营的方式将台视、中视和华视操纵成为宣传其政党和政权意识形态的工具，将电视媒体限制成为党国政治体制的侍从。

早在报禁解除之初，民进党就要求开放电视频道资源。报禁开放后，康宁祥创办的《首都早报》因缺少生存空间而倒闭，民进党急于寻找更有效的发声管道，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开放电视频道。首先，民进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强调三家电视台

对民众社会抗议活动的报道所持之负面态度，引发民众的抗议。其次民进党注意收集三家电视台播发有关国民党和其他党派新闻，通过比较发现所占比率相差悬殊。以此作为指摘国民党垄断电视媒体的证据，证明开放频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后，民进党在舆论上做足准备的同时，还采取实质性行动冲破国民党对电视频道的封锁。1990年3月，张俊宏表示“将竭力突破广电禁忌”。同年，9月23日成立全台湾21家民主电视台联合会，10月25日正式开播。这样，民进党在不同层面发起全民声讨国民党的电视垄断行为，使电视频道开放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和政治事件。在此压力下，国民党“新闻局”多次表示将与军方协调开放无线电视频道。1997年6月11日，“民视”作为民进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政治胜利品正式开播。民进党打破了国民党对大众媒体的垄断，拥有了影响力强大的电视媒体。反对国民党对无线电视台的官（党）控催生了民视，民视创立之初也定下“股权大众化”的资本构成方案，虽然民进党声称绝不发展党营事业，但这些都改变不了民视的民进党色彩，民视是民进党政治斗争的阶段性成果和继续斗争的渠道。

3、2000年实现政党轮替后的台湾媒体与政治

政党轮替、政治权力者角色转变，质疑者和被质疑者的角色也要发生互换。在野时民进党的挑战性议题——无线电视政策改革，现在则改由在野的国亲两党共同主导，成为向执政的民进党步步紧逼的重要政治议题。受到反对党和社会力量的双重谴责和敦促，民进党当局只能佯装附和这一议题，避免招致更严重的指责。此番由反对党主导

的广播电视媒体政策改革行动还达成了执政者、反对者、社会民间皆能接受的共识——成立一个独立于政治干预、中立监督媒体组织的机构。这样，成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进入议事日程，但NCC得职能和组成人员等问题再次成为“朝”“野'利益争夺的焦点，造成旷日持久、纷争不断的权力争夺战。

民进党打着“全民党”旗号，标榜“民主、进步”以区别于国民党，于2000年上台执政。民进党不愿意放弃政治继承而得到的大众媒体主导权，又不得不兑现竞选承诺，在社会运动组织和在野党的推动下被迫进行媒体政策改革。“《广播电视法》修正法出台、公共电视集团改组及NCC成立是各方政治、社会力量之间角逐、竞争、妥协的结果，其间纠结着复杂为妙的利益计算”【3】。这些改革措施的有限揭示了台湾大众媒体依旧深陷于政治漩涡，客观、中立的媒体独立地位还只是愿景。

三、台湾政治与媒体融合的表现及原因

1、炒作议题、影响舆论。

媒体议程主导政府议程。传统受人关注的政府议程对媒介议程的主动影响 ,在政治媒体化的框架下 ,已开始颠倒过来。一个事件、一场论战 ,必须依靠电视媒体的报道 ,才会成为政府的议题。在某个时期 ,媒体对某一问题的集中关注 ,即议题设置 ,带动公众舆论对这一问题的呼吁 ,致使政府议程不得不遵循媒体议程。媒体发动——受众关注——政府瞩目 ,这已成为西方许多国家政府议程产生的模式之一。

“台湾媒体经常被特定政党或人士所利用，针对近期发生的重大或敏感议题大肆炒作，很大程度上引导社会舆论走向”【4】。例如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程中，涉及两岸的话题，也依然是媒体关注的话题。原先国民党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刻意凸显温情脉脉的粉红色，主打民生牌，走中间路线，并未过多涉及“统独”议题，但现任领导人马英九2011年10月17日在主持“黄金十年”系列记者会正式抛出两岸和平协议的政治议题，本意在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推动和平发展，但却给民进党提供了舌战“统独”议题的契机，于是很快马英九的真实想法被反对阵营偏移，概念被偷换，意义被模糊。蔡英文两度发表声明，指出“和平协议”将台湾人民的未来推入政治险境，民进党还借机挑起“公投”议题。特别是绿营媒体借此大做文章，意外炒热了“统独”争议，蓝营媒体则帮助蓝阵营与绿色媒体过招，于是这一话题在一段时间持续发酵，燃起了民间的争议，化解了前期绿营的尴尬风波，非但没能帮国民党加分，反而让选情受创，进退两难。

2、塑造政党及政治人物形象。

媒体主导政治人物的命运。媒体通过主导政治竞选 ,决定政治人物前途。媒体通过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政治形象的塑造 ,来“制造”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媒体是信息的主要传播载体，报道的角度、内容往往可以改变人们对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看法。因此，政党或政治人物常常借助媒体的操弄，宣扬政党主张，突出政治人物个人形象、政治操守与政治道德，从而影响选民。

台湾媒体在塑造政党及政治人物形象方面突出的表现在爆料和揭弊上。媒体具有爆料功能，它给岛内社会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以2005年高捷外劳暴力案为引爆点， TVBS电视台连续2年报道民进党高层和陈水扁家族弊案，很多名嘴利用采访得到的内部消息几乎每天爆料，以嘴巴办案，岛内因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贪倒扁”浪潮，受此影响，民进党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大败。不过，近年来岛内媒体大肆爆料，屡屡侵犯个人隐私，滥用新闻自由情形严重，给社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3、影响选举

媒体在选战中能够激发选民的投票意识，影响其投票意向，凝聚支持者。同时，媒体还可以充当特定政党、特定候选人的“快速打击部队”，用来造势、抹黑、打击政敌。在台湾不成熟的选举文化中，候选人为了胜选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投票前夕制造诬陷对手的突发性事件，并立即通过媒体公之于众。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的“三一九枪击案”事件、2006年高雄市长选举前的“走路工”事件，都是因为媒体在事发后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扩大，最终影响了选举结果。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各样的媒体将大量的信息如“轰炸”般不断向受众发布，这些媒体决定着受众能接触到的周边信息。所以要影响受众，最好的手段就是掌握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的一切媒体。竞选活动既是传播行为当然离不开媒体，而且竞选活动是短时间里一决胜负，属非输即赢的零和游戏，从而要求候选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动

员所有可能的媒体为自己服务。不论是候选个人抑或是政党团体，在广告投资上的水准都有逐年提高的趋势。面对选举，各种媒体既是政党、候选人使用的重要宣传工具，也是媒体招徕受众、扩大影响甚至获取利润的极好机会。所以，大小媒体都不会“自外”于选举，都会积极的介入选举。台湾两大阵营的持续抗争，亦使各主要媒体对选举的关注常年化、固定化，一次选举刚结束马上就展开下一次选举的话题，并锁定各自的“天王级”、“重量级”人物持续关注其一举一动。台湾各主要媒介介入选举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刊载各政党和候选人的竞选广告。由于政党的电视竞选文宣由“中央选举委员会”统筹分配，杂志受到出版周期的限制难以产生“第一时效”影响，所以报纸成为候选人登载竞选广告的最具实效性的媒体。二是对选举情况进行报道，对选举形式加以评论。台湾各主要媒体对于重要选举用“滚动新闻”、“现场直播”的方式都作出及时、全方位的报道。同时，各主要媒体还开辟专栏，或以专题的形势，对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度分析，综合评述。三是互动参与，政策辩论。候选人之间，媒体与候选人之间经常利用电视进行互动，举办“电视辩论”，为候选人提供阐述政见或重要议题进行辩论的机会。四是预测选举结果。台湾各主要媒体往往在选举前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对其作出预测”【5】。

四、台湾政治媒体化的实质和影响

无论台湾媒体在两岸特殊的政治时空环境下拥有怎样的媒体环境，但其生成与运转理念移植于西方，与西方媒体一样宣扬着“自由”、“共和”与“多元”的价值观，台湾政治体制也与西方相类似，所以

台湾政治媒体化的过程的实质仍然是少数利益集团垄断、控制社会资源，进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实质对台湾政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著名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的 ,如今 ,主要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决定……都是由极少数人做出的。决定国家政策的是一小部分的政治精英 ,权利精英或行政精英 ,他们比普通人更富有 ,受到更好的教育 ,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与德国精英理论家 ,社会民主党人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有着一致性。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社会和政治资源不是分散而是集中的 ,也就是说权力精英能够控制社会各种资源 ,实现最有效的统治 ,而且 ,权力精英集团是封闭的 ,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寡头统治。少数利益集团占据商业 ,文化 ,军事的上层 ,拥有着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他们控制着媒体与政府 ,以媒体造势 ,以政府为手段 ,引导公众 ,营造一种有利于其目的的实现的氛围。“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府 ,在某个角度而言是实现和维护权力精英利益的有利工具。或者说 ,无论是政府媒体化还是媒体被政府所控制 ,其实反映的都是寡头们对社会的严密控制”【6】。在那里 ,所谓的自由 ,民主更多的是精英们的自由与民主。

在台湾，这突出的表现在“党政军退出媒体”运动上。此事件要追溯到2000年，那时候的民进党作为一个草根政党，媒体力量不大，因此在大选中喊出了“党政军退出媒体”、“媒体中间路线”的口号，以吸引选民。在获取政权后，更呼吁媒体中立。尤其在电视

媒体方面，积极地推动无线电视台“公视化”，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媒体力量多半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当政后，曾一再声称“党政军退出三台”的民进党却加紧“绿化”媒体，扩大“绿色媒体”的数量，掌控公有媒体，建立起为民进党政权服务的媒体新秩序。于是，宣扬台独的蔡同荣兼任了“民视”董事长、“立委”张俊宏兼任了环球电视的董事长，陈水扁的亲信接管华视和台视两大公营电视台，李登辉的女婿赖国洲进入台视担任董事长，不少民进党骨干也被安排到台视担任重要职务……这充分显示了所谓“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不过是政治力量角逐中的噱头而已。归根究底，台湾的媒体基本上都属于私有，属于商业媒体，因此利益首当其冲。在畸形的媒体生态、极度饱和的市场对其造成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私人资本主导的商业媒体当然不会为社会整体利益而损害自身利益。

媒体与政治的相互影响 ,使得二者都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媒体而言 ,走到了社会责任的反面。利益集团对媒体和政权的双重主宰造成了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 ,对政治的冷漠与疏离 ,也使台湾政治文化慢慢走向走向衰退。

参考文献：

【1】徐国源，“政治媒体化”：政治与媒体的双重逻辑【J】，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佟文娟，过程与分析:媒体与台湾政治民主化（1949-2007）【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95-96页.

【3】管中祥，新自由主义下的台湾媒体改革运动【J】,台湾史料研究,2005年3月.

【4】陈玲，台湾媒体的政治化刍议【J】，新闻界，2012年第7期. 【5】史卫民，解读台湾选举【M】,九州出版社，2007:108-109页. 【6】唐志君，论当代西方媒体与政治的融合【J】，山东教育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