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崛起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在文化、民族心理以及社会风俗上有较强的相似性。对我们而言，日本自近代以来的崛起和进入现代以来的复兴也能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与影响。

（一）初次崛起——日本近代化开端

一、外部因素

日本近代化初期西方列强都在加强对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的掠夺，西方列强采取的是通过向外扩张来促动经济发展及国力的增强。他们在亚洲毕竟不是轻车熟路，所以需要一个导航者，一个马前卒。此时的日本就自告奋勇的当上了西方列强侵略亚洲的马前卒，开始了对向亚洲其他国家的对外扩张。虽说西方列强都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取向，但总体来说，日本对外扩张的相关政策符合欧美列强在远东地区扩张的需要，得到列强的支持。此时西方列强激烈争夺着远东地区，无暇顾及日本，给日本向外扩张造成了可趁之机。

二、内部因素

1、地理环境造就品格

地理环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自然条件，对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特有的作用，因为它是一个火山众多的国家，对日本最有危害的自然灾害就是火山和地震。它不仅使日本民族具有东方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牢固的劳动观念，而且也锻炼了他们在各种困难之后重建家园的巨大能力。日本海岸线蜿延曲折，西北部沿日本海一侧，悬崖多，良港少，而东北部临太平洋的一侧，特别是本州东南沿海，有许多优良港湾，这为日本的海上运输、国际交流、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民族精神带来的强大凝聚力

日本民族的凝聚力与他们的天皇制有着莫大的关系。对于当时大多数日本民众来说，天皇就如同宗教，是日本传统之魂。当时的明治政权也是充分利用这点，从而学习德意志的君主立宪制，并用德意志的法律精神组成日本帝国宪法，奠定日本近代天皇的法律基础。

近代日本向西方学习方面，多数是物质层面而非思想层面的，日本依然保持了大和民族传统的精神。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超越了利益诉求的层面，上升到光荣与忠诚的高度，是大和民族民族性的体现，增强了日本民族的凝聚力。

3、对教育的自觉

日本对教育的热情比较高，很重视教育。正如依田熹家认为，日本早期实现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很早开始日本就普及了教育。近代日本教育是日本民众自己开始普及的，不是由政府主导。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日本的一般民众认为学问是一个谁都能用的上的东西，不是像中国一样是官僚阶层所特有的。从日本的教育来看，是人民大众推动了历史。在当时，日本是一个在教育上非常舍得投入的国家。重视教育也许是日本当时的必然选择。就像东京大学校长所说：“对于日本来说，也只有教育了。日本是一个没有能源、没有资源的国家，除了提高人的能力之外，没有其他的途径。”

4、明治维新，多方改革

其一，着力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强化经济实力，为崛起奠定物质基础。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废除落后的生产关系，日本从落后的封建体制迅速转变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体制。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繁荣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明治政府大力发展重工业，进而带动了轻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发展，使日本成为当时世界列强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其二，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强化国家权力，为崛起提供制度保障。明治时期，日本宣布废除幕府和地方藩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废除不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落后政治体制，为新制度的发展开辟道路；废除“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四民平等”；取消武士俸禄，使中央政府得以甩掉沉重的财政负担。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设立国会，实行宪政，制订宪法，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君主立宪体制国家，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竞争奠定了制度基础。由此，日本得以确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体制，成为和平主义国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三，对外开放，吸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观念，为崛起营造软环境。明治时期日本多位理论家都提出，要维新图强，必须“开国”。明治政府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学习先进思想文化，促进国内社会“文明开化”。在坚持“和魂洋才”的前提下，日本引进西方著作与学术思想，促进国内思想界争鸣。倡导学习西方文化，改良日本传统文化，为改革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明治时期，日本民众开始改穿西式服装，食用西式食品。

三、日本初次崛起的特点

1、重视学习

1871年12月23日，日本岩仓使节团离开本土，开始了对西方国家的厨房和考察。他们承载着两个使命：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各国，学习强国之路。使节团虽然没有完成第一个使命，但是却很好的完成了第二个任务。他们归国后将考察的资料整理编成《欧美回览实记》，大大开阔了日本人民的眼界。同时也促进了革新之举的推行。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设备和人力问题，明治政府实行“拿来主义”，这样可以将西方的先进成果直接应用到日本的经济建设中，快速的转化为生产力。实践证明，日本的“拿来主义”既节省了自主研发的成本，也缩短了崛起的时间，可谓意义深远。而且日本人这样的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

2、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获得成长

19世纪后期日本完全具备了跻身国际列强的实力，因而成为了远东国际政治格局中

的一枚重要的“棋子”。美国为了同英、俄争夺中国和朝鲜，力图扶持日本。英国为了维护和扩大它在远东的殖民利益，对抗沙俄势力，也拉拢和支持日本。明治政府充分利用这种情况，一面对欧美屈从，求得他们的支持和庇护；一面加紧准备，制造事端，对中国、朝鲜等邻国发动侵略。正是基于这些国内国际环境下，在对外关系上日本执行的是一条对欧美国家协调和“失之于欧美，取之于亚洲”的外交路线，从而在对外扩张中获得丰厚的利益。

日本的侵略欲望因先后战胜清朝和俄国而急剧膨胀。显然，日本并不满足于充当欧美列强在远东棋局中的卒子，也不甘心在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均势中仅充当其中一员的角色。在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中，日本的口号和目标是“东洋盟主”。这决定了它在中国问题上的排他性和强硬立场。日本要独霸中国的野心，意味着日本终将在远东国际关系中不仅与中国为敌，而且还将不可避免要与英美俄等国为敌。

3、军国主义残留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以“富国强兵”为基本国策，积极推行军事改革，较快地建立起了现代化的陆海军，使日本迅速在军事上崛起了。为了实现“富国强兵”这一基本国策，明治政府一面抓紧对旧的封建式的武装力量进行改革，一面又从财政上给予军备建设以最大限度的支持。在天皇和他的大臣们看来，“强兵”其实高于一切。为了实现强兵，明治政府还推行了军事工业优先的政策。当时日本国内一般机械工业发展缓慢，而炮兵工厂、横须贺造船厂等在很短时间内却发展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工厂。此外，日本还大力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建立起了天皇亲自统帅的陆军常备军和近代海军。

无论是陆海军学校还是部队的平时训练，日军都特别重视向全体官兵灌输绝对忠于天皇的思想。明治政府还任用一些封建武士上层人物担任军官，严密控制军队。随着时代的变化，日本统治集团又将法西斯主义同封建武士道精神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这种带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武士道极具反动性、野蛮性和腐朽性，它把日本军队完全变成了效忠于日本天皇个人的对外扩张、侵略的工具，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4、用对外扩张获取资本积累

明治政府推行“强兵”政策的根本动机是为了“富国”，即通过发展军事力量以推行殖民主义，依靠在国外寻求“物产”的“富源”，达到积累财富、发展经济的目的。日本在明治以后的资本积累，与对外的掠夺与扩张密不可分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不仅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还获得了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当时折合35亿日圆，加上利息等共36亿日圆。一直苦于经济贫困、财政拮据、资源厦乏的贫国、小国日本，像经过了大量输血一样，顿时财源富裕，活力大增，从而推动了经济和军事的迅速发展。

（三）二次崛起——迈向发达国家

一、二次崛起的条件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无条件投降收场。战后，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这次战后改革委日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成为现代日本的全新起点。日本经济在这个基础上迅速起飞，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在此时的崛起受到国际环境的很大影响，可以说，日本当时是处在一个很利于它重新崛起的国际环境。

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年，国际局势骤然变化，西方和苏联已经处于冷战状态，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认为，美国对压制中国革命已经无能为力，在东方只能扶持日本。美国对日政策自此开始发生转变，开始改变赔偿的方针，进行对日援助，把日本纳入美国经济的轨道，发挥日本作为“远东工厂”的和“共产主义运动防波堤”的作用。

紧接着后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给日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从天而降的大繁荣”的特殊时代，这些阶段的特需经济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动力。机会是摆在面前，但是能否抓住并利用，则事在人为了。日本抓住了机会，自从战败后日本政府就改变了原来的军事扩张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变为在美国的翅膀下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策略，先后开展了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这两项也正是日本经济在1965- 1970 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二次崛起的着力点——塑日本的大国形象

对日本而言，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改变世界秩序建立自身霸权的构想的实践。但日本的战败和战争的残酷性日本国内清醒的政治家认识到日本重新崛起的希望不在于重拾军国主义道路，而在于走一条适应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潮流的新路子。

在20 世纪50、60 年代日本主要采取经济外交方式，与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盟国加强交流和经贸往来为国家复兴做准备；从70年代开始试行多边外交，在美日同盟的前提下，分别与中国、东盟各国以及苏联发展不同程度的外交关系，并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国际社会化建设方面；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日本巩固了其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并且在经济的诸多领域超过美国。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对迈向政治大国的意愿也存在很高的呼声。主要有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模式、船桥洋一的“民生大国”模式以及河合隼雄的中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和平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以及重塑日本的国际形象——大国形象将成为日本新世纪外交的基本或者说根本性的目标。

（三）日本崛起对中国的启示

一、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崛起之路

日本崛起的事实是亚洲人的骄傲，也是亚洲各国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应学习的榜样；但日本崛起的路径，特别是日本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是其它正在或希望崛起的国家应该避免的。日本在近代的崛起是采用传统的军国主义的大国崛起方式，但最终仍然失败于对大国地位和权力的追逐中。对中国而言，当代中国的发展也不可能采取“摊牌”式的世界大战的武力方式。而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日益提高，中国也能在“体制内”实施对国际社会、世界的自己的一套建构思想。

二、准确把握机会、主动顺应时代潮流。

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开放的商品经济体制代表时代发展的潮流，封建锁国体制已成日本变革图强的障碍。二战后，日本经济凋敝，民众向往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时代的必然，更是日本不得已的选择。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发展、合作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变革的要求突出，国际社会正面临越来越多新的历史课题。共同用好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成为各国人民的愿望。中国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

三、妥善处理国际关系

一方面需要通过公共关系方法及时、准确地了解国际市场动向，了解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信息，了解国外的投资者、合作者和客户等等。另一方面，需要运用国际公共关系手段向国外的公众、舆论和市场传播自己的信息，树立自己的形象，介绍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信誉。即使不出国门的组织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也要运用国际公共关系为来华投资、经商或合作的外商以及来华旅游参观的外国客人提供信息服务，做好接待工作等等。

参与国际性活动的组织需要建立国际化的形象，即能够适应别国公众、获得各国人民接受和欢迎的形象。国际公共关系要成功，还必须善于运用国际新闻传播和广告传播手段。不仅运用我国的对外传播工具，更要了解对象国及国际上知名的新闻媒介和广告界与国外的新闻机构和广告业建立联系，懂得如何为他们提供新闻资料和广告资料。国际公共关系界早已进入中国。我们的组织及各类组织一定要抓住机遇，运用国际公共关系帮助自己走向世界。

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日本。当代东亚国际秩序，不同于历史上大国独强的“华夷秩序”，也不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焦点前哨，而是“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改变”说到底，就是需要中国与日本在双方甚至东亚各方的共有利益上进行塑造和拓展，来实现当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大转型。

四、把握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在现代化问题上，民族主义有时会扮演一把双刃剑的角色，它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又会阻碍它的发展。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民族主义曾经几度狂躁，昭和时期发展为“军国热”，中下级军官、右翼分子行刺政治家的事件多次发生，并最终将日本推上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在一个意识形态对峙不再主宰世界的时代，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政治整合和凝聚功能是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所难以取代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并不是危害国家的洪水猛兽，而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集中体现。

但民族主义的确存着可能的非理性因素，民族主义者在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时，可能会产生孤立主义和保守倾向。致力于建构民族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外界包括自由主义的批评进行认真严肃的判析，从而不断完善自己。以实现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保持激情的同时进一步向务实理性回归，这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