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接受的性别倾向

论文学接受的性别倾向

林树明

论文学接受的性别倾向

林树明

内容提要文学接受中的性别倾向,是文学理论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是文学基础理论建构必然要充分阐发的现实难题。本文主要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读者接受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强调了性别因素在开放式的文学阐释空间中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理论界,文学接受中的性别倾向问题遭到忽视,女性主义批评对读者接

受理论的拓展得不到重视。在汗牛充栋的读者接受批评著述,以及当下流行的文艺理论教材关于读者接受的相关内容中,皆未涉及接受者的性别倾向问题。毫无疑问,文学接受中的性别倾向确实存在,其扩大了作品内涵,丰富了审美感知。本文主要围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建树展开讨论。

一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迄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史,其对于文学接受主体性别倾向的强调,以及世纪之交一些理论家对阅读中性别化过程的关注,不乏现实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顺应了重视读者反应的世界文论大趋势。文学作品具有绝对的客观性, 是60年代以降的文学理论首先要颠覆的观念。读者接受理论通过重新调整作品与读者的关系 ,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及其历史。无论是罗曼?英伽登、汉斯?罗伯特?姚斯、沃尔夫冈?伊瑟尔还是其他接受理论家,首先要解构的便是作品具有客观的凝固不变的价值观念。他们指出,一行字、一页字或一本书似乎都是显而易见地客观存在在那里的, 其实是一种骗人的假象,作品的结构是与具体的阅读、评价无关的绝对而永恒的模式也是无稽之谈;作品的意义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产生的,与读者密切相关。

从时间上看,读者接受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几乎同一时期,可以说读者接受理论从逻辑上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颁发了通行证。不论承认与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呼之欲出的。意义是历史的产物,它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作品实际上意指了不同的读者类型,读者不同的主体规定也导致了对作品的不同理解,文学意义的实现既非全在于本文,亦非全在于读者,而在于双向交互作用的动态建构。此看法使女性主义批评与读者接受理论处于同一层次,是其复合叠加之处。可女性主义批评步步逼进,既摈弃传统文学理论的绝对客观论,又质疑其具备纯粹的科学性,认为传统作品和理论绝大多数是大男子主义的,是男性压抑女性的一种转换形式,文学领域充斥着陷阱。如果读者接受理论或阐释学是在问“我们怎么知道?”这一问题的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进而追问:我们要

知道什么?初期的一部女性主义评论集《经验的权威》( TheAuthorityofE xperience

MaurianneAdamsed 1977),便是将作品与读者反应联系起来,将其置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上进行性别剖析的尝试。紧接着的另一本女性主义批评论著《抗拒的阅读》(JudithF etterley, TheResistingReader ,1978),集中探讨那些男作家如华盛顿?欧文、霍桑、诺曼?梅勒等人的作品,认为这些所谓的文学经典是建立在男性经验之上的,与女性读者的体验相悖,从而倡导妇女读者对传统作品的怀疑与反叛。

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传递真实的、“人”的体验的观点,是西方父权制人文主义传统所强调的骗人鬼话。就连莎士比亚那样对女性较友善的作家,也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表现了对女性的蔑视。譬如,在《哈姆雷特》中,作者通过哈姆雷特对索菲利亚的指控,表现了自己的“厌女症”:

哈姆雷特对索菲利亚行为的理解,全凭他关于女性的男性定见,而索菲利亚的行为也完全受两名潜在男性的监控,其贞洁或淫荡全取决于哈姆雷特的态度。如果他爱她,她接受了他的礼物与爱抚,那她便是贞女;如果他只想引诱她而并不爱他,那她便是低贱的淫妇,因为哈姆雷特蔑视并嘲笑她,咒她该进修道院。①

父权文化一直将妇女排斥在外,传统的叙事手法和阐释话语,以及“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补充和丰富的”审美感受(姚斯语)是男性的。女性读者在穿越这种男性框架的历程中被不自觉地变得更加被动和可悲,所谓“填补未定点”的运作仍是男性框架的行为。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审视那些带有偏见的作品在阅读中反对多于赞同②。阅读应是对现存准则的挑战 ,女性读者是一名“抗拒的读者”,存在于由性别因素模塑的“诠释集团”(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座大厦便

是建立在“抗拒的阅读”这块基石之上 ,是对读者接受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公然冒犯③。在姚斯等人看来,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的消失,只不过有利于我们在一些经典作品中获得新的解释,一部作品的艺术特点在其初次显现中不可能被立即与全部感知。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认为,绝大多数经典之作是大可质疑的,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可能往往意味着对经典的颠覆与消解,以及发现许多属于“亚文化群”的“非经典”作品。语言不是把人们与现实隔离开来的囚牢,作为一个系统,它总是存在于历史的、特定的叙述中,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只从语言符号系统不能解释为什么妇女的语言是“无权的语言”。语言的意义也产生于不同说话主体的社会存在,事实与描述之间的距离由话语代表着政治权,政治权决定了话语权④。

读者接受理论虽然攻击“搞一个编年史一类的事实堆积”的历史客观主义的研究模式,要求“摈除虚幻的艺术作品的永恒本质以及观察者永恒的立足点”,但它对文学的本质或价值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与实证主义、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及神话原型批评相近,仍是一种大男子主义话语。深谙接受理论的美国批评家简?汤普金斯指出:

读者反应批评家们把自己的著作吹嘘成与新批评派的原则大异其趣。然而,我认为,如果对这些批评家的理论和实践细加考察,就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把文学理论翻一个个儿,不过是以新的调头在那里重弹形式主义的老曲子。……更为惊人的是,读者反应批评和其血亲——分解主义批评,并没有脱离由于形式主义把批评与阐释等同起来而使批评文章陷入的那种巢臼。⑤

男性权威与传统理性的联系被接受理论变得更加牢固和隐蔽,从而掩盖了对它的怀疑与批判。女性主义批评的政治性,将读者推向了一个更激进的位置。

读者接受理论最为基本的方面,便是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不同感受去阅读作品,读者的反应往往制约着作品的意义。但应该说,接受理论实际上是“无言地假定了一种‘既成’读者”,如何划定对读者独特体验的强调与无节制地放纵读者的界限,读者有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文化背景与主体身份的规定性……读者接受理论对这些问题并未深入探讨。接受理论的代表人物对读者体验的强调,大多还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所谓“超级读者”、“理想读者”、“全知读者”、“内行读者”、“叙述接受者”、“历史的读者”、“潜在读者”、“好的阅读”等概念,都还是些较抽象而宽泛的界定。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读者的厘定,将读者接受理论内涵中的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文学人类学诸因素经过调整而进一步具体化了。读者本身是理解多样性的根源,每一位读者都会带给作品一些不同的理解与期待。所谓“忘记日常自我的阅读”,或“一个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的读者很可能是一个不合格的读者”(伊瑟尔语)的见解是女性主义批评不能同意的。既然传统文学是男性偏见的产物,那么,放弃了自觉的女性批判意识,去适应那样的“召唤结构”或“填补未定点”,去与如此之类的作品认同,不就是与大男子主义偏见认同而甘心就范?接受理论所界定或期望的读者,并非是“中性的”或未具“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的。此外,如果所有的识读皆“误读”,那么“作为女性的阅读”所产生的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的正确性如何?又怎样完成其维护“姊妹情谊”、“社会主义”两性平等的政治目的?

二

伊?肖瓦尔特以阅读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为例,说明了“男权批评家的幻想如何歪曲了文本”,妇女的理解如何与其不同。在小说开篇,醉熏熏的麦克尔?亨察尔在某小镇为了五基尼钱将妻子卖给了一名水手。一名叫欧文?豪的男性批评家对这一场面作了如下理解:

摆脱妻子,抛掉妇女这块萎缩的破布,连同她缄默的抱怨和使人难忍的被动;逃避,不是鬼鬼祟祟地遗弃,而是公开地将她的肉体卖给陌生人,就像马在市场上被卖掉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生活中的再一次机会——《卡斯特桥市长》正是以这种对男性幻想有如此魅力的手法开始的。⑥

肖瓦尔特认为,上述解读无疑是对女性的极大侮辱。各种所谓的女性特征实际上是男性赋予她们的,那名被卖掉的妇女在小说“开场的几个场面里所表现的并不表明她是颓丧、抱怨和被动的”,所谓的被动特征,则因为她是女人,身负哺养孩子的重担。哈代想表明的是:亨察尔在象征性地卖掉他对妇女世界的整个拥有,他的悲剧也由此而生。肖瓦尔特的阅读还表明了“作为妇女的阅读”对女性的地位和价值的揄扬或认同:

《卡斯特桥市长》的情感轴心既非亨察尔与妻子的关系,也非他与露塞坦?坦波曼的泛泛的浪漫史,而是他渐渐地钦慕他妻子的女儿伊丽莎白?简的力量和尊贵。像该小说里的其他妇女一样,她受自己心灵的支配,男人制定的规则于她并不重要,直到亨察尔亲自教她尊重法律、父权及规范,这使她最终拒绝了他。亨察尔是个自称“仇恨妇女的人”,是个充其量对妇女表示了一种“傲慢的怜悯”的人,他的男子气概的衰退、市长的锁链、主人的权威及父亲权力丧失使他低声下气,失掉了男子的尊严。但在亨察尔所谓的弱点和“女人气”突破其脆弱之时,哈代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处于最佳状态的男人。⑦

其实,性别意识主要是一种文化建构,男性的文学接受也不乏敏锐的性别视角,也可产生同情女性的两性平等倾向。几十年前的瞿秋白在《小小的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一文中,从一句古诗入手,批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戕害,对文学在模塑男尊女卑性别定见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进行了清算,真可谓达到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高度。针对朋友称赞吴梅村词“惯猜闲事为聪明”一句,瞿秋白回答道:

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他不明白。我就说道: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小

说、戏剧,就是牢狱里的摄影片。……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唉!要不是钉着手铐脚镣,又何至于“惯猜闲事”才算得“聪明”呢?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社会组织、男女相对的观念——造成这样一个精神的牢狱把他们监禁起来,天下的事情在这般不幸的女子眼光中看来那一件事不是闲事呢?既然有这许多桎梏把他们禁锢起来,他们的聪明才力没有可用之处,侥幸的呢,也不过是“舞罢会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薪香坐”,不幸的呢,自然是“不分不晓恹恹默默——假伤春”了。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⑧

文学起着建构性别主体的重要作用,瞿秋白清明睿智的头脑,必然要寻求这些“女犯的相片”的炮制者:

女子既然是受着旧宗教,旧社会的影响变成这种样子,似乎这全是旧宗教、旧学说、旧社会造出来的罪恶,文学家不过是把他描写出来罢了。殊不知道文学的作品诗、词、文章、小说、戏剧——多少有一点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始终要担负这点责任。……这样的牢狱多坚固呵!这不是中国文学家——无题体、香奁体诗词的文人——描写出来的么 ?这不是他们确定社会上对于男女观念的利器么?⑨

由此瞿秋白达到了五四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新高度,比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更明确地指出了人们的性别定见与文艺的关系,鲜明地呈露出70年代众多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及80年代末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态度。令人十分惋惜的是,这一批判向度却在世界文学批评史中中断了几十年,也从未引起过学界的关注。

从作者至本文再到读者之间不存在一种简单的直接的交流渠道,即使作者的意图是传递一个男女平等的信息,却并不能保证读者也这样去接受它。妇女不会也不曾总是作为女人来阅读,一名妇女的阅读可能与男性中心主义认同。这种认同还包括接受者受作品中男性人物主导话语的影响。英国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小说吗》一文里声称 ,米尔斯—布恩丛书里的罗曼司,其作者、读者均为妇女,然而,没有什么比阅读这类小说所产生的幻觉更远离女性主义的宗旨了。于是,“批评的阅读将依靠她带入本文的关于女性特征的设想”⑩,女性的经历和体验,保证了这种阅读不同于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经历导致了对文学及生活的不同理解。这种体验主要是政治和文化方面的:

我们并非想证明男人和女人会在一些完全以经验为根据的事实上,例如将水烧沸、裙子的颜色、猫是否在草席上等等方面系统地建立起不同的观念。只有在那些有价值承载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与男人和女人的再生产或社会角色有关的问题上,才有可能出现明显的不同。(11)

这种差异日积月累会形成一些定式或惯例,影响人们的阅读。吉恩?凯拉特(JeanKenna rd )指出,任何文本的阅读都依靠两个方面:(1)读者无论何时皆理解的文学惯例,它包括阅读策略与引起联想意义的关联域;(2)读者采用的除这些惯例以外的选择,这些选择取决于当时是怎样一名读者。凯拉特以此来说明不同时代的读者为何会对夏洛蒂?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产生不同的理解。该小说最早发表于1892年,尔后便湮没无闻。1973年又以单行本面世,由于女性主义的推介,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女性主义代表作。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 《黄色糊墙纸》女主角的精神崩溃发生在曾作为育婴室的房间里,那所房间象征着牢房。但育婴室的这种象征意义被几代评论家所忽视,它一直被作为一个有爱伦?坡风格的恐怖故事。要理解这种象征,便有赖于当今形成的对习俗惯例即意义的关联域的认识,更具体地说便是有赖于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只有从这一向度,我们才能理解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所发现的,19世纪女作家作品中的那些房屋、洞穴、镜子、锁住的衣柜、抽屉、箱子等,是妇女遭限制和禁闭的象征。这也诚如台湾学者张小虹所援引的西方学者简?肯娜(JeanE Kennard)的审理:“女性主义对《黄色壁纸》之翻案成功,正在于有效形成一‘诠

释集团’以父权、疯狂、空间与追寻四大主轴交织成阅读女性文学之新语汇,得以开展女性主义‘对抗经典’之空间。”(12)

托妮?莫瓦指出,对于妇女作家女性意识的认同不能过分理想化,19世纪的女作家并非生活在真空里,她们无时无地不受到男权意识的侵蚀。那么她们怎样保持一种清醒而独立的女性意识呢,这要联系到男权意识形态来看,男权意识形态的统治本身是矛盾的,千疮百孔, 正是在各类缝隙中,作者可表达真正的女性之声,但怎样识别这种声音并不是件简单的事。这涉及到阅读的框架问题:

在任何语境中的阅读都需要一个框架,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框架包括主体性、话语与权力:它标明我们勿需接纳的既定意义、价值、权力关系,并可以表明它们从哪里来,代表谁的利益。(13)

女性读者与妇女所关心的问题认同,自觉的女性意识能帮助广大妇女读者在阅读中确立自身的主体位置,并由此发现前人所忽略的东西,找出女作家的独到之处,感受到女性的真实处境和思想。简?派?汤姆金斯对毕彻?斯托的《汤姆大叔的小屋》的读解,是很说明问题的。汤姆金斯认为,由于大男子主义作祟,美国19世纪文学通常被视为霍桑、麦尔维尔、坡?爱默生、梭罗及惠特曼等男性大家的文学,妇女文学受到贬抑,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家庭小说。她指出,肤浅和狭隘并不属于妇女作品及创造它们的妇女,而属于那些评论家。从女性的视角看,她说:

《汤姆大叔的小屋》在人们所能想及的所有方面都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书。它是第一部售出百万册以上的美国小说,其影响通常被认为是无法估量的。它既表现了其时代的价值又要对其负责,它属于一种文学体裁即感伤小说,其主要特点是出自妇女之手、为妇女写作并写关于妇女的题材。在这方面,《汤姆大叔的小屋》是一代表而非例外。它是十九世纪美国家庭宗教的神学大全,是对文化关于自己的故事的精彩编写:通过母爱而拯救的故事。从她们所能掌握的意识形态的材料中,感伤小说家们渲染了一个给妇女在文化中以权力和权威的中

心地位的神话;《汤姆大叔的小屋》是这些努力的最炫目的例证。(14)

作为一名接受理论或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著名理论家,汤姆金斯并不认为《白鲸》、《红字》等小说不是美国文学经典,她指出,评判斯托的小说应该有另一套标准,“与那些地位业已奠定的经典作品不同”,应突出其政治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促使弱者——即妇女们———继承整个世界的那一天早日到来”(15)。汤姆金斯认为当代许多专注于读者反应的理论家“仍没有超出形式主义看待文本的范畴”,应将语言感知为“权力的形式”,才能形成与形式主义的真正决裂,给批评的未来带来最大希望。

三

当然,文学接受中的性别价值定位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探讨了“作为妇女的阅读”的一些困难和分歧,他说:

要一名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或分裂的要求。它求之于作为一名女人似乎给定的,同时却又必须予以努力争取的先决条件。(16)

卡勒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同读者的交往有一些关节点和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批评要求能证明某一阅读给定的经验;而在第二个层次中,问题恰是妇女并不曾作为妇女来阅读,应探求如何使作为妇女的阅读成为可能;第三个层次是探究阅读与理性、当今批评的程序、假设和目标等与男性权威的共谋关系,开拓其他的选择。卡勒分析道:

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不是去复制某种既定的同一性和经验,而是去施行她根据其妇女的身

份而建构起来的角色。这也是一种结构,其可以这样延续下去:妇女作为妇女,来阅读妇女作为妇女。这种不一致性揭示了妇女内部的间隙与分歧,或者说,任何阅读主体及其“经验”的一种间隙、分歧。(17)

这种裂痕或分歧同样见于男性读者的阅读中。女性主义批评的使命不是建构一种可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阅读,而是标明它比男性中心主义阅读更有理,更令人信服。故卡勒说:

用肯定和独特的术语来描述作为一名妇女的阅读及其含义比较困难,但从差异的角度我们可给它下一个肯定的定义:作为一名妇女的阅读,就是避免作为男人来阅读,就是辨别各种男性阅读行为的具体幕障及变体,并予以矫正。(18)

卡勒似乎强调了阅读活动的参与性 ,阅读的成效不在于寻找到一种固定的阐释,而在于参与一个追寻意义的鲜活过程。“作为妇女的阅读”不是重复一种已有的身份或经验,而是去建构一种角色,或者说“女性读者”是一个尚待实践的角色。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批评对阅读主体“性别化”过程的强调,便摄纳了这种精神。80年代中期的女性主义批评论著把女作家和女读者的性别看作“既有的范畴”,而90年代以降的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目标是研究性别如何通过叙事过程或接受过程产生出来,而不是先于这个过程的性别,“不能把性别看做男女身体的一种本质属性,而是看做与特定的男性文化观念和女性文化观念相联系的一整套姿态、体态、立场、变形和情感”, “作为妇女的阅读”中的“妇女”不是先在或既定的“女性”读者,而是不断“女性化”的读者,其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建构自身的性别价值取向(19)。

首先,阅读的性别差异基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审美意蕴的复杂性,性别价值便潜藏在这种复杂性之中。文学作品是多层次多指向的,文学符号比日常交际符号更具有模式性、人为性 ,更需要作家的组织。作家在组织作品模式的过程中,融入了社会规定性与自我规定性。如前瞿秋白所言,这多种性质之一便是性别规定性。由于文学语言本身所具备的丰富性、多质性与开放性,由于作家的性别倾向在作品中的流露,还由于作品不仅与某种客体现象相联系 ,它还与被某种现象所唤起的主体经验相联系。可以说,大多数作品皆或多或少潜含一些性别色彩,这些色彩的强弱随接受的注意中心不同而有所不同。女性主义者和非女性主义者针对一篇特定文本所作的构想是不同的,因而会对相同的文本作出相异的理解。90年代中期 ,美国学者苏姗?S?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曾对仅仅关注性别身份的女性主义者进行了尖锐批评,强调“要解读文本里的主体性就必须对具有历史的、特定性的、处于一个多重的地位上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作家和文本、撰写者和叙事声音(scriptora ndnarratiyevoice)之间的中介环节进行追踪”(20),要求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用社会身份新疆界的关系论、情景论、流动不固定论的观点,取代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的僵化模式。同时,她也不得不指出:

既然现在存在着公认的传播较广的文学研究和教学的范畴供分析和教学,如按历史分期( 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维多利亚时期),按地理位置/国家划分(如美国文学、中国文学、西非文学),按文体划分(如小说、戏剧),按文学运动或传统划分(如现代主义),以及按历史原因造成的社会集团身份划分(如女同性恋文学、犹太文学),那么社会性别仍应该被确认为名正言顺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范畴。(21)

卡勒讨论女性主义阅读理论时虽然强调了“过程性”,但他主要是从文本出发,从文本再到文本,未注重文本以外的各种因素对读者的影响,忽视了“过程中的主体”的多重参照背景,即历史、现实、作者、读者等在文本再语境化中的重要作用。伊瑟尔虽然有泛化接受主体的倾向,但在讨论接受者对文本的补充时,他不得不承认,“无论每个读者可能具有什么样的体检,他总是必须采取一种态度,这将把他置于一个与本文有关的预定位置之中” (22);他必须持有一定的观点,从而使他与本文的迄今还不确定的联系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23)。而“误读”论的倡导者哈罗德?布鲁姆也同样明确指出,“阅读作为一种艺术有赖于

对那被阅读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期待”(24);作为阅读主体的“妇女”不是白纸一张,有一连串的文化库存或“态度”、“确定性”及“基本的期待”,这些因素皆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紧密相连。这诚如弗?詹姆逊(F Jameson)所指出的那样,阅读鲁迅《狂人日记》的读者,一般都“亲身体验过我们无法从精神上逃脱的不幸异化了的现实世界”,否则,只能将这部作品当作“精神崩溃的记录”,而不是对现实社会的指控。

其次,阅读主体的性别倾向源自读者生活经验的差异。这种差异产生于性别角色的主体差异。

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人们的主体性是由特定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符码厘定的,在共同的人性之上还存在每个人的性别差异与性格爱好个性等,两性既相似又相异 , 主体性具有性别特征。个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层面建构的: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人性”元层面,是一种“较抽象的规定性”(马克思语);由男女性别差异所形成的“类的属性”是中间层面,是一种较具体的规定性;而个体的“个性”是顶层面,是一种更具体的规定性。“人性”层面经由性别的“类”层面转换为个性层面,个性层面又经由性别的“类”层面还原为普遍的人性层面。故性别规定性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在人们的现实存在中起着较关键的作用。三个层面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相近性及互补性,相互渗透,相互建构与制约,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主导风貌。(25)性别角色即男女的期望理想化与一般化的男女行为准则。性别角色的差异来自两性的性相(gender)差异。性相是根据社会认定的性质,亦即与个人认同有关的属性、自我感觉、衣着形式及态度与兴趣等两性品质。性相差异产生了男女不同的文化理想和阅读习惯。这种差异虽然与两性生理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历史和文化造成的。这样一种文化造型,从一个人的童年时代便开始了。譬如,貌似天真稚拙的童话,便参与了性别价值取向的教化、性别角色的定位。因此,卡纳所谓的女性读者“必须予以努力争取的先决条件”是客观具备的,来自于阅读主体诸多的“前摄因素”,一些缠挟着性别倾向的“期待视野”用不着“努力争取”,妇女“作为妇女”的阅读并不十分困难,多数情况下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并不需要特别的身份定位。

接受主体的性别倾向起码会产生两种积极作用:第一是扩大作品内涵,丰富审美感知;第二是修正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帮助达到一种人类的自我觉醒。应该承认,女性主义批评对读者主体的进一步厘定,将主体、语言、社会历史及文化价值联系起来,弥补了读者接受理论的不足之处,为批判文学领域内的男性中心主义,提高广大妇女乃至男人的两性平等意识和鉴赏水平,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当然,过分强调阅读的性别倾向,强调每位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必须联系到性别价值定位是不妥当的,它可能扼杀了阅读感知的丰富性、生动性,导致将文学欣赏蜕变为政治识读, 导致阅读感知的单一乏味和一种封闭的无限循环的解释圈的形成。很明显,女性可作为女性而阅读,她们也可以作为工人、农民、少年、老人、黑人或白人而阅读,读者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因素也可能对鉴赏有所影响。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过分强调男女二元对立 ,宣称男人由于缺乏理解妇女作品的必要的生活体验,便必然曲解妇女的作品的观点也是欠妥当的。“妇女”不是铁板一块,工人阶级妇女的工作体验,对于资产阶级上层妇女来说往往是陌生的,而男性工人则可能具备这方面的体验。人们的文学鉴赏感受,许多是建构在间接经验之上的,故“越界认同”(crossidentification)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如德里达所言 ,“阳物中心论的逻辑随时准备着翻转或颠覆自己”,文本“写得越好,就越发动摇自身的界限或越能让人想到这些界限,还有阳物中心论的界限、一切权威与‘中心论’、一般所说的霸权的界限”,“像尼采、乔伊斯、蓬热、巴塔耶、阿尔托等人那些文本,是极端阳物中心论的,其方式多种多样。它们产生解构的效果,同时恰好又反阳物中心论”,“又有谁会安然相信乔治?桑、乔治?艾略特,或者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格特鲁德斯坦恩或海伦?西克苏这些非常伟大的现代作家就写那种单纯属于非阳物理性中心论或反阳物理性中心论的文本呢?(26)

凡优秀文本,其价值取向往往是多元的,接受者可从各种角度登堂入室,性别因素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①LisaJardin, StillHarpingonDaughters;WomanandDramain theAgeofShakespeare

,London,1989,p 172

②⑩ (16) (17) (18)JonathanCuller, OnDeconstruction:Theoryand CriticismafterStructuralism ,LondonandHenley,1985,p 53,P 137,P 49,P 64,P 54

③林树明:《抗拒的阅读;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读者接受理论》,《上海文论》1991年第5期。

④ (13)CrisWeedon, FeministPracticeandPoststructuralistTheory, GreatBritain,1987,p 23,P 174

⑤简?汤姆金斯:《读者在历史上:文学反应的演变》,《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256页。

⑥⑦ElaineShowaLter, TowardaFeministPoeticsTheNewFeministCfi ticism, NewYork,1985,p 129,P 130

⑧⑨瞿秋白:《小小的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七号(1920)。

(11)JeneferRobinsonandStephanieRoss, Women,Morality,andFictio

n,AestheticsinFeministPerspective ,1993,Hypatia,p 114

(12)张小虹:《文本里有女人吗?阅读〈黄色壁纸〉》,《中外文学》第22卷第10期,1994年3月。

(14)(15)汤姆金斯:《感伤的力量》,《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第478页,第489页。

(19)罗宾?R?沃霍尔:《歉疚的追求:女性主义叙事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20)(21)苏姗?S?弗里德曼:《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等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1页,第450页。

(22) (23)沃?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第281页。

(24)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25)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409页。

(26)见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