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

这是一场必须赢的较量。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斗争。

全国两会期间，反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领导人的每一次重要讲话、有关部门的每一次信息披露、相关省份官员的每一次回应，都会成为会内会外热议的话题。

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在反腐问题上，大家都很任性，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话音刚落，军队权威部门一口气公布了近期查处的14名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其中包括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涉嫌违法案;当晚，有中央媒体的微信公众账号发文称：“天上掉下个郭正钢，释放啥信号你懂的。”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当天，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说：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

3月10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教训十分深刻，这个代价不能白付。

3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公布接受组织调查。栗智成为全国两会期间第二个落马的省部级“大老虎”，也是新疆的“首虎”。

盛会打虎，显示出中央对腐败的零容忍，对腐败坚决亮剑、绝不手软的笃定，再次让民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

2015年，持续反腐，中央已经布好了局。

总书记批“反腐影响经济说”

在中央不断加码的反腐节奏下，“反腐”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在各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反腐”成为了记者们准备提问的常规问题，甚至在一些腐败重灾区省份，这些代表团的团长们，面对“反腐”的提问，几乎避无可避。

江西、山西、四川、云南、广东等多省份均以积极的态度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其中，在江西代表团的开放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用了近25分钟向媒体详细介绍了苏荣案给江西带来的恶劣影响，他甚至以“登峰造极”来形容苏荣的家族式腐败程度;而在山西代表团的开放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则以更大的尺度、更为详尽的案例揭露了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触目惊心的细节。

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也有相当部分的官员代表们对“反腐”问题避之唯恐不及，一路小跑回以“谢谢”、“抱歉”、“对不起”、“不太清楚”、“我约了人”……甚至有个别官员代表因害怕被问及腐败问题，干脆拒绝所有采访。

然而，官员们必须面对的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中央反腐的决心，要“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在中央领导的下团组讲话中，亦不断释放出保持反腐高压的信号。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代表们谈到江西省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全线飘红，与此同时，狠抓反腐倡廉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习近平说：“可见，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

总书记这一讲话，被外界视为中央对2015年反腐的一道督战令。

在经过前一阶段的“打虎拍蝇”之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了胶着期。

全国两会前夕，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谈学习《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的体会。联系在此前后中央加码反腐的系列举措，赵洪祝选择在此时发表该文，颇耐人寻味。他在文章中说，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抛出杂音噪音，说什么反腐败只是刮一阵风、反腐败导致为官不为、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反腐败是“权力斗争的工具”，等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

党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赵洪祝说。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的“反腐有利经济发展”论显然是对杂音噪音的有力回击。

中央加码反腐，

未来查处三类重点对象

或是为在两会前预热，中央纪委加码反腐的节奏从春节前就已经开始了。

先是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春节刚过，2015年中央第一轮巡视13个巡视组便一口气对中国核工业集团、中石油等26家央企进行专项巡视。此外，就在除夕前，中央纪委在一天之内，宣布了一位“副国级”官员被双开，一名省部级官员被查，三名省部级官员被移送司法的消息，大有令人应接不暇之势。

这还不够，春节前后，中央纪委密集地刊文警示：《反腐一阵风那只是传说》、《2015正风反腐在路上》、《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形势决定任务》。

《人民日报》刊文称：2015反腐败，中央早已布好了局。

哪怕是在十八大之后，如此强悍的反腐节奏也是十分罕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所谓形势决定任务。

赵洪祝在上述署名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当前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党的十八大后仍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不收敛、不收手，贪腐金额动辄上千万、上亿元，而且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仍停留在“不敢”层面，“不能”、“不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防止反弹任务艰巨;少数党员干部纪律和规矩意识不强，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有的对党已经明确的政治原则妄加议论，有的脱岗离岗不向组织报告，有的领导干部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等等。“巡视发现的问题、纪律检查机关查处的案件、严重违纪违法者的自我忏悔，都印证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赵洪祝说。注意了，赵洪祝还在文中明确了未来查处的三类重点对象：党的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2月13日，中纪委公布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隋凤富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玉海等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双开的消息稿中，均出现了“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表述。由此，亦足见中央反腐保持持续高压态势的必要性。

而高压反腐的震慑性也显而易见。据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介绍，在山西的反腐高压态势之下，有一个重灾市，主动找组织交代问题的超过100人，涉及的金额达5200多万元。

“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这仍然是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给中央纪委定下的2015年七项主要任务之一。

3月10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

从这一系列的举动看，中央已是“横下一条心，一鼓作气，不给腐败分子喘息之机和回旋余地”。

还有什么人要以身试法来挑衅中央反腐的决心吗？

中央的反腐布局：

自上而下全面围剿，继续强势“打虎”，加大“拍苍蝇”力度

从中央的布局上看，2015年中央将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依规惩处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

这一布局意味着中央将继续加大对腐败重灾区领导干部的查处，而且在继续强势“打虎”的同时，“拍苍蝇”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打虎”须中央纪委亲自出马，“拍苍蝇”则要靠地方了。不过，中央纪委官网刚刚批评了地方的“装腔作势”：有的地方仍是“吼吼嗓子”、“摆摆架子”、“做做样子”;有的地方问责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的地方“柿子拣软的捏”;有的地方在问责上有“凑数”嫌疑。

要改变这种现状，还得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1月30日，中央深改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份关于纪检干部选任的重要文件：《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试行）》、《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提名考察办法（试行）》、《中管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试行）》。此举即是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目的在于增强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这一思路也体现在了十八大之后省纪委班子的人事调整上。《中国经济周刊》发现，十八大后，多名中央纪委官员“空降”地方任职，例如，中纪委常委侯凯从审计署副审计长岗位，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中纪委常委黄晓薇、姚增科、崔少鹏分别调任山西、天津和吉林任省（市）纪委书记;中纪委监察部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迟耀云、副秘书长刘明波分别调任山西省和安徽省纪委常务副书记。

这一番调整和改革，意味着未来的地方反腐可期。

当然，在过去的十次深改组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具有反腐性质的重要文件可不止这三份，还包括《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以及《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其中，《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明确，将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这一专注预防的派驻制度与专注“打虎”的巡视制度成为了一组互为补充的制度设计，最终指向“标本兼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修订行政监察法”已明确写入了此次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中。

上海试点，

围剿领导干部家族式腐败

如果说以上均为纪委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革设计，那么，上海即将要试行、未来或可能向全国推广的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则具体地指向了每一位领导干部，并形成制约。

这恰恰是当前反腐败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未来制度完善中相当重要的部分。用官方的表达说，也就是抓住了“牛鼻子”。

在年前中纪委公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双开的通稿中，其中有一条“罪状”指向的就是其“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两会期间表示，苏荣腐败案就是典型的家族腐败。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

据悉，苏荣本人忏悔称，家就是权钱交易所，他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

不只是苏荣，从周永康、徐才厚到令计划，这些“大老虎”落马的背后，揭开的均是从妻子、儿子到兄弟等亲属触目惊心的家族式贪腐利益链，无一例外。

据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透露，该规定最主要的是严格要求市级和局级领导，这在上海是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要求，上海在试点中要按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规定稳妥实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官员亲属经商，国家法律和党纪此前早有明文禁令。据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名为《关于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调研》报告称，仅从1979年至2011年，就有58次中央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

但这些党纪国法对官员的制约效果并不理想。

中央巡视反馈的意见很能说明问题。去年10月，中央第二巡视组曾不留情面地指出：上海市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群众对个别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倚仗其权力谋取巨额利益反映强烈。而在对央企的巡视中，中央巡视组发现，由自己或亲友开办私人公司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承揽项目或进行关联交易，谋取私利的现象最为普遍。

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此次上海的试点亦因此被寄予厚望。与此同时，另一项预防领导干部家族式腐败的制度也在加码。

2014年底，中央组织部发布消息称，未来将不断加大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核实工作的

力度。

在2013年以前，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已连续进行了3年。而在2013年12月7日，中组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之后，重新填写每一事项的情况信息更加严格，甚至上升到了“是否对党忠诚”的高度。

在这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领导干部除了需要填写自己的工资、奖金、津补贴以及各类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之外，还要填写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持有有价证券、股票、期货、基金等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

组织部门每年都会进行随机抽查核实和重点抽查核实。而这也是中央巡视组要抽查的内容之一，且确有官员因抽查而被发现问题。《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的落马即因不实的个人事项报告引起了中央巡视组的注意。

江西省因此吸取教训，决定从今年起，凡是拟提任副处级以上干部、确定副厅级以上后备干部、转任重要岗位人选，都要进行个人有关事项核查，干部“凡提必核”将成常态。核实的结果将作为领导干部是否对党组织忠诚老实的重要标志。

从中组部透露的信息看，未来加大抽查的力度将成为必然趋势。

现在看来，随着各项制度的出台和完善，反腐败已渐成围剿之势。王岐山正逐步践行“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约定。

若以每5年党政换届周期算，王岐山担任纪委书记的这一届中央纪委时间即将过半。从目前的态势看，王岐山正像是以倒计时的心态与腐败分子进行一场不能输的斗争。

而对于中央，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